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哥说
今天华哥要分享的是几位大器晚成之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时候，时间确实是最好的评判者。
作者：群学君
来源：群学书院(ID: sacademy)
全文3059字，读完大约4分钟
1948年，83岁的黄宾虹结束了在北京的十年蜗居，南下定居杭州。
在名义上，他是国立杭州艺专的教授，但实际上，学校根本不给他排课，只是偶尔有喜欢他的学生去拜访请教，他大部分时候就在家里写写字，画点画，基本上处于被闲置的状态。
确实，他的年纪太大了，但恐怕更关键的是，他的绘画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势”上没有任何关系。举国上下都在唱“社会主义的天是明朗的天”，但黄宾虹的画却都黑乎乎的，既枯又重，粗服乱头，看着既不讨喜，还很“悲观”。他的一个学生说，当时办美术展，要不要他的作品都是问题，偶尔有一两幅，也是被放在门板的后面（梅墨生：《你真能读懂黄宾虹的寂寞吗？》）。
这个活了快要一个世纪的老头子，画了一辈子画，从来没学会讨好谁。
张大千的画就不一样，修剪干净，颜色亮丽，造型秀美，打扮入时，卖相很好，几十年来都很讨顾客喜欢。齐白石呢？画意吉祥、心态平和，大吉大利，也叫人爱不释手。
只有黄宾虹，粗率、苦涩、苍凉，87岁那年，他得了白内障，几乎失明，从此画面更黑、更粗、更凌乱，甚至连基本的形都没有了。那几年，他的画在北京市面，也就是一两块一幅。
自古圣贤皆寂寞，黄宾虹漫长的艺术生涯，“踽踽凉凉，寂寞久已”。然而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还自信地对学生和家人说：我的画五十年后再拿出来裱裱挂挂，人们才能看得懂。
90岁那年，双目俱坏的黄宾虹，凭记忆画下绝笔巨制《黄山汤口》。几个月后，一生孤寂的黄宾虹溘然长逝。62年以后，2017年6月19日，这幅作品以3.45亿元成交，创下中国画作品的成交纪录。
1978年，在黄宾虹离开北京30年后，一个33岁的年轻人翩然来到伟大祖国首都。
他叫任正非。
这一年早春，在北方乍暖还寒的天气里，任正非和6000多名科技工作者一道，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亲耳聆听了刚刚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的报告。当听到这个75岁的四川老人用浓重的口音讲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两句话时，所有都惊呆了。
这时的任正非，显得格外意气风发——他是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获得参加大会的殊荣的。
可惜的是，少年得志并不能完全抵消年轻人必然的目光短浅。几天后，当任正非亲耳听到罗瑞卿将军在大会上讲话，“在未来十几年难得的和平时期，解放军也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时，对其中表达的深意却毫无察觉。
直到几年后大裁军，任正非所在的兵种被整建制的撤销时，他才意识到，当年的春风得意也无法帮助他避免此刻人生的艰难抉择。
在深圳下海任正非，不会想到人生更大的绝境来得这么快：
当时担任南油集团（这是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之一）下属电子公司副总经理的他，在一笔生意中被坑了200万。八十年代初，中国内地城市月工资平均不到100元，200万的亏空意味着任正非的铁饭碗再也端不住了。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妻子提出离婚。
年迈的父母、年幼的侄子搬来与中年失业的任正非同住，四口人挤在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阳台上放个煤气灶就是厨房。当时在深圳的菜场，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为节约开支，父母专买死鱼死虾，还安慰任正非说老家还吃不上这死鱼虾呢。
在当时“遍地掘金”的深圳，这段人生低谷带给全家人的，是一辈子也抹不去的灰色记忆。任正非说，母亲直到去世前两个月，还悄悄嘱咐小女儿，说自己一辈子攒了几万块钱，要她留着以后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
命运在这个已经43岁的男人面前写下两个字：绝望。
为了活下去，他四处打工，自顾不暇，连母亲得了严重糖尿病的事，都是从邻居口中知道的。任正非后来回忆说，最艰难的时候，他想起高中三年最大的理想，是吃一个白面馒头，他说，“我能真正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为了活下去，他东拼西凑了21000元，在深圳湾畔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的两间简易房里，创办了一家名为“华为”的集体企业，主要代销香港的HAX交换机。
30年后，当这个因为走投无路而创办的小企业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和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商时，有人问起任正非“华为的秘密”，这个年过七旬的汉子回答：华为没有秘密。华为没有背景，没有依靠，也没有资源，唯有在黑暗中决不放弃，才可能获得机会。
接着，他朗诵起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那句著名的话：“要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濒临绝境的时候，领袖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要在看不清的茫茫黑暗中，让自己发出微光，带着你的队伍前进。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丹科一样把心拿出来燃烧，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
1985年，就在任正非陷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另外一个30岁的年轻人正踌躇满志地从北京首都机场飞向大洋彼岸，迎接看似即将到来的“辉煌人生”。
他的箱子里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几本数学方面的学术著作——那是他的专业，另外，还有一本《古文观止》和长辈送的一双木筷。坐在候机大厅里，他默默吟诵着苏东坡的句子：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他叫张益唐。
他似乎确实有资格这么“吟怀潇洒”：作为“十年浩劫”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第一批学生，他获得了当时极为难得的国家公派留学资格，推荐人是两个：一个是北大校长丁石孙，一个是数学大师丘成桐。即将成为他导师的莫宗坚，是国际数学界代数几何领域的名学者。
在普渡大学，张益唐适应的很快，他只花了两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部分结果，却一共用了七年才拿到博士学位——直到普渡大学停止给他发奖学金。1992年夏天，到美国刚好七年，张益唐开了约五个小时的车，载着他零星的一点行李去了肯塔基州，随身还带着那本《古文观止》。从此以后，他几乎从数学界消失了。
在肯塔基，张益唐基本过着隐居起来，很少和人来往，跟不用说数学界的同仁。不忙的时候，张益唐就在朋友开的Subway帮着管管账。碰到顾客多，他也会到前台帮忙收银。薪水不高，但他很满足。租住在朋友的地下室，他也没什么其他开销。
数学界大概已经把他忘记了，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没有丢掉数学。
有太多问题可以想。历史上那些从来没有攻破的数学猜想，每一个都可以去尝试。他得慢慢筛选出那些很有意思，而且还有希望做出来的问题。
1999年，在朋友的帮助下，一直在Subway打零工的数学博士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谋得一个教职，学校对他的定位很明确：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程的讲师，全部工作就是教学，这一年张益唐44岁。
直到58岁，张益唐一直安于做这个讲师，甚至从未试过主动去争讨什么。
2013年4月17日，纯粹数学领域最顶尖的杂志《数学年刊》收到一篇论文，不到一个月，论文的匿名评审人，国际数学界最权威的解析数论专家伊万尼克十分罕见的对外宣布，这篇论文将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5月14日，《自然》杂志在“突破性新闻”栏目里，宣布数学界一个重大猜想被敲开了大门。四天以后，《数学年刊》创刊130年以来最快接受论文的纪录诞生了。
这篇论文的作者，正是张益唐。
由于这篇文章中对数学界最著名的猜想之一孪生素数猜想的破冰性工作，张益唐从一个年近六旬默默无闻的大学讲师，一跃而跻身世界顶级数学家的行列。
这个大消息传到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告诉张益唐，他不用教书了，因为各种邀请会纷至沓来，他也不会再有时间教书。他的薪水会涨，职位也会变更。只有系里的秘书老太太问，张益唐还会替系里的饮水器换水吗？
张益唐曾用杜甫的两句诗来形容他的命运：“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张益唐说，以常人观点来看，他的前半生似乎挺萧瑟的，但他自己从来没有强烈的感觉。出名后，偶尔会有人觉得他很孤傲，但他并不知道，因为他出名前就这样，觉得自己还挺随和（谢丁：《隐者张益唐》）。
尼采说过：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些人死后方生。
有些时候，时间确实是最好的评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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