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泥沙俱下越要席卷个体的生命记忆，音乐人越能够帮助个体的声音不被磨灭消散。个体化的音乐表达不一定以反抗为目的，但音乐无疑能够放大个体生命经验可见性，从而将更丰富的社会维度和生存方式挖掘和呈现出来。”
“西三歌队是一支为真实的声音助唱的歌队，它期待每一次演唱的现场都是一个公开议论的广场。声音的交融隐喻着关系的发生和改变的潜能。所以这样的声场，既是各种声波的交集，也是生命经验和社会关系的交集，更是成为碰撞和改变的焦点。”
  缘   起    
西三歌队成立于2017年，歌队命名出自歌队的常驻地——西三村，而歌队创立则缘起于一个生活在广州这片城郊区域的艺术家群落。
西三村位于广州城南的南浦，濒临珠江。在广州城区的迅速扩张中，这个江边小村被迫变成城中村，但地缘上仍在城区边缘。由于这里区位偏远，人口较市区较为稀疏，因而没有那么喧嚣与焦虑。此外，更为低廉的房租和宽敞的空间，为艺术家的先后入驻提供了便利条件。
西三村俯瞰
时间追溯到2013年前后，早年在广州美院的艺术家谢剑波和喻旭东，在这一年入驻到西三村，设立自己的工作室。于是因为两人的关系，先后有十多位从广美毕业的同学校友先后陆续入驻到西三村，其中包括歌队的发起人郑宏彬、歌队主唱蔡所和鼓手刘浩，以及参与到歌队早期作品创作实践的多位艺术家。
然而，西三村能够为艺术家们提供的远远不止工作室的空间，而且为他们打开了一种思考和创作的路径。
对于入驻的艺术家们来说，社会关怀始终是创作的原点。而西三村包括自然和人文在内的交错的地景、村中各类社会关系的纠缠，以及村民的日常生态，为这群艺术家们管窥社会高速发展衍生的种种问题和公共议题提供了鲜活的视角和经验，他们把对整个社会的观察聚焦到微观的地方，或者说，聚焦到每一个个体最鲜活的人生经验上。他们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同样也是宏观历史的最终的承受者。西三村的艺术家们以个体生命经验作为出发点，为此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人文主义关怀的根基。
艺术家谢剑波和周磊做的“西三村服装作坊调查”
2017年，生活和工作在西三村的艺术家们发起“西三电影制片厂”项目
这个电影创作项目同样是一场实验。参与项目的艺术家们以自己生活的西三村作为田野，在日常和村民的交往中，逐渐了解到更多个体的生活面向以及村中存在的公共问题。经过艺术家和村民的合作和探讨，完成了前两期西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短片的制作。这一过程中，艺术家从一开始单方面的电影拍摄者的角色，通过和被拍摄者的协商，逐渐转变为把，部分创作者的角色让渡到被拍摄的当事人，从而相应地，把一部分电影叙事的主体性还给当事人。
西三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家们鼓励村民们主动用手机拍摄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呈现叙事的剪辑过程，仍然是通过艺术家和当事人的协商最终完成电影短片的制作。
而在电影呈现中，具有高度浓缩性的歌词文本和歌曲浮现出来，超出了电影配乐的角色，进而成为电影叙事的主要手段之一。于是相应地，作为西三电影制片厂的衍生艺术项目，西三歌队于2017年9月创立，因而自诞生伊始，西三歌队便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乐队。

    歌 队 成 员    
歌队目前成员有三人，蔡所、刘浩和自在，然而，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歌曲的创作和演出，涉及到不止于歌队的三人。
西三歌队成员，从左到右分别是自在、刘浩和蔡所
蔡所，西三歌队的主唱和吉他手，2004 年毕业于广州美院油画系，艺术家，西三电影制片厂发起人之一，负责歌队部分歌词创作和大部分歌曲的作曲工作。刘浩，西三歌队鼓手，1998年毕业于广州美院油画系，艺术家，负责歌队的手鼓伴奏。自2017年9月，蔡所和刘浩两人正式开始了歌队创作、排练和演出。两年后，自在加入歌队。
西三歌队排练日常
自在，熟习尺八、中阮和贝斯等乐器，在广州从事音乐媒体与演出策划工作。自在的加入源自一次意外的惊喜。蔡所和刘浩在排练《民众花园之歌》时，来看望刘浩的自在看到工作室里的尺八试着吹奏了一下。蔡所和刘浩听到自在的吹奏之后觉得很适合加入到这首歌之中。于是，自在也从一次歌曲编曲和演出的合作进而成为歌队第三名成员，加入到歌队持续的创作和演出中。
创 作 路 径——落 田 在 野
与西三电影制片厂电影短片的制作思路类似，歌曲的创作和演出往往也是一次社会学的实验。参与到歌曲创作中的，包括参与社会事件的调查者，社会事件即歌曲叙事的当事人，以及歌队创作者等不同角色。歌队秉承着用音乐为个体赋权的思路，在音乐创作中解绑了音乐人在音乐创作中的核心角色。歌队将自己变成一个载体，将个体的生命经验和表达方式置于首要考量，通过与歌队的协同创作，个体的生活方式、情感、语言、世界观等等作为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得以通过歌曲演唱的方式呈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发展的叙事通过音乐创作和表演的形式回归到参与社会发展的个体身上。
西三歌队在从化市乐明村与村中“歌王”共同创作和表演
因而西三歌队是一支为真实的声音助唱的歌队，它期待每一次演唱的现场都是一个公开议论喊话的广场。声音的交融隐喻着关系的交融、发生，因此也意味着改变的潜能。所以这样的声场，既欢迎关于个人的生命经验的声音，自然也不排除其他杂音和噪音，使得这里这样一个时空交汇点，既是各种声波的交集，也是个人体验到的各类社会关系的交集，也因而可能成为碰撞和改变的原点。
三 个 现 场 
按照这样的创作和表演思路，我们将歌队的创作、演出和后续的传播分成三个步骤，也可以称为三个现场。其中，驻地创作和演出是西三歌队采用的首要路径。

第一现场，驻地创作
在就像在西三村的创作一样，歌队会不定期受邀入驻到不同的社会现场，这个现场既可以是在全球化中被遗忘冷落的偏远村庄，也可以是像西三一样的城中村，或者某个人口密集的城市片区。在大约一个月的驻地周期内，歌队成员在这一区域展开参与观察，并与这里生活或者谋生的人士深入访谈，接着根据这些人的生活经验和诉求创作成歌词，或者邀请被访谈的人参与歌词创作。在歌词创作完成后，由歌队谱曲，谱曲过程也会参考被访谈者的音乐习惯和在地传唱的曲式曲调，使得被访谈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成为音乐表达的主体。
在歌队成立初期，受益于西三电影制片厂项目，一些歌曲的歌词是由参与该项目的艺术家们在与西三村村民交流访谈的基础上创作而成。而西三歌队的创作表演有时也与社会公益活动相结合，因而这一阶段的创作，尤其是歌词创作，往往由歌队或者其他参与者，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与被访谈者合作完成。
蔡所在华强北电子市场，用T恤换故事
第二现场，表演
歌队的表演往往把进行时态的社会现场作为广义的音乐现场，于是在繁华市区的楼宇间，在历史久远的乡村田野里，在见证社会变迁的城中村都留下过我们的歌唱。同时表演者不局限于歌队本身，也试图通过恰当的编曲安排，使得歌曲中涉及到的故事主角作为讲述者也能够以某种方式参与到表演中来，而这也是西三歌队音乐实验性的一部分。
在演出现场，歌队也进行了即兴编排，歌队以solo作为BGM，将话筒交给现场有意愿参与的观众，他们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诉求，在现场讲述出来，于是这样的音乐演出的现场也同步成为了不同社会个体公开发声的现场。
目前乐队同样也计划将表演现场扩展到live house和音乐节等音乐空间，从而让更大范围内的听众听到我们的声音。
第三现场，展览
从驻地创作到演出，这样一种用音乐赋权的主体性表达的过程，通常也会受到媒体机构或展览机构的不定时拍摄邀约，做全过程的记录。拍摄剪辑形成的纪录片会在美术馆、展览馆进行展览。而在合适的现场条件下，歌队同样到展览现场进行演出。
驻 地 创 作 和 演 出 经 验
以下是西三歌队过往的部分驻地创作和演出的经验。
2017年9月，西三歌队成立初期，西三村的艺术家们在村民的广泛访谈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系列描绘西三村村民日常生活的歌曲，经过西三歌队蔡所谱曲，创作完成以下作品：
《水流柴》，作词：周磊，作曲：蔡所
《夕阳为民剪发点》，作词：喻旭东，作曲：蔡所
《菜农》，作词：黎燕明，作曲：蔡所
《鬼作人》，作词：郑宏彬，作曲：蔡所
《三轮车》，作词：吴焕松，作曲：蔡所
《巢老板》，作词：谢剑波，作曲：蔡所
《明天去找大队长》，作词：谢剑波、蔡所，作曲：蔡所
《鸭饭歌》，作词：刘声、黎燕明，作曲：蔡所
西三歌队与黎燕明合作的《菜农》，反映西三村菜农的劳作艰辛。MV制作：黎燕明
2017年底，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在深圳罗湖城中村清水河村设为分展区。西三歌队受邀入驻清水河村，以用歌词留言墙的形式邀请村民把最想要说的话写在墙上。参与该展览活动的艺术家们和西三歌队一起，根据留言以及清水河村民的生活经验，创作完成以下作品：
《回不去的故乡入不了的城》，作词：金杰、谢剑波，作曲，蔡所
《他乡是故乡》，作词：周磊，作曲：蔡所
《临时五金店》，作词：吴焕松，作曲：蔡所
《清水河》，作词：喻旭东，作曲：蔡所
《素食馆》，作词：武老白，作曲：蔡所
《歌词留言墙与佚名者》，作词：清水河村佚名者，作曲：蔡所
西三歌队在清水河村举办首次演唱会
2018年1月21日，西三歌队在各位艺术家朋友的协助下，在清水河村举办首次演唱会。表演了歌队已有作品和在清水河村最新创作的曲目，并组织和邀请村民在演唱会上共同演出，受到清水河村村民的热情参与和好评。相关内容见：
西三电影制片厂 | 为临时起意的歌者
2018年底，西三歌队受到广州源美术馆邀请，在广州从化市乐明村展开驻地创作。入驻后，歌队接触会唱山歌的村中前辈，收集山歌素材和及挖掘每首歌背后的故事，与村民共同创作和排练了《茶 · 酒 · 烟 · 蜜》、《条条水路》等歌曲，并最终在村广场与村中的“歌王”共同完成了新的乐明山歌的演出，相关内容见：
参与的力量 | 用艺术活化“普通乡村”

溪流域 | 2018龙眼驻地六问【溪流域5】
2019年8月，针对深圳白石洲城中村清退迫迁现象，艺术家、社会公益行动者坚果兄弟、郑宏彬、段鹏、张星、武老白、二猫等人发起反迫迁公益项目“深圳娃娃”，呼吁社会关注白石洲被迫迁出居民的权益保护问题。西三歌队受邀与其他参与者共同创作了以下歌曲，但受限于具体活动条件，未能够在项目现场表演这些曲目：
《举起手来》，作词/作曲：蔡所
《太突然》，作词：刘浩，作曲：蔡所
《搬不走》，作词：邓世杰，作曲：蔡所
《新两只老虎》，作词：杨琳，作曲：蔡所
在白石洲迫迁清退中，迫迁儿童的教育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邓世杰和西三歌队以匆忙搬迁中被丢弃的布偶娃娃来隐喻迫迁城中村失学儿童，合作完成《搬不走》，反映了迫迁居民面临的困境。
2019年9月，西三歌队受到广州扉美术馆邀约，西三歌队参与到艺术家徐坦发起的“民众花园”公益项目中，创作了记录相关过程的《民众花园之歌》，并在广州扉美术馆“民众花园”展览现场表演了该歌曲，相关内容见：
还记得东山口的那个民众花园吗？这次我们在美术馆又做了一个。
2019年9月，坚果兄弟和郑宏彬发起小壕兔重金属音乐专场行动，旨在为生命健康权遭到侵犯的村民发声。生活在陕西省榆林市小壕兔乡的村民，他们的生活用水、生产灌溉和畜牧用水受到附近煤矿开采污水排放的严重污染。西三歌队受邀根据村民老吴维权抗争故事创作了歌曲《老吴》。
2020年9月，歌队受到深圳华美术馆的邀约入驻华强北，歌队以音乐的方式与华强北电子交易市场的档主们做“交易”，用歌队的T恤换取曾经在华强北打拼的人们的故事，并将他们的经历和愿望编写成歌曲。
西三歌队在华强北的演出，现场观众作为讲述者的角色加入到演出中来。照片来源：华美术馆
蔡所结合一些鲜活生动的行业习语，创作了《提篮子》、《用农耕文明去做生意》、《我和你砍砍价》等歌曲。并在华强北为在这里打拼的人们表演。演出最后歌队邀请观众倾谈自身的生活感受和愿望，受到现场观众的积极参与，具体内容见：
青年烩预告 | 西三歌队：进驻华强北

“場外联谊”纪录短片 NO.3
2021年9月，西三歌队的蔡所和自在、深圳重D音乐队A鬼、特邀鼓手周天元和唢呐潘晓龙等组成土壤改良乐队，参与到坚果兄弟发起的全国重金属乡村巡演中（参与该巡演的还有老头乐乐队）。根据前期针对各地重金属污染的调查和不同人士参与的歌词撰写，土壤改良乐队创作出以下歌曲，并到广东、河南、湖南、云南等多地巡演：
《阳春》，作词：坚果兄弟，作曲：A鬼、蔡所
《铜泥兽》，作词：郑宏彬，作曲：蔡所
《矿工扶玉林》，作词：东启，作曲：A鬼
《格*乡》，作词：坚果兄弟，作曲：A鬼
《濮*》，作词：坚果兄弟，作曲：蔡所
《末*歌》，作词：周琰，作曲：蔡所
2021年9月6日，土壤改良乐队原计划到村中与村民合作，为受到污染危害的村民们表演，但由于当地相关部门到宾馆堵截，乐队临时决定在宾馆房间内面对在场的地方领导完成预定演出。
2021重金属乡村巡演呼吁社会公众，关注在高速发展下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偏远乡村地区的民众生命状态和诉求。其中仅仅阳春一地演出的视频网络浏览量破百万。
具体内容见：
1969年，列侬和小野洋子上演“床上和平”，2021年，土壤改良乐队被迫在床上演出
展 览 和 演 出
除此之外，歌队驻地创作演出的作品和纪录片还受邀到以下艺术单位进行展览和演出：
2017年10月，深圳，圈子艺术中心，“联合制片”，展览。
2018年1月，深圳，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城市共生——村雨项目”深圳南头主展区，演出。
西三歌队在“城市共生——村雨项目”展览中演出
2018年5月，东莞，21空间美术馆，“低复线叙事——行进中的区域跟踪”，展览。
2019年6月，北京，泰康空间，“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演出。
西三歌队在泰康空间“为真实的声音助唱”
2019年8月，澳门，后牛房试验场，“热烟流”，展览作品《我们的家》。
2019年12月，广州，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珠三角艺术单位交流会，演出交流。
2019年12月，广州，扉美术馆，第一届“无界建筑”，展览。

2019年12月，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在路上”，展览纪录片《与乐明山歌相会》。
2019年12月，深圳，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宝安分展场桥头社区，“坐标：剧场”，展览、演出。
2020年9月，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那些…日子”，展览。
结语：回到每一个西三的日常
回到地方，回到现场。面向地方发声，让个体发声。
西三村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每天都在经历着变化，就像这个地球上的多数角落。所以歌队在西三村的生活经验和日常创作，仍然遵循着驻地创作最基本的路径。蔡所、刘浩以及与歌队长期合作的艺术家们，从在西三村的生活和交往经验出发，具备随时随地展开创作的条件。
这样的创作方式固然存在着诸多有关于音乐美学和价值的争议争论。因而我们也不妨把争论空间的维系也当作这一类音乐实验伴生的社会意义之一。并且，在当代华语流行音乐中，这样的实验和争议由来有之。
据经纪人大方的陈述，一次周云蓬到台湾演出，演出结束后与好友陈升就有这么一次不大不小的争论。陈升在酒后评论周的创作说，“你那个不叫音乐，只是意识形态罢了”。而毫不示弱的老周反驳说：“我在大陆只能写出这样的歌，而你，在台湾也写不出来《中国孩子》这样的作品”。
音乐人左小祖咒曾有过这么一次创作。浙江乐清某村村官钱文会在帮助村民维权过程中因车祸意外惨死，音乐人左小祖咒在听到钱文会的父亲哀悼时，发现老人的漫声哭诉中仍然有某种低沉连续的音调。于是音乐人感知到那是人极度痛苦地呐喊时来自身体原初的音乐自觉。于是经过钱父的同意，音乐人将这段哭诉录了下来，后期加上吉他的和弦编排，制作完成作品《我的儿子叫钱文会》，收录在左小祖咒2011年专辑《庙会之旅II》中。
时代泥沙俱下，越要席卷个体的生命记忆，音乐人越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个体的声音不被磨灭消散。
在张铁志《时代的噪音》这本书的序言中，乐评人张晓舟反对将摇滚的抗议精神本质化，因为用音乐来召集某种抵抗力量，最终结果是音乐美学必将被这一抵抗目的所反噬，也近乎宣布音乐美学的死亡。
因而，个体的表达不一定以反抗为目的。但音乐无疑能够将个体生命经验的可见性远远放大，从而将更丰富的社会维度和生存方式挖掘和呈现出来。而生祥乐队（交工乐队）的经验告诉我们，走向在地经验是使音乐创作生生不息的最佳途径。就像林生祥在获得台湾金曲奖时感言中所说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还是愿意把话筒递给工人和农民，来聆听和传唱他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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