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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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
不难看出,科学家对神的认识也经历著曲折的过程。二、三百年以前,实验科学处於萌发时期,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神的创造的探知的渴求。
牛顿、凯普勒这些科学大师在谈到他们的成功时都说,他们只是“思想神要他们想的事”,是“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虎克给牛顿的信中写道:“发明的灵感,有时就像圣灵的气息一样,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它往哪里去。它忽然来了,吹经我们多年努力、熟悉的窗口,进入我们意想不到之处。发明有时就需要这种幸运的一触,这种偶然巧合的一推。在千头万绪缠绕的中心,忽然看清那位大创造者的本意。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蓄意的或不经意的,都是在上帝的影响下,因此我们更该竭力地去做”。
为着认识神而从事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畏神。
《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一7,九10)。
耶和华是宇宙万物和自然规律的创造者,是生命、真理、智慧和知识的源头。敬畏、亲近他,可以得到更多的灵感和洞察力。认识、追随这位至圣者的人,是有真智慧的人。上述科学大师们,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作了很好的注释。
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后,有人再度骄傲起来。随着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科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视人是这永恒宇宙的主宰。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相对立,陷入无知、迷惘之中。
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会受到各种奖赏和称赞,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该想到,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崇敬规律的发现者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是很不符合常理的。
比方说,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并将它精心裱帧,装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一天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为之倾倒,立即叫亲朋都来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并热烈地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
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因为太不合逻辑。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不合理性。
当科学再度向纵深发展时,复杂、浩瀚、精妙的宇宙,使不少人不得不再一次去思考、面对宇宙背后的设计者。这在天文物理学界尤为突出。加拿大天文学家Hugh Ross说:“我和很多研究宇宙特征的人谈过话,也读过许多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其中,没有一人否认宇宙不多不少是为适合生命而斧凿出来的。天文学家很自然地倾向独立和抨击一切信仰。只要有机会否定,他们就会把握。但宇宙的精雕和细琢,证据确凿,到如今我还未听过任何异议。 ”他列举了许多天文学家有关的谈话。
因发现宇宙背景辐射而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彭西亚(Arno Penzias)说:“天文学带领我们看到一件独特的事件,那就是:一个从无有中被造出来的宇宙;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供应着容许生命存在的条件;同时,这宇宙背后是有一个根本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然的计划。”

宇宙学家罗夫曼(Tony Rothman)在一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定睛仰望夜空时,他们看见是天使使宇宙和谐运作。今天,现代宇宙学家则象爱因斯坦一样,他们凝视著同样的天空,却看见上帝的作为透过大自然的常规表露出来,而非透过天使……当我们面对宇宙的规律和美丽,以及自然奇妙的巧合时,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冲动,要用信心跨过科学进到宗教去。我肯定很多物理学家曾这样想过,我只希望他们会坦白承认。”
英国天文学家戴维斯(Paul Davies)逐渐从无神论转而承认:“物理学定律本身似乎已是非常高明设计的产品”;“对我来说,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背後必有玄机……好像有人把大自然的数字精调来创造宇宙……这设计给人的印象实在是震撼性的。”
原宣称“宇宙就是一切”、毫不犹豫地反对基督教的英国天文物理学家荷尔(Fred Hoyle) 现也无奈地说:“一位超智慧者在玩弄着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天文物理学家基福(Robert Griffiths)则风趣地说:“如果我们要找无神论者辩论,会到哲学系去,物理系派不上用场”。
科学的发展虽还没有使每一个人看到神,但确实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科学与《圣经》的吻合而真正谦卑下来。
天文学家凯普勒说:“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 热力学家凯尔文说: “人类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
因用油滴实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米立根(Millikan)说得更加清晰,“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类智慧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
霍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大自然》与《圣经》)喻为人的双眼,“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揉合一起来看事物,好像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科学能使人们从敬拜受造之物的迷信中醒悟过来,转而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
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起点。此话富于哲理。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Robert Jastrow),在《神与天文学家》(God and the Astronomers)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
有人会想,如果按前面论及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每一个科学家都应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对,为什么现实并非如此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其答案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阻碍一些科学家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什么是科学主义呢?何天择博士在《人从那里来》一书中,对科学主义这样描述说: “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他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笔者认为这是很中肯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疑、有目共睹的。不幸的是,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後,科学家对神这位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著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新宗教,被无数人盲目地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举办讲座,听众不管是否听得明白,都无条件地接受;而且,往往越听不懂越是自叹不如:这道理太高深了,这个科学家的知识太渊博了!从不对科学家所讲的东西置疑。相反,如果是一个神学家讲道,无论他讲得如何清晰易懂,如何有根有据,人们也会疑云满布,百般挑剔。
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摒弃神这个主因外,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前面已经谈过,现代实验科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归纳法以观察、实验开始,从大量数据中找出规律来。演绎法虽以假设开始,却一定要以观察、实验的数据加以验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实证,这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如果把这种重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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