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档国产谈话类节目悄然开播，没流量加持，自然没什么水花，但看过的，全五星好评…
主持兼导演策划周轶君，曾拍出过爆款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也是《圆桌派》《锵锵行天下》的常驻嘉宾…而这次她的节目，有点像女性版《圆桌派》，话题都相当尖锐、先锋。有网友评论：露阴癖、性暗示、黄色笑话、父权制、异性恋、女权，第一次看到这些词汇出现在国内节目中，如果不被下架，那我们可能真正走到了历史螺旋前进的拐点。对方是女孩的网友，之前两人只是见过彼此的照片，并没有见过面。车开进一个车库，在里面停了20分钟，随后开出来，在路边放下了女孩。整个过程中，她没有尖叫、反抗，当时路过车库的人没有听到任何可疑的声响…这当然不是说，女孩是心甘情愿的，因为当时，她完全吓懵了。事后，女孩在家人陪同下报了警，笔录做了5次，不断重复叙述案发时的细节。知道第二天要去做笔录，女孩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知道下午要去，上午的课都上不了。那段时间她时常感到惊恐，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然后，就是忍不住一直哭泣。直到她走进心理疏导室，心理咨询师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你还是你，你没有错，你还是个孩子…以上这段揪心的故事，是《第一人称复数》节目的嘉宾，侯志明律师讲述的真实案例。1992年，中国大陆第一条妇女心理咨询热线“红枫热线”开通，侯志明就是“红枫热线”的首期志愿者。三十多年来，她接待过无数遭遇家暴、性侵害的女性，那个17岁女孩的故事依然令她难受：一次性侵害，以及后续的维权，对一个女性来说，创伤可以如此之大！《第一人称复数》第1、2集《这就是性骚扰》，试图围绕这一话题，厘清其中的定义、逻辑，既有常识性科普，也对有争议之处进行梳理和辨析…比如，坊间常常流行一句话：在一个女性成长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碰到过性骚扰的。事实是，有更离谱的，就连“红枫热线”的接线员，都无法避免被性骚扰。仅仅是透过电话线，这些男人也能用言语骚扰接线员，有的甚至会一边做着动作，接线员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不太寻常…有时则相对隐蔽，他会假装咨询一些性的问题，比如问大小、长短、时间，最后来一句：你的情况怎样？有些女生认为自己没碰到过，其实大多是当时的自己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性骚扰，直到类似的事情被翻出来才醒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提到，有个女生就跟她说，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只是有一次，在操场上跑步，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在她面前露出下半身…原来，大家对性骚扰的定义如此模糊，对这件事的认知是一个社会化学习的过程，随着年龄、社会经验的增长，你才会懂得。时至今日，男性和女性对性骚扰的定义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律师吕孝权，给出了法律意义上的界定：第三，看对方主观意愿，如果对方拒绝然后反抗，你再实施，这很明显是性骚扰行为，而不需要考虑实施者的主观目的和意图。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名男子对两名女同事讲黄色笑话，这一行为当然属于言语性骚扰的范畴，女同事A觉得有趣并附和，那就没问题；女同事B感到不快，不接话、转身离去，或是出言阻止、拒绝，男子仍然继续，那就构成性骚扰。性骚扰的界定没有那么困难，很多人不太清楚，是因为从来没接受过这样的常识科普。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背心和短裤遮挡的部位，别人不能触碰，你也不能去触碰人家的。掌握身体的边界，让孩子不容易成为受害人，也不会成为加害人，他们能第一时间辨别出，哪些行为是性犯罪，能第一时间告知父母。比如，对孩子说，有人让你感觉不舒服，就要离开，而不是为了显得懂事、碍于面子，依然在礼貌地回应对方。嘉宾们说的这些，如果我们成年人都能做得更好一些，那些儿童性侵案，会不会少一点？山西大同10岁男孩遭遇同学性侵霸凌的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或者早一点被发现？我们以为孩子还小，说这些为时过早，殊不知，那些犯罪者正好希望孩子们一无所知，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而现实就是，多少女性是在这样懵懂的状态下长大，她们在遭遇性骚扰时，第一时间不是反抗、谴责施暴者，而是感到尴尬害羞，甚至自责。她们甚至会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是也有错？我是不是穿得暴露了？但周轶君一句话就点明了真相：你看看中东的女人，包得那么严实，她们有避免被强奸了吗？明显没有。让渡穿衣自由，最大的问题在于，你不知道让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使女的故事》里，女性戴着一种大帽子，目的是为了防止男性凝视，但她们依然遭到强暴报案难，很多女性觉得难以启齿，报警需要鼓足勇气，而一次次叙述过程，更是二次伤害；立案难，报案系统里，没有独立的性骚扰案由的，只能立强制猥亵罪；取证难，性骚扰往往发生在瞬间，发生在私密空间，很难留下证据。因为证据不充足，所以还有胜诉难，即使胜诉了，还有赔偿难的问题…当然，节目中还提到了更重要的一难：施暴方是一个比自己掌握更多权力的人。他是老师、是前辈、是上级、是领导，你有求于他，他能决定你的饭碗、前途…正如侯志明所说：性骚扰中最严重的最让人讨厌又无可奈何的，又特别愤怒的，是职场性骚扰。通常情况下，一名被骚扰的女性，需要独自面对这个强势的施暴人。她缺乏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没有律师、心理咨询师协助，缺医疗资源，教育、就业资源，困难太多了，所以最后她放弃用法律武器帮助自己…我们应该怪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我们的社会支持不够，我们对女性太苛刻了…性骚扰，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它从来不是为了搞男女二元对立。由于男权社会形成的男女不平等，男人天然比女人掌握更多的权力；由于男性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也天然比女性更容易成为领导、上级…所以有人说，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性同意”。面对上级领导发来的“骚话”，不是明确拒绝，而是顾左右而言他…而《第一人称复数》告诉我们，或许，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受害者取证真的很难，所以很多女性最后不得不诉诸“小作文”…事后发给他人谈论此事的微信，当时写下的日记，有具体的时间地点细节，都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性骚扰如果多次发生，可以悄悄录音录像，实在没办法录，可以事后联系对方，不含糊其辞，对此前的行为进行具体的描述，让对方默认…考虑到职场性骚扰有突出的隐私性和隐蔽性，更有权力不平等的关系，因此要求原告承担所有的举证责任，这是不公平的。权力不平等，就应该由掌握更多权力的一方，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才能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就像在日本，电车痴汉太多了，为了保护女性权益，只要女性举报痴汉，嫌疑人就需要自证清白，否则就做有罪推论。短短两集的性骚扰讨论，很多地方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即使信息量密集，让人全程记笔记，依然希望他们再多说一点…在这个女权动不动就变成性别二元对立的时代，他们始终保持理性：女性主义从来不是女人要骑到男人头上，成为新的权力掌握者，而是真正消除歧视，实现平等。而在这个煽动情绪、引战为主的互联网，能够耐心科普、客观讨论，引导深入思考，已经是一件太稀缺的事了。女性主义是真正消除歧视，实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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