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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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2018年是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连续第三年下降。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美国上一次如此的大规模减寿现象,还要追朔到一百多年前的1915到1918年,而那个时代,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尤酣和1918的世界流感大流行。


由于生产力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多年来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一直在稳步提高。这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还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金储备不足,家庭养老压力飙升。根据CDC报告,这三年的反常,起因并不是老人去世早了,而是大量壮年人群由于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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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自杀等原因早死,拉低了全体社会平均值。
仔细研究数据,发现男人是这个反常现象的罪魁祸首。比如在2016美国男人预期寿命为76.2岁, 在2018下降为76.1岁,美国妇女这几年却都能维持在81.1岁这个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亚裔的预期寿命总体上大大超过全国平均值,男人达到了84岁,女人是88岁)。
那么美国男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从一个多年前的报道中可能能得到一些启示。


1995年夏天的芝加哥经历了一次为期五天的热浪,造成七百多人的死亡,大多数是一些宅在不通风且缺乏空调的公寓里的老人。在这个统计数字里最令人吃惊的是,死亡人数里男女比例居然为4:1。


难道老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宅在家里?最近有一个社会学问卷解释了这个问题:


如果问60岁以上的老人一个问题:谁是你最好的朋友?60%老爷子的答案是“我太太”, 而只有30%的老太太的答案是“我先生”。
男人更容易有孤独感,一项社会学研究发现,男人在25岁之后就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了,而妇女在拓展私人圈子方面要强很多。长期稳定的工作环境,是男人们建立长期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渠道。在40年前,美国家庭主要收入者在一个工作单位的平均时间是26年,今天,换工作的平均间隔是4.2年。
一个有趣的植物学现象,叫做“换盆问题”,如果把一颗植物从一个花盆连根拔起,转到另一个花盆,植物的根在新的环境里依然能旺盛生长。但是,如果再多移植个两三次或四五次,植物好像也有思维,意识到了什么,他们根系干脆就渐渐停止生长了。
如果把换工作搬家比喻成给花草换盆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为生机忙忙碌碌迁徙挪移,仿佛浮萍般随波逐流,很难有归属感。
频繁跳槽或被跳槽,搬家或被搬家,虽然给人生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但至少说明其人尚有余勇可贾,还有社会需求,还有地方可去。而在如今技术革命大潮中的大规模失业现象,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让我想到最近风头正劲的华裔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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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世危言: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很多重复性低技能的工作朝不保夕,比如卡车司机、电话客服、商场收款员、银行前台,等等。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正是当年过舒服日子的主流民族和中产阶级的主力,比如低学历白人中年男性这个群体,就是重灾区。


杨安泽好像也意识到了中年男性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特别尴尬的处境。他为此还写了一本书,《向普通人民宣战》(THE WAR ON NORMAL PEOPLE)。他在一次谈访中这样说:


“从统计学趋势来看,如果男人(失业后)长期无所事事,就会寻衅滋事。那就意味着电子游戏、酗酒、嗑药、赌博的蔓延,甚至是更加自我毁灭的行为”。


听众席里的男同胞们听了,频频点头。连杨身边的一位女嘉宾,听了以后心有戚戚焉,忍不住夺过话头说:“如果是我们女人,(不工作)也不会无所事事,她们会做家务,收拾房间,照顾孩子......”。


在这个时代,孤独是一种病。也许在各种公共健康调查表中,它还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流行病。比如,专家会告诉你,肥胖才是威胁美国公众健康的头号杀手。不过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人到中年,一事无成,失业在家,朋友失联,每日困坐沙发,薯片可乐度日,福克斯新闻准时收看,孤独感,游离感,对抢工作的移民的愤怒感,和腰围在同步增加......


和肥胖类似,很多公共健康问题的背后,都藏着孤独和抑郁这个阴影。


人的幸福感,咋一看,好像是一个难以量化极其复杂的概念。而有社会学研究表明,在测量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成千上万的统计变量中,光一个参数就能八九不离十地预测一个人的幸福感,既不是收入,也不是官职,
而是这个人是否知道他邻居的邻居姓甚名谁。

人是群居动物,但是人们多年来休戚与共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网,尤其是在美国,却面临着崩塌的危险。1990年的社会调查发现平均每个美国人有3.2个铁哥们或闺蜜,今天,这个数字下降到1.8,相当比例的人没有或只有一个知心朋友。


与此同时,信息科技在发展,地球越来越小,美国人平均每4.2分钟就查看一次手机,追踪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更新。但是,脸书上的朋友从200人增加到500人,或者微信上又多加了十个五百人大群,丝毫无助于个人幸福感的增加,远远不如现实生活中多一个知交来的实惠。同时,沉迷于社交媒体的虚幻,投入于有线电视网上左右之争的口水战,自然大大降低了你结识自己邻居的邻居的几率。


美国面临这样的社会问题,并不是史上头一遭,我们可以从美国宪法的修改谈起。


也许有不少读者了解,在美国最难的事,莫过于修改宪法。比如,宪法修正案的提出,需要参众两院同时有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所以,最近的一次宪法修正案也是快三十年前了。不过,难归难,1919年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得到通过,更奇的是,仅仅过了15年,美国人民又神速通过了第二十一修正案,把原来的提案给否决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案,让美国人民如此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这就是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酒令。


在19-20世纪交替的时代,美国社会面临着和当代类似的转型中的阵痛。其时,大批农业人口离开农村来到城市闯天下,他们背井离乡,斩断过去的大部分社会联系,都市生活的冷漠,居无定所和高失业率,让人们陷入孤独和困顿,就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一百年前的酗酒现象,就是今天肆虐美国的阿片类止疼药的滥用上瘾问题。
当年酗酒现象是如此严重,社会上高达85%的人民支持禁酒。但是,
单纯靠宪法修正案禁酒并没有让问题改观,反而引发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社会副作用,于是仅仅十五年后这条宪法修正案就被高票推翻。

真正让美国走出阵痛的,是经济大萧条之后带来的社会结构重新洗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人民的浴火重生。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美国其实并没有用有效的政策手段来让人民度过精神危机的经验,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是把一切推倒重新来过,未免太惨烈了。


在目前所有的总统候选人中,杨安卓有一个最为与众不同的政治纲领,被称为人均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简而言之就是不论贫富,不论是否失业,政府给每个成年美国公民每年发一万两千美元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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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一听,这个概念好像过于离经叛道,有开空头支票贿赂选民的嫌疑。


而仔细一琢磨,这个方案倒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应急手段,来应付大规模失业造成的人心孤寂彷徨。把钱实实在在发到人民手中,不单单增加了社会购买力,还仿佛给转型中的人们吃一枚定心丸,让苦闷的心情缓解,让他们有余力和缓冲去追求最佳的个人价值和社会定位。


在讲演中,杨安卓向选民坦诚心扉,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他夫人每天在家全职照顾孩子,心力的付出比他这个总统候选人可要大得多。那么,按照目前以钱为本的经济计量模式,杨太太创造的GDP价值几何呢?零。


这是不合理的。


过去100年里社会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固然极大地刺激了物质财富的积累,但也给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沉重的枷锁。美国社会目前蔓延的孤独情绪和药物滥用,以及连续三年的人均寿命下降,就是最显著的症状。所以,杨安卓的一个竞选主题就是“以人为本”(HUMANITY FIRST),任何政府经济政策的表现,除了用传统GDP模式测量,都必须与人的尊严和价值定位紧密关联。


美国在未来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某些政治人物快糙猛型的执政风格,固然能占据新闻头条,给部分社会群族带来短暂过瘾解恨的快感,但无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杨安卓基于缜密分析的竞选纲领,虽然未必就是给危机开出的最佳药方,但却是促使全社会面对现实,痛定思痛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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