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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每个人都过得很艰难。
4月，已经停薪两个月的我，被前公司辞退了。
那会我刚交完房租，存款为负。
hr的微信，给我当头一棒：
因为公司岗位调动，很抱歉地通知你，你被辞退了。
望你找到合适的工作。
没有歉意，没谈赔偿。
合上手机，我在心里骂完娘，就做了一个决定——
申请劳动仲裁，去拿回本该属于我的赔偿。
4月7日，我第一次跑仲裁局。
那天我到得很早，但大厅已经坐满了人。
有一幕格外刺痛我。
一个40来岁的男人，西装笔挺，收拾得很体面。
好像是资料填得有问题，工作人员从小窗口把文件扔了出来。
他俯下身子，趴在小窗口上，涨红着脸争辩：
我过年还加班了，他们没给我钱。我每天都加班。
我能证明，我有微信聊天记录……
但里面只传来一句冷冷的回复：
“你把材料改了，剩下的等通知。”
环顾四周，我才发现，整个大厅里，像他这样的中年人还有很多。
前段时间，我去领结案材料，仲裁局依旧人满为患。
寒来暑往，那些中年出局的职场人，还在为一点赔偿奔走。
有人缩在椅子上，抓紧排号的时间打盹。
有人三两围在一起，吐槽着各自的遭遇。
劳动仲裁局就像一座收容所。
在这里，他们一边讨要公道，一边捡起碎成渣的尊严。
他们的故事，就是中年生活的真相。
“你们年轻人失业还好。到了我这个年纪，失业才是抽筋断骨。”
面前的这位大哥叫王涛，今年42岁。
沈阳人，在北京工作20年了。
我在仲裁局门口拦住他时，他正准备点燃一根烟。
借着排号的时间，他和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2018年底，王涛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去一家做海外旅游定制的策划公司当宣传总监。
那是朋友介绍的创业公司，薪资不高，但老板很好，承诺给他期权。
2019年，公司稳稳起步，小有收益：
像我这样的中层领导，税后到手40万左右吧。
年底开复盘会，说2020年的意向合同量翻倍了，大家都挺有信心。
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摧毁了他的美梦。
海外旅游市场全面瘫痪，这种还没站稳脚跟的初创型公司，是第一批倒下的。
“四月份的时候，估计公司挺不住了，我躺在家里刷新闻，越看越悲观。”
全公司通知停薪，手下小朋友有不接受的，在工作群里直接开骂。
但作为中层的他，不敢有怨言。
过了一个月，他的邮箱里收到了裁员名单。
自己的名字，赫然其中。
那天老板跟我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
我也能理解公司。未来两年，这个行业都不会再有起色了。哪怕转型，客户流失速度、市场培养发展、风险，都是不可预测的。
他也难，大家都难。
说到这，他转过头，对我苦笑着说：
“只是手里的十几万期权全成废纸了，哈哈哈。”
像他这样的中层领导，没有创业资本，也没法回到基层。
一旦失业，就意味着全面出局，满盘皆输。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李光宇身上。
王涛的出局至少还算体面，而33岁的李光宇，是被“扫地出门”的。
在仲裁局等号时，他坐在我左前方。
手里攥着一张申请表，像攥着未知的命运。
“我前公司就是个傻X。”
这是李光宇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他33岁，河北沧州人。
09年大学毕业，去过北京电视台实习。
后来熬不住了，去了一家电影营销公司，从甲方变成乙方，一干就是10年。
“最有拼劲、最能吃苦的几年，都扔进这家公司了。”
他用了“扔”这个字眼。
好像这样，生活的主动权就回到了自己手上。
后来做到公司的媒介经理，手里攒了些媒体资源。这个圈子里大佬很多，但我心想，我这点资源在前公司这种小池子里也够用了。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媒体打交道，“张口老师，闭口哥姐”。
“不像媒介，像老鸨。”
他自嘲地说。
2018年，一场影视寒冬席卷而来。
行业哀鸿遍野，他就职的这种营销公司处在行业的最底端，当然没有活路。
没有剧组开工，电影院也死了。
甲方公司死的死，散的散，更别提我们这种小作坊了。
苦苦撑到19年中旬，领导私下找他谈话：
“咱们接不到电影项目，得往品牌营销转型，这部分资源你去拓展一下，计入KPI考核。”
“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李光宇觉得公司在故意刁难他。
一个月后，领导用工作没有完成为借口，把他辞退了。
临走前，还克扣了他上个项目的奖金。
李光宇气不过，和老板吵了一架。
“说是老板，那女孩比我还小几岁，说话趾高气昂的。”
他想来仲裁碰碰运气。
“按照公司的奖金制度，那个项目我能拿到大几千的奖金，我现在穷成这逼样，我没法不要。”
“撕破脸也没辙，为了钱撕破脸，不丢人。”
是啊。
对于中年出局的职场人而言，面子、尊严，最不值一提。
比起来去自由，尚有退路的年轻人，中年人的“出局”，多是狼狈而惨烈的。
他们背负的一切像座大山，压得人喘不上气。
和公司撕破脸的李光宇，面临着漫长的待业。
33岁，没有向上爬的能力，也没有跨行业的勇气。
李光宇有一个谈了五年的女朋友。
在商场当导购，赚的也是辛苦钱。
在北京，他们蜗居在草房地铁站旁边的一个小开间。
这两年，家里人都在催结婚，可李光宇不敢。
“自己一穷二白的，怎么给女孩承诺啊。”
李光宇也没有坐以待毙。
有一次，一家品牌公司在招聘软件上联系他，刚聊两句，就发来一个产品资料，让他出一份策划案。
他顾不上是不是骗方案，连夜赶做了ppt。
后来的故事，你们应该也能猜到。
石沉大海，再无回信。
“能怎么办呢？心态放宽些呗。”
李光宇说，这样的事，这几个月里发生了好几次。
他开始想尽办法省钱，去楼下超市抢打折菜。
土豆是最便宜的，两三块钱可以买一大袋。
每顿蒸上两个，就能顶饱。
失业以后，他每天还是早上九点出门。
在家旁边的商场里呆坐着，刷招聘软件，投简历，一坐就是一天。
到了晚上八点钟，他才敢回家。
有一次，女朋友突然问他：
“你最近怎么不加班了？”
那时候，李光宇正在阳台晾衣服。
他不敢转身看她，语气故作轻松：
公司没什么活，就剩年前的两个项目要维稳。
这下多好，我也感受一下国企老员工的生活。
他开始比上班的人更在乎周末。
因为只有这两天，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呆在家里。
也只有这两天，内心的恐慌能稍稍填平一些。
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短暂的喘息过后，生活还是要继续。
就像从一个泥潭，跳入另一个泥潭。
王涛一个人在北京打拼，老婆孩子都在沈阳。
前几年，他在老家买了房，每个月背着4000多房贷。
今年失业前，他还想再拼一把，赚到钱，就把小孩转来北京上小学。
王涛跟人打听了，像他这种买不起学区房的外地人，得托关系、交赞助费。
比登天还难。
一边是伟大的理想，一边是残酷的现实。
他夹在中间，被希望和绝望反复拉扯。
失业以后，王涛不敢跟家里人说。
他躺在租来的小破一居室里，整夜整夜的失眠。
每天晚上4点多才有点睡意。
在脑子里复盘，想这20年做了啥，学会了啥，但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来仲裁？”
他的语气瞬间变得激动了：
老东家偷偷把我的社保断了。
离职以后我找朋友公司挂着社保，后来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甲状腺结节。
医院说我的医保刷不了。我一查才知道，离职之前，我的社保已经断缴好几个月了。
“我走的时候连赔偿都没要，他们他妈的欺人太甚了！”
你看，中年世界里，祸总不单行。
几根烟的功夫，我第一次听他骂脏话。
那场病下来，王涛花了小两万。
“在医院拿着缴费单，觉得自己特别可笑。”
工作这些年，王涛每月都定时把工资上缴给老婆。
“她一个人在老家，带娃也不容易。”
有一天，老婆突然问他：
“你最近是不是没去上班？”
王涛心里一惊，问老婆怎么知道的。
“你连着两个月，每天微信步数都只有几十步。”
视频里，老婆得意地分享自己的侦查能力，逗得王涛也暂时忘了烦恼。
倒是最后，女儿那声“爸爸”，喊得他泪流满面。
“可能他们早就知道了，一直没好意思问吧。”
那一刻，王涛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终于不用撒谎了。
我老婆还行，一直叫我放宽心，不行就回去。
我爸我妈拿退休工资，帮我垫了两个月房贷。
觉得自己挺失败的，这么大个人了，还得管老人要钱。
面前这个男人，眼里有藏不住的落寞。
工作也试着找了，同行业是不指望了，都是烂摊子。
跨行就等于一张白纸，光年龄就能卡死你。
只能海投，看到沾点边的都投了。但一个月能接到两三个电话回复就算好的了。
他打开招聘软件，给我看消息列表。
满屏已读的提示，就像生活响亮的耳光。
我没有办法宽慰他。
在北上广，从来不缺成功的故事。
人们追逐那些成功模板，却总忘记，失败才是人生常态。
就像这两个中年出局的男人。
我依稀能从他们颓败的脸上，看到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2003年，王涛刚来北京。
那时正是北京的秋天。
风沙很大，空气也不好。
但刮完风的第二天，天就蓝得不真实。
我那时候爱到处溜达，串胡同。
最爱从南锣鼓巷一路穿过去，走到柴棒胡同。
那会南锣鼓巷还没成游客街，店开得稀稀拉拉的。
傍晚的时候，我就等着胡同里的小学放学。
有的老人骑着三轮车，把孩子接走；有的小孩就住胡同里，搭个伴儿就一起回家了。
“我在胡同里走啊走，心想一定要留下来。”
柴棒胡同
王涛看着我，满眼唏嘘。
这个男人，曾经也想过在这里生根。
20年弹指一挥间，他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随风而散。
今年过年，王涛就准备回沈阳了。
能怎么办呢？老婆孩子都在沈阳，以前一年见不上两回，现在准备撤啦。
到了我这个年纪，在北京连个房都没混出来，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
大城市就是这样。
每一天，都有人带着梦想入场，也有人一身狼藉出局。
像他这样的中年人，烧完青春，节节败退，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李光宇没放弃找工作。
其实北京离他老家那个小县城，只有两三个小时车程。
但生活却天差地别。
第一次来北京坐的拼车，一路上看着楼一点点变高，路一点点变宽，那种感觉很魔幻。
当时就想，如果可以，就再也不回去了。
曾经，他也一身拼劲。
没日没夜，不敢休假。
这两年，他却变得越来越“认命”：
“很多事不是努力就有回报的，过了30岁，我们都是在闷头赶路。”
“真不想再干这行了，熬不动了。过去成宿成宿的熬夜，这几年明显感觉拼不过年轻人了。”
深夜失眠的时候，他也会安慰自己：
哪个行业不是底层出局呢？
就像程序员，到了30多岁，大厂的都财务自由了吧，小作坊的才可怜。熬经验熬资历，青春熬没了，健康也没了，到最后一事无成。
私企就是这样，累得要命，朝不保夕。
“就这么过下去吧，谁这一辈子是能真正活明白的。”
前段时间，李光宇被拉进一个微信群。
群名叫“中年社畜唏嘘取暖群。”
“群里现在有79个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跟我差不多大，混得不太好的人。”
他拿手机给我看群消息：
有年纪大些的，给年轻人指点迷津。
有人说自己在自学计算机编程语言。
“什么python、linux的，我也听不懂。”
还有人爱分享生活里那点鸡毛蒜皮的事——
爸妈训他乱花钱、和领导去参加讲座、打工伤了腰躺在家……
屏幕对面那些失意的中年人，各有各的心酸。
李光宇也不发言，只是有空看看群里的消息。
“大家都活得庸庸碌碌，但都在认真生活啊。”
他看着我，留下无限感慨。
这些出局的中年人啊。
哪怕被生活踩进泥土里，也只能爬出来，假装轻松地拍拍身上的灰。
短暂地消沉过后，就奔向人生的下一个战场。
这是他们的中年，但或许，也将成为我们的中年吧。
走出仲裁局，天光刚刚暗下去。
西四环开始堵车，不远处的五棵松亮起了灯。
街市如昼，灯火通明。
王涛的赔偿诉求立案了，李光宇还要等最后的开庭通知。
他们一一和我告别。
李光宇扫了辆共享单车。
我问王涛怎么回去，他掏出手机，打开滴滴。
我以为他是要打车。
没想到他说：
“老弟有缘再见啊，我去开滴滴了。”
他笑着和我挥手告别，消失在北京的冬夜里。
变成万千行人中微不足道的那一个。
起风了。
这个冬天，格外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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