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 | 与时代拔河——我的忏悔和赎罪之旅

与时代拔河

——我的忏悔和赎罪之旅

张远山

从1995年离职开笔至今，十年来不断有人因为我的年龄，质疑我对时代的感受。不止一位长者，这样问过我：“文革结束时，你才几岁？”

比我年轻的读者，很可能也有类似疑问，只不过没有像长者那样，直截了当说出来，从而使我迟迟未能意识到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或许有不少读者，怀疑我的历史表述的正当性。

历史表述有四种可能方式：

一、在场者的感性直观。

二、在场者的理性反思。

三、不在场者的理性反思。

四、不在场者的感性直观。

读者能够接受前三种历史表述，惟独不能接受第四种历史表述，因为那是作者“为文造情”的想当然——这一批评，连历史之父司马迁也未能幸免。

对于拙文中的理性反思，读者一般不会深究我的年龄。因为在场者，不在场者，都可以理性反思，尽管两者各擅胜场：在场者感性直观丰富，但理性反思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甚至囿于局中，一叶障目；不在场者感性直观阙如，但理性反思往往提纲挈领，统观全局，能够廓清迷雾，排除偶因。

对于拙文中的感性直观，认真的读者却会深究我的年龄：1976年文革结束时，我只有十三岁，读初一。他们想当然地认定，我算不上文革的在场者，因此我对文革时期的任何感性直观，似乎都有“为文造情”的嫌疑。这怪不得读者，责任在我，因为我从未专文提及自己的幼年经历。由于详尽谈论我的幼年经历至今依然不合时宜，本文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挂一漏万，算是对有类似疑问的读者，做一个勉强交代。

一

陈丹青的《邱岳峰》，第一段讲他在北京买到一盘《邱岳峰配音集锦》，带回纽约听。接下去是第二段：

是他，还能是谁！我一遍一遍听，大笑，出神，蓦然返回儿童时代，返回我的“听觉史”的“史前纪元”——有一部德国电影《神童》是他早期的配音，妙不可言，谁还记得吗？可惜没有收入。

我记得。1977年我看过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德国神童如何成长为一名纳粹分子和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最后得到了希特勒的亲自授勋。片头是已经发迹的主角登上热气球，一边向狂热欢呼的人群挥手，一边冉冉上升。随后正片开始，倒叙神童的成长史。那是我平生首次看见热气球，眼界大开，印象极深。

德国电影《神童》

那次同时看的另一部电影，是《鬼魂西行》。讲的是一个美国富翁，在欧洲买下一座时常闹鬼的中世纪贵族城堡，原地拆掉，用海轮西运到美国重建，于是城堡中的鬼魂，随之跨海西游。

我的电脑里，保存着一篇从网上下载的文革历史文献《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1]，这两部片子均赫然在列，编号分别是387和392。

……
387.鬼魂西行：鬼戏，翻译过来是为了配合周扬的“有鬼无害”论。
……
392.神童：借外喻中，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物质困难。
……
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
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一九六八年元月

“红代会”的革命小将们，把这两部电影判为“毒草”，理由十分搞笑，不仅时空错位，而且张冠李戴。

《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鬼魂西行》是1938年出品的英国电影，导演则是法国人雷内·克莱尔。20多年后，江青在中国搞“戏剧革命”，孟超编剧的鬼戏《李慧娘》引起了争议，廖沫沙在1961年8月31日的《北京晚报》上，以“繁星”笔名发表了一篇为《李慧娘》辩护的《有鬼无害论》。江青的“戏剧革命”遇到阻力后，毛泽东于1964年6月发表了最高指示：“1961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2]廖沫沙不得不于1965年2月18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然而革命小将却运用文革逻辑，把廖沫沙的账，算到了周扬头上。

《神童》则是1959年出品的德国电影，导演是德国人库尔特·霍夫曼。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1960-1962）当时尚在未来世界，不料这部德国人对全民走上纳粹疯狂进行自我反思的电影，一到中国竟变成了“借外喻中，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物质困难”的大毒草。这种疑神疑鬼、白日见鬼的全民性神经错乱，其害处比鬼戏有过之无不及。神农尝百草，不会把没毒的都说成有毒，否则中国人什么物质食粮都不敢吃，早就绝种了。文革尝百草，却把没毒的硬说成有毒，结果中国人什么精神食粮都不许吃，虽未绝种，亿万高等动物却都变成了没脑子的植物人。

这两部电影，在文革前都曾公映过。张郎郎的《“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说：

当时引进了一批外国电影，至今来看水平也不低，那种西方幽默，给我们震动很大。卓别林的《淘金记》、《凡尔杜先生》、《城市之光》等，都是这时开始内部放映。而公开放映的英国影片《一个士兵的经历》、《鬼魂西行》，德国的《神童》、《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古堡幽灵》，西班牙的《影子部队》，法国电影《红与黑》、《她在黑夜中》，奥地利影片《冰上的梦》在北京家喻户晓，我们都看了很多遍。[3]

程乃珊的《上海在没有好莱坞的年月》，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文革前居然还出版过《神童》的连环画册：“曾藏有不少这样的连环画：《生的权利》、《神童》、《百万英镑》、《没有留下地址》……惜‘文革’中毁之一炬！”

严锋的《好音》说：“最有反讽意味的是，许多最精彩的译制片恰恰是在文化最荒瘠的极左路线时期完成的，比如说《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简·爱》，作为内参片供四人帮享乐的。像邱岳峰这样的我们最优秀的配音演员，用最严肃的艺术态度，配了大量的名片，给世界上最少数的人看。这些片子在文革后有一小部分终于流出来了，可是大部分呢？发霉了？虫蛀了？版权失效了？”

邱岳峰

文革后，“一小部分”译制片确实在影院公映了，其中的“大部分”则成了不为人知的宝藏。我猜想，近年央视电影频道的“银色经典”，就是从这“大部分”里挖掘出来的。由于宝藏不可能再增加，电影频道的编导很懂勤俭持家，要过很长时间，才放映一部从未放过的老译制片。但“大部分”中的大部分，恐怕永无出头之日。浪费一代配音大师的才华，确是莫大罪过。

究竟哪些电影公映了，哪些没有公映，哪些公映后又禁了，哪些禁映后又“内部”放映了，仅靠个别人的零星回忆，现在不可能有完整的记录，只有等将来相关文献和档案解禁之后，才有可能弄清。

二

陈丹青生于1953年，他说看《神童》时处于“儿童时代”，是“‘听觉史’的‘史前纪元’”，可知他看这部电影的时间，一定是在文革之前，而且必属影院公映。我生于1963年，比陈丹青小十岁。根据文革历史文献《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最迟在1968年，即我五岁之时，《神童》已经被禁，按理我没机会看到这部电影。我之所以在1977年看过这部电影，说来惭愧，因为我是“红代会”的末代革命小将——一个享有特权的骑驴者。那年我读初二，十四岁，是上海市卢湾区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的宣传干事。

当时我的特权还很小，只能得到一张观摩内参片的票子，无法让亲友分享。不过有些特权，也可以分润亲友。比如每逢重要节日，有各种“与民同乐”的游园会，复兴公园啦，市青年宫啦，我能得到很多票子，多到用不了，在做数学题时，就用来打草稿。在文化因革命而荒芜的年代，这种现在看来索然无味的游园会，也很令人神往。因此临近节日时，亲友邻居等长辈们都找上门来，向我这个小孩索票。实际上是向我父母索票。每当这种时候，父母总是满面春风。父亲认定我必能光宗耀祖，甚至公开宣布：等我长大后，他肯定能坐上我的红旗牌轿车。这符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中国传统，可见“灵魂深处闹革命”闹了半天，根本没有“触及灵魂”，还是彻头彻尾的传统中国头脑。诸多亲友师长，也都一致认定我前途无量。但当时的我，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享有特权，而是相信，观摩内参片是“革命工作需要”，是为了“批判地了解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和腐朽生活方式”。

从1970年入小学开始，我就始终受到老师、领导的器重和培养，送我去少年宫学音乐，学绘画，这改变了我的童年生活。我的童年生活，与同龄人缺乏共性。当同龄人深情回忆现已失传的童年游戏时，我大抵没资格插嘴，仿佛我与他们生活在不同时代。与我有时代性共同回忆的人，往往比我大五至十岁以上。

我就读的小学，当年是全国大批判先进单位。校园内挂满了政治漫画，不少即出自我手。我们校美术组，画了大量政治漫画，比如“批林批孔”时画林彪、孔子，“评《水浒》批宋江”时画宋江、晁盖，“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画邓小平、刘少奇，“批判师道尊严回潮”时画张铁生、黄帅。我们甚至为《三字经》、《神童诗》全书配漫画，“头悬梁，锥刺骨”配一幅，“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配一幅。校园内经常挤满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包括来自亚非拉的外宾，人数甚至比本校师生还多。1974年的一个参观开放日，正在读小学五年级，时年十一岁的我，面对中外来宾，主讲了一堂以“批判林彪反革命军事路线”为主题的公开课。我不仅自己写了讲稿，还画了一幅巨大的辽沈战役地图挂在黑板上。

当时每有“最高指示”发布，按照“传达不过夜”的要求，负责宣传的校领导，常常在晚上八九点钟，骑着车来到我家，带着我去紧急完成重大宣传任务——在昏黄的路灯下刷政治标语。老师替我打下手。标语偶尔写在马路中央，那样老师就非常清闲，只需提醒众多围观者不要踩到未干的字迹就行。但标语大多写在街沿围墙上，那样老师就比较辛苦，因为我写字速度之快少有人及，他必须把大红宣传纸尽快糊上墙。好在围观者一边对我的写字速度啧啧称奇，一边热心帮助老师一起糊纸，顺便打听一下“最高指示”的内容，猜测和议论一番中央大员神出鬼没的仕途沉浮。完成任务时，往往已近深夜，老师再骑车把我送回家，此时我父母早已睡着了。

现在我每次看到交通管理部门在马路上画斑马线，就会羞愧万分地想起当年在马路上刷政治标语的情景。当年我曾经豪情万丈地在重庆路近淮海路的卢湾区革委会大院外的马路中央，写下一个个卡车大小的字，但现在我已明白，那是在污染市容，更是在腐蚀心灵，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心灵。网上有个帖子把死于十四岁的刘胡兰称为“政治童工”，我当时就是一个自豪的政治童工。尽管我没有任何“生得伟大”的迹象，然而我确实向往“死得光荣”，很有“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傻劲。我当时的日记，丝毫不比《雷锋日记》逊色。我把“做好事不留名”的每一件事，都记了进去，不告诉父母师长和任何人，独自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

幸而，我这个骑驴的小桑丘，没有朝骑马方向一条道走到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革黑幕逐渐得到有限揭露，张志新事件，遇罗克事件，极大地震惊了我，但比这更具毁灭性的震惊，却是许多曾摸着我的脑袋说“小鬼，好好干”的首长，也被揭露出丑行。其实许多中国人都被震惊了，但他们大多有着事不关己的超然物外，而我却有惊心动魄的切身后怕：幸亏我年龄小，如果早生五年十年，我不知道自己将陷得多么深！幸亏历史及时转向，如果时代列车晚点五年十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全身而退！我原本以为，“小鬼好好干”仅仅意味着我会像那些首长一样，对革命事业贡献越来越大，没想到越来越大的贡献，意味着越来越大的攫取，越来越大的特权，意味着从骑驴到骑马，从骑马到坐红旗牌轿车。我原本以为，“红旗牌轿车”是觉悟不高的父亲的错误思想，没想到这竟然也是觉悟很高的首长们的思想。

文革时为捍卫真理而牺牲的圣徒们

在我陷入幻灭感而彷徨不知所措期间，红卫兵组织宣布解散，各级“红代会”组织，由重新恢复的共青团组织取代。原红卫兵成员，只须递交申请书，就可优先转为共青团员，但我拒绝递交入团申请书。不料我的个人意志，根本不被尊重，我依然被转为共青团员，并被“民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兼宣传部长，又兼任上海市青年宫宣传干事等校外职务。被视为“宣传奇才”的我，比校长还要忙，外出开会的次数，比校长还要多。为此我享有不上课和不做作业的特权，但我的考试成绩始终保持全校第一和全区前十，被视为“又红又专”的典型。我不外出开会时，也常常不进教室上课，而在归我个人专用的学生会办公室里，瞎忙着没完没了的宣传工作。然而我的革命干劲早已烟消云散，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前途无量的瞎忙。

个人意志不被尊重的愤怒，以及开会和瞎忙的无聊，终于促使我从幻灭和彷徨之中，渐渐回过神来。我意识到，从骑驴到骑马的方向，决不可能通向共产主义。更重要的是，我陷入了人格分裂的精神危机，因为我无法面对自己的拷问：既然“做好事不留名”，为什么我自己不肯忘记？既然不要别人记住，为什么我却把做过的每一件“好事”都记在日记里？我究竟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献身，还是“时刻准备着”公开发表欲盖弥彰的革命日记？既然看大多数人没资格看的内参片，是“革命工作需要”，那么坐大多数人没资格坐的红旗牌轿车，为什么就不是“革命工作需要”？既然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观摩内参片，并且否认这是特权，为什么我就不会心安理得地坐上红旗牌轿车，并且同样否认这是特权？只要我不自我催眠，只要我不自我神圣，只要我足够诚实，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的灵魂已经扭曲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我没被震惊击倒，没被后怕击倒，没被愤怒击倒，没被无聊击倒，但我终于被羞愧击倒了。我立刻烧掉了再也无颜面对的革命日记。

然而告别过去，毕竟是轻松的，挥挥手而已，问题是我如何面对未来？我还有漫长的余生，我的脚应该迈向什么方向？难道我愿意继续骑着驴，顺风顺水地一条道走到黑？当然不。于是我不顾父母师长的竭力反对，断然辞去了校内外一切职务。我主动跳下驴子，成了逆潮流而动的徒步者。我知道这么做，不可能有好果子吃，会有很多小鞋等着我穿，但我做好了最坏打算——打赤脚。到那时，小鞋其奈我何？1980年临高考前，我又不顾父母师长的竭力反对，断然决定由理科改考文科：我必须安妥我的灵魂，解除人生大惑，读懂中国之谜，洗雪平生之耻。

三

大学时期，我的“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第一条路线，是顺风顺水的多年老路。尽管我打定主意不识抬举到底，然而中小学时代的“光荣”档案，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我带来了我不想要的器重。校方屡次要我担任校学生会职务，我都一概拒绝。但我一再推辞，还是被“民选”为中文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在我进大学前，全校各系学生会年度评比，中文系学生会总是屈居第二，主要原因是宣传工作得分极低。而我在校四年期间，我负责的中文系宣传工作，包揽了全校所有宣传工作单项评比和年度评比的最高奖，同时中文系学生会也在系学生会年度评比中，连续四年排名第一。不过我无须对这四年的宣传工作有任何自愧，我没做过任何有违良心的宣传工作。中文系黑板报上刊出的那些思想极为解放的文章，比如为1977年遇难的本校学生王申酉烈士出的纪念专刊，不仅常常在校内引起轰动，甚至还被公开发行的报纸转载。由此不难想见，八十年代初曾经是怎样的黄金时代。我就读的大学中文系，当年风气又格外活跃，堪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相比。

第二条路线，是逆水行舟的自新之路。由于我拒绝接受陈腐的教材和弱智的讲课，我几乎全程旷课，只按自己的计划读书，为此我先后受到两次处分，还被列为本校“反污”的头号学生对象，差一点被开除学籍。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那个文凭，因为我决定终生从事的写作，不需要文凭，更不需要执照。

第一次处分后，辅导员上门告状，把我父亲气坏了。从小学到中学，老师来访都是表扬，每个来访的老师，都愿意与父母交朋友——后来我心理阴暗地想：老师们会不会想着，将来借那辆红旗牌轿车的光？父母总是争着去开家长会，这是他们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刻。父母达成协议，两人轮流参加家长会。每次没轮到的那个，在家里焦躁不安，急不可耐地等待去的那个回来，带回奖状，传达表扬。我没有兴趣听，因为那些表扬尽管充满革命词汇，但所包含的意味——荣耀、前程、地位、特权，都与共产主义、“经典著作”、“最高指示”格格不入。我父母却永远听不腻对儿子的表扬，然而现在破天荒头一遭，老师上门是来告状的，我受了处分，从前途无量的革命桑丘，主动变成了命运凶险的反革命坏蛋。——早已成为惊弓之鸟的父母不可能料到，199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刑法》会废除“反革命罪”。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毕竟实实在在地进步了。

老师告状时，父亲脸色极为难看。老师一走，父亲大发雷霆，威胁我如果不痛改前非，就要断绝经济来源，断绝父子关系。我把此话转告辅导员，警告她别再上门告状了，我已经成年，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校方想处分就处分，要开除就开除，但别把我家人扯进来。辅导员担心逼我做出更激烈的反抗，使她陷入更大的麻烦——由于“管教不力”，她已因失职而多次被上司申斥。所以尽管我一意孤行到底，辅导员终于没再上门告状。父亲误以为我已痛改前非，但他对我的失望已不可逆转，他知道红旗牌轿车已经远得没影了。

然而事实比想象更离奇。1983年春夏之交，由于时任校学生会主席即将毕业卸任，校方居然希望我继任校学生会主席。我当然一口拒绝。不料劝进者不屈不挠，对我大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培养第三梯队，提倡干部年轻化。本校自文革后恢复高考起，在你之前已有三届校学生会主席，第一届毕业后立即出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第二届毕业后立即出任上海市徐汇区副区长，第三届即将毕业，已经内定出任上海市学联主席。你拒绝任职，就是拒绝了一个起点极高的辉煌前程。”

红旗牌轿车向我招手，这是距离最近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我早已“挥手自兹去”，徒步走得很远了。从那时起，我的“两条路线斗争”基本结束了——尽管对我来说，早在1978年就已结束了，但前一条路线一直纠缠我到大学毕业。此后尽管尚有绪余，然而不再强有力了，因为我的档案里，除了中小学时期的光荣史，已经添入了大学时期的不光彩污点。任何器重我的领导都已明白，我像假坏蛋邱岳峰一样，只是“使用对象”，而非“依靠对象”。

说到这里，不妨加一条补白。有两个“红代会”战友，也考进了同一所大学。一个与我同龄同届不同系，另一个比我大五六岁，同系但高一个年级。后者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凡有“最高指示”发表，他就会在上海的报纸上，代表广大“革命小将”坚决拥护。他被首长亲切接见时的合影，也经常登在报上。由于年龄比我大，陷得比我深，他没机会像我一样全身而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划为永不叙用的“三种人”，断绝了仕途升迁的一切通道，即使他十项全能，百般努力，无限效忠，也永远只是“使用对象”，而非“依靠对象”。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至一所职业中专，担任语文教员。我所属市级系统的领导，多次调用我，提拔我，培养我，但我一如既往地不识抬举。每次为了一项限时限刻“向××献礼”，必须突击完成的“重大宣传任务”，把我突然调离学校，活儿一干完，我就立刻以“专业对口”为由，强硬要求回到教师岗位。领导不批准，我就擅自回到学校。弄得校长常被上司申斥，甚至为我背黑锅，因为上司以为，校长为了仕途通达，不愿放走我这个得力干将。

不知情的同事，早已风传我被“上调”，纷纷与我话别，大套交情。一旦在学校里重新见到我，就会笑着打招呼：“回来啦？”我说：“是啊！”第二天同事又看见我，尽管有些奇怪，还是笑着打招呼：“又回来啦？”我还是说：“是啊！”要过好一阵，同事们才明白我并非下基层。

不久我又被突然调走，同事们想这次肯定不会“回来”了。过一阵我又回到学校，同事们看见我还是笑着打招呼：“回来啦？”他们想这回准是下基层了。不料以后又天天看见我，大概是怕我难堪，就不好意思再问我，只是笑笑。以后我再“失踪”一段时间后重新出现在学校，同事们一见到我就笑了：“又回来啦！”这回的笑里充满同情。他们终于明白了：我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我永远不会下基层，而是永远在基层。

本校领导，当然更要就地取材地屡屡“使用”我。比如分管本系统的副市长要来出席本校校庆，必须由本校为副市长提供一份发言稿。电视台要为本校拍一部专题片，剧本必须由本校提供。市教育局组织教师节征文，本校必须有人参加。本校要通过市级评估，国家级评估，必须有若干“学术成果”，如是等等。

每有“重大任务”，校长垂询左右，何人足以胜任，各色人等都公推我，于是校长责成秘书、办公室主任交给我办。不料他们无不面露难色，抱怨此人架子极大，除了校长，连副校长也请不动。校长不信竟有此事，以为我有什么有恃无恐的背景，反复追问，始知我是个无恃无恐的冥顽不灵者。然而权衡利弊之后，为了仕途通达，校长还是不得不降尊纡贵地亲自出马。

由于我家住房逼仄，在家无法专心读书，我不得不住在单位宿舍里，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由于县官不如现管，我的不识抬举，不得不略有分寸。但我在答应校长的请求，同意履行“义务”之前，必先提出“权利”——分给我房子，并且历数所有前任校长尚未兑现的承诺。校长像所有前任一样大拍胸脯：“只要你能为学校争光，分房的事包在我身上。”在我任教十一年期间，走马灯般换了十四任校长，每一任都与我发生过类似的一幕或几幕。

副市长的发言稿我花了半小时，不起草稿，一挥而就，比我现在的写作容易多了，校长、副市长都很满意。专题片拍得很顺利，电视台说剧本超过了专业水准，此后给其他学校拍专题片，就以此片给其他学校做样板。教师节征文，我志在必得地按配方定向制作的劣文“荣获”一等奖，超过了我事先承诺的“确保三等奖”，校园里贴出了大喜报。凭着我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本校顺利通过市级评估，由科级单位升为副处级单位，又顺利通过国家级评估，由副处级单位升为处级单位，成了本系统的全国名校。自校长以下，各级干部的级别和待遇都提高了，原本没资格配车的也配了车，尽管不是红旗牌，但出出进进也很风光。配车族见了我，常常停车甚至下车招呼我，以示礼贤下士，又屡屡表示我随时可以用车，我这个徒步族当然不会用。就这样，我大学毕业后，又无可选择地做了整整十一年被积极使用的消极工具，同时一步一步逼近那间命中注定的亭子间。如果当时就有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那么情况一定会完全不同，因为我可以自由购房或租房。然而世上水果千万种，没有一种叫如果。

1995年6月，在我离职前一个月，我终于分到了房子，一间六点八平米的亭子间，位于复兴东路的“青云里”，离我的出生地马当路的“荣华里”不远。从那一刻起，我对谚语“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有了日益真切的全新理解：穿鞋者只能给想穿鞋的人穿小鞋，但不能给打赤脚的人穿小鞋。打赤脚的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走自己的路了。

纵观我的个人生平，可分为两大段：倒骑驴阶段（1970-1978），徒步（1978-1995）与赤脚（1995-）阶段。

在倒骑驴阶段，尽管我内心想去的地方，与骑驴者、骑马者、坐车者实际要去的地方南辕北辙，但由于我是被驴子带着在倒走，而且我没意识到正在被动地“倒走”，所以我内心的“反动”，尚未与骑驴者、骑马者、坐车者发生直接冲撞。

到了1978年，我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被驴子带着倒走，如果继续骑在驴背上，我就会离我的人生目标越来越远，于是我就跳下驴子，开始了脚踏实地的倒行逆施。从此以后，无论是徒步还是赤脚，我与骑驴者、骑马者、坐车者的正面冲撞，就不可避免了。

尽管形式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然而我的生命轨迹，其实是一条直线。我认定的人生目标，从未改变。我的生命直线，就是我与时代拔河的那条绳子。1978年前，我用力完全用错方向，居然帮着对手在拔河。幸而在大败亏输之前，我及时掉转了用力方向，开始不自量力地与时代拔河。从1978年到1995年，我尽管没在力量悬殊的拔河中获胜，但起码没有输。1995年后，角力进入新的阶段，拔河的绳子，变成了纤夫的纤绳。我大概要背着这条纤绳，逆水行舟地走完我的余生。

我必须用全部余生，为幼年失足忏悔！

我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幼年失足赎罪！

这是我的定命。

2004年1月16日-7月15日

[1]感谢输入者“彩色小吉普”。

[2]《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3]《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第38页，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版。

（选自张远山《文化的迷宫》，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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