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年华
我活着,我在爱
  Dear:
  嗨,你好,现在是2017年6月27日早上7点,其实我6点钟就醒了,过了三十岁,几乎不做梦,睡眠也变得短起来,这真不是太好,我很怀念倒头就能睡一整天的日子,可惜已经一去不返。
  我现在坐标北京。南城。我的楼下就是最繁忙的4号线,偶尔几次,我早高峰去坐地铁,被挤出门好多次,人和人紧挨着,脸对着脸,前胸贴着后背……几乎没有声音,所有人都沉默地忍受这一切,忍受这没有空间同时也丧失尊严的生活。我反感任何人触碰我的身体,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的身体仅仅属于我爱的人,只有她有权力触碰我,由身体而至我灵魂的内部。所以若非万不得已,我尽量避免在早晚高峰去乘坐地铁。但我又喜欢坐地铁,因为可以观察各色人等,我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地铁上写成的,最近的一项写作计划,是写一本地铁故事集,那些千篇一律的脸孔的背后,是日常的劳作和痛苦,我同情他们,就像同情我自己。
  我最近经常走的一条路线是从我的住处到大望路,大望路一带是北京的CBD,那里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有各色美食佳肴,成群的衣着入时的姑娘和小伙子们走过。也许只有在此时此刻的中国,我们才会见到这么多年轻的身体像商品一样急于兜售,年轻的男人和女人,还有一些不愿意退出时间舞台的老人,他们脸上的皱纹和心里的欲望一样曲折松弛。就在昨天,我在新光天地门口碰见一个年轻女子,她穿着不能再短的连衣裙,将法律和道德允许露出来的肉全都露出来了,还稍微越了一点线,然后在电话里大声说:我就是出来逛逛街,你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我呢?我不知道那个不信任她的人是谁,一个小男友,还是一个老男人,还是别的什么?但是很明显她在撒谎,她不仅仅是在逛街,她是来展示自己的欲望并同时期待着收获欲望。
  我并没有因此沮丧,有什么好沮丧的呢?所有人都在说谎,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的谎言总比那些堂而皇之的谎言更真实一些。只是我觉得不安,谎言像收割机一样收割着这一代人的身体和大脑:成功的谎言,一夜走红的谎言,女德的谎言,资本的谎言,权力的谎言,好男人的谎言,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这些道貌岸然的神话,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不过是一个孩子般的任性,敢爱敢恨,大哭大笑,做一个这样任性的孩子,不可以吗?!
  未来会如何?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还敢畅想未来吗?我给你写这封信不过是因为我醒的太早又没有人陪我说话,感觉像是被凝固了一样,感觉像是某个暴风雨的前夜,所有的人都在等啊等啊,最后就在这等啊等中耗尽了最后一丝激情和努力,行尸走肉一样地生活。说起来,生活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一样操蛋,都是让每个人变成同样的面孔,最后不声不响地死去。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我经常面对的难题。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梳理了过去大半年的生活,一边梳理一边惊心动魄,完全是一幕莎翁的悲喜剧啊。哈姆雷特王子的犹豫不决只不过明白无论如何行动都不过是一种失败。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自己的悲喜剧中,我如此失败同时又如此成功,这失败和成功都是我的命,我认领了它,修我的正业,以此为救赎。
  说起来不要笑话我,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在我的私心里,还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过北京呢,我甚至想,如果将来要建一个全宇宙的首都,还是放在北京最为合适。我呢,什么都不需要,我就需要一个像601那样的移动空间,我和我的机器人伴侣杨铮在里面生活就好了。就这么想一想也觉得挺美好的,我们现在抱怨的雾霾啊、沙尘暴啊、水啊、拥堵啊,什么什么问题,估计到时候就都解决了。反正有一个人爱就是好啊,我只需要爱的乌托邦和吻的乌托邦,当然,每一个在一起的夜晚和早晨,还需要一点车厘子、半熟芝士、醪糟汤圆、鲜姜片以及几首诗和几首歌。
  想起来上一封信是在1999年写的,在一间阶梯教室。那一年我19岁。
  过了19年,有了这一封信。再过19年,我还会写一封信给她吗?
  无论如何,我活着,我在爱,愿每天醒来,你都在枕边。我爱你。
  Yours, Chey
  2017/6/27,北京
杨庆祥专栏:爱与信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诗人,批评家。

出版有思想随笔《80后,怎么办》,诗集《这些年,在人间》、《我选择哭泣和爱你》,评论集《分裂的想象》等。
曾获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2011年);第十届上海文学奖(2013年);首届《人民文学》诗歌奖(2014年);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14年);第二届《十月》青年作家奖(2015年);第四届冯牧文学奖(2016年)、2015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奖(2016年)等。
曾担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老舍文学奖评委。
责编: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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