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高峰

当我们将2020年人口普查按照年龄作图时，不难看到这样几座山峰。
第一座人口山峰，出生于1963和1971年之间，目前在51到59岁左右；
第二座人口山峰，出生于1986和1991年之间，目前在31到36岁左右；
第三座人口山峰出生于2008年到2015年之间，目前还未成年，在7到14岁左右。
不难发现，第一座人口山峰，是对中国而言，最大，也是持续最久的一次婴儿潮。即便比后两座人口出生高峰更早，也经历了更多的死亡和坎坷，第一次人口高峰仍然保持了中国出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年份纪录——1968年出生的人口，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仍然有2610万人在世，比现在每年的出生人口高出一倍之多。
这座人口高峰是中国许多周期性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当这座人口高峰进入工作年龄，开始生产，开始积累，开始消费，中国也就正式迈向了发展的快车道。而未来十年，这一批人口高峰将走向他们的另一个里程碑——离开劳动力市场，进入退休状态。
本文是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我们从老龄化问题切入，谈一谈人口生命周期的力量。

▍我国的老龄化才刚刚开始

虽然老龄化问题已经提了几十年，看起来已经很严重了，但是如果跨时间比较就能发现，比起未来十年即将伴随第一代婴儿潮退休带来的老龄化，之前几十年的种种“老龄化”，只是小意思。
上面两张图表分别列出了中国2020年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的前30名与后30名。前30名城市主要集中在四川、江苏、辽宁等地，其中又以四川的老龄化程度最为领先。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五分之一的一共有九个城市，资阳、自贡、南充、德阳、内江、眉山——四川在其中占据了三分之二。
老龄化程度最低的城市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少数民族地区，这类地区出生率、死亡率都比较高，在人口年龄中仍然处于年轻的金字塔时期。第二类则是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发达城市。其中深圳、东莞占据前两名，65岁以上人口占当地总人数比例仅有3%左右。
但老龄化比例仅仅是一个数字，我们更需要观察的是老年支持体系。
最重要的老年支持体系来自家庭。人口普查中列出了不同城市的一人户、一代户、二代户、三代户、四代及以上户等不同家庭结构的数量。当一个老年人居住在多代同住的家庭中时，这个老年人将更可能在生活和精神上得到较好的支持。
上图列出了中国各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和三代以上户家庭在当地家庭户中的占比散点图。
散点图最左下方，是深圳、东莞等城市，这里几乎没有老年人，自然也不存在“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的家庭。
散点图的最右边，是南通、资阳、泰州、自贡、眉山等地，这些地区老龄化程度较高，但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的比例也在10%-15%左右。
真正需要关注的城市，分布在散点图的右下方，包括乌兰察布、伊春、本溪、抚顺、辽阳、锦州等东北城市。不难发现，这些地区比起四川、江苏的类似城市来说，老龄化程度同样不低，但是多代同住的比例却显著低于四川、江苏等地的高度老龄化城市，呈现出可能较弱的家庭老年支持体系。
虽然从老龄化存量上看四川城市排名较高，但当我们观察过去十年的增量时，四川的城市就不那么醒目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东北城市。例如辽阳（65岁以上人口比例增加9.35%）、丹东（增加9.26%）、铁岭（增加9.22%）、锦州（增加9.1%）等。
老龄化的速度，和另一组概念高度相关，即 “高龄老人”和“低龄老人”。
按照我国民政的定义，高龄老人代表的是80岁及以上人口，这部分人口的自理能力、健康状况显著降低，在没有他人扶持的情况下，常常会出现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表列出了高龄老人占比最高的前30个城市，前五名是南通、泰州、资阳、自贡、伊春。我们同时给出了这些城市在2020年的70-79岁人口占比。在未来十年内，这部分老年人或者去世，或者会同样加入高龄老人的行列，为当地的养老增加更大劳动力压力。
“低龄老人”并不是数据团创造的词语，而是在本次人口普查中由官方创造的概念，表示60-69岁人口。在去年的人口普查发布会上，统计局在答记者问时说：
“而且，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也就是说，虽然这部分人口虽然已经进入退休年龄，名义上算是老人了，但也不算太老，还有很强的自理能力，甚至能继续工作。下表列出了低龄老人占比前30名的城市，此时江苏、四川等地的城市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东北城市。前19名城市中，除了乌兰察布和威海，低龄老人占比最大，以及未来可能增长最快的城市，全部位于东北。
更重要的是，这些城市的50-59岁人口，正属于中国第一代婴儿潮范围，他们也同时是低龄老人的“预备队”，常常占这些城市总人口的20%以上。未来十年，第一代婴儿潮退休，他们将成为新一代的“低龄老人”。

▍赡养比不容乐观

虽然“低龄老人”从统计局的定义上是一个正面的词语，但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低龄老人”则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为了更好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再引申出一组概念，即赡养比和“实际赡养比”。
赡养比，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含义为劳动年龄人口除以退休年龄人口，国际通用的做法是使用15-64岁人口除以65岁及以上人口。下表列出了赡养比最低的前30名城市。与老龄化程度的排序类似，四川和江苏城市占据了赡养比最低城市的前十名，且每一名退休年龄人口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了35%-50%左右。
这个数值的含义是，原本赡养一名老人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时可能有N人，2020年时则下降了40%，变成0.6×N人。在现收现付体系下，0.6×N个劳动者，每人需要多支付多少养老金，才能保证这名老年人的退休后生活水平不下降呢？
这里是小学数学计算时间，如果每个人多缴纳40%的养老金，那么这名退休人口拿到的将只有之前的0.6×1.4=0.84倍，每个人要多拿出70%，这名退休人口拿到的退休金才能刚好和之前持平（0.6×1.7=1.02）
不难发现，赡养比对劳动年龄人口和非劳动年龄人口的划分，和我国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有较大差异。未来十年，婴儿潮一代将会成为低龄老人，虽然其中大部分人在未来十年还具有劳动力，但他们也将按照现行养老体系退休，开始领取退休金。
因此，在赡养比之外，更重要，也与我国当前的养老体系更加相关的是“实际赡养比”，即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与领取养老保险人数之比。
我们使用每个城市的就业人口扣除农业人口来粗略地代理当地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这里存在几个假设：
1，各城市的总就业人口扣除农业人口与各城市的职工养老保险缴纳人数不一定一致，例如一些从事非农劳动的职工并未按照国家要求参与职工养老保险，另一些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也并非自耕农，而是被雇佣的劳动力，也参加了职工养老保险。但在没有更好数据的时候，使用这个计算可以避免大部分问题。
2，我们的养老保障体系包括了职工养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两大部分，但是两者的缴纳数额和领取数额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例如2021年，职工养老保险收入60455亿元，参保职工为34917万人；居民养老保险收入5339亿元，参保居民为38584万人。不难算出，职工养老保险的平均每人缴纳数额，是居民养老保险的12.5倍。为了计算简便考虑，我们只考虑职工养老保险的情况。
3，由于这些年的养老保障政策改变，许多并未在工作时参保的老年人也可以通过补缴的方式来获取退休金，因此我们并不能确切算出有多少退休人口能够领取职工养老保险范畴内的养老金。本文按照最极端情况打算，假设所有退休年龄后的人口都能够领取养老金。
在以上基础上，我们粗略地计算了“实际赡养比”这个数值。下表列出了实际赡养比最低的前三十名。
可以看到，东北城市再次在该表中占据绝大部分，前28名城市的实际赡养比都低于1，在铁岭市，实际赡养比已经低至0.69——如果中国各地区的养老保险体系不是统筹分配的话，这意味着铁岭市需要用69个正在工作且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为100名已经退休的人提供退休保障。
从“实际赡养比”最低的前三十名城市看，过去十年，只有四平、渭南、资阳等地的“实际赡养比”低于1，而在2020年时，前30名城市除了辽阳和通辽，其他城市全都开始面临缴纳养老金的人口比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更低的问题。
东北地区目前的“实际赡养比”开始低于1，只是一个开始。别忘“低龄老人”的那张图中，多少东北城市的50-59岁人口占当地人口比重达到20%以上？十年内，这些人离开工作岗位，停止缴纳养老金，转而开始领取养老金后，东北地区的“实际赡养比”会出现更大的下跌，在四平、抚顺等地，甚至会达到1个养老金缴纳人口对应2个养老金领取人口的情况。

▍房间里的大象：人口生命周期的力量

这就是人口生命周期的力量。一代婴儿潮，看起来只持续了几年，但他们就像巨大的齿轮，运转到哪里，就会带来哪里的经济结构剧烈改变——当他们进入工作岗位时，我国的就业市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他们年富力强时，我国的经济产出增速世界领先；而在他们即将退休的今天，毫无疑问，我们的养老体系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婴儿潮只是人口生命周期中的一隅，其他因素诸如性别比例，人口转移，教育结构、职业结构，所有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都不是暂时的。他们会给一代人带来一些冲击，而这一代人口会成长，会繁衍，会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内给经济带来更大的“回声谷效应”。雪山中的一声呐喊，可能越来越响，并成为雪崩的开端——
这就是人口的力量。
以此作为我们第七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报告系列的最后一篇，感谢各位读者对本系列的持续关注。
我们十年后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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