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问题疫苗、房租飙涨和二胎税,最近发生的事情的确太多了……
(图片来源于微博)
最近看新闻,好像回到去年的某个时期,江歌案、红黄蓝、毒奶粉……
在这些事件中,媒体从未让我们失望,KOL让我们对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有了深入的了解。
情绪、观点和立场好像比事实、真相更容易影响公众、主导舆论。
公众的抗议有时能扭转局面,但更多时候,情绪只能在社交软件中得到宣泄。
新京报传媒研究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中说到“面对如此多令人震惊的报道,我们渐渐对骇人的画面感到淡漠、越来越少因负面新闻而感到愤慨、对世界感到绝望、感觉自己渐渐失去了共情能力。
(图片来源于微博)
当灾难裹挟着情绪,失望伴随痛苦而来,越来越多的不是期待变好,而是无能为力,作为普通公众,我们同情心的极限在哪里?
会不会有一天,冷漠取代震惊、愤怒或者同情,成为我们在面对负面事件时的唯一表情。
好像总是“满眼”负面新闻
在自媒体不如当今发达的时代,负面新闻常常成为“特定主体阻遏新闻舆论监督的借口”,正如公众在几天之后才知道唐山大地震的灾情。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媒体变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压力,利益格局发生了改变。当然,负面新闻的显著性和猎奇性是博取眼球的利器,不少媒体也选择通过贩卖灾难、饥荒、战争和死亡来掠取在公众的震惊、愤怒和同情。
在马航MH370失联事件的报道中,网友讥讽,“中国媒体有三宝:蜡烛、默哀和祈祷。”
意见领袖们当然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噱头,很多大V在完成污名化与标签化的制作之后,引导着自己所在的那个圈层的“乌合之众”,在“茧房”中狂欢。
网民们似乎也自发地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那些自身的忧虑和疑惑。
(图片来源于网络)
经常接触负面新闻的人
于是,我想问,如果一个人经常接触负面新闻,Ta会怎么样?
国外一个研究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给不同的人每天播放关于这次恐怖袭击的新闻,研究发现看爆炸案新闻的时间与个体产生的压力成正比。
有学者也发现“新媒体受众偏好阅读负面新闻,参与负面新闻的评论互动明显高于正面与中性新闻。受众负面新闻偏好特性会影响其价值观,进而影响社会舆论理性表达或促使公共事件发生。”
媒介的生态系统环境是有机与动态的,如果负面新闻在媒介生态中远远多于正面与中性新闻的话,媒介生态就是失衡的,会让公众产生“边缘认知路径”。
一旦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负面新闻事件中的主体或解释某些负面事件时,他们就会给事情贴上负面的标签,导致人们在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时会更加偏激和主观。
国外网民也发出声音,“刷Twitter或Facebook时,经常能看到有人说:我太累了。太多的坏消息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共情能力了。”
保持愤怒很难,虽然新闻还是令人惊骇的,但“肉体上那种恐惧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短篇小说《旁观他人之痛苦》的作者,她提到:“同情——延伸到极限便是麻木。
如果我的同情用完了
一位知乎网友说,小时候学卖火柴的小女孩,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长大之后才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只是可能我们没有体验过。
这位网友说,同情,是使这个世界变得美好的动力。
这个时代似乎更加强调同情心,因为越来越多的不平等、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如果我们不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的痛苦,又怎么会向身处困境的人们伸出援手呢?
然而,当社交媒体24小时循环播报着太多生命的离去,当我们在图片和视频中目睹无数的灾难和血腥,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对同情心的需求远远大于我们的供给。
2000年,“纽约客”刊登了一张漫画,两名穿着西装的男人走过一位正在乞讨的流浪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一直都在担心我是一个自私的人,结果我却患上了同情疲劳。
当伸出的援手总因各种原因被阻碍,当想要帮忙的行动总不成功,甚至有人不再敢乐于助人,或者人们渐渐发现,自己能做的,实在微不足道。
于是,同情疲劳开始阻碍同情。是否已经有人选择了旁观和冷漠?
结尾没有建议
我们需要去认识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但也需要培育和引导自豪、坚毅的能力。我们不愿意看到负面新闻只能引起情绪,而无法期待改变,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正面新闻永远高昂,却与你我无关。
[1]新京报传媒研究:“感觉感情被掏空” 负面新闻透支受众同情心,2018.8
[2]Nerdy Beauty:看了太多负面新闻之后……2017.12
[3]丁柏栓,陈相雨:“负面新闻”及相关概念辨析,南京社会科学,2010(1):130-135
[4]谢艳军:新媒体受众负面新闻偏好及其影响研究—基于手机新浪网54天594条新闻的内容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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