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的是养天鹅的技术，我们不会去养猪，要把村子里那些娃都送到这儿来，我不同意。因为这些孩子素质太低。” 这是西安中铁尚都城幼儿园的幼儿园园长崔某，在面对镜头时说出的话。
说是幼儿园，实际上只是幼儿园的一个“看护点”，因为相关的资质还不齐全，所以这个大放厥词的“园长”，头衔上还需要加个引号。不管是不是园长，但崔某的口气绝对比著名幼儿园的园长还要大得多。
说这番话的起因，是有家长质疑该幼儿园收费标准不统一，且与街道备案价格有明显出入。为此，区教育局派人到看护点进行实地查访，却发现该园资质不足，只能按照普惠型幼儿园的标准进行收费，最高1200元/月。这一价格与之前该看护点设定的1900左右的价格降低了近1/3，为此，崔某才做出了“养天鹅不养猪”的辩护。在崔某看来，通过价格门槛，可以有效阻挡卖鱼、卖菜村民的孩子进入该幼儿园。

披着“营销大师”外衣的“幼儿教师”
将村里的孩子比作“猪”，把城里的孩子比作“天鹅”，这固然是打一个比方，但能打出这样比方的老师，显然已经不配当一个老师。相比老师应该有的言谈举止规范，崔某更像是一个销售经理。事实上，作为一个民办幼儿园看护点的负责人，她的确是把开幼儿园当成做生意了。若仅仅从商业角度切入，就可以发现这位崔经理的说法非常能够打动人心。
崔某主管的幼儿园享受着卖方市场的种种利好。按照崔某给出的逻辑，入园价格更高，服务也就更好，园方可以提供更多的特色教育。这里的特色教育，想必是邀请一些知名度更高的老师，开设更丰富的课程。听起来，这一点都没错。这年头，谁不给自己孩子报个班，学个琴，如果幼儿园本身就有一些特色课程，家长何乐而不为。
抬高价格是为了你好，崔某的做法可以说是站着把钱给挣了。就像崔某在视频中说的，她和卖菜卖鱼的家长“沟通不了”。所谓沟通不了，其实是在说：“他们不是我的客户群，我服务的是拥有更强支付能力的家长。”
和崔某持类似观点学校或老师其实不在少数，比如广州番禺的一所私立学校，曾要求父母本科学历以上，孩子才能报名该校。又比如在四川成都，一所小学在招生时提醒家长：“对不起，我们只招父母毕业于211院校的孩子！”
按理说，公立学校不能挑生源，而私立学校则拥有一定的权限，这有问题吗？我的答案是，就这件事来看，非常有。因为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底线不在于公立还是私立，而在于学校。后者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场所。
凡教育者，都应该遵循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教育、医疗和宗教，都不能简单套用商业的方式，而必须秉持必要的职业伦理道德。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崔某公开歧视村里的孩子，卖菜卖鱼者的孩子，不要说为人师表，简直是误人子弟。

迷失在“孟母三迁”典故中的家长
值得注意的，崔某之所以敢口出狂言，就在于她背后实际上站着众多的支持者。不客气地说，那些对幼儿园价格有异议并选择举报的家长，也许比崔某还要恐惧附近村民孩子入园。只不过他们未曾料到，当教育部门介入之后，带来的后果不是降价，而是改变生源。
所以，几乎可以预测，当崔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说法广为流传之后，反而会激起更多的家长在暗中对她表达支持。与此同时，在择校途中被折腾得够呛的大量外围家长，也认为崔某说的其实是大实话。毕竟，去年深圳某学校联名驱赶一位自闭症孩子的19位家长，他们其实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类家长。
一方面是花高价就读优质学校，另一方面则是摒除一切“不利因素”。相当多的家长都认为，自己是在传承2000多年前“孟母三迁”的精神。且不说孟母择的是居住环境，而不是择学校。更何况，孟母的行为是对自己提要求，而不是向外释放恶意。
对于家长来说，他们的焦虑直接来自孩子之间的竞争，包括学习成绩和各类才艺能力。由于许多父母更希望看到的是孩子取得具体的成绩、奖杯、证书，所以从幼儿园、学校到市场化的培训班，教育的最终目的变成了一项又一项的KPI考核。当一部分家长拿着令人满意的KPI数据，这些教育服务机构的工作也就算完成了。
然而，翻开任何一本现代教育专著，里边对“教育的目的”的定义，都绕不开独立、正直、批判性思维等几点。一个孩子要获得这些核心素养，吸收知识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形成健全的人格。而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必须依赖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环境。如果老师和家长都更鼓励孩子独立思考，鼓励孩子承担责任，鼓励孩子批判标准答案，这样的孩子，也许成绩才艺不够出众，但依然可以获得独立、正直、批判性思维等素养。
孟子母亲搬家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孟子良好的人格。但在今天，符合这个时代的人格教育被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很难想象，当父母和老师都对卖菜卖鱼家庭的孩子采取歧视态度的时候，这样的孩子会以后会形成怎样的人格。

歧视弱者的人，必定也是弱者
如果说崔某公然鄙视村里的孩子，不愿把幼儿园变成人们口中说的“菜园”（菜场幼儿园），只是为了销售的需要；那么很多父母持有相同观念，则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孩子因为竞争不力，导致将来混得还不如自己。
混得不如自己，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阶层滑落”。对于大部分城市中产家庭来说，他们上一辈不是农民，就是小贩。也就是说，这一代父母抓住了时代机遇，成功实现了阶层上升，但事实上，也只是比现在的小贩领先一代人而已。
今天，大量所谓的城市中产人士，其社会身份地位并不稳固。稍有不慎，比如来场大病大灾，或者投资失利，或者是其他不可抗力，都可能会重返贫困阶层。这就使得他们对子女的未来充斥了焦虑和不安。这一代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金投入，与其说是为了孩子以后避免阶层滑落，不如说是为了抚慰自己不安的心。
不管是西安支持崔某的父母，还是深圳驱赶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是极为脆弱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看似混得不错，与身边的小商小贩看似拉开了距离，但在本质上，他们依然是一个弱者。
检测一个人是不是弱者的标志，就是看他对待更弱群体的姿态。如果一个人能够对弱者予以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那么这个人即便看起来混的一般，心理上也是一个强者。反之，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位高权重，但对弱者盛气凌人，那说明他的心理底色还是弱者。
所以，究其根本，崔某的言论拥有市场，就在于大量城市中产人士在心理预设上还是弱者心态。在商业模式精准的刺激之下，这种集体性的弱者心态会被瞬间放大，在对更加弱势群体的鄙视情绪中，这些弱者获得了慰藉。
当然了，这些中产家庭的孩子中，绝大部分并不是什么天鹅，卖鱼卖菜家庭的孩子，也不是什么猪。之所以要给两个群体贴上天鹅与猪的标签，完全是教育产业化进程中，一些市场化教育机构设计的一个阴谋。其目的在于，给羸弱的中产阶层父母持之以恒的希望与安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方便他们不断的割韭菜，不断的发焦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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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天鹅与猪：一个教育营销界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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