来源|教育者钱志龙（ID：EducatorTerryqian）
作者 | 刘周岩

北大附中改革后的第一届毕业生

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现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求学

他是一个“改革家”。
去年12月，桃蛋妈听说北大附中王铮校长未到退休年龄，就被北大突然免职，无比震惊。
很多人猜测，这是否是在用行为否定教育创新和素质教育的方向。
自他上任以来，传统名校北大附中用走班制、个性化的教育方式，挑战着传统的教育模式，王铮被称为“最富争议”的校长。
他说：“很多人说北大附中不像是一个中学，更像大学。我们不一定像大学，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像小学。”
随着一纸免职通知，北大附中的“王铮时代”已经结束。
在他被免职之后，有网友评论：“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学校。”“用心做教育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的孩子如果能在这样的学校该多好。”
也有人觉得，王铮被免职是“众望所归”。
评价一所学校的好坏，谁说了算？领导？校长？家长？老师？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不一样的秤，但真正有最终话语权的人，必须是学生。

当学生彻底告别了校园，进入到一个真实世界时，他们再回想起母校当年曾馈赠的礼物，或造成的伤害，他们这时候对母校的评价，更有价值。
本文作者，是一名普通又不那么普通的北大附中毕业生刘周岩，他是王铮校长实施改革后的第一批“小白鼠”，他从北大毕业后，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现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求学。
在王铮校长被免职之后，这名学生对此写了一篇字字铿锵的文章，用自己的回忆揭秘了真实的北大附中，桃蛋妈一字一句看完以后，热泪夺眶而出，分享给大家。
不知大家看过之后，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上这样“有情怀有理想有个性”的学校么？你希望这样的学校是越多越好，还是不再出现呢？
12月14日一早打开手机，看到很多同学发给我的北大附中校长王铮被免职的消息，有的人发了一大段感慨，也有的人只发一个“哎”字，还有附中以外的朋友向我询问原委。
北京大学的免职通知里没有解释任何原因，我只是一个普通毕业生，疫情后也再未见过王校长，自然不知道原委。网络上出现不少讨论，对王铮和他在北大附中进行的教育改革，有的赞扬，也有的批评，有些很有见地，也有些已偏离事实。
一篇文章下面有人评论：“北大附中究竟怎么样，应当由它的学生来说”。我想应当把我经历的附中改革时光以我的视角写出来。
我2010年在王铮改革同年入读北大附中高中部，是完整经历王铮教育改革的第一届学生。2017年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做记者，又于今年（2021年）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求学，就读于公共政策硕士专业。
离上高中已经过去十年，自己上大学、工作、又留学，同届的同学也走上了各种各样的道路。我们这一批号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最激进实验”的第一批小白鼠，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如何评价那段时光？
我自己总结，也是许多同学共同的感受，附中给我的三件东西铭记一生：学会与人相处、对知识真诚的兴趣、人不必走寻常路。
01 
在共同体中成长
我和王铮校长第一次打交道，是高一一天住校生的晚自习结束，正要从教室回去，发现王校长站在门口——学生都知道王校长每天住在学校，习以为常他在任何时间出现在任何地方。
我正要低头走过，他忽然叫住我：“你是刘周岩？”我很惊讶，还以为闯了什么祸。他解释说看过我写的一篇发在“银杏时报”的评论单元自治制度的文章，网站上的文章配有一幅我主持活动的照片，所以认出来。
我既高兴又有些紧张，可他没有说那篇文章写得好，也没有说写得不好，我们只是寒暄几句，就告别了。
后来接触多了，发现沉默寡言的他一向如此，以后我多次就学校或个人的事寻求他作为领导的指示或是作为长辈的建议，他都不会给出一个明确的倾向，总是让我“自己想”，让我自己想清楚了就“按自己想的做”。
但我知道，他总是关注着大家，就那样以标志性的背着手默默站着的姿势，出现在学校里的每一个角落。很多学生之间的动态，他都一清二楚，甚至有一次向我分享了许多上一届同学之间的感情八卦。
2014年，我作为13届代表和11届张弛学姐
在14届毕业典礼上作为校友代表发言，
典礼后与王铮校长合影
王校长看的那篇文章是我和同学论战“单元制”的，即后来“书院制”的前身。这是北大附中区别于其他中国公办中学最显著的区别。
学校取消行政班级后，学生重新组织，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组成六七个各有特色的跨年级生活共同体——即“单元”（书院）。
附中的书院墙
如果教育是有成长性的，相信学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人，小学一年级和高中的组织制度不应该一成不变的。但刚入学附中时，听闻这样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感受简直类似于百年前初入北大课堂的顾颉刚：“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进入附中前，我对王铮的改革具体措施并无概念。和附中里占多数的北大子弟或自幼在海淀区长大的同学不同，我是由崇文区（现已并入东城区）通过中考而来。
在中考报志愿之前最后一刻，一位朋友跟我说，北大附中比我原本填报的另一所大学附中“更自由”，于是我在没有向父母请示的情况下将它们的次序调换了位置，偶然中又带着必然地进入了这所处在教育改革最前沿的学校。
从最传统的“四十个人一个班，一个班一个班主任，班主任包产到户管三年”的制度出来，我立刻无比热情地投入到了单元制改革的过程，竞选了我所在五单元的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高一年级主席，参与自治会早期章程、组织的构建，在校园媒体、人人网等各种平台上乐此不疲地与同学论战。
这种新制度带给我们无穷的困惑和挑战，既是思想上的也是行为上的：没有了班主任，成人权威消失了，我们要如何管理自己？要用怎样的选举和议事制度保证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基础？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在哪里，个人与公共的边界又在哪里？
很多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定“契约”：小到单元活动室的值日如何安排、活动室里能不能打三国杀，大到集体预算如何管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以自治的名义否决来自老师的决定？我一度沉迷于对这些问题的辩论。
多年后我回学校，看到单元活动室的辩论海报已经换汤不换药地改成了“单元活动室里能不能吃外卖”，办公室里已经隐约有白发的语文老师孙玉磊还在和大家“找茬”，在校园网上逐条批驳同学的论述——就像当年和我辩论一样。
我忽然鼻头一酸，恍然意识到磊哥哪里是真的在和我们计较事情本身，他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和我们这些小孩子对垒，故意提出反对意见逼着我们思考、辩论、沟通，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啊。
书院活动室（原单元活动室）
按照俗套的设定，这个故事的结局应当是我锻炼出了领导力，在未来的工作里也承担起了管理角色。恰恰相反，我性格中另一面的因素占了上风，上大学后我有意不参与任何学生会或社团管理工作，也选择了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都最独立、最个人化的记者职业。
我意识到我对认识世界的兴趣远大于改变世界的兴趣，我重视思考胜过实践，无论这是好是坏，我对自己的性格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但在附中参与学生自治的过程，我掌握了最基本的与人相处的意识：我知道了要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合作，需要寻求支持与帮助；我知道了人和人之间会产生矛盾，有些矛盾是沟通可以解决的，有些矛盾是沟通解决不了的；我知道了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尊重和理解，我们希望怎样被别人对待，最好也怎样对待别人。
附中独特的单元制，还让我在学校生活中有机会大量和其他年级同学打交道，作为一个独生子女有了难得的来自同辈但不同龄的伙伴的情谊，我第一次在和同龄人交往中体会到竞争以外的依赖感和责任感，我感恩帮助过我的学长学姐，也愿在力所能及时帮助我的学弟学妹。我明白了给予有时候比索取更有价值。
每一个身处附中改革环境的同学，都会经历内心秩序从“破碎”到“重建”的过程。北大附中的改革是结构性的，外在制度已经变化了，逼着每个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当课程的集体与生活的集体分离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人，无论通过选课，还是社团、书院活动如篮球、足球赛事或戏剧节、舞蹈节，都不得不认识更多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书院、不同的年级。
既定的秩序消解了，每一个人只能去寻找自己的同伴，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己。

王铮1982年从北大附中升入北京大学时学的是物理，回附中任教后也一直教物理。我总觉得，他这个人身上和他的改革带有某种物理学的气质。他对学校的变革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这或许能够解释他为何在一些“大事”上放得很开，一些“小事”上又非常严厉。
他极少对具体事情的走向给出具体意见——我曾参与组织过学校的第一届校友日，那是十分隆重的活动，涉及到大量人、财、物的安排，学生团队和王铮开会，得到的全部指示只有一句话“你们自己定吧！”
他所着力的，是坚定改变底层制度设计，让制度去影响人的行为。对于制度本身他是寸步不让的，任何想要退回到原有制度的妥协，都会领教他的“金刚怒目”。
记得有一位老师占用班上同学的中午休息时间补了一节课，看似是小事且出于好意，却被他严厉批评，因为在制度设定中，学生在校期间必须要有自己支配的大块时间，如此才有自主探索的可能，也不得不自主探索——因为学生要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就必然涉及选择目标、实现目标的思考与规划。
附中的种种制度环境，书院制、选课制、导师制、时间和空间结构的改造，都导向同一个结果：学生不得不自主管理。他以一种近乎物理的方式，设定了我们所在环境的“基本定律”，其他一切不过是基于此的自然推演。
2013年，我参与了第一届北大附中校友日的组织工作，
图为当年10月活动当天校友签名留念的纪念墙
02 
知识是崇高的
学校不只是搞活动，学科学习应占据生活的主体，我对此表示完全的认同，事实上我在这一点上是相当“保守”的，我认为北大附中应该尽可能培养基础学科研究人才，也应当以学术能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
我最感激附中的，正是我得以在高中阶段通过许多老师的课程启蒙出对知识的真诚兴趣。
附中进行了课程改革，强调课程模块化、选择性，注重过程性评价，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等。为了推动这些变化，王铮出台了很多措施，比如在一些考试中要求老师不可以出不能完整考察理解的选择题、要求很多教室改变“排排坐”的桌椅模式而改成利于讨论的圆桌式、打破“四十分钟一节”的时间定式而增加整块时间以利于开展讨论和实验教学等。
这些措施始终有争议，但其背后让学生深入、自主学习，不局限于教材、考试而更关注知识本身的指导思想，和附中多数教师的教育理念是底层相通的。
附中更喜欢聘任有综合学术背景而不只是受师范训练的老师，很多老师都是从学科、学术的角度讲授知识，而不受限于基础教育阶段对这个科目简单化、标准化的理解，这是附中教师一种整体性的特质。在一些科目上，附中教育改革形成的自由氛围和老师个人的学术素养及创造力结合，开放出灿烂的花朵。
比如我受益最深的是生物课。我永远感谢韩冬老师不仅让我喜爱上了生物，更借此一门学问而打开一整个知识的天地，对于求知本身的乐趣有了真切的体验。这种感受，是一经体验而终身再难忘记的。
韩老师践行启发式的教学，注重设立有挑战性但我们努力思考又能达到的学习区间，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他的课上总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引导我们向思想和概念的更深处前进。他特别强调“思维模式”“知识迁移”，总是叫我们思考不同知识概念甚至不同学科间的联系。
我现在都清晰记得，原本是最细碎、事实内容最多的细胞结构的内容，因为和生态系统、生物演化等其他知识的类比，以及对“微观-宏观”“结构-功能”等关系的思考，我学得津津有味，甚至交出过一份用英文作答的作业——韩老师出了很多探索性的问题，我自发地查阅了不少大学教材，对“高尔基体”“核糖体”这些名词的英文熟过中文了。
韩老师对这种稚嫩的炫耀，也是包容和鼓励，还借给我一本讲“内共生假说”解释线粒体起源的科普书，鼓励我朝更深的方向思考。毕业时问韩老师近况，他说要自己编一本生物学教材，因为现有的无论中外教材都不能叫他完全满意。
其他科目，如刘亮老师的物理课、胡可隶老师的化学课，无一不是从学科本身传授知识，而不只是机械做题目。
可我自己在附中遭遇的最大迷茫，恰恰来自于知识道路上的挫折。我对科学的兴趣虽然浓厚，成绩上来讲在高手云集的附中却只能算中等。我应付一般高考范围以内的知识尚可，学科竞赛却毫无成绩。
我天分有限，而且又贪玩，下的功夫也不够，自然不行。同届同一起跑线搞竞赛的同学里，早已有人获得国际物理奥赛金牌，获得全国名次提前保送的更是有多位，我愈发感到无力。
这个过程里我逐渐意识到：我的性格和天资恐怕决定了我不是能够推动基础科学进步的人。这个清醒却沉重的认识，让我一度无比失落。
好在我对人文科学的兴趣日增。最初的人文启蒙，也是在附中课堂上完成的。
马慨老师的历史课上，让我们阅读“乌托邦”“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并做报告；酷爱鲁迅的董玉亮老师语文课上不断强调叫我们多阅读整本的经典、不要只满足于看教材；孙玉磊老师语文课上不要求我们死记谁是“初唐四杰”反而留作业让我们搞清楚是谁在什么时候“规定”了初唐四杰的归属及地位，引导我们初步思考文学史话语权的问题……
董老师的国文教室和书
附中的时间安排自由，又有免修等一系列超前的制度，我得以有很多时间终日“看闲书”。忽然有一天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不能干脆去学人文学科呢？我非常忐忑地把这个“大胆”的想法和一位老师说了，他不以为然：“当然可以啊”，然后给我开列了一些书目，叫我假期先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了。
一次从图书馆走过，他叫住我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去自习，还有作业没写完，他说不要写作业了，今天有一位叫戴锦华的北大老师来做关于电影的讲座，她很厉害，你去听听，有好处。
高三开始前，我已经决定就读人文学科了，从做题的角度我还是更擅长理科——所以继续参加了理科高考，但专业志愿依次填报了元培、哲学、中文，最后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同时修读了哲学双学位。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正是戴锦华老师。
附中培养出了我们对知识真诚的兴趣。这种自我发展出来的兴趣是真实的、持久的。我之所以选择了以记者为职业，不过是“好奇心”三字而已，而这种对认识世界的兴趣，毫无疑问发端于附中时期老师们的引导、同学间的讨论和自由的阅读。
更有很多天资与刻苦远胜于我的同学沿着学术的道路前进。教育我要多读书、每每发言都让我自惭形秽深感自己不学无术的C君，正在哈佛大学读古典学博士；对物理充满了赤诚的热爱，在食堂排队打饭时兴奋给大家讲解他自编的物理题的Q君，在杜克大学读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博士；聪慧过人，和我一同担任韩冬生物课代表的D君，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应用数学博士。还有在斯坦福大学读计算机博士的L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经济学博士的R君……
只是同届的同学，随手就能想到太多。我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又继续做了四年本科同学，亲眼所见他们初入大学就迅速崭露头角，我想这和附中老师的培养及校内“知识崇高”的氛围是分不开的。
2017年，韩冬老师（图中穿灰色上衣）
来北大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和部分附中13届同学的合影，第二排右一是我
03 
附中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责任
附中教给我的第三件事，就是人可以不必走寻常路。
附中改革后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艺术和体育活动的更加繁荣。这种繁荣，不是靠单独招收一批特长生去取得专业竞技成绩的“假繁荣”，而是让每一个普通同学，通过制度化的、有校外专业教师指导的足球赛、篮球赛、戏剧节、舞蹈节，以及各种社团和俱乐部去探索和发展。
王校长上任初期很争议的事件之一是取消了特长生，但与此同时学校里参与各项艺体活动的人却大幅上升。凡是在改革后的附中上学的，极少有人没在“四大赛事”中参与过点什么。
记得我们那一届一切处于刚起步的阶段，足球校队就获得了北京市高中业余联赛冠军——不是我们踢得有多么突出，而是偌大一个北京市，愿意投入资源给普通同学组织一支正经足球队的学校太少了。
从足球中我学到的太多，对团队的认识、胜负的理解、自我个性的探索，是任何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我至今和其他球队队员把我们的教练刘世哲视作恩师。
2020年和刘哥（足球队教练刘世哲）合影
北大附中的培养目标里，“个性鲜明”是第一条。丰富了各类艺术、体育活动之后，学校里呈现出一种更多元的氛围，更多人有机会展示自己、获得自信，这对处在青春期的高中生的意义无比重大。学校里不仅成绩好的同学有一席之地，学生社团的领袖、戏剧节上大放异彩的同学，都很受人欢迎。毕业以后，也有更多附中学生勇敢选择不走“寻常路”，探索人生的可能性。
前几天我在伯克利见了一位附中同学，他从北大和哥大毕业后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为写作的理想留在美国，舍弃纽约的繁华生活孤身一人住在新墨西哥州，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各大英文杂志供稿。
听他讲自己的经历，我对他说“你是非常‘北大附中’的人”，我们都会心一笑。
整个学校就在“不走寻常路”，和整体的大环境显示出一种明显“异质性”。这种理想主义的纯粹与承受孤独的勇气，激励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做出自己人生的选择时，也多一分勇气。
当我放弃理科竞赛、放弃成为科学家理想的时候，我实际上和所在的小群体脱离了。我偶尔孤独，但从未感到自我否定，反而是从环境中汲取力量和支持。
如此我才有机会把原本对知识的兴趣、对体系性思考的渴望和创作的冲动，发展出新的实现形式。

参加理科高考而选择文科专业的是少数，中文系毕业当年直接工作的也不足十分之一，中断工作继续出国读书也是说的人多做的人少——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对我自己的人生毕竟意义重大，是附中的教育给了我这种底气，让我不必在选择关头过分顾忌旁人的目光和“主流”的选项。
毕业快十年，虽然谈不上做出过什么大的成绩，但我在上学和在三联做记者工作的几年都自得其乐，也创作了敝帚自珍的作品，我感到充实和满足。
我远没有“活明白”，来到了所谓“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年纪（25-30岁），生活、事业都到了一个归零要重新出发的阶段。
未来充满不确定，但我并不过分恐惧或焦虑，我相信只要不断回到基本问题：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为了我的目标我该付出怎样的努力，我最终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哪怕走不出，那又如何，至少我努力地生活了！
15到18岁成长的关键阶段浸润在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环境，影响到了长远的人生态度，想来这才是一段教育最关键的意义。
毕业以后，因为参与校友会工作和其他诸多机缘，我认识至少改革以后五六届的众多同学，还有很多大学同学成为附中的年轻教师，大学老师则成为附中家长。通过他们我得以了解此后几年附中的变化。
附中在改革过程中，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变化，也产生了新的争议和问题。但我想附中让学生自主发展的教育理念，宽松自由的学校气氛，和非功利的教育改革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学会与人相处”“对知识的热爱”“不必走寻常路”这三点收获，也是许多届同学共同的感受。
或许有人说，我最后高考侥幸过关，才对附中有玫瑰色的回忆。可我这一届、上一届和下一届，学校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三四百人一届，每届至少有三十到五十人考入北京大学。
这三届既经历了王铮的改革，又还没来得及体现出“逆选择”——即家长听闻王铮改革，为求稳妥就放弃把附中作为升学主要选择，导致恶性循环。这三届或许可以视作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只有改革发生的对照实验。
以高考为名取消一切讨论是容易的——这种以一个看似更高的价值（例如“发展”，例如“国情”，例如……）一棒子打死所有其他可能性，不仅自己主动放弃思考与行动，还否定并压制其他人改变现状的努力，在别的舆论领域也屡见不鲜。这样的态度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那些没有在高考中取得理想结果的同学，他们会对附中如何评价？假设他们当初进入了一所更传统、应试训练更严格的学校，会不会能够避免遗憾？我无法代表他们发言，但从毕业近十年的时间尺度看，我所见他们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
现有的选拔制度是零和游戏，有人“胜出”就必定有人“落败”，但教育不必是零和游戏，应当可以让每个人都在其中获得发展。
“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不仅是北京大学成立的初衷和使命，也是北大成立北大附中的初衷和使命。
1960年，正是为了探索基础教育改革，北京大学以一批大学老师为创校团队组建了附属中学。从最开始，这所学校的使命就不仅仅是培养出一些优秀学生，更是为整个中国探索基础教育的新可能性。
改革是附中的基因和血脉，而不是王铮校长的原创，六十年来附中进行过无数的教育实验。王铮不过是作为附中传统的一部分，继承学校使命，做出了新时代下的新探索。
我后来有机会了解到世界范围内许多创新学校的工作。我很强烈地感受到，附中和它们殊途同归，背后理念是一致的：以学生为中心、从标准化到个性化、重视社会情感学习、培养自主的人……
道理很简单，因为教育是要适应时代，一个高速变化、不确定性愈发增加的未来社会，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必然朝着培养更有自主意识的“人”而非“工具”的方向发展。“以昨日之法教我们今天的孩子，将使他们失去明天。”这是杜威百年前给我们的警言。
唯一不同的，附中是在当下中国的基础教育语境下实践这一切，争议也源自于此。
人们对附中的讨论很容易陷入“素质教育”“应试教育”的二元对立，但我更愿意把附中的教育总结为“非功利教育”。一言以蔽之，北大附中所做的很多时候不过是回归常识、回归教育的本质，培育一个具有完整品格的人，真诚地办教育，而不是经营一所“成功”的学校。然而回归常识，或许正是当下中国社会最需要的。
附中显然享有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资源，附中学生也受益于此。无论是外界的诘难，还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思考，不可回避的事关教育公平的问题都是：北大附中在中国教育中的位置是什么？作为一所公办中学——即理论上应当为全民服务的学校，它的责任和实现责任的方式是什么？
中国还有那么多学校解决不了基本的资源问题，北大附中在这里讨论这些“超前”的问题，是不是显得脱节？
我为教育不公平的情况感到担忧，我认为正因如此，北大附中不仅应该探讨改革，而且要更加深入地改革，因为这就是它能实现自身责任的方式——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做“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成为社会的引领者而非适应者，在这里探索出来的改革经验有一天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惠及整个中国基础教育。
北大附中的改革还不能、也没有必要用“成功”来形容，它有很多不足，也带来很多新问题——比如说去权威化的人际关系中如何构建新的师生关系？自由的限度在何处？如何对接基于素养的学习和国家课程及高考改革？怎样避免眼花缭乱的校园生活使学生流于肤浅的个人主义和“精致利己”？如何把附中的教育模式推向更多内外部条件截然不同的其他学校？……
去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附中可以给全社会做出的贡献，因为在将来中国基础教育一定需要更大范围的改革，需要有人做开路先锋。这个责任北大附中不承担，谁来承担？
北大附中绝不该退回自己的舒适区，不做创新与探索，把全部资源用一种保守的方式办一所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学校，那是真正自私与背弃责任的行为。
“新教育的道路并不是一条比老路容易走的道路，相反，新教育的道路是一条更艰辛和更困难的道路。”这是1938年，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中总结当时已进行20余年的进步主义教育实践提出的告诫。
世界范围内，我以为北大附中从性质上最接近的是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也是北大附中在美国的姊妹学校）——都是由大学向下成立，以教育实验为创校使命的进步主义教育学校。
改变了世界教育史的“芝大附中”历经百年风雨屹立至今，直至今日仍是进步主义教育的旗帜。回顾历史却发现，亲自参与创办这所学校的杜威本人，仅在学校成立八年后就因为管理上的不愉快而离开了芝加哥。
任何教育改革都会在其环境中带来现实的具体冲突。但历史有会有另一种评判。
王铮校长如今离任了，功过是非自有很多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利益、遭遇做不同的评说。我想只需要回到几个基本的问题：
  • 王铮是否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 北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在今天的中国，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 未来的北大附中，还要不要坚持教育改革的道路，北京大学还要不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如果有一天，附中不再继续改革，那就是北大附中和北京大学放弃了自己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承诺，而把附中退化为了一所为特定人群子女服务的中学。到那个时候，应该取消它的全部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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