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张佳
科学、悬疑、视觉奇观、非线性叙事。这是我们长久以来对诺兰电影的刻板印象。毋庸置疑，《奥本海默》也完美吻合了所有这些符号特征，一部典型的诺兰电影。
作为一部讲述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生平的传记片，影片通过两场听证会，插入过往故事的片段，勾连出人物完整的经历。这两场听证会是检察官团队在一个闭塞的小房间里，秘密质询奥本海默及相关证人，以决定是否续签奥本海默接触核心国家机密的安全许可；另一场是他的对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前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商务部长，在进入内阁前接受国会质询（黑白影像）。
这两场听证会的主人公不断提及过往的经历，纷繁复杂的人物作为证人出现在当场，为电影的回忆性叙事提供便利。于是它出现了两个（或三个）彼此区分、相互独立的时间脉络：一是通过回忆铺展的奥本海默生平，尤其是组织团队，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研发原子弹的核心故事；二是奥本海默在战后，尤其是50年代“麦卡锡主义”阴影下的波折命运，及其与施特劳斯的彼此纠葛；三是施特劳斯听证会的进展情况。
通过三条时间线碎片化地缠绕，诺兰把这个无比庞大、复杂、牵涉深广的故事，以一种诗意、不乏趣味的方式讲述出来。人物的行动、台词都基于《奥本海默传》所记的历史实事安排，又处理得十分简洁。它们剪辑在一起，以极快的速度推进情节，大大提高了叙事效率。
例如电影开篇，讲述奥本海默在美国、英国、荷兰、德国琐碎的求学经历，只选取重要的台词和桥段，快速地剪接在一起。早年的奥本海默神经敏感，性格孤僻，只选择有个性的人交往，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电影用夜晚下雨的窗户彻夜难眠，表现奥本海默对量子物理的最初思考，在苹果中注射氰化钠体现他性格极端的一面，两周后学会荷兰语讲课凸显其异于常人的语言天赋，诸多细节都大大丰富了人物性格。于是几分钟后，一个立体、全面的奥本海默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故事的铺展被快速推进，而发生的所有细节竟然都是真实的。
在剧本上塑造人物之外，影片通过大量的面部特写观察人物在某一境遇下的状态。诺兰对IMAX的偏执、抱怨和损毁，是他的标志性特征。《奥本海默》同样采用15孔/70毫米的IMAX MSM胶片摄影机，这让画面在拥有18K高清晰度的同时，又保留了胶片的颗粒感。在庞大的IMAX摄影机前，演员的面孔被完全遮挡，他清晰地意识到拍摄的存在，进而有意调整自己的表演，在丰富微妙细节的同时，减少过于夸张、戏剧性的动作和表情。基里安·墨菲表现出精湛的演技，与当下激烈的表演风格不同，演员用更为内敛的方式表达情绪，生动地传达出奥本海默在不同境况下的内心波动。
而让他产生这种波动的，正式影片探讨的两个核心主题。
奥本海默在历史的驱使下，组织团队研制原子弹。这一行动具有鲜明的时代动机：占领世界唯一一座重水厂的纳粹德国已经在海森堡的带领下开始核试验，哪怕不是奥本海默，也一定有其他科学家帮助美国完成曼哈顿计划。奥本海默在这里遇到一个经典的科学伦理难题：一方面出于科学责任和历史使命，需要推进科研进展；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一旦成功就会给人类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这样的科学困境在今天的AI研发里再次出现。影片用大量的不满、争论来表达科学家们对原子弹危害的担忧。
另一主题，是科学和政治、科学家与政客间的矛盾。奥本海默的弟弟、朋友和两任女友都曾是美共党员，他自己早年也密切关注美共思想和活动，这让他在意识形态色彩格外浓郁的时代里举步维艰。格罗夫斯上校帮助奥本海默摆脱FBI监控，进入曼哈顿计划，拿到安全许可。但到了战后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奥本海默的早年经历成为人们指摘的焦点和对手攻击的靶子。
曾经的英雄因为严苛的意识形态遭受迫害。这个在人类历史里一度普遍出现的悲剧，在奥本海默身上上演。影片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凸显其悲剧性，即通过奥本海默和施特劳斯的个人嫌隙，为奥本海默制造一系列困境和挫折，归结为一个斗争的政治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两个主题通过链式反应关联到一起。在核裂变中，中子撞击原子，使其变得不稳定，释放出更多的中子，进而撞击其他更多的铀核。这种开始之后继续发生，逐代延续下去的反应被称作链式反应。在《信条》里，诺兰通过逆时间的概念演绎出纷繁复杂的视觉奇观，便是一个庞大的链式反应。而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戏剧性的链式反应，就是奥本海默和曼哈顿计划。
在计划中，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一度计算出原子弹的链式反应不会停止，会一直发生下去，燃烧大气层，最终摧毁地球。这一计算后来被推翻，毁灭地球的可能性被认为是“接近于零”，near zero。直至最终的实验开始前，科学家们也无法断定，这一位小的可能不会发生。其次，曼哈顿计划的成功也开启了奥本海默自身命运的链式反应，他被至于关注的焦点，在一次次政治事件中遭到无法间断的冲击和裂变。而最重要的，是在实验成功的那一刻，人类历史的链式反应也开始了。原子弹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国际政治、人与人的关系。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按下了实验的按钮，他们想象人类从此将永远生活在核威胁的恐惧下。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我们能听到《奥本海默》所提出链式反应的回响。
作为IMAX的拥趸，诺兰是影院合法性最坚定的捍卫者。它超乎寻常的质感和清晰度,所呈现的图像无限接近人眼所见。
巨大屏幕的压迫下，我们坐在黑暗的影院里，宛如被强风席卷进影片。诺兰坚持IAMX的5.1声道，影片没有12声道或全景声的版本单独发行，这使得强烈、嘈杂的音乐和音效从音响里喷涌而出，甚至有时盖过了对白，电影院里的椅子都会跟着震动。
《奥本海默》中做了许多改变画幅的处理。当下数字影厅的屏幕画幅是2.2:1，初代激光IMAX（GT）画幅为1.43，二、三代激光IMAX（COLA、XT）和使用疝气灯的数字IMAX画幅均为1.9:1。
《奥本海默》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多数部分采用2.2的画幅，但有75分钟的时间，切换到1.43的画幅。它往往在重大场景、全景镜头、嘈杂环境或极端情绪，以及尤其是核试验的物理实拍中，切换到1.43。我们看到影片在叙事中，画面突然扩张，给人猛然一击。奥本海默走进室内，拥挤的人群骤然填满银幕。沙漠中的全身、宽广的蓝天白云，以及蘑菇云，都在1.43的画幅里得到恢弘、惊人的呈现。
这种视觉奇观在普通影厅很难体验，哪怕多数的IMAX影厅也只能呈现微小的变动，国内能看到1.43比例的IMAX GT影厅只有四家，这大大提高了观影成本和难度。
（图片来自微博@HsinyuChang）
上世纪五十年代，巴赞对宽银幕电影的出现做出独具特色的分析。与以往35毫米胶片比例不同，宽银幕呈现出更多的内容和细节，和景深一样，它让大量信息同时存在于银幕上，供给观众主动选择，是为摄影机的民主性。
而到了今天，在宽银幕盛行半个多世纪后，诺兰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他通过画幅的猛然切换提供震撼，把人吸引近无与伦比的视觉奇观中，其所追求的不再是观众的主动选择，而是沉浸式体验。
这种对沉浸的追求与巴赞并不矛盾，其所谓“木乃伊情节”“完整电影的神话”也是同样的初衷。从《火车进站》开始，逼真、沉浸成为电影的首要合法性，无论成功与否，或是否有意背离，电影都无法摆脱自身本体对沉浸的渴望。卡梅隆的3D、李安的120帧、诺兰的IMAX，都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提供电影史的回答，把电影追求沉浸极致的可能性向前推进。
这种对电影沉浸维度的认知，同样也确立了影院的霸权。只有在影院环境的包裹里，在绝对压迫性的银幕和音箱下，这种沉浸才能达成。我们无法脱离匹配的放映设备，去想象电影本来的面貌，离开影院，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电影本身，而是它的倒影，或芜杂的幻象。
在诺兰看来，自己对影片结构的处理，也是为了这种沉浸的达成。他称《奥本海默》采用“强主观叙事、黑白色彩交叉、时间乱序等技巧”，“都是服务于刻画主人公的内心情感世界”，“目的是要把观众也扔进主人公的困境，体会到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混乱和迷惑”。
通过这种乱序的故事讲述，我们或许多少能体会到奥本海默的情感困境与命运的无情嘲弄，但这种结构安排，无可否认，造成了另一重问题。
在故事时序的错乱之外，《奥本海默》在结构上还采用了另一重重要方法，即两场听证会的平行交替。起初，施特劳斯入阁前答国会质询的线索令人困惑。采用黑白影像，与奥本海默续签安全许可的听证会的线索没有直接联系，从施特劳斯这个旁人的角度观看奥本海默的故事，却没有提供罗生门式的多样视角和故事解读，只是同样平平无奇地提供过往细节，只有在对人物的拍摄上出现了些许转换：在施特劳斯线索里出现过的情节，曾用客观视角拍出；在奥本海默线索里，这个情节被再次提及，改为了奥本海默的主观视角。这种不同角度拍摄同一情节，以强化情节真实性，深入不同人物、语境的方法，在诺兰以往的作品里多次出现——《星际穿越》中书架掉落的书籍，《信条》里时间逆转后的追车戏。
但临近结尾，我们明白，施特劳斯和奥本海默这两条线索是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二者之间有强烈的逻辑关系。施特劳斯的情节在提供历史细节之余，实际上在为影片结尾做着漫长的铺垫，制造悬疑元素。电影中出现两个悬疑点，都是在施特劳斯的线索里解答的：一，泄漏曼哈顿计划的苏联间谍是谁；二，战后奥本海默政治事件，幕后的真正黑手是谁。
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全片碎片化的故事找到一个整体结构；也为后三分之一奥本海默的政治命运制造戏剧性，提供核爆之后的又一个故事高潮。但它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把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故事，最终归结为一个荒谬可笑、不值一提的小心眼。
《奥本海默传》中提及奥本海默曾经嘲笑施特劳斯的故事，是选取了二人关系中一个戏剧性的细节，说明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性格。但电影选择这样一个嫌隙，作为施特劳斯漫长政治策划的唯一动因，作为整部影片的最后结局，一个施特劳斯自白后的反转，暗藏的大BOSS，这样过于轻巧的安排，很难兜住三个小时的漫长叙述。何况施特劳斯，这个从胡佛时代攀上总统起家，经历了胡佛、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四人总统，最后差点当上商务部长的商人，以如此荒唐、微小的事件，掀起冗长的计划，最后害得自己翻船，这也很难让人信服。
这种结构造成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诺兰自身的特点。自长片首作《追随》以来，他就矢志不渝地玩弄故事结构，拒绝好好讲一个故事。在《追随》和《记忆碎片》中，结构修改了曾经发生的故事的意义，《致命魔术》和《盗梦空间》的结构搭建了人物的情感和关系，《敦刻尔克》的结构联系起了宏大战争背景下个体的细致体验，哪怕《蝙蝠侠》中不断闪回的井底“Bruce”呼声也是为了塑造人物的童年创伤，但《奥本海默》中的闪回和碎片化故事情节，却并非每一次都有那么明确的目的。在使故事紧凑、加快叙事之余，它也造成了影片理解的不便，需要观众坚持到最后，完成一个意义没那么大的拼图。在很大程度上，这样处理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平淡无味、乏善可陈的传记片叙事。
与诺兰的初衷相背，影片的结构未必对奥本海默的性格塑造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这样一个波折的命运故事，采取按部就班的方式推进，反倒更能彰显故事和人物的力量。
诺兰的电影以高概念著称，概念，或者说科学，取代了故事和人物，成为电影的本体。同样，对链式反应的执迷、对原子弹的反思、对核试验的景观膜拜、对科学和政治关系的玩味，也取代奥本海默和施特劳斯个人，成为了电影的核心内容。这是一种科学的本体论。诺兰电影长于把握这种科学本体论，去演绎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视觉奇观，而背后的故事又保持高度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他也疏于对人物情感的真实描摹。哪怕运用大量主观镜头，不遗余力地渲染奥本海默的情绪，我们做到的也只是观看一个他者，无法与他共情。
诺兰始终都在寻找一个恰如其分的方法，在科学中安放情感。《致命魔术》利用结尾的悬疑结构，《星际穿越》利用掉落的书籍，《盗梦空间》则果断放弃了这一企图。但《奥本海默》的尝试很难说那么成功。我们可以通过表演感受到人物的情绪，但故事缺乏真正打动观众的桥段，何况考虑到奥本海默与女性角色的关系时，出现了更多可以指摘的地方。这是一个科学的本体论，是对奥本海默命运，及其背后命题的探讨和把玩，其所呈现的并非人性情感历程，而是一首盗火者之歌。
关于作者：张佳，在读文科博士，学术打工人，写小说，关注文学与思想史、电影批评、文化研究、法国后现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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