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渣易处理，脑渣不好办

前言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一时风起云涌，无论GUANGFANG还是民间，基本上都是义愤填膺批判人渣，要求严格监管。有位知识人的看法，很有代表性，抄录如下：

中国的刑法里没有虐待儿童罪这个罪名，但有虐待罪，这件事真是不伤中产的心了。作为我个人，很希望通过这件事能从各个角度和环节落实法律、政策，该打的打该抓的抓，只有有了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管，才能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港湾。

----《心路独舞》

　　这位作者虽然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在美生活多年，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跳广场舞的大妈毫无差异，只有一个简单的反射回路。

简单说几句吧

　　首先，作为公共事件，作恶者自有法律惩处，思考的重点不应停留在道德层面的批判和法律的处理，这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形成良性纠错机制，把每次公共事件当作改善公共规则的契机，从系统上降低恶性事件减少发生的可能。

　　虐童事件需要思考三个关键问题：

－－为什么类似事件不断发生？

　　－－严格监管会带来什么？

　　－－社会激励机制如何设置？

　　大家知道，现在开一个幼儿园不容易。携程这么大的公司，为了解决员工孩子的托管问题，也是历经波折，后来托管到了一个某部门下的机构，才获得“合法”资质。在严格的准入机制后面，人们真正获得的社会公共服务却是如此低劣。简单地说，在管制领域，有能力快速便利获得牌照/批文的机构，要么是QUANLI相关，要么是擅长钻营，而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意愿提供良好服务的，却无法进入这个领域。这就是经济学的常识，越严格的管制，就会导致逆淘汰，最后胜出的都是最差的。经济学有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沙漠里只有一个井，那这口井的拥有者就能够随意开价。

托儿所或者幼儿园屡暴虐待事件，就是过度管制最典型的实证。虽看似极恶劣，其实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遭遇各行各业类似事件的冰山一角。举医疗行业例子

　　为什么莆田系医院遍地开花？

　　一百年前，洛克菲勒在中国捐建了中国最好的医院，至今协和仍然是大陆的顶尖医院,其品牌与服务有口皆碑；一百年后，在医疗过度管制之下，莆田系医院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大家都懂的。很多海外的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一直想进入中国，但是很难拿到批文，比如TW有名的长庚医院，还有明基集团旗下的医院。

　　差距在哪里？以南京的明基医院为例，10多年前建的医院，各种软硬件设施完全以便利病人和医护人员为核心，而旁边不远处化巨资新建的南京某医院河西分院，整个硬件设置大而无当，更不要说软件的差距了。

　　为什么HPV审批这么慢？

　　近期媒体在欢呼二价宫颈癌疫苗（HPV）获得上市许可，但业内人士都知道这是多么的荒唐。HPV疫苗早在2007年就获美FDA批准上市，当时也同时向CFDA申请，国内的审批流程一走就是10年，每年有很多大陆的女性专门赴香港注射宫颈癌疫苗。

　　查一下数据，宫颈癌是国内15岁至44岁女性中的第二大高发癌症，每年约有13万新发病例，占全球的28%以上。现在国内每年8万女性因宫颈癌去世，15万新增病例。医疗界估算，审批拖延十年的结果意味着未来38万新发病例和21万死亡病例。更加让人无语的是，这个让国人等了10年才上市的二价HPV疫苗，去年已经在美国退市，香港已经普遍使用九价宫颈癌疫苗。

　　类似情况不少，现代医学在靶向药物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为广大癌症患者的福音，却大都遇到无法快速获得注册许可的问题。事实上，对于社会急需的药品，如果国外临床已经证实了疗效，完全可以参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简化审批程序直接发证。比如香港，直接认可FDA的结果。

注：HPV价数越高，预防的癌症种类越多。

　　携程的梁建章先生有思想力有行动力，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并推动改变执行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位非常值得敬重的企业家。梁建章先生这次遇到的问题，和他近年来致力于推动解决的问题，其本质都是一样的。无论计划生育、幼儿教育或是医疗服务的问题，根源都在于QUANLI的过度管制。

　　管制之下，怎么可能有优质的服务？想想30年前一辆桑塔那汽车是什么价格，30年后各种产品价格翻番，现在的桑塔那汽车多少钱一辆？30年前买彩电冰箱还需要找人批条，现在市场上各类电器琳琅满目物美价廉任君挑选。30年前银行、电信、邮政是什么态度？

　观察这三十年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市场开放度越好的行业，选择性越多，服务越好，价格越公道。让企业和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开办托儿所/幼儿园，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对于事件的后续，作者并不乐观。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全社会异口同声责骂人渣的大合唱中，仍然是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严格执法。这样的喧嚣过了二周，一切都烟消云散。全社会静静等待下一次事件的发生，继续掀起批判人渣的新浪潮。

　　几个人渣易处理，这么多脑渣实在不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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