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观察者网，标题有修改
3月15日，美国著名的非虚构写作者、《纽约客》第一代驻华记者、如今在四川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合办的留学项目中任教的何伟（Peter Hessler）先生发新文章了，标题叫“制造业外交（Manufacturing Diplomacy）”。这是疫情爆发以来，何伟先生在《纽约客》上发的第四篇关于中国的长文。
文中有不少有趣的故事。
比如何伟先生考察了中国的经济复苏，他跑到义乌，有点惊悚地发现，那边的商人正在赶制“川普2024”的旗子，据说是来自美国的订单。

比如何伟先生采访了一家云南汽车配件商，得知他们的美国买家买了货以后，再三嘱咐他们不要在官网上公布自己品牌的名字。
又比如何伟先生浓墨重彩描写的一位成都鞋厂的李老板。李老板三十多岁，农民工家庭出身，川大毕业，现在的生意模式主要是把生产的鞋子贴上乱七八糟的商标，拿到美国亚马逊上卖掉。
这些牌子的名字都起得跟谜语一样——Zocavia、Zocania、Zonkim、Biacolum、Qansi、NYZNIA……
为什么取这些谜一般的名字？后文交代，原来这些缺少实际意义的字母组合在美国的商标办公室获批速度会比较快，成功率也高。
李老板在美国注册了七十多个商标，为什么这么多？把相同的鞋子贴上不同标牌同时销售算是好的商业选择吗？何伟先生采访了一位美国商业顾问，顾问解释说不要小瞧这些标签，不同的标签营造了一种“有选择的假象”，言下之意，美国朋友就喜欢这个调调。
何伟
熟悉何伟先生的朋友都知道，他尤其擅长找刁钻的角度发表语带双关的批评，也擅长为其忠实读者定制符合他们心理预期的匿名访谈。作为美国记者，何伟天赋极高，职业素养极强。所以，在读到“有选择的假象”时，我忍不住遐想，难道何伟先生这次打算真深刻一把，挪用天赋，给美国的“深层体制问题”开个玩笑？
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何伟先生的热情仍旧全都浇灌在中国的社会和体制问题上。他最近的四篇文章，虽然一篇不如一篇，但初心从未改变。
比如去年3月30日的《成都封城生活（Life On Lockdown）》。当时英语世界的舆论环境，主要在讨论疫情与隐私的关系。何伟先生从小处着手，深入考察了自己家楼下的快递点，把邻居家的快递一一摸清，像4201的无线鼠标啦，301的文件柜啦，3802家小孩的南北朝诗选作业啦，凡此一二十项，全部登记在文中，顺应舆论潮流，卓有成效地塑造了中国防疫工作不尊重隐私的形象。
3月，那些充斥着电视银幕、电梯间、广告牌、楼道海报的教人如何正确佩戴口罩的广告，偏偏都完美地错过了何伟先生的眼睛，他直觉式地质疑，引经据典地用加缪的句子嘲讽口罩的作用。

何伟先生还找到了一个据说是武汉当地的医生，这个医生在疫情爆发初期食品和衣服恢复供应后对防疫工作提出了批评：
“我们基本的需求被满足了（至少食品和衣服充足）。现在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计划经济的时代……几乎没有香烟、酒、茶、小吃、饮料或宠物食品。可能情况会变好吧，谁又知道呢？”
又比如8月17日的《中国怎样控制了病毒（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Virus）》里，何伟先生走在还没开学的四川大学校园内，看见了菜鸟智能快递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立刻让温柔敏感的何伟先生感应到了校园的荒凉，于是他马上联想到了“恐怖片的场景”，他还为自己想象中的恐怖片起了一个名字——“新冠的孩子”。
到了10月12日，何伟先生第三篇文章《被封的城（The Sealed City）》主要为方方女士辩护，在讴歌了方方女士的贡献之后，何伟先生忙里偷闲，带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参与建造火神山医院的工人师傅们。他找到一位匿名包工头，借包工头之口强调，“其实有许多工人逃走了”，而那些留下来的也算不上是英雄——“用‘祖国’号召他们是无用的”，虽然他们不是完全没有爱国热情，但是这些人肯留下来建造火神山，主要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最新的这篇《制造业外交》中，何伟先生把目光投向了川大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虽然我到现在也还是懵懵懂懂的，没有特别理解李老板的球鞋和马院能扯上什么关系，但何伟先生把它们糅合在了一篇文章中，乍一看还严丝合缝，这种笔力不能不叫人佩服。
在特别指出了克林顿任内美国给了中国“永久贸易优惠”以及克林顿帮助中国加入WTO之后，何伟先生肯定了中国近些年取得的成就。他着重举了一个例子：根据The Lancet的数据，三十多年来中国青少年平均身高的增长领先世界，男孩排第一，女孩排第三。
看着教室里人高马大的男孩子们，何伟先生将他们跟川大马院的新大楼联系在了一起——“更大，更强，装扮得更漂亮”。
老实说，何伟先生对马院的态度众所周知，我不知道他这里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将他的学生们与马院大楼类比。这段话让我想起《中国怎样控制了病毒》里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讲得是何伟先生在课堂上做了一个调查：你觉得你将来的生活会比你父母过得好，还是过得糟？据何伟先生所说，全班五十几个人，只有三个学生说“过得糟”，然后何伟先生花了许多笔墨，重点描写这三个学生中他格外偏爱的一个女生，如何聪慧，如何有行动力，如何远超同侪。
我一直觉得何伟先生在写给美国读者的文章中，对他在川大的大部分学生，态度有些暧昧，有点隔阂，有点轻视。

回到《制造业外交》上来，何伟先生饶有兴味地描写了马院的地下停车场：
“马院设计时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停车场，因为如今很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买汽车。”
这句话我理解是特供给美国读者的，因为中国读者读着会有点摸不着头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思想界的风向变过两三轮，马克思主义者买汽车早已不是新闻，况且中国现在买汽车的也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再想，马克思主义反对买汽车吗？汽车只能由资产阶级买吗？中国读者看到这句话会有些尴尬，会觉得何伟先生既不了解马克思，也不了解当代中国。但如果把它看成“美国读者专供”，事情就容易理解得多了，剩下的就是一句“合理”，或者“妙哉”。
这个停车场最后还有重要作用，在《制造业外交》的结尾，何伟先生写道，他把自己的汽车命名为“我们的新冠病毒之车”，然后总把它停在马院的车库里。
写到这里我要批评两句了，四篇文章，从去年3月有些端着架子的质疑，到8月想象力丰富的感慨，到10月别有用心的批判性解读，再到今年类似口嗨格调稍显不高的命名法，从联想与想象的角度，文章质量上有明显的滑坡趋势，何伟先生生花妙笔里的那种隐晦变得越来越直白，不够漫不经心，不够举重若轻，不够美。这似乎暗示了作者（当然也可能是《纽约客》的编辑）心绪上的某种微妙变化。

批评归批评，何伟先生是有才的高智商作家，这点依旧毋庸置疑。
何伟先生似乎很喜欢在川大的孩子中间做调查，上文提了一个，《制造业外交》里又有了一个新的。这次，何伟先生问学生：你觉得2020年是好的一年还是坏的一年？
这个问题设置得实在是才华横溢，机关很深，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的功力全都体现出来了。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孩子们要是回答是好年，这让读文章的美国读者们情何以堪；可2020年中国疫情控制得算是不错的，中国孩子要回答是坏年，又好像哪里不对。
不管孩子们答好答坏，都给何伟先生留足了发挥的空间，可以给美国读者交上满意的答卷。
我蓦地想起《纽约客》第二代驻华记者、普利策奖得主欧逸文（Evan Osnos）先生。
欧逸文
欧逸文先生去年1月13日发在《纽约客》上的《打打谈谈（Fight Fight, Talk Talk）》里，讲了两个二十多岁青年的故事。
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华人，从小在白人社区长大，十岁左右母亲回北大任教，她在国内读了初高中，然后去了哈佛。这个青年说本科第二年有一门民主必修课，教授轮番上场，讲为什么民主是唯一正确的制度，这课听上去就像回到北京的高中上政治课。如今这个青年在北京工作，自诩是“中国派”，认为美国和尚念不了中国经，中国和尚也不要念美国经。
另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孩子，家里是做采矿机械生意的，他到华盛顿读预科、读本科，现在还在校园里。他自称到美国后接触了许多“新鲜的知识”，从此以后跟国内的老同学聊都聊不到一块了。这个青年现在是美国“自由空气”的坚定支持者。
欧逸文对第一个青年未置评论，对第二个青年大加赞赏，并且说美国应该珍惜第二种中国孩子的“天赋和野心”。

何伟先生所从事的工作，不正对应欧逸文先生的呼吁吗？何伟先生搞这么多饱含深意的课堂调查考验学生，又选拔了苗子，又给自己作文积累了素材，有的放矢，一举两得，高，实在是高。
当初《中国怎样控制了病毒》的译文在网上流传，很多朋友没有看原文，没能体会到何伟先生遣词造句中的微言大义，我记得某中文系知名教授评价过：“何伟是真正能在国际上为中国发声的朋友！”
这提醒我像何伟先生这样的记者，往往还有第二重身份，他们是向西方传递中国信息的“中国问题专家”。比如上文提到的欧逸文先生，他就被奥巴马亲自认证过，奥巴马曾给自己的女儿买欧逸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还向媒体推荐。

何伟与欧逸文先生，包括时常弄错翻译的魏玲玲女士以及深耕医疗领域的黄延中先生等，他们虽然和白邦瑞、章家敦、裴敏欣、余茂春诸先生不在一个级别上，但他们和白章裴余等先生确实组成了一个西方对华认知的生态圈。从上到下，从政治到文化，认识中国的一手资料，由他们垄断。
在《制造业外交》中，何伟先生提到了美中互相驱逐记者，他忧心忡忡地指出：
“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基本上是关闭的。一旦美国开始失去这小部分居住在中国的核心外交官、记者和商人，已经非常有限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一定会变得更少。”
这句话颇可玩味。似乎何伟先生认为，只有“小部分外国人”有资格为美国揭开中国神秘的面纱，他更关心的似乎不是扩大中美民间的直接交流，而是维持包括他在内的“中介”的话语权。
让我站在美国的角度问一句，这种话语权真的对美国有利吗？
《制造业外交》里，何伟先生有一处对美国人玩弄信息差的地方，他说在中国，CNN的网站被封禁了，而谎话连篇的FOX却没有。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写，这个“发明性发现”很符合他的美国受众的偏好。那些美国读者又不会真的跑到中国来，然后发现百度搜索FOX和CNN，其实都能直接登录，两者之间并无所谓的“差别对待”。
如果说何伟先生这个脏脏的小伎俩无伤大雅，那欧逸文先生去年的选择性叙事就不一定了。在《打打谈谈》中，欧逸文先生为证明“一带一路”不成功，描述了2018年马来西亚暂停相关项目的事件。问题是，《打打谈谈》以记叙2019年国庆大典起笔，2020年发表，欧逸文完全不提2019年7月马来西亚“一带一路”项目重启的事，仿佛它不存在一样。
欧逸文不仅是奥巴马认证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是去年大选前夜拜登最新传记的作者。这里面可以遐想的地方实在不少。

美国有多少针对中国的严肃分析是因为歪掉的一手资料而歪掉的？白邦瑞老爷子把视线都投到近千年前的《资治通鉴》上去了，独独忘了瞅瞅身边这帮“后辈专家”。
像何伟先生和欧逸文先生这种游走于两地的“非虚构写作者”（他们确实不虚构，只是会选择性记录），主打的其实是观点里的异域风情以及信息差。这碗饭现在是越来越难吃了。
总而言之，以最可靠的中介自居，自称对中国怀着“最真挚的感情”，用最妙的笔和最娴熟的技巧，写美国读者最爱看的中国故事，这是我对何伟先生、欧逸文先生以及其他为数不少的在华“外国友人”的印象。
这是一种风格，不由何伟先生专美，只是在他身上体现得格外淋漓尽致而已。
当何伟先生为迎合美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而对事实进行裁剪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是在为我们播洒迷雾。从这个角度，我倒是很希望他这样的国际友人更多一些，更努力一些。
后记：本文写作的初衷，是揭露何伟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先生的春秋笔法。我个人很理解何伟先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是我很讨厌其为批评而批评、裁剪事实的习惯，更讨厌其挖坑设计、阴阳怪气的笔法，这有违记者的职业道德，有违“非虚构写作”的宗旨，有违知识分子的体面。这样的文章，既不能帮助外国读者正确认识中国，也不能帮助中国读者正确认识自己。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观网余亮老师的帮助，尤其是其多一点推敲、少一点情绪的建议，促使我对初稿进行了较大修改，在此表示感谢。当然，对最终稿件作者文责自负。
— END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片来源于网络，若侵权，请联系我删除。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还是
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