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 | 我看《围城汇校本》

我看《围城汇校本》

张远山

我是钱锺书之书的爱好者，常对抱怨无好书可读的朋友戏谓“书中自有‘千锺粟’（钱锺书）”我拥有国内出版的所有钱锺书之书，包括全部《钱锺书研究》（一、二、三辑）。我1981年买的《围城》，就因热心出借而一去不归，我还暗自高兴，甚至感激这位吃没的仁兄，因为否则我很可能不会买1991年5月的首版《围城汇校本》。假如此书出版令钱先生不悦，购买者有可能被钱先生视同销赃，我愿意向钱先生道歉，但道歉之外不得不说，这本书真不坏。

因此当我听说钱先生与汇校者对簿公堂的消息时，我认为这必是好事者的讹传，不幸证实后我大吃一惊，我只得认为这并非钱先生本意，理由如下：

一、钱先生高蹈脱俗，一贯逃名。这早已有口皆碑，仅举一例。钱先生是大型电视专题片《文化人物》的当然人选，但钱先生一口拒绝。钱先生最讨厌抛头露面而引起公众注意，打官司则无疑会高度曝光，与先生意愿相违。

二、钱先生清高自持，一向逃利。钱先生曾说姓了一辈子钱，不再爱钱。《文化人物》的编导在钱先生拒绝的情况下依然汇去一万元钱，被钱先生立刻退回。钱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再版，他将全部稿费赠予中国社科院有关部门。与汇校者及四川文艺出版社争利，也与先生的一贯态度相违。

在《写在人生边上》的“重印本序”中，先生有一段极富先见的智者睿语：“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的文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这段话告诉我们：钱先生不仅不计名利，而且也决不斤斤于“得失”，即便“可能得不偿失”也在所不惜，否则先生就不会同意“重印”。“坟墓”也者，是先生特有的幽默。说到“发掘”，先生虽然没有“带头”，但允许重印，至少是默许了“发掘”。先生没有事先规定发掘的深度，当然“汇校”也是一种“发掘”的形式，先生不会不悦。发掘自然要“暴露”，暴露必有所得：“钱学”已使先生名播四海；暴露必有所失：《汇校本》使先生显露了些微学步时的稚拙。这显然是智者钱锺书早已料到，而且必不会介意的。先生决不会过虑到误以为这会使令“名”变“虚”吧？何况不是有意研究者不会买《汇校本》（误买了也不会细读），而研究者人人皆知写作就是修改的艺术，了解先生的修改过程，无疑有利于研究先生的艺术，有利于避免“显学”变成“俗学”。我读《汇校本》的观感是，把先生修改前后的文字放在一起，并没有“变为惨酷的对照”（《围城》原序），仅仅是“早晚心力之相形也”（《谈艺录》1983年引言）。我的读后感是：钱锺书不愧为擅长修改的艺术大家，“名”下无“虚”。

因此拙见以为：打官司并非钱先生的本意，先生或者是迫于原出版单位的要求，或者是出于某些人际上的情面，不得已而为之。愿每个爱书及人者，勿轻信传媒的报道，更不必起哄，甚至曲为之讳。是否有鲜为人知的内幕（而非坟墓）还有待于“发掘”呢？让我们稍安勿躁，拭目以待。

1993年12月27日

附注：据《文汇报》载，1994年12月上海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四川人民出版社和汇校者胥智芬除赔偿钱锺书人民币八万余、赔偿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币十一万余之外，尚需在《光明日报》上向钱锺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道歉。但法庭的判决并不能改变我的上述看法。（1994年12月27日）

选自《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上海三联书店199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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