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正面连接，作者刘诗予

《年会不能停！》之所以能戳中打工人，不仅有喜剧外表，揭露职场现状，最重要的还是回归讽刺，这与以往大多喜剧沦为闹剧有着本质的区别。
《年会不能停！》的主剧情有很多荒诞的部分，但由荒诞带出的情节、不同员工的反应又能落到真实的职场中，由此达成讽刺的效果。
这种讽刺又与脱口秀冒犯的艺术相融合，实实在在的成为了职场人的心头好。
作者 | 刘诗予
来源 | 正面连接(ID:zmconnect)
金错刀（ijincuodao）授权转载
“这样的人都能升职，这个公司、这个系统还不够荒诞吗？”
元旦档结束，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豆瓣评分升到8.2，成为开年首周票房冠军。对很多观众来说，在想找到一部真正好笑的喜剧片都很困难的当下，这部由大鹏和白客搭档主演的电影真的能让人开心两个小时。
影片中，大鹏饰演的工厂钳工胡建林因为误会在大裁员之际被调入集团总部担任HR（人力资源），什么工作也不懂却在阴差阳错中一路升职加薪。借助他的视角，我们看到了熟悉的打工人日常：开会要“对齐颗粒度”，起花名要从建林改成“John”，没事做也要熬到九点下班，熬夜完成的工作却被更会汇报的同事抢了功劳，每天提心吊胆怕自己被裁掉。
为了还原这些细节，编剧兼导演董润年进行了三轮采访。剧本从2017年写到2022年，改了好几版不同的故事。刚开始创作时，大厂还笼罩在光环之下，裁员还不是社会的热词。五年过去，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电影仍然捕捉到打工人最真实的状态：疲惫、迷茫、恐惧。它们被包裹在笑料的外壳里，揭开来却是日复一日的现实。
在董润年看来，电影是现实的重现，《年会不能停！》也是现实主义的尝试，无论结尾看起来多么圆满，背后支撑它的仍然是人物的现实考虑。他认为，电影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但喜剧却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恐惧。去嘲弄它、讽刺它、看清它的荒谬，直到我们能够重新直面它。
以下是正面连接和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编剧兼制片人应萝佳的对话。
“对齐一下颗粒度”
正面连接：为什么决定选择打工人和职场这样一个创作主题？
董润年
：我自己高中的时候学理科的，身边的同学后来大量进到IT行业，每次聚会你就会发现大家聊自己工作，聊单位里的人和事其实占很大比重。同学们聊天的过程中也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

上班这个事，其实是中国人最主流的生活方式，又是一个大家最熟悉的场景，按理说应该有很大的空间去做。任何的剧、电影，都是适合从我们熟悉的生活场景里去找到它不俗的、奇观化的那一面。
国内反映职场的剧一直是有的，但是反映职场的电影这几年基本上很少，能想到的除了一个《杜拉拉升职记》，就是杜琪峰的《华丽上班族》。
我们这个喜剧是在工作的现实语境下，把日常生活里一些小点、荒谬的情节推到极致的情境下，试图找到一种观众既能够连接，又会觉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场景。
正面连接：影片中各个非常真实的职场细节都是怎么收集来的？
董润年：中间做了几轮采访，怎么也得有几十上百人。最早是朋友，2020年的时候由朋友又介绍了一些其他的朋友。我们不止采访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也有其他的，包括大学、事业单位。
到了第三阶段，就是2021年，我们又进一步确定了电影里这几个人的职务身份，这时候就找了很多专业人士，比如HR，我们的职业顾问自己就做过国际咨询公司的HR，也在大厂做过总监级别HR。她现在离职了，但是给我们讲了很多HR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回事。
比如像点名这个桥段就是从真实的工作中受到的启发。这位顾问讲到，HR部门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 head count（数人头），一开始我们所有人听完了反应跟电影里的胡建林一样：“嗨”什么？他说，一个企业上万人以后，领导根本不知道底下有多少人，哪些人在，哪些人已经离职，这会影响他们整体的决策。然后HR每周都要统计这个公司到底有多少人，多少人离职完了以后还没办完手续，还得继续发钱。
他们也经常去偷偷巡视，比如他知道这个部门今天会加班，晚上快9点了，HR会悄悄地去这个部门看看你们到底有几个人在加班，是不是跟名单报上来是一样的，因为涉及到加班费还有打车费什么的。
这些具体的事给我们的启发，最终慢慢演化成了现在胡建林点名的桥段。确实在大企业里边，HR知道你名字，主动跟你搭话，对很多人来讲是挺吓人的一个事，十有八九没有好事。
正面连接：相比没有采访之前，和大家聊完之后您对现在的职场生活有什么新的感受？
董润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其实大家只要是上班，面对的问题都差不多。体制内的体制外的、私企的外企的，具体的事件上有区别，但是大家对领导的不负责任或者甩锅，同事之间抢夺功劳、互相使绊的这种吐槽，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慢慢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普适性的问题，甚至说回来，你在剧组本质上我觉得也没区别，大家干的事也都是一样的。
正面连接：您觉得背后那个“差不多”的问题，本质上是什么呢？
董润年：我们探讨过这个事儿。大家表面上在吐槽的是两大块，一是累，太忙、太累了；二是会吐槽一些不公平、不公正，主要是被那些会汇报的人抢了功劳，以及有些同事怎么拍马屁。后来我们分析，其实大家对累的吐槽，本质上是出于对自身工作价值的迷茫。
我发现大家其实不怕累，真干起活来，现在年轻人挺不惜力的，挺投入的。绝大部分人，你跟他聊为什么累，他会说我一天得填好多表格，得写日报、周报、月报，我就是干这点屁事我也不知道写什么，还得把它编成一个特别大的东西。然后呢？他就不明白少我这一份报告能怎么样？
我后来理解，这就是他对自己工作的价值产生了质疑，进而对自己自身的价值产生了质疑。我觉得大家工作需要满足感、意义感，只要有满足，很多人其实是不怕累、不怕苦的，但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他就不行。
正面连接：影片中呈现的“互联网黑话”是否也是这种无意义工作的一个表现？
董润年：黑话都是从采访中收集来的，什么抓手啊、组合拳、什么通路，我觉得这些互联网黑话很有意思，当我们写完这个剧本之后，我们自己都开始忍不住使用这种黑话，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很形象。
2018年互联网黑话就开始流行了，因为你那点事就一句话就能写清楚，一点也不高大上，（把互联网黑话）写文稿里显得好像我做事特别先进、特别高级。我当时怀疑互联网黑话有两个作用，一方面它是形成壁垒，本意我觉得是为了增加沟通效率，其实影视行业一样，任何行业都有它的术语。
（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开始嘲弄，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是空话，只是把一个简单的说法增加字数，让报告更长、更好看而已。
像“颗粒度”和“对齐”这两个词其实没法用在一起，它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但是对齐颗粒度确实是我们从真实语境中听来的一个。你虽然不懂，但是你能意会，你慢慢地发现它是一个万能的词语。它值得嘲讽和它好的地方都是在于它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万能词语。你可以放在任何语境下都不违和。我觉得它甚至代表了我们想讽刺的这种甩锅、不负责任的这种状态，它就是当下的鲜活的语言。
正面连接：影片中还有哪些细节是刻意用这种更当下的方式呈现的？
董润年：我们这电影其实大量表现了互联网文化，就像我们用了emoji 表情、用一些 PPT来转场，都是想让这个电影更具当下性。包括它的剪辑节奏、镜头量和表演的速度。
一方面是从功利的简单的角度，想跟观众有更直接的沟通。现在是短视频时代，短视频是大信息量的快速的剪辑，很多信息都是直给的，不会拖泥带水。观众被训练出来，看剧都是1.5倍速的，这就是当下的一种欣赏习惯。那我们也直给，比如关于职级、职位就用最直白的金字塔的方式、拼贴方式，直接呈现给你，所有人都很一目了然。
（拍摄时）我们跟演员探讨，要求也是说你再演快一点，这段台词再说快一点，我现场有时候就会跟他们说，咱们来个1.5倍速的表演，因为观众反正最后也是要1.5倍速看，我干脆给他一个1.5倍速的表演。因为我们生活中说话还是蛮快的，观众是习惯现实的节奏的，这是一个跟观众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我觉得电影总有一个记录时代、反映时代的责任。包括我们片头会出很大的大字，这都是当下的互联网美学的一个潮流和趋势。我不是为了讨好谁，我是觉得说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不用去配合外部的资料，就能还原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的特征。我们只看片子本身，它的画面、内容就已经反映了当时的美学特征。
打工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正面连接：影片中，主角胡建林其实代表的是上个世纪工厂的行事方式，某种程度上，他是与现代“大厂”格格不入的人，为什么恰恰是他成为了大厂系统的破局者，而真正的大厂员工却只能困顿其中？
董润年：其实“叛逆”潘怡然、马杰和胡建林三个人还算是没有被同化的，他们虽然代表了职场里三种年龄段的三种人，但在我看来他们是一个人的三个时空、三个阶段，是我们每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叛逆”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过去，刚入职场的时候还痛恨这个东西，不愿意被同化；到马杰这儿，他结婚了，有家庭孩子了，他有责任了，他必须说服自己，给自己的行为模式找到合理性。他似乎还保留着一点理想主义，但不多，他更多想的是退路。
但他内心又有反抗的部分，里面那个火苗还没灭，所以他喝醉了以后会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句诗不是战斗宣言，这句诗是一个撤退宣言。他不是说我出门去跟你干去了，其实是我关门，我走了，不跟你玩了。又勇又怂的一句话。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在职场的当下。
胡建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当然这是一个好的未来，当你还相信自己，内心的火苗还能保留下来，在马杰这个阶段没有被完全熄灭之后，你还是有可能进入到胡建林的阶段。
 应萝佳 ：胡建林身上的价值我觉得是：他是不变的。他并不比这些上班的人有任何的强的地方，只是刚好是他戳破了这个东西。其他人大部分也是内心有个小火苗，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他们是被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压住了。我们的主人公往前走的过程，就是他越往上走越显示出这个整体的荒诞性。
所以这也是最后让他回到工厂（的原因）。他没办法在那（集团里）待着，不可能。他不比白领聪明，如果这样的人都能升职加薪，说明这已经是很荒诞了，这个系统、这个公司一定是出问题了。
正面连接：他和这个系统里的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董润年：我觉着他有手艺，他干的事是一个即时满足感很强的工作。他一直生产螺丝钉，做出一个来就是一个产品，是很实实在在的，所以他的自信心、价值感、主体性一直存在。因为他是自洽、自给自足的，所以他还可以保持住他的理想和向前的东西。
正面连接：您觉得像胡建林这样找到自己的主体性，或者靠拥有一门手艺来找到自我，这种价值感会是当代打工人从这种无意义的生活中挣脱的一种方式吗？
董润年：不一定是一门手艺，其实就是找到让你觉得有意义的生活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是你喜欢磨咖啡，喜欢什么都行。
我前几年很胖，有一段时间减肥，吃那种代餐，就是粉末状的，拿温水进去搅拌，给它搅拌成糊糊状。我逐渐在搅拌那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乐趣，因为你搅拌不匀的话很容易形成一些粉块，吃着不舒服。当时我就每次给自己一个任务，我要很耐心地把它搅到最圆融最丝滑的一个状态。每天三顿饭搅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有一天我特别专注在搅拌的过程中，无意中感觉我进入到了一种忘我的状态，有点入定的感觉。
那一瞬间，你感觉这个世界没有外在，我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感受，就是在搅拌，然后觉得特别快乐。那种快乐我后来再没体验过，它是一个纯粹的快乐。这是我感受到主体性的一个时刻。
 应萝佳 ：我是上过班的，上班的时候有过那些痛苦，路上地铁往返3个小时，包括做PPT。我做 PPT 的审美和老板的审美不一样，最后改到你会特别沮丧。
但是我那个时候干了一件事，我建立了我自己的一套系统，自己给自己满足。我觉得这东西好，我给我的同事看，说是不是很好？然后我们俩坐等老板可能会把这个东西都否掉，但是没关系，我内心深处觉得那是因为你的审美不如我。还是挺管用的。至少你做这一个事儿的时候，它的成就感是我自己给的。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痛苦，就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喜欢两件事情，一个是玩乐高，晚上在最痛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倒一点点酒，喝一口，然后就开始拼那个，特解压。还有一个就是做家务，有时候这种动手的事的确会让你释放掉压力。
正面连接：您自己在职场的经历中有没有遇到和影片中类似的情况？
董润年：其实这些年的拍摄过程，反而是最近似职场体验的，是职场体验的升级版。所有的职场里大家会遇到的问题、会产生的矛盾、上下级管理，它会集中在两三个月之内爆发。
但剧组它好玩在哪？就是它既有和现代的大厂的合作，又有一些工厂、手工业的属性。包括我们现在跟互联网平台的合作，都会接触到很多让你觉得跟以前颠覆性的观点。
应萝佳 ：因为剧组有它独特的组织特点，把各个纬度的创作者、制作者、工人、司机短时间聚集在一起，完成一个任务，这是很不一样的。大家习惯快速自由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很多的奇怪的冲突。
最大的问题是会出现大量的报表类工作。剧组是有日报的，但我们的日报跟那些互联网平台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些年影视行业一直在跟网络化大数据的管理磨合。但有时候剧组生产是在一线短平快作战的，会遇到很多需要及时决断的问题，真的太快速了。迅速往前跑，每一天都是这么大的费用。
但是另一边的那套流程它是非常僵硬的。我们现在就是试图去打通这个。他们还是很讲道理，互相在体谅，但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
董润年：包括生产成本，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剧组，他们收集了很多大数据，就会有一个他们的定价。但是你跟现实中实际每年因为各种人工增长等原因形成的定价，有时候就会产生矛盾。有时候它那数据也不准确，因为样本也会偏移。
你跟他们每一个人聊的时候，每个人都很通情达理，也都理解你的诉求，但是他又会说因为这是个系统，我改变不了这个系统，我可以去反映。甚至可能连他们的领导都无法改变这个系统，因为在互联网企业，系统大于个人，大于各级的权力。
它既有它的好处，它一定是增强了管理效率，减少了不确定性和企业内部腐败的产生，但是它又有冷冰冰的一面，所有人似乎都不用当那个责任人，因为这里边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系统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最早写这个电影的原因之一。
用喜剧建构新的共同想象
正面连接：影片剧本从2017年就开始创作了，几年时间里创作思路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董润年：17年最早写完了故事大纲，19年也继续往下写了一版。那个故事其实跟现在的故事很不一样，主人公更接近现在的马杰的角色，讲一个普通社畜为了在裁员中保住自己的工作，想努力在年会上好好表现，得到领导的赏识。那个剧本其实已经写得很完整了，从操作性上肯定也可以拍了。
但是当时一直不满意，我想做职场，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那个一直找不到。紧接着就到了 2020年，当时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社会新闻，就是说在北京的一个大厂的大厦里边，他们在一次大检查中发现里边住了一个流浪汉，已经偷偷住了一个月之久。他白天给自己关在一个储藏间里边，晚上出来假装在那加班，然后去吃点免费的小零食，然后找个空的办公室在里面睡觉，甚至还能洗澡。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特别好玩。这种大厂的大楼，按理说是一个保安特别严密的系统，大家进去都得刷卡。这里有最先进的管理制度，所有人都是最聪明的，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漏洞，有一个人在里边偷偷生活一个月没有被发现。其实也说明上班的人之间互相不认识。
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以这个人为主角写了一个剧本，是一个分公司的员工因为在大裁员里背锅了，去集团申诉，但被人找打手给扔出来了，就只能想办法潜伏进大厦。最后发现唯一的能引起注意去申诉的机会就是去年会上表演。
这稿写完了，我觉得开始看到我想要说的东西了，就是关于大集团里边的官僚主义，这种大体系里边的缝隙和漏洞，我们想做一个讽刺喜剧。
正面连接：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董润年：这一版写着写着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bug，就是他为什么不直接报警？无论如何我也解决不了，中间就也产生过很多动摇，甚至都转去开发别的剧本。我的太太也是制片人，也是我的创作伙伴，她一直在拽着我鼓励我说不行，必须得写下去，不能半途而废了。
2021年的时候，突然有一次剧本会的时候出现了转机。大家偶尔聊起了一个相声，就是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最后牛群演的小偷被抓住了以后跟警察同志哭着只说了一句话，说警察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给我印象特别深。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在讽刺官僚主义嘛，这种相声里边的极致情境是可以借鉴的。然后又想起了好几个相声，比如刘宝瑞老先生的经典的单口相声叫《连升三级》。我一想起来以后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找到那个以后，我们就迅速地用10天左右写出了这个版本的第一稿剧本。但是那个潜伏在公司的那条线我们又很喜欢，最终我们把它变成了庄科长的那条线。
正面连接：所以影片还是从社会现实中获得了很多灵感。
董润年：我认为所有的艺术本质上都是模拟现实、重塑现实的一个过程。最近几年大家都觉得好像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越来越强烈了，成为一个主流的创作形态。20年前的喜剧，咱们其实受的是周星驰的影响，它是把所有我们习以为常的权威性的东西打倒，然后观众得到一个满足，一个祛魅，对自己的主体性、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新的认知。
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我觉得它们一直在做的事就是在解构，对已有的一些文艺作品戏仿、去意义化。但是到了大概2019年以后，我的感受是这个潮流在逐渐过去，整个我们可以去解构东西已经都被我们解构完了，全体人类的共识可能在消亡，没有一个共识和供所有人解剖的对象了。
这也是现在我觉得现实主义创作开始重新受到重视的原因。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在重新建构一些东西的。我认为是重新建构一种社会共识，一些道德的和理想上的共同想象。
正面连接：您觉得为什么恰恰是喜剧能够实现这种重新建构？喜剧的意义是什么？
董润年：最早我就是写喜剧出身的，我特别喜欢喜剧。对我来说喜剧不是一个类型，而是一种观点，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能越是严肃的命题，反而越适合用喜剧去表现、去转化。
我们这个片子里探讨的裁员这件事其实是很严肃的，甚至是在当下很容易引起紧张和恐慌的一个话题。但我觉得越是这种令人恐惧的事，越应该用喜剧去嘲弄它。就像《哈利波特》里边有一个小怪物博格特，它会变成你恐惧的东西，你破解它的法术就是想象它是一个可笑的东西，嘲笑他。我觉得在现实中也是，我们恐惧什么，反而应该去喜剧化它，去把它想象成一个可笑、荒谬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就更容易破除对它的恐惧。
就像裁员这种事，当然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但我觉得更大的打击是我们因此失去了希望。如果通过我们这个戏，有一些朋友能够得到一些勇气，一些继续下去或者改变生活的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这个电影选择用喜剧来表现职场的一个核心原因。
正面连接：创作剧本的时候“裁员”还不是一个热词，当时为什么想到选择这个切入点？
董润年：裁员这事我倒一直也没有想贴热点，就是很凑巧，上映的时候刚好成了一个热词。我们的故事开始是放在1998年，其实我们很多人经历过1996年到1998年这一段下岗潮，我身边很多亲戚朋友，尤其我姥姥家是哈尔滨的，在这种老工业基地经历过很多下岗的很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不论什么时代，打工人失去工作都是最恐惧的一件事，只不过前几年可能因为经济发展，大家相信工作机会多，我就算失去了这个工作，我还很容易找到别的工作。但是依然，最早2017年我们朋友们聊天说起来，那时候即便没有形成普遍性的这种裁员潮，大家也在讨论 N+1、离职、转岗的问题。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是规模大小和对整体社会冲击力大小的问题，但对个体来讲我觉得它永远是痛苦和可怕的。
正面连接：相比影片中呈现的把工厂作为一个大家庭、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现在我们好像更容易把公司想象成资本的代表，是站在我们对立面的，您怎么理解这种现实？
董润年：我其实觉得，大家内心深处还是渴望这个东西的，渴望这种温暖，企业的发展跟自己是连接的，渴望相互之间的关系，甚至能在职场中找到朋友。但是现在反向案例越来越多，人就会更容易恐惧，想保护自己，就提前设置了一层“我不要被你伤害”的心理。我就躺平了，这种恐惧和自我安抚就很容易出现。
正面连接：影片汇集了大鹏、白客还有很多脱口秀和喜剧演员，大家是怎么被聚到一起的？童漠男等喜剧演员还担任了影片的文学策划，他们为剧本提供了怎样的再创作？
董润年：最后这版剧本写出来后我给了很多朋友去看剧本，包括最后鸣谢名单里也有沈腾。大量启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演员，就是渤哥（黄渤）一直坚持建议的。他当时在录喜剧大赛的时候就觉得这些新人都特别好。
我跟童漠男、六兽他们认识得也比较早，所以当21年9月最后这稿剧本出来之后，我们就请童漠男，还有六兽这几位喜剧人一起参与来读剧本、开剧本会，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感受这个戏拍出来大概是什么样子。读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童漠男说话的节奏很适合马克这个角色，就有意让他尝试马克的台词，最后感觉效果是挺好的。
最后就是去说服大鹏和白客来演这个戏，他俩其实也很兴奋。我们前一天晚上给大鹏剧本，第二天中午他就给我回电话说看完了，然后我们就聊，也是互相激发。白客我们也是很早就想让他来演马杰，这个过程中就互相拿他俩去忽悠对方（笑），因为聊着聊着发现他俩没合作过，就开始忽悠对方：“诶，那咱们要不跟他弄？他已经基本上答应了”之类的，俩人最后都很高兴。
正面连接：影片结尾，裁员问题靠主角在年会上的表演得到了部分解决，这个结尾是否过于理想主义？如果没有作为“好人”的董事长，现实中这些问题能被解决吗？
董润年：董事长这个人其实也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最后结尾挺现实的，因为东方甄选这个事不就刚刚摆在眼前吗？但凡有人在公众面前把这个事捅出来，并且带着一个确凿的证据，那董事长作为一个聪明人，当着全场这么高的呼声，他能不表态吗？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你们几个给我下去，或者节目给我停了，他但凡这么说，他的威信都彻底完蛋。
但是他说的话其实挺滴水不漏的，他的台词是“我一定会把这件事调查清楚，对于那些本不该丢掉工作的同事，我会让大家回来”。他说的很清楚，“本不该”丢掉工作的同事，但是谁是本不该丢掉的？最终解释权在谁手上？最后这个结尾其实整体上还是开放式的。
我们也有很多留白，其实是希望观众去自动脑补这个事。从观众的反应来讲我很开心，比如大量对结尾提出质疑的观众，他其实自动脑补了所有被裁员的人都回来了，并且董事长是一个好人。但是这种心理反应其实恰恰说明观众们希望现实中有这样的人。大家内心是渴望公平，渴望有这种变好的机会的。
正面连接：您怎么理解观众的这种心理和感受呢？
董润年：其实当看到大家对这个讨论的时候，我也特别开心，因为说实话电影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现实都没有解决现实的问题，电影怎么可能解决？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想象塑造的，大家到底相信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电影其实也是想最后给大家一点力量，如果大家能够更相信这个好的正义的事情存在，就算没有改变任何事，但将来突然有一天他心里边那一点点对正义的渴望的小火苗突然动了一下的时候，也许他能做出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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