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想像“地球是圆的”这个概念，就像一个橡皮球被翻转过来，不同大陆的人生活在橡皮球里面。当然，这是一个男孩想像的方式，但这种想像是感知真实世界的另外一双眼睛。这是我创作所有的书的源泉。——安野光雅
做记者的，心里大概都藏着那么一份名单，列着这辈子真心希望能够有机会与之对话的人。我的名单上日本人不多，宫崎骏、木村拓哉，如今又多了一个名字——安野光雅。
我第一次看到《旅之绘本》，完全没有领略到其中的好处。直到两年后，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坐在阳台上，静静的翻开，一点点辨识出那些曾经去过的地方，读过的历史、听过的故事，爱过的风景……
这才领略到这套薄薄的小书背后是一双多么聪明、多么有趣、多么敏感的眼睛。这双眼睛穿透历史的烟尘与千山万水的距离，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如此真实、又如此不可能的一个世界。
“道路无限延伸。越过山丘、跨过河川、穿过漫无边际的青青草地，恣意伸展……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从一个小国到另一个小国，一边迷着路，一边开始一个遥远的旅程。”
安野光雅，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创作者，如此的渊博，如此的幽默，又如此的富有原创性与发明性。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给孩子创作童书，也为成年人创作关于数学、哲学、历史、旅行的书。他为日本的科学杂志设计令人惊叹的封面，并在电视上谈论艺术与艺术史。
但是，读他的个人随笔集《绘画是一个人的旅行》，从幼年时光写到垂暮之年，却又是那样宽厚、诚挚、谦和，没有激烈的文字，也没有半点知识与艺术的架子，遗憾和苦难都是一笔带过，偶尔还露出点老顽童的本色。文字简单平淡的像流水，余味复杂醇厚却如青橄榄。
安野光雅已经90多岁了，又是日本人，采访恐怕没有机会了。所幸他一生创作，留下了大量的图像与文字。另外机缘巧合，找到一篇美国资深童书评论人Lenoard Marcus在1989年对他做的一次采访，这位Marcus先生也是等了10年才等到采访的机会。林林总总，总算能稍减我的遗憾。
不过，Marcus先生形容安野光雅“肩膀开阔，目光锐利，行为举止常带恶作剧”，倒是与我想像中的样子相去甚远。不过，那毕竟是30多年前的采访了。
安野光雅出生于日本西部一个群山环绕的小村庄，家境贫寒，从小就喜欢画画，画山，画房子，画妖怪。既没有家学渊源，也没有名师指点，一生所学，几乎都凭一己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他早年在东京的一所小学教美术，60年代去巴黎学画，深受荷兰艺术家M.C.埃舍尔的影响。由此渊源，也就很容易理解安野光雅在之后创作中的主题、倾向与喜好。
埃舍尔作品，他迷恋不可能的图形结构，擅长制造视觉幻像，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试着用我的作品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且有序的世界，不是在没有规范的混乱中，即使有时它看起来是这样。我的主题也通常淘气有趣：我无法抑制自己不去表现那种对于我们认定的必然，不可辩驳之事所带有的荒谬。举例说，我乐于有意把二维、三维物体、表面和空间关系混合起来和地心引力开玩笑。”
安野光雅曾说，小时候，他想像“地球是圆的”这个概念，就像一个橡皮球被翻转过来，不同大陆的人生活在橡皮球里面。他在悉尼遇到小朋友，跟他们开玩笑说，很怕自己会在这里掉入地球的另一端。小朋友们笑着安慰他说，“别怕，地球是圆的，但也有平坦安全的地方。”
“当然，这是一个男孩想像的方式，但这种想像是感知真实世界的另外一双眼睛。这是我创作所有的书的源泉。”
这句话给我印象极深。想像与现实之间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而绘画的意义，不在于如实的捕捉世界，而更在于描绘看不见的东西，或者不可能的东西。
他的第一本童书《奇妙国》出版于1970年，就是通过精巧的视觉转换，打破了合理与荒谬、二维与三维的边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却又诡异地合乎逻辑的幻想世界。
潘洛斯阶梯(Penrose Stairs)，又名潘罗斯阶梯，由英国数学物理学家名誉教授罗杰•潘洛斯（Roger Penrose）提出。潘洛斯阶梯是一个无尽的回廊，一个迷宫。四条楼梯，四角相连，但可每条楼梯都是向上的，因此可以无限延伸发展，是三维世界里不可能出现的悖论阶梯。在《奇妙国》中，安野借鉴“潘罗斯阶梯”中四边形的四条边，互相衔接皆向上以“口”字形呈现的视觉悖论，使奇妙国的尖角红帽小人们生活在一个假想的、无穷符号“∞”型的世界中。
在《颠倒国》中，他通过图片描述一副扑克牌中互相颠倒的两个国家之间，互相怀疑和争论的故事。绘本中的人物一正一反的生活在同一个假象世界里，重力的方向完全不同，由此向孩子展现“相对”这一抽象概念。
这样的书，我们成年人读起来可能都觉得费劲，但安野却相信孩子理解这些抽象画面的能力。
“一个小孩子也许不理解毕加索，但如果我画一个圆，再在顶端加一条线，即使两岁的孩子也会看出来那是一个苹果。不需要颜色，只要一个轮廓，这是一个孩子通往抽象理解的第一步。如果我画一张简单的图，圆形作头，四方形作身体，简单的短线作身体和腿，一个孩子就能理解我说的，‘这是爸爸，这是妈妈’。成年人也许不觉得有什么，但一个两岁的孩子能做到这些，是一种奇迹。”
“孩子的思维与成年人不同。他们能吸收和接受任何新的观念。因此，只是教给他们一些正确的观点是不够的。科学的理解很重要，但也应该鼓励想像。当一些大人看到彩虹，就觉得给他们解释色谱的概念，但真正应该让他们感受到的，恰恰是那种神奇的感觉。”
“我的书从来不曾想教孩子什么东西，而是希望提供一种环境，孩子能够自己学习，感受到发现的乐趣。”
在与Marcus的采访中，他特别谈到了小孩子应该怎么读他的作品，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旅之绘本》的丹麦卷中有一幅拇指大小的《拾穗者》，19世纪著名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的作品，画的是三个农妇在田间弯腰拾麦穗的场景。
“一个孩子看到书中的这个画面，他不会知道这幅画从哪里来，但他会编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是谁，他们在想什么，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等等等等。然后等他们长大了，看到米勒的画，也许会再次记起那些女人。我小时候也是一样。我喜欢观察人，想像他们的故事。如果一个男人走过，我会想他是个木匠，一个医生，正打算去医院看孩子，如此如此。”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却也是他的作品最令人折服之处——一种想像形式的开放性。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必须完成自己的理解与幻想。不同的读者会以不同的心灵状态参与到他的作品之中。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不断的回到他的书，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其中的画面，解码出不一样的风景，从简单的识别到充满诗意的隐喻。
但另一方面，全世界的人在他的作品中领略到相通的美与情感。如他所说，“生而为人的根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很多西方人告诉我，你对欧洲和美国的了解比我们更多。但是这个世界，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有路，有河，就必然有桥。在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找能超越某种特定文化的原型。我寻找那些全世界的人都能理解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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