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杀了我的儿子

直击器官捐献手术现场

“你们一签完，医院就不会对他进行治疗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办公室嘶声竭力喊出这句话。

女孩的男朋友叫彭，30岁，刚被判定为脑死亡，彭的父母正准备签署儿子的器官捐献协议。

“让他以另一种方式活下去”，这是父亲选择捐赠器官的初衷，可这一刻终于到来时，彭的母亲仍然无法接受。

她不断询问，“我儿子真的没救了是不是？”她怀疑自己正在亲手杀害儿子。

高敏是这场“谋杀”的“帮凶”，她是中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份工作，做得不好就得冒杀头之罪。”

忙活完捐献后续的所有工作，高敏走出深圳的一家医院。她的背包塞得很满，里面装着几十甚至几百条生命，重达20斤。

三四月份的深圳已经挺热，她身上印有“红十字会”字样的短袖白T恤有些汗湿。这个点的地铁没那么挤，刚上车她就发现了一个座。高敏卸下身后背着的书包，总算能稍微打个盹。

包里装的都是捐献者的资料，有些情况很不乐观。“入档以后调出来很麻烦，所以我就一直背着，可能随时都要用到。”高敏解释道。这个担子她背了十多年，一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摔摔打打”。

如果不是因为当初的一个电话，高敏大概还在做着无偿献血志愿者。

1993年，离婚的高敏从济南农村到了妹妹生活的深圳，有一回在路上看到了一辆无偿献血车，她好奇地献了一次血，也从此了解这可以救很多人命。后来她就成了献血站的老熟人，更是当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2005年9月2日，接到湖北母亲王蕾电话的时候，作为志愿者的高敏碰巧在红十字会值班。王蕾18岁的女儿因为车祸脑部受重伤，救不回来了。她不想让女儿白白离开，听说国外有器官捐献，多方打听后拨通了深圳红十字会的电话：“我留不住我女儿了,我想把她的器官留下来,救别人,这样我心里会觉得女儿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求求你,帮帮我……”

那时深圳还没有器官捐献的案例。虽然在2003年已经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并且于当年开始施行，但真实情况是，无人捐献。

电话那头，是王蕾着急的询问和压抑不住的哭泣，高敏应下了她的请求。她电话联系了武汉的器官移植专家，请他帮忙处理。

女孩的肝和肾分别救了3个男孩，眼角膜让4个病人重见光明。

这次经历让她震撼，“一个人走了，三个人又重生了”。她决定要把协调器官捐献继续下去，高敏成了全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

2008年，全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办公室在深圳红十字会成立，除了主任陈忠华和执行主任李劲东，高敏是唯一一个成员。她到现在还记得，成立当天，陈忠华对她说：“这份工作，做得好是先驱者，做得不好就得冒杀头之罪。”

明明心脏还在跳，你怎么就说人死了呢？

视频中，医生反复强调“经过两次确认，彭已经处在脑死亡状态。在这期间，躺在病床上的彭，呼吸靠机器维持，血压靠药物维持。”

让普通人接受脑死亡是件挺难的事，明明心脏还在跳，你怎么就说人死了呢？

我们传统认定死亡，是通过一个人的心脏不再跳动，呼吸停止以及瞳孔对光反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其他部分的组织和器官，都因为得不到氧气与养分供应而逐渐失去机能。

从医学角度，脑死亡已经是一个人生命完结的标志。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是指脑干死亡。脑干是人体的生命中枢，它控制着人体呼吸、心跳、血压等重要功能，当一个人的脑干遭受无法复原的伤害时，脑干就会永久性完全丧失功能，以致呼吸、心跳停止。

近十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当一个人大脑死亡时，医生还可以借助呼吸机和药物来维持患者的生理机能长达半个月。

这半个月，躺在医院病床上，插着呼吸器的患者，他无意识地存在于世界上。那些患者家属，这段时间可以咒骂老天，怨恨命运，可以让一个家庭在死亡撞击下踉跄着陆。

但不管如何维持，心电图的折线图总会被死神抻成一条直线。对于捐献器官的家属来说，比接受死亡更让人心痛的，是自己亲手抻直这条线。

在同意书上签字，对亡者家属很残忍，但对等待捐献的人来说是一次生的机会。脑死亡可以让器官处在比较好的状态，后续能帮助做移植手术的病人。如果各个器官都处在完美状态，那起码1颗心、2个肺、1个肝、2个肾、2个眼角膜，可以救助8人。

继2015年、2016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脑死亡立法建议，今年，连任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再次提出加快脑死亡立法的建议。

脑死亡是现在提倡的一种死亡认定方式，即脑干死亡，呈现出的生理机能完全是靠机器和药物维持。在脑死亡状态下进行捐献，可以让器官处在良好状态，后续能帮助做移植手术的病人。

这一举措不光是为了推行器官和遗体捐献，陈静瑜说，“脑死亡后，家属不愿意承认，一直就要耗到这个病人心脏也不行了，两个肺也因为插管而感染，整个过程会延续很长的时间，这期间，病人会花费非常多的费用，自费病人甚至会花掉几十万元。”

一百万人里，三个人捐献成功

“死者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在中国，大家对死亡仍然持传统观念，遗体捐献在中国天生有一道厚重的心理壁垒。现在的数据是14亿人口，志愿登记人数411878人，一百万人中有三个人捐献成功。

随着国家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中国器官捐献网站”登记，更有一些年轻人会在18岁成人那天，把它当做成人礼送给自己。

国家部门也在不断地自我改善，比如从四年前，高敏从事的这项工作，官方名字从“劝捐员”变成了“协调员”。

高敏说：“如果是病重的人，对死很恐惧，这个时候你去劝他，不是找骂嘛！”

很多人不能理解“器官捐献”和“器官买卖”的区别。

在中国器官捐献“双盲”原则的限制下，捐献者和接受者通常是互不知晓的，即便是器官捐献协调员，所了解的也不过到医生取出器官为止。这样的做法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器官买卖。高敏也接到过等待器官移植病人打听捐献器官的电话，“他们想得太简单了，难道器官是放在冰柜里，需要就可以直接取出的吗？”

比起动辄以万元计算的治疗费用和移植费用，器官协调员这份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工资的。

曾经有段时间，高敏作为志愿者，可以从深圳红十字会获得每月300块的电话费补贴和一些交通补贴。但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待遇，因为同行不满，“发了一两个月就不发了”。今年他们开始有工资了，“跟我们签合同，签了就有3000块钱以上的工资”。

2000年时高敏就填了器官捐献卡，她的妹妹这样说她：“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对于她的决定，家人从不反对。

他们也会在高敏的带动下积极献血，不过暂时还没想到器官捐献的事。

高敏说：“除了干这个的人，其他人想的都是把每一天过好，不会那么快想到死。”

现实比虚构更精彩

微博：@Aha视频 | 微信公众号：ahavideos

如需转载或合作，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我杀了我的儿子 | Aha视频

明明心脏还在跳，你怎么就说人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