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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政府官员警示，国际压力下，人民币国际化重大战略要做好准备
  • 分析人士：人民币国际化有急迫性，但也不能操之过急
随着香港国安法立法，中美关系再度走向敏感时刻，在美方可能推动金融制裁的丝丝寒意之下，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近期开始警示可能的重大风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因此显得更加迫切。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近日公开指出，中国多数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主要依靠美元支付体系，这套支付途径“是否安全值得担忧”，而考虑到今后会碰到的一些国际压力，“恐怕人民币国际化重大战略要做好准备”。中国中联部原副部长周力亦撰文警示，中国要做好摆脱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准备。
“美国对国际支付清算主要渠道的控制，有可能令美元对中国形成‘扼我咽喉’的重大风险。”
十年前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近几年脚步渐缓，并逐渐转为境内金融市场开放主导。在国际层面，目前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储备体系中虽有上升，但仍仅占2%左右的份额。同时，中国实体经济对美元融资的依赖程度却在加深：彭博梳理数据显示，中国四大行在2019年末美元负债规模高达1.4万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五倍，而中资企业7月初的离岸美元债和贷款存量规模约为9540亿美元，较2017年已翻番。
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年启动之后，之后几年的人民币汇率刚性升值极大助推了跨境贸易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人民币亦在2015年末顺利加入国际货币基金(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但8.11汇改令人民币短时间内大幅贬值，刺激了资本外流，海外市场对人民币信心一度受挫，国际化进程遭遇逆流。中国虽然也推出了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但在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支付方面，收效并不明显。
中国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周永坤上周五在外汇交易中心会议上称，目前跨境证券投资人民币结算占全部跨境人民币结算的57%，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将继续稳步引进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直接交易。
截至周一北京时间下午2:51，在岸人民币上涨0.03%，至1美元兑6.9981元人民币，接近3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山雨欲来
十年后，人民币面对的国际逆风有增无减，中美贸易战随着美国大选、香港局势变数频发，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而美方本月传出的对华金融机构、对港币汇率制度等金融领域的潜在制约亦引起观察人士对美元主导体系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采访中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美国会对中国采取一系列金融制裁的行动，甚至不能排除有朝一日扣押中国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确实是有急迫性。”
渣打大中华和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也表示，由于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来说，从一件值得做的事变成了一件不可缺少的事。
本月初，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一项法案，将制裁与参与打击香港民主抗议人士的中国官员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并将呈交总统特朗普签署。
“即便这一法案的效力只局限于香港的个人和机构，已经足够糟糕；如果制裁还涉及中国内地银行，那将会让金融战的风险大幅提高，”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经济学家George Magnus在邮件中回复彭博称，“切断银行的美元融资渠道将造成重大冲击。”
上周彭博还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的一些高级顾问希望美国削弱港元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不过此举尚未被提升到白宫的更高决策层面，从而表明这个想法还未获得认真对待。
Magnus推演说，这不仅将冲击通过美元进行融资的银行，也将影响到发行美元债并需要美元来偿付利息、按揭和贷款的企业，并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在一些更为脆弱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之中蔓延，造成违约风险甚至导致经济再次停摆。
能做什么？
为降低上述风险冲击，分析人士建议，应将中国海外资产币种多样化、把美国国债变为其他形式的资产、把金融资产变成实物资产、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尤其是对美国），以及适当减少外汇储备，把美元储备变成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
余永定并指出，还应加强同SWIFT合作，预防美国把中国从该体系中踢出；同时加紧同其他国家的合作，推出国际结算体系的备选方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可以要求用人民币计价，并鼓励发熊猫债等。
中国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降低经济对外依赖程度。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说，两会期间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点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保证。
6月末中国最新宣布了久被期待的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的公告，将允许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资金汇划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资金兑换在离岸市场完成。
道阻且长
但中国监管层也深知，人民币的国际化目标难以一蹴而就。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最近就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不必急于求成。
Magnus表示，任何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只能在两种情况下实现，一是大规模且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二是资本账户的自由开放状态。就中国的经济和政策现状而言，前者的实现殊为不易，而后者意味着放弃对资本外流的管控，目前来看也并不现实。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不能揠苗助长，”余永定说，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政府、投资者和居民愿不愿意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和价值贮存手段, 取决于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在余永定看来，这一进程虽日益紧迫，仍要掌握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既积极有为，又不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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