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因为一通要求拍摄遗照的电话，导演卢盈良顺手扛起摄影机，回到离别已久的嘉义民雄。
通过影像梳理自我、家人、土地及神明间的拉扯，起心动念是对信仰的质疑，最后却成为消弭家人怨怼的家庭录像。


《神人之家》继获得2022年台北电影奖四项大奖后，又入选了金马最佳纪录片名单。

《神人之家》：叩问信仰，解答却是家人
文字|彭绍宇 编辑|Mion 来源|VERSE
离家的人当时为何离家？明明面对重重未知，却仅需一个不够笃定的理由便能启程，而离家的人选择回家，往往得提起更大勇气。正因距离使人抽离，远观总是容易，但回家意味面对曾经熟悉的家人，曾经熟悉的情感与过去，心结还能被解开吗？
离家二十年的导演卢盈良，接到来自母亲的一通电话，希望能回家帮她拍照，日后作为遗像使用。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召唤，回家、死亡等等过往敬而远之的字眼刹时闯入他的心境，面对四分五裂的原生家庭，离家时的卢盈良曾经怨怼，但多年过去，留下的或许是困惑。
身为影像工作者的他，在别人的作品里望见家庭万千样貌，蓦然发觉自己从未好好记录自己的家庭，于是决定返乡，并藉这趟返乡之旅，为自己的家庭留下影像，而这便成了纪录片《神人之家》的创作契机。
回家路其实不遥远，反倒是人心的距离须缓缓拉近，没想到回家的章节写成家族的长篇，摄影机起初宛如第三者，后来竟化作彼此连结，为久未改善的家人关系带来变动。
神明，存在吗？
《神人之家》全片聚焦于一个四口家庭——嗜赌成瘾的父亲、成日祭拜的虔诚母亲、因有通灵能力，务农之余也兼做神职人员的哥哥阿志，以及身为叙事主体与主观视角、被称为“阿良”的弟弟卢盈良。
对神的信仰深深影响这群人的日常生活，仿佛做任何事都得获得神明首肯与指示。纵使深信不疑，但每当被问及“神明是否存在”时，却又无法理直气壮。以现代的进步观点看来，这样的虔诚似已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信仰本该是精神慰藉，却成为世代之间摩擦与不理解的根源。众人分崩离析，如果真有神，那么这群“神人之家”似乎早就不受到神的眷顾。
当观众以为这部片谈的是神，是信仰，没想到它辩证的，其实是家人。
母亲信奉诸神，其实是因为当众人都离家时，唯一默默陪伴母亲、不会回嘴的存在，便是那笑而不语的神像；对父亲而言，那些虚无缥缈的彩票号码，或许也是陪伴他度过孤独的神吧。当纪录片拍摄至此，记录者顿悟其中幽微，除了让作品生长到另一层次，创作者看待家庭的观点也得以升华。
回想他最初返家，面对成日寻找明牌而败光家产的父亲、消极以对的母亲，以及生意上急功近利却总是失败的长兄，导演有太多对家庭的成见，甚至可说是源自不理解的恨意。但他并未让作品沦为控诉或谴责，而是在那些遗憾与无可奈何的片刻，找寻潜藏家庭中的情感流动，例如母亲虽受不了父亲赌瘾，却仍乐天以对；长兄辛勤栽种的农作物卖出了好价钱，身为弟弟的他以镜头将这份喜悦记录下来。
《神人之家》是部难得的纪录片，从怀抱成见到坦然理解，从坚硬到柔软，仿佛让观众参与创作者的内在心境变化，当影像回望私密，创作便贵在诚实，而诚实也是这部纪录片最动人的地方——对恨的诚实，对爱的诚实，使它如此力道万钧，纵使有力，镜头却不是武器，而是如桥梁般连接着彼此，并将对方带进这迴避已久的家庭习题中。
片中，一个寻常午后，导演阿良正拍摄长兄照料农务，脱口而出自己拍摄这部作品的动机与心境，那一刻仿佛打破第三者的旁观结界，取而代之的，是卸下武装后的坦诚以对。
“我觉得我很自私，一开始是因为自己才回来，拍到现在其实觉得自己好像完整了一点，我不再是一个人了。”阿良说。
“你本来就不是一个人啊。”长兄笑回。
作品如实记录这段兄弟之间的对话，丰沛情感也收纳于长兄语毕的微笑中，宛如灵光乍现，真的太美。它令人想起许多家庭的缩影，日常对话中藏有亲情羁绊与挣扎，这便是家人，便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不仅对话打动人，电影高明之处也在那些沉默时刻——那些对峙、默认和眼神交流，都是家人间经年累月相处的默契，悄然无声却张力十足，仿佛蕴藏无数信息，信息中有悲伤与疼痛，也有欣慰与喜悦，都是家庭之于我们的重量。无论离家多远，那重量始终隐隐在肩上，但我们却鲜少回头，深怕其中不堪如潘朵拉之盒，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回顾家庭永远是困难的，恐惧太庞大，庞大到让我们忘记，或许藉由一次回望，有些怨怼得以被消弭，有些误解即便错失和解机会，也能欣然接受。《神人之家》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以镜头回望原乡
《神人之家》的灵魂来自拍摄者的特殊身份与其“涉入”，若导演不是其中一位家庭成员，那份难以言说的亲密性可能无法如此被塑造。
若说电影帮助家人完全和解或许言过其实，但它确实让创作者重新梳理自己与家人、故乡与土地间的关系，因为快乐、悲伤、气愤等种种情绪都是真实的，藉由触发它们，才能为这一段尘封关系带来省思历程，那是等待了二十年，何其珍贵的一段历程。
我们常要求纪录片客观，确保拍摄者与被摄者保持一定距离，《神人之家》却反其道而行，两者距离不仅模糊，更时常被打破。
如此作法反倒让观众比起旁观，更似置身其中，而作品灵魂也来自拍摄者的特殊身份与其“涉入”，若导演不是其中一位家庭成员，那份难以言说的亲密性可能无法如此被塑造，而亲密性则来自强烈的生活感，在那些拍摄全家福照、相互斗嘴赌气，以及面对父亲离世的无语凝噎等日常断简，生活感无所遁形。
年轻时，电影带着他出走，逃出这个明明被称为“家”却令人窒息的原乡。离家少年又怎会知道，多年后引领他回家的原因，同样是电影。不同的是，那个远走高飞的叛逆囡仔，如今用最温柔的眼，回看那些他曾憎恶、弃守、遗憾的。
若将拍摄说是宽恕、和解或体谅都太沉重，不如说影像给了他一次理解家的机会，也是他给了家人一次回望的可能，但就因那么一次回望，家人的样貌便从此不再相同。
“所以你觉得有神明吗？”
“我不知道。”
“神人”之家的重点终究在于“人”，举头三尺有没有神，我们无从得知，但家人始终在那儿，我们不曾形单影隻。巧妙地，在叩问信仰的过程中，纪录片仿佛自我摸索，无形中成为导演釐清与修复家庭关系的媒介，似乎有那么一个结也被解开了。
片末，当导演陪母亲乘著火车抵达远方，走向那片母亲从未亲眼见过的海，画面是如此扣人心弦，这部作品也像他们心之所向的海，默默包容与陪伴着这个家，成为他们的尽头，他们的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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