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落幕的第七十四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纪录片《达荷美》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继上一届《坚毅之旅》获奖后，金熊奖连续第二年颁发给了纪录片，《达荷美》由马蒂-迪奥普（Mati Diop）执导，追溯了 1892 年被法国士兵掠夺，于2021年归还西非贝宁共和国的 26 件皇室珍宝的来龙去脉。从巴黎到科托努，这部别出心裁的纪录片让文物自己说话：在空灵而令人回味的合成器配乐下，用贝宁当地丰族所讲的丰语对白讲述了它们的回家之路。柏林电影节主竞赛纪录片《达荷美》：
如果文物会说话
作者：David Rooney
来源：《好莱坞报道者》《综艺》
编译：鐘緑
马蒂-迪奥普（Mati Diop）的电影首作是2019年的塞内加尔鬼故事《亚特兰蒂斯》（Atlantics）。在此之前，她还拍摄了纪录片《一千个太阳》（A Thousand Suns），并凭借这部令人着迷的作品一跃成为黑人导演中找回非洲祖根的代表性影人。在她的中长篇纪录片《达荷美》（Dahomey）中，迪奥普作为“文化复仇者”（ cultural revenant）的道路继续与她的作品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此外，她还以本片对文物的遣返和赔偿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达荷美》既是对阿兰-雷奈斯（Alain Resnais）和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1953 年关于非洲艺术和殖民主义的作品《雕像也会死》（Statues Also Die）的回应，也是对归还文物的意义以及新一代人继续开展重要的文物保护和文化发展工作的责任的持续讨论。《达荷美》时长仅一个多小时，但主题鲜明、画面极美，记录了法国政府于 2021 年将达荷美王国的 26 件皇家珍宝送回其原籍地，即现在的西非贝宁共和国的故事。这些文物可追溯到 1892 年被法国殖民军队掠夺的格佐国王（1818-1858 年）、格莱莱国王（1858-1889 年）和贝汉津国王（1889-1894 年）统治时期。贝汉津国王是达荷美王国的最后一位独立统治者，达荷美王国在 1895 年成为法国殖民帝国的一部分。纪录片一开始，包括雕像、王室宝座和雕花门在内的木制、金属制和纤维制珍品被小心装箱，准备从巴黎的 Quai Branly 博物馆运往贝宁的经济首都科托努。展览策展人卡利克斯特-比亚（Calixte Biah）将每件展品上的每一条裂缝、每一个缺失的部分或每一个损坏的痕迹都编成目录。摄影机的仔细观察在某种程度上与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纪录片中的观察风格和对复杂过程每一步的关注如出一辙。迪奥普从一开始就引入了一种诱人的诗意幻想元素，赋予文物以生命意识和声音，这也是本片最大的特色。摄影师 Joséphine Drouin-Viallard 巧妙地运用了主观镜头，使这些被掠夺的珍宝从单纯的物品中解放出来，栩栩如生。盖佐，这位达荷美王国 19 世纪初的统治者被配上贝宁当地语言，丰语旁白。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听起来奇异而富有未来感。他描述了自己在异国他乡数千年的黑暗生活，而这之前，他和无数人一样被逐出了自己的故土。在文物被贴上 "26 "的标签后，他表达了困惑的愤慨：他不明白为什么标签用了数字，而不是他的名字。在贝宁报纸对此事的报道中，新闻标题是 "Historique"（历史性的），这个单词宣告了这些文物回归的重要性：它们被装在板条箱里，放在一个恒温室中，等待着被安置到总统府，并向公众展出。街头庆祝活动和当地政要前来参加揭幕仪式凸显了祖先 “回家”的文化意义。盖佐用低沉的嗓音表达了从“黑夜王国”来到“梦中的遥远国度”的迷茫。有贝宁和尼日利亚背景的音乐家Wally Badarou 和 Dean Blunt独具创意地运用了电子音乐，将跨世纪旅行的神话和精神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迪奥普在《达荷美》的形式和主题上的流畅性堪比艾娃-杜瓦内（Ava DuVernay）在《起源》（Origin）中的表现，她将诗意融入政治，却又不失教育意味。《达荷美》反映了与归还被掠夺的国家文化遗产有关的敏感问题，以及法语教学成为教育规范后达荷美历史和语言部分被抹去的问题。迪奥普摒弃了高谈阔论，转而采用生动的讨论方式，将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阿波美-卡拉维大学的学生集会上，对一些激烈的意见分歧进行了记录：一位年轻女学生坦言，她在看到皇宫展出的珍宝时流泪了 20 分钟，对祖先的智慧和艺术感到无比自豪。另一位学生则说，她是看着迪斯尼长大的，她强烈地觉得自己国家的辉煌历史被边缘化了。一些人对殖民侵略者掠夺的约 7000 件文物中只有 26 件被归还这一事实感到愤慨，他们质疑归还文物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也有怀疑论者表示，贝宁的文化遗产仍停留在殖民者制定的模式中。另一方面，有人强烈呼吁大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耻辱的历史上，而是要对已经归还的文物心存感激。学生们慷慨激昂的观点鼓舞人心，乐观地暗示着未来的保护和赔偿工作将由有能力的人负责。他们认为，这些文物是 "给予我们力量和确定性的作品，是我们的祖先对世界遗产的贡献"——这种文化自豪感的表达出乎意料地令人感动，同时，纪录片也没有对仍有待完成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避而不谈。迪奥普模糊了纪实与非虚构电影制作之间的界限，通过加布里埃尔-冈萨雷斯（Gabriel Gonzalez）优美的剪辑和德鲁安-维埃拉德（Drouin-Viallard）令人回味的影像，将这一切与柔美的节奏串联在一起。当总统府的灯光在下班后熄灭，国王发誓要再次踏上大西洋“伤痕累累的海岸”时，导演为盖佐写下了激动人心的结束语。“我是蜕变的面孔，”他的声音娓娓道来，“26号并不存在。"在我的内心深处，蕴藏着无限的共鸣”。迪奥普曾在国际上一鸣惊人，获得包括戛纳评审团大奖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奖项，有些人可能会对她选择拍摄一部 68 分钟的纪录片感到奇怪。如果看了这部制作精美、震撼人心、主题复杂的作品后，他们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疑问了。《综艺》：您将该项目描述为 “幻想纪录片”（fantasy documentary）。这个词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马蒂-迪奥普：我需要一个能抓住这部纪录片的混合性质的形容词，说它是 “纪录片”（Documentary）还不够，用“虚构”（fiction）这个词也不太合适。另外，我也喜欢用这种近乎俏皮的方式来调和两种我们不常联系在一起的电影想象。这种幻想元素并不是因为我让文物开口说话，讲述自己的故事——从非洲人的角度来看，这就像现实本身一样不言自明。我们相信，艺术品是有灵魂和声音的，这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事。但是，这部影片的音乐和气氛确实会给人一种鬼魅萦绕的感觉。《综艺》：是什么吸引了音乐家 Wally Badarou 和 Dean Blunt 与你合作，为纪录片营造这种氛围？马蒂-迪奥普：从欧洲博物馆地下室中传出来的音乐必须跳脱出对非洲音乐刻板印象的窠臼：我需要一种非常抒情的音乐，传达出一种华丽和庄严的感觉，让文物重获被夺走的力量。某种梦幻的感觉是找回这种力量的方法之一。Wally Badarou的音乐让我联想到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些魔幻电影，而Dean Blunt的音乐更有灵性，唤起了祖先的声音。此外，这两位非洲裔音乐家分别有贝宁和尼日利亚的背景，这也增强了他们与宝藏原产地的联系和归属感。《综艺》：在纪录片中，摄影机和文物近距离接触，甚至进入了文物从法国运往贝宁途中准备就绪的运输箱中。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的拍摄方式的？马蒂-迪奥普：我希望我们能从文物本身的视角来展现这个场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与它们一起离开被囚禁了 130 年的博物馆地下室。我非常希望观众能和我一样，感受见证历史变迁时的重量和紧张感。这种感觉需要通过每个镜头传达出来。因此，视角问题既是核心的问题，也是永恒的问题。《综艺》：你在文物运抵后，还拍摄记录了当地鉴定人员对文物的检查。马蒂-迪奥普：与贝宁专家和馆长一起检查文物的物理状态，并对其状况进行实际评估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其实我们并不习惯从非洲的角度来评估作品。而回归的系列文物本身就有很强的隐喻性，因为它反映了时间在它们身上的作用所带来的物理后果。这就像是一次政治的、私密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检查，检查一切实际促成这个故事发生、存在的因素。《综艺》：除了文物的叙述，我们听到的唯一其他“声音”则来自当地大学里辩论归还问题的学生。为什么要加入这些辩论呢？马蒂-迪奥普：将贝宁的青年学生作为这部影片的核心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你根本无法将文化遗产的问题与非洲学生提出的问题分开。这些学生与他们的历史和过去有什么关系？他们与这些作品有关系吗？就更广泛的社会而言，谁会真正奢望与展出的文物重新建立联系呢？此外，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贝宁政府的框架，因为真正决定这一时刻是否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年轻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文物的归还其实更像是一个棱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棱镜向年轻人提问，提问关于他们与自己、与后殖民问题以及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将祖先纪念馆过去的声音与这种更年轻的呼声进行碰撞和对比。《综艺》：为拍摄本片,你在塞内加尔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Fanta Sy。展望未来，你有什么新计划？马蒂-迪奥普：Fabacary Assymby Coly是Fanta Sy的联合创始人，自 2013 年以来一直是我最亲密合作伙伴。我们希望通过联手在达喀尔成立一家制片公司来延续这种合作关系。我接下来的两个项目都与非洲大陆有关。此外，我们还希望支持塞内加尔的年轻电影人，或者更广泛地说，支持非洲的年轻电影人制作短片和长片。除了我自己的作品，我还想把我的精力和承诺投入到其他非洲声音中去。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制片人，也不知道如何以制片人的身份与其他电影人合作，我期待着一探究竟。 ID：pjw-docu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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