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被卖入莆田，她们可能是人口学上的“失踪女性”。数万“阿乐”寻亲，她们能找回被遗弃的亲情么？
撰文 / 陈少远（谷雨特约撰稿人）
插画 / 李茵豆
音频 / 车怡岑
编辑 / 秦旭东
刺，在林雪琼心里扎了几十年。
她记得，邻居家小姑娘笑她，“你没有亲妈”。林雪琼赤着脚，穿着养家哥哥的旧裤子，冻得哆嗦。邻家小姑娘被亲妈紧裹在怀里，爱抚的手势更像是一种炫耀。林雪琼身子筛糠似的发抖，也想有个暖和的怀抱，但童年的那个冬日，只有冰冷刺骨。
42岁的林雪琼在福建莆田埭头镇长大，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弃女。不止她，整个莆田有类似身世的女人，数以万计。她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从懂事起，她就被人叫“阿乐”或“长乐仔”。长乐是另一个福建沿海城市，距离莆田一百多公里，有名的侨乡，乡民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成群偷渡出国务工。
而被乡民遗弃的“阿乐”们，长大了，结婚，生子，如潮水般开始寻亲。2018年春节，林雪琼和其他数千名“阿乐”出现在长乐市区南山公园的寻亲活动现场。她们制作了宣传单，举着纸板，写着身上有块胎记等零碎的线索，等待长乐亲人上前问询。
像林雪琼一样，她们中多数人的寻亲之路始于少女时期，有人走遍了长乐十八个乡镇的村庄，断断续续找了二三十年，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林雪琼在1976年被养父母花了七十五元买下，钱是找邻居借的。莆田人收买“阿乐”的历史，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
弃女的来源除了长乐，还延及福建闽侯、宁德、连江等地，乃至浙江、海南、江西等省，也被莆田人涉足。流入地则从莆田扩展至周边的仙游、泉州等地。后来，莆田人也搞不清楚买的弃女来自哪里，充满蔑视意味的名字“阿乐”，就一直叫了下来。
据莆田、长乐两地寻亲组织保守估算，“阿乐”的总量可达数万。她们的大规模流入，甚至改变了莆田的人口结构。同时被改变的，还有每一个“阿乐”的命运轨迹。她们多数有消不去的成长创痛。有人自嘲，被莆田人买来当“童养媳”或“丫环”，即使生长在新的时代，也没念过一天书，从小干繁重的农活，婚配不自由，一辈子捱着苦。
“你是野种，有人生没人养。”林雪琼小时候，周围经常有同龄人这样骂她。即使她后来逃脱了童养媳的命运，嫁了待她好的丈夫，生了孩子，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当把心头的肉刺挑出来示人时，她还是哭哑了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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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找到父母，找到了姐妹
林雪琼内心这种无以言说的刺痛感，在2018年稍有消减。
年过不惑，她还没找到心心念念的父母，但阴差阳错找到了两个命运相似的亲姐姐。
元旦上午，她接到笏石镇翁兰香的电话。翁兰香哭着说，她们竟然真的是亲姐妹，而东庄镇的林美凤是她们亲姐姐。27年前，林雪琼和翁兰香因为长相酷似，先认了干姐妹。
挂了电话，林雪琼问了丈夫三遍，“她们真的和我是一个妈妈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吗？”被骂了四十年“没有亲妈”，她以为在莆田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只有她儿子。
翁兰香现年44岁，林美凤45岁，都找了三十多年的父母，没一点音信。
最大的林美凤是养母从莆田荔城区旧阔口车站买来的。那是1973年，人贩子一下车，养母就迎了上去。三个女婴在编织袋里露出身子，一个脏兮兮的，一个鼻梁塌矮，最小的林美凤被挑中了。她的脐带还没掉，养母看着她笑，人贩子趁机涨了五块钱。那时节，在莆田买一个被弃的女婴需要六七十元。
第二年，翁兰香重复了姐姐的命运，并且过程更坎坷。几经转手，到养父母手上时，七个月大的翁兰香已经奄奄一息，价格是70块钱。上一家人亏了20块钱，他们买她，原本想养做童养媳，怕养不活，又不要了。
时间又过了两年后，被莆田的人贩子叫卖的是这一家的另一个弃女。竹扁担一前一后挑着两个女婴，养父抓起林雪琼，从脚看到手，都齐整利落，就养下了，准备以后给一个儿子当媳妇。
四十多年后，身体内相同的DNA以最坚实的证据，确认了三姐妹的血缘关系。
2017年底，林美凤和翁兰香见面。早前有朋友告诉翁兰香，在莆田市区一家超市看见一张脸，很像她，“你们可能是姐妹”。翁兰香自小就知道身世，养父母家生了两个男孩，都夭折了，才从上一家手里买了她。林美凤被买则是因为养父母家头胎女儿夭折。
见面时，翁兰香先留意了林美凤的脖纹。她们莹白的颈上，都有两道像刀划出来的纹路，褶痕深邃。目光扫到脸上，林美凤也有尾端下垂的眉型，大双眼皮，眸子清亮，卧蚕大，有半个指头宽。嘴唇则小巧如樱，不笑的时候，双唇间是一条笔直的线。翁兰香问了她的头发，在人工拉直前也是天生的大波浪。
“太像了。”翁兰香望着林美凤一个劲傻笑，林美凤也笑。她看到翁兰香的儿子，大喊，“唉哟你的儿子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儿子”。
翁兰香、林雪琼少女时期相见的合影留念。
27年前，翁兰香和林雪琼第一次相见时，场景也类似。叔叔告诉18岁的翁兰香，隔壁镇有一个小姑娘，长得和她“基本一模一样”。翁兰香从清晨寻到夜里，找到了16岁的林雪琼。她们互相瞅着，确实像，林雪琼葱白的少女脖颈上，也绕着两道脖纹。
她俩去验了血，都是O型，就认了干姐妹，还去照相馆拍了合照。打打闹闹27年，一起走了过来。
这两次时隔多年的见面，翁兰香都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说不出的亲切感。她喊来林雪琼一起去验DNA，和林美凤已有的DNA报告一起，发给当地民间寻亲公益平台“寻亲帮帮团”比对。
验亲结果出来后，翁兰香在电话里哭着喊林美凤姐姐，又感谢她——如果不是她，干妹妹林雪琼也不会转正。
当天下午，三人到翁兰香的单位集合，拍了合照留念。她们还脱了鞋，拍三人的脚，她们双脚的小拇指，都状如蛇头。
2018年三姐妹相见时合影留念。
林美凤抱着妹妹们哭，眼角剪出两道鱼尾纹。她想象三人从小就一起在家里成长，“我给你们扎头发，给你们穿衣服，不会像现在，四十多岁了才认到。”
翁兰香一遍遍絮叨：“如果我们没有被送走，是不是就有学上？”养父母穷，花大把钱治好了她的病，为了供她上完小学，甚至去卖血。她还想上初中，但家里实在没钱了。
林雪琼也不敢相信这个现实。长这么大，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孤儿。她哭了一个星期，“我连我妈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一个没有妈的人，怎么会有两个亲姐姐？”
三姐妹的奇遇在莆田不是孤例。“寻亲帮帮团”志愿者透露，他们的DNA库里，目前已收集超过五千份弃女的DNA，结果显示为姐妹或疑似姐妹的超过二十对，其中包括五对同卵双胞胎。除了林美凤三姐妹，还有一份四姐妹的案例。
没人能说清莆田到底有多少“阿乐”。“寻亲帮帮团”2015年开始组织寻亲，志愿者自身也是寻亲者，来自长乐、莆田、仙游、泉州、浙江温州等地。汇总的寻亲信息显示，“阿乐”们的出生年份从1960年代延续至1990年代，多集中在七八十年代。
“阿乐”自称“养女”，上户口时与户主的关系也多写着“养女”。2003年，媒体造访莆田灵川县径里小学，发现6年级的60名学生中，有33个女生，其中14个是养女。她们都是作为童养媳被买来或抱养的。
“阿乐”的户口本上与户主关系多写为“养女”。
“阿乐”的流入地，集中于莆田的埭头镇、笏石镇、平海镇、北高镇、南日岛等沿海地区或贫困山区。这些贫瘠荒凉之地，在莆田古来被称为“界外”。
莆田养父母为什么收买或抱养“阿乐”？有人是不能生育，需要养女；有人是婚后不见有孕，买女婴来招弟；还有为了壮大分田到户和分口粮名额的，不少“阿乐”的户籍年龄虚报几岁，以便早成年可以早分地。
更多的莆田人，是抱“阿乐”来当童养媳。极端情况如一位1981年生的“阿乐”，养家父母生了8个女孩，两个男孩，又买了两个“阿乐”给儿子当老婆。还有的“阿乐”，是被养母买来分担沉重的农务和家务。莆田古有传统，男子读书或外出经商，农村女性是强劳力。
“鸭子寻娘礼”
“天无边，海无底，鸭子出生没娘礼。”小时候，这支闽南童谣一响起，林雪琼就哭。她觉得自己就像歌里写的，天地茫茫，不知往哪里找妈妈。
有一天，倾盆大雨，她和同学困在教室里。同学父母陆续拿着雨伞和斗笠来了。她没等来养父母，一个人冒雨走回家，全身被浇透。她想起歌谣里那只鸭子，它和自己一样，孤零零地漂浮在水面。
在这样的“落难”时刻，林雪琼尤其渴盼亲生父母。他们在哪儿啊，风雨这么凶猛，她一人扛，心里“空落落的”。她十多岁便外出打工，有次清明节和养母吵了架，不敢回家，躲在集体宿舍里。没钱吃饭，她在垃圾桶里捡剩菜用开水烫了吃。有人问她，怎么不回家过清明啊。莆田重民俗，清明祭祖是顶大的事。

林雪琼扯了个借口，心里却翻了江，躲在窄小的床板上哭——你们有地方扫墓，有祖先扫墓，可我去哪里找祖先的墓？
她不敢和养母亲近。养母凶，飞一个眼神过来，林雪琼就什么也不敢做了。长成大姑娘后，她也不敢谈恋爱，因为早被定好配给三哥。后来三哥找了别人做老婆，她才可以找对象。
像她一样想亲生父母的，还有二姐翁兰香。养父母有点钱，都拿来给体弱的她买药了。她自小干不了重活，相信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命运。初中上不了，翁兰香整天哭，养父叹气说，“亲生父母来找你，你就可以去上学了。”
翁兰香和林雪琼相识后两年，曾结伴回长乐找亲生父母。当年翁兰香随身带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和“长乐市金峰镇”六个字。转手的人说，纸条是人贩子给的，一直跟着她，那名字可能是她生父的。
她们找到金峰镇派出所，查出了两个同名的人，一个七十多岁，一个还是孩童，都不可能是她们生父。她们又挨村去问，凑上脸让乡亲认，一无所获。
她们回莆田问村里卖翁兰香的人贩。她摆摆手，经手卖了近三十年的孩子，太多了，哪记得哪个从哪来？有孩子到她手上，亲生父母留了条子，养父母不要，她就扔到一边。
纸条的线索断了，翁兰香想，那嫁人就嫁到长乐吧。但长乐658平方公里，嫁去哪个镇？翁兰香叹着气，“找不到爸爸妈妈，我回哪儿去啊，回哪儿去啊？”
大姐林美凤则拙于表达，只会用“想的苦啊”来形容思亲之情。年幼时，村里有“阿乐”被亲生父母找到，欢喜地团圆，她就躲起来哭，“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认到亲，我就认不到”。2007年，丈夫陪她去长乐的电视上登了半个月寻亲广告，还在《福建日报》上发布寻亲消息，都没有一星半点收获。
她被抱回家时，身上也有一张纸条。怕她长大跑了，养父当时就撕了。家里有一口装衣服的箱子，养父母不在时，幼小的林美凤就钻进去，想摸出一点自己从哪儿来的线索。她默默找，长到了出嫁的年纪，养父陪她做仪礼。“我在心里向亲生父母喊：女儿都要出嫁了，你们到底在哪儿？”她说。
像三姐妹一样长大后去长乐寻过亲的“阿乐”不在少数。有人走遍了十八个乡镇，得到的回答是，“这里送走的女婴太多了，不好找啊，也可能你们的爸妈移民走了。”长乐人出国打工，拿了绿卡，会把家人都办出去。
长乐人说福州话，和莆田人说的莆仙话迥异。有的“阿乐”一天书都没读过，不知道该往哪里找，只好又回到莆田。直到近几年，DNA检测兴起，微信也流行起来，“阿乐”们一个接一个加入“寻亲帮帮团”的DNA库，规模越滚越大。
找到了亲生姐妹，三姐妹心中一度熄灭的寻亲之火又被点燃。2018年春节，她们一起回到长乐。寻亲者估算，这个如今人口超过71万的沿海城市，三十年间遗弃的女婴，逾两万。
春节期间长乐南山公园寻亲活动现场。
在寻亲现场，林雪琼看到了密密匝匝的人群，不少当年将女儿遗弃的父母也挤在里面。一位白发老人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我的孩子你在哪里”。林雪琼心里一阵失落，她又想起了那只孤零零的鸭子，“为什么人家父母七八十岁，还在找孩子。我们的妈妈，你在哪里？”
“我长这么大，没有体会过被亲妈抱着的感觉。”林雪琼还在意着那根刺。她想像邻居小姑娘那样，被亲妈紧裹着抱一次，“还有那种温和的眼光，温柔的语气，都是母爱”。
翁兰香接过话头，想象父母在看着她们，“希望你们出来，看看我们，我们现在过得很好”。
哭腔转高了声调，她又重复了一遍，“你们也出来看看（我们）吧，毕竟女儿们不容易”。
不愿寻亲的“阿乐”
这些弃女，多数“活得不容易”。33岁的曹小芹，经历尤为坎坷。她现在是一个足岁男孩的母亲，和前夫还有一个10岁大的儿子。
找亲妈的念头，在曹小芹15岁自杀时闪现过。她想，如果生母心狠一点，一出生就把她掐死，她也就不会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养母讲过曹小芹是怎么来莆田的：1985年，养母跟着人贩去了长乐海边一个村庄，用200元换回了脐带还没掉的曹小芹。从小，曹小芹就被告知，她是养母和生母用钱交易的，不能回去认亲。
曹小芹也知道自己是被养母当作干活工具买回来的。8岁起，她就挑着竹桶下田拔草、收花生。15岁时，肩上换成了沉重的粪水，几亩田里的地瓜、花生都靠她忙活。她还下海挖海蛎，捡海蛤，卖了钱交给养母。
5岁养父自杀后，她的苦日子就开始了。她没读过一天书，在家只能吃四个哥哥的剩饭，如果养母不高兴，剩饭喂了鸭子也没她的份。养母一生气就打她。她的脑袋挨过一记火钳，留下一道凹陷的坑。
她的双腿常被带刺的荆条抽打，要脱了裤子打，打完养母还喊邻居来看。打得更惨时，养母半夜抓着她的头往水里浸，或者挖一个土坑，扔她进去，扬土埋上。
“他们根本不是把我抱回来当人看的。”曹小芹无时不刻不在被提醒：你不是我们家的一员，你是别人生的，你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舅妈和她的孩子们喊她“别人的杂种”“狗杂种”，四个哥哥最小的大她七八岁，偷了钱，赖给她，她又被一顿打。
她有过去找亲生父母的机会。十几岁时，奶奶见她被养母暴打得厉害，悄悄让她去找村里的人贩，跟着去长乐找亲生父母。她不肯，她咬着牙恨他们，“他们即便把我杀了，我也不会过得这么苦”。
村人看得不忍心，劝她养母，如果不喜欢这个孩子，把她送给其他人养吧。还有其他村的人听说了，走老远的路来，想讨了她去养。曹小芹也盼着有人能领走她，养母就是不肯放。
被打得狠时，曹小芹会逃。她逃到太奶奶的坟头，睡在湿冷的草地上。太奶奶是养家除了养父外唯一对她好的。她也钻过村里人的茅草棚，在垃圾堆里翻拣吃的。好心的村人告诉她，要跑就跑远一些。但不管她跑得多远，养母总会抓到她。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我从小就像乞丐一样。”曹小芹在恸哭中说起过往。她也恨，因为自己是女的，就承受了这样的命运。奶奶告诉她，生母在她之前还生了一个女孩，为了生弟弟才送走了她。
曹小芹背影。
自杀时这种无能为力的恨最强烈。她削了铁条，割左手腕，一寸一寸割，血红的肉翻了出来，就是割不到肉筋，她痛得龇牙，不敢再割了，又想起养父是喝农药死的。
她喝了两勺农药，肚里绞痛，身体不能动弹，躺着等待死去，白沫一点点从口角流出。这时外屋有声音传来，邻居家来人说钱找到了。
她为什么自杀？她在田里干活时，田边的屋子里独自住着一个家人不想赡养的老奶奶。老人看着可怜，曹小芹帮她洗衣服、倒马桶。一天老人打开抽屉，昏了眼，把钱看成了纸，嚷着曹小芹偷了她300块钱。养母让她跪地，烧了油纸逼问她。热油烫穿了裤子，滴到肉上火辣辣的刺疼。“不认也是死，认了也是死。”曹小芹认了，回到房间想结束生命。
她听着动静，养母在外屋笑了，说“找到了就好”。她又听见养母推开她的屋门，掀起蚊帐。她转动眼珠，对上了养母的视线。养母面无表情，转身走了。她觉得养母看到了她口角的白沫。她心凉了，她想养母是在任她去死。
但第二天早上，她还是醒了过来，爬起来吐光了胃里的东西，清洗吐过的被单。冷水冲着她割过的手腕，曹小芹想，既然老天不让我死，我就要活下去。
这一口气撑着她捱过了接连的不幸。22岁时，养母收了三万元彩礼，把她嫁了。婚后没几天，丈夫知道她是弃女，瞧不起她，开始打她。生了孩子，她又被赶出门打工，挣钱供孩子全部的花销，迎接她的还是暴虐和欺侮。孩子7岁时，她被彻底赶出了门。
尽管在漫长的日子里如浮萍般飘荡，她还是咬牙没想过去寻亲。直到第二任丈夫出现。他是工友介绍的，离过婚，人敦厚朴实，待她温和。他带曹小芹去验DNA加入寻亲队伍，鼓励她——你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就可以了。
曹小芹长在莆田忠门镇。该镇以垄断全国九成木材贩运网络闻名。财富涌回小镇，别墅建起来了，娶亲的彩礼高的都涨到了100万元，长在这里的“阿乐”也过上了好日子。
不少人还是不愿寻亲。她们就像还没尝过幸福滋味时的曹小芹，恨着小时候养母的刁难和周遭人的冷漠。
负责在忠门镇一带发动“阿乐”寻亲的志愿者劝她们，“放下怨恨吧，亲生父母可能在找你们”。她们不理，“既然父母生了都不要，认他们干嘛？”
她们中间流传着一个寻到亲的姐妹的身世。她是80后，生父是长乐某乡镇的村支书。某天生父回家，女婴变了男婴。是生母和外婆商量，用她加一个金戒指，换回一个男孩。不料男孩是傻的，长大了要关着不让乱跑，媳妇是花了很多钱从外地讨来的。而这个“阿乐”被转手卖到莆田，当了童养媳。
“母亲”和母亲的和解
有些“阿乐”寻亲，是想寻到根，寻到一个能走动的娘家，尤其是嫁给养家哥哥的童养媳，她们生在养家，嫁在养家，没有其他的社会关系支持。不少“阿乐”是自己当了母亲后，才想找母亲的。
比如1985年生的红梅，养父母对她很好。但9岁那年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困惑就一直缠着她：亲生父母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她想寻亲，养父不肯。怕伤他的心，红梅便作罢。2009年，她生二女儿，在产房里大出血。躺在产床上，她逐渐感觉不到下半身撕裂的创口，手和脚也没了知觉。力气快耗尽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如果能活着，就去认亲生父母。
红梅活了下来。女儿没满月，丈夫陪她开始寻亲，如今找了快十年。
红梅的背影。
36岁的蔡淑萍也是生了第二个女儿后才想找妈妈。女儿刚落地，养母劝她，送走吧，好再生一个男孩。蔡淑萍不肯，抱着女儿哭，眼泪收不住，她想起了自己的生母。
二女儿被留下来了，蔡淑萍开始寻亲。她尝试理解生母，把女儿送出去时，“她也一样心绞着疼吧？”“阿乐”们说，年纪长了，经历了生娃的痛，养娃的苦，她们才体谅了生父母的难处。
生了第二个孩子后，曹小芹也开始想，也许亲生父母真的有什么苦衷。她又猜，不知道后来他们生了几个，才生到了男孩？
曹小芹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当时会把她送出去？不管亲生父母是富是穷，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就可以了，她不打算把遭遇的苦难告诉他们。
过了三十岁，曹小芹才第一次知道被家人牵挂是什么感觉。这个在打工后才学会讲普通话和写字的女人，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什么是家——
“我以前感觉不到家。认识了这个老公，我才知道家是什么样子的。家的温暖就是，我今天出去，会想念我有一个家在这里，我要回家。我今天跟朋友出去吃饭，别人问晚上住在这里吗，我说不行，我要回家。
我家在黄石镇，我想着我要回家了，就会觉得很幸福。我现在是黄石人，这边好多人都喜欢我，我走下公交车，他们都说，你回来了。我要坐车出去，他们问，你要去哪里呢？
有的时候坐车，我就想，这个公交车是开往黄石的，我家现在是黄石的了。”
新家庭的美满，甚至消解了曹小芹对养母的恨意。养父是和养母置气喝农药自杀的，她现在想，养父死了，养母一个人养孩子不容易，才拿她撒气。
更多不愿意和解的“阿乐”，则还扎在过往的苦痛里挣脱不了。一个“阿乐”分析，因为过得太苦了，她们才武装起了自己，“其实她们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得理不饶人，但每个人的心都像豆腐一样软”。
“寻亲帮帮团”的志愿者担心，等怨忿的“阿乐”解开心结，想要寻亲了，父母可能已经不在了。有一个“阿乐”寻到亲时，双亲已经都去世了，她瘫坐在坟前捶地大哭的画面，让很多姐妹都抹起了眼泪。
“寻亲帮帮团”把一个拄着拐杖佝偻的身子的母亲的背影印在了宣传海报上，旁边配文——
她老了，却没有任何有关我们的记忆，所以我们不能再怨。
她老了，禁不起等待，所以我们要加入寻亲。
她老了，盼着我们回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我们。
让我们一起因爱回家。
弃女往事
长大的“阿乐”陆陆续续找回长乐。长乐人告诉了她们弃女的源头。
送走“阿乐”的多是母亲。为什么要送走女儿？长乐的渔镇梅花镇的林美芬提起了一张渔网。她生四女儿是在1972年鼠年的十月初二，上午她还在补渔网，羊水破了，流了一地。她爬到床上，晚上四女儿就出来了。
次日早上天光，林美芬托母亲喊来村里的“媒婆”白秋芳。白秋芳早年由莆田嫁来长乐，长年在镇上抱穷人家养不了的女儿，她告诉镇上的人，莆田有人要女孩。
当时，林美芬的大女儿9岁，二女儿5岁，三女儿3岁，小的满地在爬，大的帮忙带小的。林美芬怀着四女儿补渔网，手脚肿胀，割渔网线的铁刀石悬在胸口，坠得脖子酸疼。第四个还不是男孩，产床上的林美芬咬牙做了决定。送就要趁早，养在身边日头多了，就舍不得了。
晚上丈夫讨海回来，奇怪怎么听不到新生儿的哭声。她道了实情，丈夫想骂，看看三个女儿，又止住了。林美芬安慰他，把四女儿送去莆田，那里有地瓜和花生吃。
她知道女儿是被送去莆田干活、当童养媳的，这样命也比跟着她吃不饱好。她母亲那一辈，生多了女孩的，有拿枕头闷死的，有放水里浸死的，“女孩命贱”。
白秋芳给了林美芬25块钱，让她买吃的补身体。她前脚刚走，后脚就有邻居找上门来，想借15块走。林美芬说着红了眼眶，“就是穷啊，才把女儿送走，他竟然还找我借钱”。
白秋芳给过林美芬四女儿养家的地址。她把那张纸夹在一本书里，十几年后去翻，却找不见了。她也就算了。
林美芬如今七十多岁了，还在织渔网补贴家用。她想四女儿如果现在过得好，也不想认她的。会想女儿吗？她织网的手没停，声音却在颤抖——“怎么不想？！”丈夫更挂念女儿。他们的第六个女儿13岁时夭折了，丈夫老了腿脚不便，每年还吵着去给她扫墓，“爬也要爬去的”。
长乐潭头镇的陈依莉1990年送走了第二胎女儿。1992年，她躲到邻近的金峰镇想生第三胎，买菜时被抓计划生育的人发现，带到长乐市人民医院。她借口上厕所，但没能逃脱，被拖进手术室打了引产针。她没来得及看是男是女，孩子就被一块布包着拿走了。
1994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家人喊了潭头镇专门抱孩子去莆田的女人来。她留下50元钱，让陈依莉买太平面（福州地区妇女坐月子食品）吃。
长乐农村当时的政策规定，若第一胎是女孩，隔四年可以再生一胎。陈依莉生了一胎又一胎，还是生不出男孩。丈夫坚持要男孩，他本来已经搭好了去美国打工的门路，为了等儿子出生，迟迟不动身。
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为了生男孩，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弃女行为常常发生。1989年，赵章南的二女儿出生。他在单位工作，想生个男孩，把二女儿送了人养。过了几年，他想找女儿，才发现中间人说了谎，二女儿丢了，消失在一张他看不见的人口买卖网络里。
龙港已经有几对父母验了DNA，放入“寻亲帮帮团”DNA库，对上了莆田的“阿乐”。赵章南想，自己女儿可能也被送去了莆田。当时龙港往北没有大道，只有一条敞阔的路一直往南，通往福建。
“寻亲帮帮团”目前已采集数千个寻亲父母的DNA信息，来源以长乐为主，还涉及闽侯、连江、宁德等福建其他地区和浙江温州的上百个家庭，以及海南、江西等省份的若干家庭。
寻亲志愿者到长乐周边地区发放传单。
不少父母寻找的不止一个弃女。长乐有寻亲者要在莆田寻找1989年后出生的三个妹妹，她的母亲为了生男孩，一连生了九个女儿。有一个男志愿者，想在莆田找三个“阿乐”，分别是自己的姐姐、老婆的妹妹，还有丈母娘的妹妹。
没有失踪的女性
“阿乐”用莆仙话怎么发音？“啊咯”——“阿乐”张开嘴，“啊”发音短促，去声，“乐”音“咯”，是入声。多数还在苦觅父母的“阿乐”，并不想多提起这个带着屈辱成长记忆的外号。
和养母争执要不要送走二女儿时，蔡淑萍正奶着女儿，她对着养母哭，“我自己都是被你养大的，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遭受和我一样的生活”。
养母反问她，“难道我养你长大，你有受过一点委屈吗？”蔡淑萍是“阿乐”中的幸运儿，她是在养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
蔡淑萍大哭，她在养家是没受过一点委屈，但她身上从来都洗不掉“长乐仔”的“污点”。
“阿乐”像扣在颈上的“一顶帽子”，让她们抬不起头来。红梅记得，村里同龄的孩子追着她们喊“阿乐”，编了歌唱她们“长乐仔，没人要”。上学时，也多是“阿乐”一起玩。如果“阿乐”机灵，学习好，还会被骂“婊子仔”，如果漂亮又聪明，“就被说是婊子生的”。
到了婚嫁的年龄，不当童养媳的“阿乐”去相亲也受歧视，不管她们多好看多优秀，就是有人低看她们。
有“阿乐”将这种自卑形容为一种像被扼住脖子的“憋屈”。养父母的眼神让她们从小敢怒不敢言，“那眼神就像在说，我能捡你一条命回来，你就应该感恩戴德，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报答我们”。
这样的苦扎着心时，“阿乐”们只能互相安慰，能活下来，没被掐死被溺死，算好的了。她们还自嘲，至少还能被卖，证明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扎在她们心头的刺，随着人生经历的起伏和丰富，也以各自的方式被缓缓拔出。
“阿乐”的生母一辈人，多有穷人家的女婴被溺死的记忆。在人口学上，因为性别偏好而消失的女性被称为“失踪女性”。
不忍弃溺女婴的外地人发现莆田可以接收女婴后，把孩子托给莆田人，是一条活路。
莆田就像一个从周边地区吸收弃女的洼地。源源不断的没有失踪的外来女孩，改变了莆田的人口结构。
莆田市1983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1982年，莆田0岁儿童性别比（取女孩数为100计算）为94.10，但当地1981年人口自然变动的出生性别比为107.38，两者相去甚远，而长乐的人口性别比最高，达110.9。国际学界认为，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在102-107区间，通常男性要比女性要多一些。
而莆田1982年1-22岁的人口数据均为女多男少。根据多位人口学专家的专业算法，若以莆田1981年的自然出生性别比和第三次人口普查中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估算，在1982年，莆田0-22岁人口中与异常性别比可能相关的女性总数近三万五千名。
若以学界研究中通用的106的性别比做估算，这一数值也超过三万。而1982年后，还源源不断有弃女流入莆田。这一数字，与寻亲组织估算的弃女规模“数万”基本一致，他们的结论是基于样本村庄的“阿乐”数量。
莆田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结构图。
有“阿乐”从长乐人那里听到了溺婴的旧俗，回到莆田，劝弃女们不要怨自己的命，至少她们还活着。
有一位少女“阿乐”得了绝症，逝前养父母帮她找到了生父母。她攒下一块质地上好的布，送给生母做衣服。生母哭着问她，“你怨我们吗？”她说不怨，“我知道你们不容易”。
现在的幸福让曹小芹感觉像劫后余生。没嫁人时，她常想着这样的场景：夫妻俩带孩子出去玩，一家人牵着手，恩恩爱爱。
嫁给前夫不久，她就知道这个梦破了。日子最难过时，曹小芹曾经带了一瓶敌敌畏，去找大儿子，想和他一起死。她问大儿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他回答，想做一个有用的人，赚很多钱给妈妈花。她下不了手。
林雪琼一直记得，养父告诉她，抱她回家时，她只剩了一口气。养父把她抱到灶坑门口，温火一点点烤，身子终于暖和了过来。到了下半夜，她又快断气了。养父烧了三束香，跪在大门口，求老天爷保佑，说如果她能养活到16岁，就买一只小羊羔感谢神。
林雪琼16岁时，养父真的买了一只小羊羔，还没祭拜，那只羊死了，养父又买了一只。他还是怕老天爷会把林雪琼收走。
“我们都活着，我们没有被闷死，感谢亲生父母。”林美凤听了两个妹妹的遭遇后，语气中带着庆幸。她想象在对着生父母说：“你们要是也好好活着，我们一家人好好团聚。”
（文中曹小芹、林美芬、白秋芳、陈依莉为化名，黄石镇为化名。本报道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腾讯公益、腾讯新闻出品，授权腾讯独家刊发。点击“阅读原文”，了解“寻亲帮帮团”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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