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小说作者,很多人喜欢开宗明义,先把写书的缘起、动机或意旨交代出来,大概那时候写小说不登大雅之堂,怕被人轻贱,更担心被误解,故此总要往堂皇正大的一面靠。
《金瓶梅》的作者说,他讲西门庆的故事,旨在助人勘破“财色”二字。《儒林外史》把财色换成富贵功名,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 。作《歧路灯》的李绿园指出,世事无非成败两端,造成结果的缘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儿女英雄传》推崇“英雄”和“儿女”合一的人物,说“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文康写安公子和十三妹,旨在发明这个道理。
《镜花缘》的作者则声称,他想记下那些“金玉其质,冰雪为心”的奇女子的嘉言懿行,使之免于泯灭,为后人做榜样。就连李渔戏作色情小说《肉蒲团》,也不忘强调“警世”的苦心。
《儿女英雄传》在第一回之前,专有“缘起首回”,题作“开宗明义闲评儿女英雄,引古证今演说人情天理”,颇有今天小说家之创作谈的味道。《红楼梦》与《镜花缘》风马牛不相及,但为奇女子传名,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红楼梦》庚辰本以及除了甲戌本之外的各种脂本,都以这样一段话开始: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蓬牖茅椽,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又说:“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这段话在甲戌本里,被置于回目之前,作为凡例的一条。从语气和内容来看,显然是是脂批文字。不管它是不是第一回的正文和起始文字,重要性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这是作者关于《红楼梦》一书最简明扼要的自叙,既是创作的基本原则,也是读者打开红楼之门的钥匙。
正如脂砚斋指出的,《红楼梦》一书的“立意本旨”,在于“梦”“幻”二字。既曰梦幻,就是不真,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照此说法,则《红楼梦》纯然是一部虚构之作。然而作者又说,自己半生潦倒,固然微不足道,但当年遇到的一众女子,德操容止,俱都不凡,不能因为我要自我掩饰而把她们的事迹一并泯灭。那么,《红楼梦》又大有写实的成分。
隐去真事,隐的是什么?空空道人读过原稿,觉得不足之处,在于“朝代年纪,地舆邦国”的“失落无考”。对此,石头笑答:“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意思是,包括年代和地点在内的种种细节,都可以忽略,重要的是“取其事体情理”。故事在事体情理上是必真的,不像市井俗人喜看的“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
石头进一步解释,他所记录的,乃是他“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也可以喷饭供酒。”至为关键的是,像黛玉、宝钗、湘云、探春,乃至凤姐、晴雯等主要女性角色,都是他“亲见亲闻”的,实有其人,他的一切记叙,“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也就是说,红楼十二钗的事迹,完全是纪实。
故事的“真”固然是幌子,所谓“假语村言”,还是幌子。前面说“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经历的既是梦幻,其中又哪里来的真事呢?
真假历来是《红楼梦》的一大命题,在第一回和第五回两次出现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往往被论者简单化。以假当真时,真固然不真,那么,以真为假时,假自然也不假。这幅太虚幻境的对联,就文字而言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字面上的,另一层是其镜像。比如上联的镜像,便等于“真作假时假亦真”。镜子是《红楼梦》的核心象征之一,《红楼梦》的几个书名中,就有一个叫《风月宝鉴》。第十二回,“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不仅告诉读者,镜子有两面不同的照法,更提醒读者,镜子只能正照,不能反照。反照虽美,不免害了“卿卿性命”。
真与假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还有更多的层次。
作者将一生所历说成是“梦幻”,当然是套话,然而幻中有真,叙述却又要将真事隐去。隐真之后的假语村言,并非出自作者,而是出自石头之口。作者这种貌似“故弄玄虚”的说法,是有严肃寓意在的,它强调了作者和文本之间“必要的距离”。这样,《红楼梦》的文本,就有了不同的层次。尽管我们都相信作者是一个名叫曹雪芹的人,然而书中阐述此书的形成,却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石头记下他幻形入世的经历,名为《石头记》;
空空道人读后,从头至尾抄录,改书名为《情僧录》;
吴玉峰读后,改题为《红楼梦》,孔梅溪再改题为《风月宝鉴》;
最后,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题为《金陵十二钗》。
据此,石头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空空道人是第一位传抄者,吴玉峰和孔尚任参与了此书的传播工作,曹雪芹不过是最后的修订者,一位高级编辑而已。空空道人子虚乌有,吴孔两位虽为当时的大文士,却找不到他们和《红楼梦》有很深关系的证据,剩下来的,只有石头和曹雪芹。然而石头又是谁?在一百二十回的程本系统,这不是问题,在脂批本里,却不容易说清楚。
第一回交代的故事缘起是这样的:女娲补天遗下一块石头,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化为美玉,“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之后回到青埂峰下,写下追怀往事的《石头记》。显然,石头就是书中衔玉而生的贾宝玉。甄士隐见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正要送到警幻仙子处的玉,上面镌着“通灵宝玉”四字,正是贾宝玉出生时所衔的那一块。
可是,甄士隐午间梦中听到茫茫大士对渺渺真人说:“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神瑛和绛珠下世为人,分别为贾宝玉和林黛玉。
问题来了:神瑛侍者和石头又是什么关系?是神瑛侍者入世做了贾宝玉还是石头入世做了贾宝玉?程伟元看出这个问题,一百二十回本就将这段话修改为:
“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
于是石头就有了两次幻形,先做神瑛侍者,再下凡为贾宝玉。
程本这样改,未必与《红楼梦》原稿相符,但石头入世变成贾宝玉,则无庸置疑,否则,不可能由石头来叙述整部书的故事。
空空道人因读《石头记》而“由色生情”,改名“情僧”,曹雪芹则在其“悼红轩”中十年增删《石头记》。曹雪芹伤悼的红,既是赤瑕宫的“赤”,也是绛珠草的“绛”。太虚幻境里,千红一窟,万艳同辈,说的是“悼红”,所唱的曲子,是“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黛玉葬花,“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是红,紧接着,“薛宝钗羞笼红麝串”,还是红。梦兆绛云轩,宴开怡红院,晴雯的茜纱窗,香菱的石榴裙,无处不是红。宝琴琉璃世界白雪红梅,正和结尾处宝玉在大风雪中一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父亲告别的情景相呼应。石头,空空道人,曹雪芹,因为这个“红”,是一而三,三而一,就像真与假、真中有假、亦真亦假的关系一样。
真假关系的论述,意义在处理写实与虚构的关系,基础在现实,但不限于现实。小说之所以不指明时代,也不指明地域,正表明它超乎时代和地域之上,为人类情境的普遍写照。也就是说,曹雪芹几乎是不自觉地,将个人经验上升到了一个哲学和历史的高度。
再说石头。石头身份非凡,为女娲补天时熔炼出来,唯一被遗弃的一块,所以它“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怀才不遇”可说是古今中外老生常谈的题目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女娲之石往往是“奇才”的象征。女娲补天的神话中并没有提到,是否有炼好的石头多余无用,后人却由此生发出补天石被遗弃乃至流落蛮荒的想象,比如辛弃疾在《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中写道:“我笑共工缘底怒,触断峨峨天一柱。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细思量,古来寒士,不遇有时遇。”苏轼在海南,作《儋耳山》诗:“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者,尽是补天余。”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诗词中,不仅抒发怀才不遇的情绪,更写出那些才大难为用的奇石的磊落嵚奇,如苏轼说的“他山总不如”,辛弃疾说的“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胡铨的《潭石岩》诗,这个意思更明确:“此处山皆石,他山尽不如。固非从地出,疑是补天余。下陋一拳小,高凌千仞虚。奇章应未见,名岂下中书。”
《红楼梦》以奇石之遗弃为主导旋律,在一片伤悼的气氛中,也时而逸气流宕。
伤悼源于人生的失败,其中有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前者由不得个人,纵有怨言,不能轻发,怨愤则招祸,只能以暗示一二;个人的错误无须忌讳,尽可一吐为快。书的主旨,因此很自然地归结为痛切的忏悔。这个忏悔,不是西方常说的向神的告解和悔罪,是痛惜和懊恨,是自我承担责任,是用痛苦来化解痛苦。“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的自我评价,与第三回形容贾宝玉的西江月词如出一辙,也和张岱自为墓志铭中的“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的说法一致。
同样,“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梁,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张岱的描述,正可作为曹雪芹著书时的心境的写照。
经典小说家自述写作动机或意图,有三种情形。第一种,作者这么说,也这么写,后世也认同;第二种,作者这么说,也这么写,然而后世不认同;第三种,作者这么说,未必这么写,其中真真假假,难以简单分辨。
《汤姆·琼斯》属于第一种情形。亨利·菲尔丁在第一卷第一章的引言中说,同是提供美食佳肴,作家应当充当饭馆老板的角色,而不是以私人身份设宴待客或施舍食物给穷人的人。后面两种情况下,即使食物不好,被招待的人也不能挑剔。在饭馆,客人可以借助菜单挑选喜欢的食物,可以提意见,食物不可口,可以换一家吃。菲尔丁说,他在这本书里,给读者提供的美食是人性。虽然只有人性这一味,却内容丰富,包罗万有。
《堂吉诃德》属于第二种情形。塞万提斯说他写《堂吉诃德》,“用意在于消除骑士小说在世人中间的影响及流弊,用明白恰当的语汇尽可能地表明自己的意图,……还得设法让自己的书使忧郁者笑逐颜开,开朗的人更加欢快,愚钝的人不觉厌烦,聪明的人为其新奇而慨叹,严肃的人不能小觑,精明的人也不得称赞。总之,要把目光对准这类许多人讨厌、更多人喜欢的骑士书那并不坚实的基础”。然而后人,尤其是浪漫派的大师们,都把堂吉诃德这个疯子当做不断挑战现实、企图改变现实的理想主义战士,一个失败的悲剧英雄。
《红楼梦》是第三种情形,使用了很多障眼法。“使闺阁昭传”的说法诚然不虚,但更重要的主题却是对失败人生的反思。和普鲁斯特希望借助回忆重新获得过去的时光不同,《红楼梦》的作者不是要鸳梦重温,尽管他迷恋不已,和张岱一样,伤心于“繁华靡丽,过眼皆空”,因此“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既然是忏悔,自然不乏自传成分。然而湘云笔下的“霜清纸帐来新梦,圃冷斜阳忆旧游”,终究徒然。秋梦纵来,也是一派寒凉,旧游可忆,无奈黄昏已近。
少年时的荒唐,结果是成年后的懊悔。年轻人说到“反叛”,轻松如电脑上的一盘游戏,他们此刻还不知道,还不能理解:走过的路,不可以修正,走错了,不可以回转。贾宝玉的光彩果真在其对“封建家庭的反叛”吗?读者愿意,当然可以这样理解,但我想,曹雪芹不是这么看的。与第一回相呼应,第五回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作者借警幻仙子转述荣宁二公之灵的话,重申“走正路,继祖业”的训诫: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性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
宝钗和湘云对宝玉的规劝,与此一脉相承。就连沉迷于声色的秦观,死前嘱咐宝玉的,也是类似的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人之将死,岂不是其言也善吗?
读者可以说宝钗世故,然而湘云呢?光风霁月的云丫头,也会这么“俗不可耐”吗?事实上,在宝玉“走正路”一事上,湘云和宝钗是一条心。
甲戌本在“无可以继业”一句旁批道:“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泪。”可见作者忏悔的,正是自己的“行为偏僻”,“天下无能”,和“于国于家无望”。
贾雨村在第二回里,对“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直至“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这类人物,有说不清是褒是贬的长篇大论,说他们“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说的就是宝玉。语气里有惋惜,有批判,也有同情和欣赏。这也是曹雪芹对宝玉的矛盾态度。宝玉尊女抑男,《红楼梦》作者要使闺阁事迹昭传,不惜自暴己恶,与宝玉殊途同归。
女儿尊贵,主要原因在与经济仕途无关,因此她们是水做的骨肉,不像男子,一辈子在名利场中,混个泥做的污浊之身。然而祖宗所训示的正路,不正是这污浊之路吗?到此,《红楼梦》的作者又一次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小说“大旨谈情”,这个“情”字,不按佛经里的意思,是其本义。情寄于美好圣洁之物,这是忏悔中的一点自辩,也是悲剧中的安慰。
大家一周阅读排行

3.许倬云 | 美国城市中心区是怎样变得穷困破烂如同战场的

4.尼德罗 | 迷失在“孟母三迁”典故中的中国家长

5.维舟 | 中国人真的缺乏“创新精神”吗?

点击文末在看,帮喜欢的文章冲榜
原标题:《也说<红楼梦>的第一回》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