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陌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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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保守派知名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 A. Murray)写了本书,《分崩离析》(Coming Apart)。自由派主流人物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也出版了《我们的孩子》(Our Kids)。两人在政治立场上完全不同,却不谋而合地用大量沉重的细节描绘了美国当今社会贫富差异的现实。
一方面,美国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两党建制派共同支持的全球化和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让世界经济在1970年之后的40年间总额翻了四倍。美国聚累了更多财富,在亚洲,中国和印度也取得了惊人的脱贫和进步。
美国也是21世纪的信息革命的发源地,互联网、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各种高歌猛进。许许多多的人亲身体会到,“America is already great”。
与此同时,美国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选择了从制造业经济转向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不同于德国、荷兰、卢森堡等欧洲国家那样依然努力保留制造业并从政府层面出台很多工人利益保护政策,本世纪初,美国精英圈忙着张罗新的一轮制造业迁移海外的操作。随着中国加入WTO向美国输出商品,仅仅十年间,美国就失去了两百万工作。与此同时,全球化还带来了外包产业的兴起,被海外取代的除了蓝领工作,还有白领阶层的工作。甚至出现公司出于节省成本,先让美国人培训外包公司的雇员,技术成熟之后就解雇美国人的现象。
伴随着这样的产业结构性调整和升级,还有自动化兴起造成的机器取代人工,结果变成,工薪阶层经过两代人之后,出现一大群未充分就业和技能缺失的人。他们的困境大同小异,贫穷、单亲家庭上升、犯罪、毒品(点击前文🔗)、人均寿命下降(点击前文🔗)。这些情况似曾相识,让人回想起80年代围绕美国穷苦黑人困境的大讨论。而这一次波及的主体是白人工薪阶层。这个群体曾经是二战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新政的基石,而现在的民主党却在失去吸引他们的能力。
老百姓的美国梦走向残破体现在具体的数字上,1940年出生的美国人,还有92%的概率能实现收入超过父母辈(折除通货膨胀因素);到了1990年出生的一辈人,这个比例已经只有50%;往后可能更加低。
59%的美国人付不起四百美元的生活应急费,依赖每个月发工资才能揭锅。美国新增加的工作中,94%属于没有福利的合同工。那种一个公司干上几十年的稳定生活光辉不再。虽然失业率在08年经济危机后得到控制,但是过去十年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恢复缓慢,这个数据里包藏着大量脱离就业市场再也不找工作的人。
尽管美国签署的每个自由贸易协议都带着再就业培训的条款,然而事实上,大部分再就业培训成功率只有0-15%。一个45岁的翻汉堡的店员,如何学会编程?他们被政治遗忘了,结成了一支沉默的大多数。
一些最基本的事实表明,经济模式已经变成了一种“赢者全拿”,分配不均的现象日趋严重。国民财富增加部分大幅流向金字塔顶端的1%的人,更确切的说,其实是排在社会尖端0.1%的人。中底层社会地位上升渠道越来越窄,阶级固化加剧。
建制派谈吐得体,但是他们的方法并没有让美国老百姓普遍受到实惠。伴随着自动化淘汰人工、全球化产业外迁、外包行业输送国外人取代美国本土人工作等做法,是越来越多的对传统美国政治不再买账的失落的人。
美国人的投票选择,有两大驱动力,经济和文化。
文化因素在左,主要包括少数族裔权利(以非裔为代表)、女权、LGBTQ(性取向平等)和环保主义,在右则是民族主义、拥枪权利、反对堕胎、以及维护宗教信仰(主要指基督教)的繁荣。
选民可能会因为文化因素的强烈,而做出与自身经济利益有冲突的选择。上世纪30年代,南方的乡村的白人曾是民主党福利改革倡议的主要支持者,例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力挺罗斯福。而现在,尽管社保福利和奥巴马医保符合南方农村白人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大部分成为川普支持者。
而当政府政策没能有效保护足够多的人的经济利益的时候,经济因素会成为左右选情的主导。时间长了,还会导致政治精英与选民沟通失灵的状态。这时候,两党选民会各自拥抱或左或右的变革思潮。也会有投机分子利用选民的不满乘虚而入,兜售一些偏激煽动的政策,甚至改变美国民主的本质。
2016年是共和党建制派的全线溃退,经历党内的分崩和重组,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川普党。而当下正在进行的民主党候选人的争夺,则是延续2016年战况的党内左翼与建制派之争。
从近期的民主党选情变化来看,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左翼进步派(progressive)上升势头强劲。最新发布的第三季度各候选人筹款数字显示,两位progressive掌门人Sanders和Warren获得了最多捐款,超过了建制派的最大热门Biden和被寄予厚望的新生代Buttigieg。
最近在各种预测榜单上,Warren也频频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第一热门。而政治素人的Andrew Yang(杨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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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不断打破各种预测,从年初民调0%的凄凉状态下一鸣惊人,强势上升,跻身前五。杨团队第三季度的筹款增长达到225%,居党内第一。

这个趋势恰好说明,现在美国的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解决被忽视的民众的困窘生活。社会阶级固化成为选举的核心焦点,超越了其他例如性别、种族、民族、性取向、地缘等等的社会分歧,主导选举的议程。选民青睐“体制外(outsider)”或者think out of the box的人。
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到了让得益的人多多回馈社会的时候了,这让民主党内经济左翼很有市场。在贫富差异百年最高的情况下,以往的路线对缓解社会阶级固化的趋势乏力,民众开始惩罚老套路的政客。民主党建制派的文化议题无法有效地引起被全球化和自动化甩下车的工薪阶级的共鸣,而progressives一支倡导的爱国色彩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则有望吸引他们。
对于受建制派政策实惠的人群,当下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相对而言,这种痛苦才开始几年,而那些被政治遗忘的人,却已经沉默了许久。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几十年,而不是始于2016。只有从根本点入手,降低贫富差异,重塑健康的财富分配体系,改变美国中产生活改善乏力的情况,美国政治才会恢复常态。
这也是制度纠错的一部分,保证国家的持续发展。可能出现一两个你无法接受的不靠谱的总统,但不会一直如此。恰好是与你需要完全不同的选民送出了要求系统解决他们问题的强烈信号。这社会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理解他们,给出实质的关怀,一切会好起来。
有竞争和曲折,胜过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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