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会铺开Ta命运的蓝图。
教育如皮肤，感知冷暖；如眼睛，寻找光明；如心灵，辨别善恶。
然而在许多人的成长过程中，提起教育，都曾有过或多或少痛苦的回忆。
从幼儿园到大学，似乎每个在成长路上摸爬滚打过来的成年人，都曾或多或少地感受过，传统教育流水线上存在的病症，而这些病症也几乎曾引发过无尽的争议与讨论。
“今天交给你一个孩子，明天你将还给我怎样一个青年?”
这是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想要找到的答案。
2013年9月，凤凰卫视出品的这部10集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将整个学校教育体系都纳入视野，试图用更专业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当代教育的发展路径。
它不仅是一份“献给中国教育的礼物”，同时也深刻探讨和剖析了中国教育的现状， 直面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希望。总编导刘晓梅亦将其解释为“最能打动我们的东西”和“最痛的东西”。
当以导演邓康延为首当一群人在全中国各地四处奔走，上下求索，他们苦苦寻觅的，正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中国教育怎么了？”
为此纪录片团队历时两年，将整个学校教育的体系都纳入视野，走访了全中国18所省市、30多所大中小学，采访了50多位一线教师，访问了近20位教育学者。
从陈丹青、周国平、钱理群，到熊丙奇、刘道玉……这些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知名的大学教授、校长、作家、知识分子纷纷在片中出镜。
在共10集、每集30分钟的影像中，纵横跨越中国教育的时间与空间，聚焦首都、特区、贫困区、普通城镇；教育家、特级教师、留洋学子、留守儿童；重点涉及教材改革、 在家上学、 乡村职业教育、 华德福教育、 课堂改革、 公民教育、 大学改革等社会高度关切的教育话题。
这卷记录中国教育现状的珍贵影像，不仅呈现着现实生活中的教育现状和教育专家学者的洞见，同时还将镜头投射了给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教育改革“盗火者”，用影像讲述着那些奋斗在教育改革第一线的他们，所经历的挣扎与困惑……
有人说这部纪录片“无声之处起惊雷”，是对中国当前教育现状最全面的解读，它在教育的病症背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民间还有一批人在为此做着各种尝试；也有人说，它对于多元教育的解读有失偏颇。
但与此同时，更为迫切的是：为了让教育变成孩子当下的幸福，每一位普通的家长、教师、专家能为中国教育的变革做些什么呢？

邓康延，何许人也？

最初，当纪录片推出时最吸引人们的，正是“邓康延”这个名字。
人民网曾这样评价《盗火者》的总导演邓康延：
邓康延及其团队关注的教育宏观而深入，教材改革、在家上学、农村职业教育、华德福教育、课堂改革、公民教育、大学改革，无不在其关切之内。让教育回归本位，赋教育以尊严，铸就现代意识，拥有健全人格的公民，是其孜孜以求的教育目标。
他瞩目那些活跃在一线基础教育的实践者，传播他们“盗来”的火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邓康延的採访和书写，雕刻出赓续“树人”这一教育传统的盗火者群像。
1992年，邓康延南下成为《深圳青年》编辑部主任，再后来他接手了赫赫有名的《凤凰周刊》。
当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在2013年9月面世，陈丹青曾毫不留情地以悲观的论调谈论教育：“大荒谬，大荒败，罄竹难书而书之不绝”。
而邓康延还保留着些许温存，他说：“今日教育之疮痍，前所未见”，因而希望以这样的形式，将当下教育之现状呈现于人，“只求唤醒人心”。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邓康延经历过文革时期没有师道尊严、也无书可读的年代；也经历过恢复高考后，信奉知识改变命运，每个人都挑灯夜战、勇于担当的“最好时代”。这些经历，让他从不忌言对教育是如何钟情与重视。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邓康延是一位十足的“民国控”。
邓康延收藏有大量民国老课本
图片来源：西南科技大学
他会不厌其烦地向你描述那个已逝时代的一切——儒雅淡泊的先生们、或热烈或温婉的美人们、文浅意深的课本，甚至是民国的草木和空气，他一心想在故纸堆里做一名民国的“好孩子”。
与此同时，伴随着近些年教育产业化的步伐，邓康延在环顾四周时忽然意识到，学术尊严已在垂直坠落，教育发展仿佛又重新进入了历史重复的轨迹。
“我们已不是在用教育的正常思维来培育人，培育灵魂向上的人。”因而，邓康延发现与其沉迷遥远的时空，不如将眼光重新放回当下，去记录“最切肤的痛感”。
这也成为了《盗火者》诞生的导火索。
此后数年，邓康延带着《盗火者》纪录片四处奔走，将目光探进中国教育现状，展现了多个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案例：教材改革者、在家上学的实践者、课堂变革者……
他像是一位拿着蜡烛的人，试图为今人召见真实反复的历史图景，召见那些隐没在暗处的斑驳光辉，为稀缺的美好精神招魂。
在影像中，纪录片通过各具特色的受访者，试图点亮不同区间和层面的文明之光，这些点滴而持续的微光共同组成教育野火的图景，让人看到勇气和盼望。
《盗火者》
作者：邓康延 等编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为了采访滑索上学的儿童，摄制组前往贵州，却意外碰见留守儿童董仁发。他一个人住在一栋破房子里，晚上连电灯都没有，说起未来的打算，却是“如果初中收费就不再读了，出去打几年工，回来把自己的房子修起来”。
面对镜头，他忽然要哭出来，哽咽着表示“我感觉我就不应该投生在这个家庭，我已经受够了”。
《呵护童年》中，儿童心理学家孙晓云说：“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容易让儿童感到恐慌的时代”。连续数十年对中国青少年的调查表明，八成中小学生学习时间超时、睡眠不足，中国孩子所面临的学业压力之巨大，竞争之激烈，前所未有。
《天梯》那一集，当摄制组将镜头对准寒门学子，忽然发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视为信仰的“知识改变命运”理念，正发生着巨大变化，“这条供人们向上攀爬的阶梯，正在发出断裂的声音”。
伴随着超级中学和青春流水线的日益庞大，带来的是农村学校的加速消失和农村学生辍学率的不断上升。即便通过高校扩招进入二三类大学的农村学生，毕业后面对的亦是无法预知的未来。
《重回人的语文》里，独立教师们一遍又一遍大声疾呼，“逻辑不通”的语文教育已经让孩子们失去了判断基本是非的能力。语文，作为人类一生下来便开始接受的母语教育，从幼儿喃喃到稚童诵诗，从一横一竖到满腹经纶，小到沟通交流，大到文化传承，甚至于维系社会的和谐融洽，都需要语文的存在。
而现如今，作文却逐渐演变为“假话大话空话”，但面对此情此景，更多人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负责《重回人的语文》的80后编导况冶，也曾遭遇过中国教育的尴尬。自中学开始，况冶就开始在日本接受教育，而她前往日本读书的最重要原因，是交不起北京高昂的借读费。到日本后，况冶不仅不需要交借读费，还会得到一笔来自政府的补助。
纪录片首播5集，差不多每一集都戳到了中国教育的痛点，每一集都不留情面地直指中国教育的弊端。
纵观前后，有为异地高考奔走呼号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充满希望和绝望的眼神；有农村留守儿童在四壁空空的家中说起父亲时突然涌出的眼泪；有日渐凋敝的乡村学校和表情木然的老师与孩子……
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在成都近郊，有人用西方模式打破应试教育的魔咒，让中国孩子融入自然、拥抱灵性，打造一个自由成长的田园学校。
在深圳，中学教师马小平为了帮助学生找回人的尊严，开展人文教育实验而鞠躬尽瘁，最终树立新的教学典范。
在位于陶行知故乡的德胜鲁班木工学校，这里延续着前辈教育家的信条，关心乡村教育，用自己的方式向农村孩子伸出援手。
鲁班木工学校校长江忠贤向学生介绍罗盘的功能和制作工艺
李庆明在央校九年，每天早上向学生鞠躬
华德福七年级孩子重走丝绸之路
在悲哀与叹惋之外，这些中国大地上行动者的身影，总是可以让黯然神伤的人们眼前一亮。从李庆明、江忠贤到马小平，这些人开展着自下而上的探索，营造着温润而新鲜的教育新园地，凝聚着一场实质性教育变革所需要的文化和能量。
教育的力量，不仅改变的是孩子，还包括他们的家庭，以及更大的环境，它决定着个人身心的成长，关乎着国民素质的优劣，影响着国家的兴旺发达。
也许在未来，会有许多职业和机构会消失，但教育这个关系着民族、国家以及未来的大业，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纪录片《盗火者》如同一份交给社会的调查报告，提出了问题，也指出了各种各样的路径，但谁也不知道解决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教育改革注定是一条崎岖难行的道路，但改革需要信念，因为只有信念才能影响信念。
以下附纪录片分集摘要：

01
重回人的语文

什么是语文?它不该是枯燥得让人想烧掉的课本，也不是考卷上的标准答案。语文是语言背后的思想和灵魂，它教会人如何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然而，今天的语文课，质量已经岌岌可危...
在上海，《收获》杂志主编叶开发现，女儿正在成为垃圾教材和病态课堂的受害者，他奋笔疾书，决心以一己之力《对抗语文》;在江浙，20多位一线教师自动集结，他们致力于给小学语文课本“挑错”、“找茬”，并自觉探索“现代公民理念下的语文教育”;在民间，学者们回到民国，向老课本汲取言语的力量和人性之美……
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恢复语文的本义——人的语文。

02
呵护童年

法国教育家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
华德福，一种源自德国的教育，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它是学园、花园、菜园和家园，它“呵护孩子完整的童年”。
九月，开学的季节，陪伴两个被体制教育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孩子，杭州独立教师郭初阳走进成都华德福学校，为期一周的“试读”和“陪读”，孩子们将体验主流教育之外的另一种童年;而郭初阳，这个现行教育体制的质疑者，将为我们解读华德福教育的种种细节，并探寻它与主流教育接轨的可能性。
孩子们是否会选择华德福？家长的选择又会是什么？无论结局如何，“还孩子一个美好童年”的命题，已经无可回避。

03
天梯- 寒门学子的出路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然而今天，寒门子弟藉以改换门庭的那道阶梯，正在发出断裂的声音——
他们，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弟;他们，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800万山乡孩子;在垄断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超级小学、超级中学的大门外，他们逐年流失，转而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列车上;他们，是游走在城市边缘的蚁族群落，空有一张大学文凭，却既无力“拼爹”，又没能掌握起码的谋生技能……
究竟是什么，让寒门学子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狭窄?
国家的转型在加剧，而个体命运的转型，却似乎陷入了停顿。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已成为中国社会不能承受之殇……

04
守望乡村

乡村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改变乡村落后的基础教育，恢复乡村文化生态，需要民间力量具体而微、坚韧不拔的长期介入。
在晏阳初的故乡，立人乡村图书馆在一所普通的乡镇中学扎下根来;在陶行知的故里，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向农家子弟敞开怀抱……他们不约而同地践行着陶行知、晏阳初们的信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眼下，他们能够改变的，或许只是一个孩子，一所学校，一个乡村；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信，欲温暖世界，必先擦亮一根火柴。
守望乡村，让穷孩子也能仰望星空。

05
大学 大学

英国教育家怀德海说：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他该站起来，四面张望。
2005年，诗人王小妮以一名大学教师的身份走上讲台，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上，她读到的是困惑、迷茫、贫乏、冷漠……12年的应试教育把他们压成了扁平状，他们缺乏常识、自私、现实，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严峻的就业形势压抑了他们的梦想，他们无力“站立”，更谈不上“四面张望”……
刘道玉、钱理群、陈丹青、张鸣、周孝政、熊丙奇……大学里的智识之士纷纷诉说体制之痛：官本位、学术腐败、钱权横行……在积习与流弊的漩涡中，人文精神消失殆尽。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大学？！

06
在路上- 高校改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樱花盛开的武汉大学，最早释放出中国高校变革的积极信号——学分制、双学位、贷学金……一系列闪动着人文、人性光辉的改革举措，让刘道玉赢得了“武大的蔡元培”的美誉。
时隔20年，在举步维艰的泥潭中，中国高教改革的探索者再次出发了：
2012年9月，修成正果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式开学了——当理想遭遇现实，朱清时，这个理想主义的校长能否将他领军的“去行政化”改革进行到底?被打上“试验”标签的莘莘学子们，如何开始他们全然不同的大学生活?
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一所潜水七年的“内地与香港合办大学”近日浮出水面，许嘉璐评价说：“UIC已经跃升为清华、北大级的大学”;校长负责制、教授治校、全英文教学、浸会大学的文凭……“洋大学”的冲击波，能否对内地高校产生“鲇鱼效应，”倒逼国内的高校体制改革?

07
课堂风暴

没有讲台，老师“靠边站”，学生三五成群簇拥在黑板前，边写边讨论，教室门洞开，参观者络绎不绝——偏居鲁西南乡村的杜郎口中学，一度因教学质量太差险些关门，如今却以独特的“学生自主课堂”闻名教育界。
专家评论说：“杜郎口模式”是课堂模式的革命性变革，是素质教育的希望之路；质疑的声音说：杜郎口并未摆脱“应试”的窠臼。
在民间，“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宣称要“点燃思想的课堂”，在各自的教室里，一线教师们掀起了一场不同于杜郎口的学习的革命。
体制并非铁板一块，或许，此起彼伏的课堂风暴，将为中国教育吹出一片明朗的天空。

08
寻找马小平-人文教育

12年1月16日，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因患脑癌去世，北大教授钱理群惋叹：马小平是他所识教师中“最具世界眼光”、“可以称得上教育家的人”;
同年，官方组织的“寻找最美乡村女教师”活动在央视高调飘红，与此同时，由民间发起的“寻找活着的马小平”却在教育界引发了更深刻的感动。有评论说，“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寻找，耐人寻味”;
马小平是谁？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如何燃烧生命，照亮了他的人文讲堂？摄制组依次走过湘潭、东莞和深圳，学生、同事、朋友、女儿……众人动情的讲述中，马小平的形象渐次丰满，我们最终发现，他，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师者。
马小平走了，“活着的马小平们”正在走来，他们将带着我们的孩子找回人的尊严，找回教育的尊严……

09
在家上学

面对教育的现实困境，有人迎战，有人妥协，有人则选择逃离。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无需去学校，客厅是他们的教室，父母是他们的老师，他们自主安排时间和课程，他们中的大部分，不打算参加国家统一的中考和高考；而在现代版的私塾，“中西合璧”的教育正在打造着另一批孩子，私塾的开创者，多半是“在家上学”的成功者，他们认为，他们的成功可以复制。
支持者说：在家上学有利于个性培养；反对者说：孩子需要朋友，独自在家无法实现“社会化”;有关部门说：在家上学违反教育法;教育专家说：社会应让在家上学合法化……
无论如何，在民间，形形色色的新教育正在生长。它们的未来，或许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更丰富，更深远……

10
公民教育

美国现代公共教育运动之父霍拉斯曼说：建共和国易，造就共和国公民难;有识之士指出：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
在西方主流社会，公民课程已经运行了几百年；在中国，1949年之后，公民教育戛然而止。
2012年，在深圳，央校校长李庆明突然被“下课”，他在央校的公民教育实践，吸引了舆论的眼球，也让他备受争议;在南京，律师崔武走进校园，以一只苹果为道具，向小学生们诠释“公民”的内涵；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利用互联网，一次一次向公众演绎着“公民责任”的空间……
公民教育，何时才能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的中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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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林君，精英说作者，用心码字。精英说是全球精英、留学生的聚集地。每日发布海内外前沿资讯，这里有留学新知、精英故事及美国街头访问，全方位为你展现真实的海外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精英说（ID: elites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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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国青年报：《盗火者》
新京报书评周刊：《盗火者：给中国教育治病的人》
新京报：《盗火者：反观一个让孩子恐慌的时代》
深圳晚报：深圳盗火者（一）：“侠客”邓康延《盗火者》
《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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