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美国芝加哥。
一个温暖的春日清晨，凶杀科的警探循着线索，来到一处普通的社区公寓。
破门而入后，却不见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警探万万没想到，眼前七名女大学生正是要找的人。
她们面临11项严重指控，七个人加起来最高可以判770年。
没贩毒走私，更没杀人放火。
只因她们冒着违宪的风险，为11000名女性提供了或价格低廉，或完全免费的堕胎手术…
HBO出品，豆瓣高达9.1分，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短名单，但关注度甚至不如烂片。
这部“带血”的王炸纪录片，不应该被错过——‍
《无名姐妹》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女性生育权”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话题。
一面是高压政策。
只有已婚女性才能使用宫颈帽（避孕措施的一种），避孕药需要医生开的处方筏，同样是已婚女性才能拿到。
当时，一些有避孕需求的未婚女性会在左手无名指上戴一枚廉价戒指，蒙混过关。
另一面，是堕胎禁令下的苍凉百态。
有条件的女性会选择黑手党经营的“地下手术”，代号不同且档次分明：雪佛兰$500、凯迪拉克$750、劳斯莱斯$1000…
手术地点大多是偏僻的汽车旅馆，医生全程只有冰冷的三句话——
“钱在哪？”
“躺下听我指挥！”
“去厕所…”
没有条件的女性走投无路，只能在慌乱中用各种物件自行堕胎，受的伤异常恐怖。
子宫穿孔、膀胱穿孔、肠道穿孔、石碳酸灼伤、感染、大出血…
为了收治这些病人，医院还专门设立了“感染流产病房”，床位爆满。
当然，停尸房的电话也没停过…
其实，那时候的芝加哥是全美政治氛围最浓的地方，各种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但，涵盖战争、教育、司法、住房等话题的平权运动是男人们的主场，女性声量微渺，只能给男性打辅助。
“女性权益”不是被遗忘，而是从来都无人提及的冰山话题。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女性没有选择，也看不到任何希望。
女性仅仅因为自己女人的身份而不断死去…
活跃在平权一线的大学生海瑟·布斯体会尤为深刻。
有一天，她的一位朋友在校外宿舍被人持刀威胁，摁在自己的床上强奸了。
海瑟陪朋友去大学的医疗中心寻求帮助，却遭受了一堆“不该滥交”的批评和指责，并且被告知学生体检不包括产检。
海瑟的愤怒为后来的行动埋下了一颗种子。
有次，海瑟的朋友向她求救，自己姐姐意外怀孕却束手无策，差点自杀。
海瑟四处打听，最终靠积攒的人脉找到了一名医生，顺利帮朋友的姐姐完成了堕胎手术。
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人给海瑟打电话寻求帮助。
海瑟有求必应，但是几年后这位医生突然人间蒸发一样，不见了踪影。
后来，她才听说医生被女警察钓鱼执法，遭到了检方起诉…
这件事一下子走进了死胡同。
身负集体希望让海瑟感到了正义和责任，她到处奔走，才终于又找到了一名医生。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女性开始自我觉醒，联合起来做平权抗争。
1968年，还在念研究生的海瑟有了身孕，找上门求助的女性越来越多，这让她应付不过来。
她开始拼命参加各种主题的会议，只为了在会议结束时问一句“如果你对堕胎工作有兴趣的话，就来找我”。
很快，海瑟就召集到了12名女性，其中不乏“地下手术”的亲历者。
她们几乎没有花时间在准备和计划上，聚在一起就上手做事。
为了方便行事，大家给组织起了一个非常容易记住的代号——“简”（Jane）。
她们在地下报纸刊登广告、在街头的海报上留电话…
“怀孕了吗？请打给简…”
在绝望中翻滚的女性终于看到了一线光亮。
“简”准备了3×5英寸大小的卡片，每位前来咨询的女性可以在上面写下姓名、联系方式、医疗信息、孕期、过敏史，以及能为堕胎手术支付多少钱。
比如，16岁怀孕16周、只有1美元…
令“简”印象最深刻的一通电话，是一名警察打来的。
对方留言说：你打回给我时，听到他们说“这里是芝加哥警局”时，请不要感到惊恐，因为我就在这里工作，我给你们的是工作号码…
“简”从不会询问对方的堕胎原因，她们觉得女性不必为自己争辩，她们要做的是帮助，而非评判。
她们知道，每张卡片都代表着一位走投无路的女人。
她们号召前来堕胎的女性尽自己所能付钱，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到其他的穷苦女性。
对于没钱支付手术费用的，“简”也会照常安排手术。
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做着违反宪法的事，这群破釜沉舟的女人用实际行动呐喊着：老娘根本不在乎！
但，运作“简”的过程并不简单。
她们把手术室设在公寓楼里，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每周都会更换地点。
能在15分钟内建立一个诊所，也能在发生紧急情况时5分钟内撤离…
每次去药店，注射器和止血药都是以500为单位采购。
“简”成立之初的某天凌晨，有一个女人打电话来寻求帮助。
她语气惊恐，说此刻正在“简”对面的医院里。
突然，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们知道你们在哪！我们知道你们是谁，你们做了什么！
成员立刻挂断电话，用高尔夫球袋装好电话答录机、传呼机、卡片等资料，一路开了很久才停车…
事后，大家才发现这只是一次恶作剧。
不过，足以见得当时“简”的效率有多么高。
那时，芝加哥有95%的妇产科医生都是男性，他们掌握着女性身体的控制权。
要想做合法的堕胎手术，必须从一堆医生的手里申请到确认信，再经历漫长的等待。
而找医生的过程中，赌的成分比较大。
对方可能是危险人士、可能在醉酒的状态下做手术、可能提出性服务的附加条件…
足够幸运的女性才能捡回一条命。
除了社会和法律，芝加哥的女性还要背负天主教会施加的压力。
芝加哥是欧洲以外最大的天主教总教区，所以宗教氛围十分浓郁。
而堕胎是天主教最厌恶且极力反对的行为。
他们带有强烈诡辩色彩的言论无疑再次将女性推向深渊：一名父亲没有权利杀死他出生以后的孩子，我们为何要让一名母亲拥有杀死她们未出生的孩子的权利？
但，凡事总有例外，也不是所有宗教人员都反对女性拥有堕胎权…
当时的芝加哥，还有一个和“简”并行的组织——37名神职人员提供的堕胎咨询服务。
谁都没有料到，大名鼎鼎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居然拨打了热线电话，表明要为牧师们提供资助…
他们公开支持女性堕胎，主要服务有经济能力飞去别国做手术的女性。
一开始，目的地以英国、日本、墨西哥、波多黎加为主，随着1970年纽约堕胎合法化，大部分人选择就近去纽约做手术。
据统计，一年内光是产生的机票费用就高达1300万美元，他们甚至向航司谈过团购套餐…
这样一来，找“简”做堕胎手术的，只剩中产阶级下层女性、穷苦女性、有色女性。
“尽你所能付钱吧，这样就能帮助下一个比你更贫穷的人了”就真的成了一句美好的口号。
需求增大，团队却一直没有注入新鲜血液，这种情况一度令“简”陷入困境。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简”突然揭穿了一个骗局，差点给了大家致命一击…
原来，一直与“简”合作的手术师并不是专业医生，而是一名靠给医生递工具学会操作的砌墙师。
好在这名冒牌医生的技术一流，几年下来没有人发生意外。
几十年后，当“简”的成员再谈到这件事，仍是心有余悸。
这件事也点醒了她们：如果一个砌墙师都可以做，那我们当然也可以！
而且内部学会以后，能更方便为贫穷的女性提供免费手术。
让“简”的成员没想到的是，得知她们想学习堕胎术，这位冒牌医生竟很慷慨地答应了。
之后，因黑手党的介入，冒牌医生把手术器具交给“简”，便离开了团队。
技术是有了，但除了技术外的医学知识“简”知之甚少。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阵，一周工作三天，一天做30台手术…
安全起见，术后两周内，“简”都会与病人保持联络，询问对方身体的恢复情况。
在“简”的临时诊所里，女性以一种违法的方式获得了信任和尊重。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
某天，来了一位年轻的非裔美国女孩，发着高烧，出现了感染的症状。
“简”眼看着女孩痛苦不堪，却束手无策。
因为她们只会堕胎，不会治病。
人命关天，“简”告诉女孩无法为她堕胎，要马上带她去医院就诊。
女孩没说什么，穿上衣服就匆忙地离开了…
“简”给她打了两天两夜的电话，始终没有人接。
后来，女孩的家庭牧师接听了电话，“简”得知女孩死于败血症。
死亡证明上写着：19岁、瞳孔扩散、大肠和小肠呈灰褐色…
这是“简”成立以来经历过最懊恼、最内疚的事情，令所有成员毕生难忘。
给“简”打电话的女性不同肤色、不同群体、不同行业。
有警察、检察官、法官的女儿、妻子、情妇…
复杂的利害关系给“简”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庇护，有关部门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家也十分庆幸，多年来“简”能稳定运转。
1972年的一天，有人跑到警局报案，说自家嫂子意图堕胎，希望警察能出面执法。
荒谬的是，这个案子被分到了凶杀科。
当时，凶杀科每天都跟枪和尸体打交道，忙得焦头烂额，却突然要腾出手去抓几个做非法手术的年轻女人，搞得警探面面相觑…
凑巧，从警探到指挥官再到警探长，是清一色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压根儿没人愿意和“堕胎”扯上关系。
最后，警探还是硬着头皮逮捕了7人。
她们被关进了疯人院一样的地方，里面有尖叫的瘾君子，还有谈吐下流的性工作者。
其中，名叫朱迪斯的成员正处在哺乳期，家中有个6个月大的孩子需要照顾。
“白人女性、研究生、丈夫是律师、哺乳期…”
思来想去，大家决定从朱迪斯的身份上找突破口，争取最低的保释金。
幸运的是，朱迪斯保释成功。
“简”遭遇重创后，打来求助的女性依旧不减。
在“简”的非法手术处于风暴中心的时候，还要冒着风险找上门，说明这些女性是真的绝望透顶。
剩下的成员以“闪电战”的方式维持着“简”的运营…
然而，那些有能力的男性律师根本不愿意替被捕的7人辩护，纷纷找借口推掉了。
直到一位名叫乔安·F·伍尔夫森的女性律师出现，事情才有了转机。
她不像其他律师，只会发表夸夸其谈的政治言论，而是处处做实事，想方设法把人给弄出来。
乔安留意到，最高法院即将处理“罗诉韦德案”，这对“简”来说是个好时机。
于是，乔安转换策略，故意拉长案子的时间线，等待着“罗诉韦德案”的审判结果。
终于…
1973年1月2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堕胎法。
女性选择堕胎不再违宪。
针对7名成员的11项堕胎、共谋堕胎的指控也随即被撤销。
之后，“感染流产病房”关闭，“简”的成员以艺术家、教育家、公民、社区组织者、医保从业者、作家、母亲等身份延续着抗争精神。
毕生都致力于维护女性权益的传奇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曾说：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这对于女性的生活和尊严来说至关重要。当政府控制着对堕胎的决定权时，她就没有被当作是一位有能力为人生选择完全负起责任的成年人来对待…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在金斯伯格去世两年后，“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一切又回到了50年前。
那么，“简”所处的那个时代会卷土重来吗？
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未成年女性、贫穷女性、遭受性侵的女性，将会被排除在道德主体之外，将会成为与自己为敌的、无力的罪人，在惊恐中走进一片绝境。
《无名姐妹》的最后，一位白发苍苍的“简”这样说道：我们都是非常普通的女人，我们想拯救其他女人的生命，我们想要每一个联系我们的人都能成为她们自己故事的主角。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动力，说出这句话让我们充满了力量——“我们要做这件事”。
这群势单力薄的年轻女大学生，曾经共同举起了雷神之锤，挑战一个全美的不公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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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得失，只求尊严。
还好，这世界总会有“简”出现…
还好，这世界还不是全然晦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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