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和熟悉中国当代摄影的人，大多从不同渠道与“假杂志”发生过接触。在全球大大小小的艺术书展上，法国阿尔勒摄影节 Hyper Cosmos 书展、纽约艺术书展、2019 濑户内艺术书展、Offprint 伦敦艺术书展、上海 abc 书展、上海艺术博览会，总有“假杂志”身影，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活跃地发掘、呈现中国年轻摄影师的作品，“假杂志”还出现在影像、文本、播客中。
从 2011 年开始，假杂志成立的十二年里，创始人言由一直希望，假杂志是一个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的出版机构，填补中国摄影出版的某一空缺。某种程度上，假杂志做到了，在国际摄影图书中的影响里也日渐高涨。
在影响力和名气遍布四海的同时，却很少有人来到过假杂志的真图书馆——位于浙江宁波，一处文创产业园中的假杂志图书馆。
这里并非闹市中心，四周马路宽阔，一片齐平的厂房昭示着这处创意园区的前身。在园区深处，我们看到一栋两层高的混凝土建筑，在偌大的园区里显得隐秘，一些绿色藤蔓顺着灰色的墙面爬伸向上。如果不是左上角“Photobook Library”几个大字，和一边假杂志独具辨识性的标识，你可能很容易错过它的存在。
推开门，一楼空间陈列的图书满满当当，即使空间足够大开阔明亮，但人一进入，立刻就有被图书环绕的幸福感。有两位工作人员在前台安静地忙碌着。随手翻开一本书，精致、被托付了用心的质感从纸面就能感受得到。右侧一道楼梯通向二楼，过了几分钟，言由出现了，这个夏天，他回到了二楼的“工位”，专注于梳理这座已经走过 6 年的实体图书馆。这天，他穿着件深灰色的短袖，整个人也流露出一种海边礁石般的质朴与稳重，面对我们的问题，轻声细语、娓娓道来。
言由带我们浏览了目前假杂志的空间，进门处一楼的空间陈列图书，里面有几乎同样大的空间正待改造成为活动空间。二楼暂时主要用于办公。言由正计划将二楼改造成一个对外开放的阅读中心。
在二楼，我们的目光很快被一面“纪念墙”所吸引：上面满满当当挂着各个国内外出版机构和书店的帆布袋。过去十几年，言由带着假杂志的出版物去往大大小小的艺术书展，再从世界各地带回了它们。这些互动的产物，某种程度串联起了假杂志的轨迹，定义着假杂志的“身份”——一个汇聚了国内外新锐摄影艺术家的独立出版机构。
言由是 80 后，2006 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刚刚创刊的《鲜氧》杂志社，成为了一名编辑。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创意杂志”的概念还未兴起，空白代表了更多可能，也意味着接下来的每一步，都需要靠自己慢慢摸索。
在这里言由每天的工作，是整理大量外刊，再从中寻找选题。为了方便查阅，他开设了一个自己的博客“under construction”，定期更新设计、艺术、摄影等领域的创作者们。同行摄影师戴远迪忍不住提到：当时这个博客给他很大帮助，几乎没有媒体可以更详细地梳理和提供这些信息。
那是一个信息还未爆炸的时代，它的出现对大众来说是重要且新鲜的。尽管言由坦言，自己最初完全没有想着要将它做成一个公开的平台，里面都是“冷冰冰”的资料，没有任何观点。但很快，这个一开始的私人天地，被越来越多人所关注到。
2008 年，新的博客“假杂志”创立。从“under construction”到“假杂志”，言由的个人兴趣也发生了转向，从摄影史而非仅仅是创意的视角，专注摄影艺术。
可以说，就像博客名字所传递的——“假装是一本真杂志”，做实体出版的那颗种子，在那时已经埋下，对性格“比较被动”的言由来说，需要的只是一个契机。
2011 年，言由在网上看到摄影师孙彦初为自己印制的 Zine，粗野、直白、虚实相结的摄影风格，一下打动了他。他向孙彦初发出了合作邀约，希望以一种更正式、经过精心编辑的方式，把它带到更多人面前。
现在看来，《Obsessed》是稚嫩，甚至有些粗糙的。那年，言由刚刚从上一份工作离开，手里仅有一万块积蓄，预算不够，内文就都用了最简单的单色印刷。只有封面，在言由的坚持下，终于说服老板给自己用了四色——“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在黑白照片上面压一个深蓝色，就特别有劲、特别摇滚。”
当时，一些摄影师、艺术家已经开始投身自出版的实践。但服务他们的出版机构，假杂志算是第一家。这本摄影艺术书的出现，就像投向市场的一颗石子，引发了巨大的热度。Zine 的首发定在北京的西五艺术空间，当天的情景，用言由的话说，“就像一个小书展，来来回回都是人。”短短一个多月，这本小书就销售一空。
2012 年底，言由为生活在重庆的摄影师张晓制作的摄影艺术书《他们》上市。这本书里，收录了张晓在工作往返途中，用原始 Holga 相机随手捕捉的充满戏剧性的场景：一群赤裸着上身的男人站在江边，身后升起了五彩的氢气球；系着红色围巾的老人们，正张大了嘴唱着歌；灰蒙的乡间背景中，出现了一群身着明丽泳装、头戴花环的女孩们……城市化急遽发展过程中伴随而来的内心失序，在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身上，以一种离奇、荒诞的方式被呈现出来。
《他们》是假杂志的第三本出版物，也是假杂志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无论是《Obsessed》，还是后来和朋友刘垣合作的第二本出版物《digital building》，都更像是“人”刚好推动了“事”。直到《他们》，言由才开始认真考虑，将独立摄影出版，当作一件系统且长期的事情来做。
关于假杂志选书的标准，是言由一直以来都会面对的提问。以前，言由经常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但十几年后回头看，他的答案开始变得清晰——换句话说，它在一开始就已经显现：是否关注社会，是否关注自身。
一张矗立在旷野中的佛头，曾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假杂志为张克纯的《北流活活》的封面。到去年年底，这本摄影集已经再版到了第四版。2010 年至 2013 年间，张克纯从黄河入海口所在的山东东营市垦利县开始，数十次逆流而上，行走至青海巴颜喀拉山脉的黄河源头。这条曾代表着壮美、诗意的母亲河，当抽离了宏大的语境，满目所及的是荒山、断崖、高楼，还有那些生活在沿岸、渺小如蝼蚁的人。
封面佛头是在贺兰山脚下拍下的。张克纯曾在许多场合分享过这个故事：贺兰山有一个石油集团的老板，当时捐建了一个寺庙，叫大佛寺，寺庙的门口有一尊 48 米高的佛像。照片中的佛头是做坏了的，被搁置在马路边上的一个采煤厂里。言由说，自己总能为这些大时代之下的个体命运所触动。“就像《悲情城市》里，你知道音乐噔的一下，你的人生就被永远改变了。”
言由希望为中国年轻的摄影艺术家提供一个平台。在这里，假杂志和艺术家始终是共生共长的状态。
为老朋友朱墨做的画册《空日》，是言由至今觉得做得最满意的一本摄影艺术书。
编辑过程中，言由一直试着去掉朱墨摄影师的身份，挖掘摄影之于他的所有可能。最终，他们选择采用一个大开本，将纸当作一面墙，将书作为一个空间，希望每一个跨页内、跨页与跨页之间的图像，都能产生一种隐秘的互文。
为了重现老照片的锯齿边框，言由还买回了好几台裁切机。就这样，两个人用纯手工的方式，一张一张地将照片裁切出并不完美的样子。在这之后，将这些照片放在墙上进行翻拍。“经常我们就一块站在那里，盯着一张照片看很久很久。”他第一次强烈感觉到，自己“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
言由相信，编辑的思考力会通过一本摄影艺术书的每一张纸页传递出来。他们是艺术家和读者间的那座桥梁，通过他们的工作，一本书与读者发生连接，而不仅仅沦为艺术家的一种自我表达。这一切，都考验着一位编辑对内容、平面设计和产品的理解。
另一方面，没有受过专业的出版训练，反而让言由保持了一种异于专业设计师的天真和果敢。“我经常会去畅想新的形式，或者一些本来没有的材料。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但也不妨碍我去想。”
《双喜》无疑是假杂志最为人所知的一本“书”，也是很多人认识假杂志的开始。2009 年起，法国艺术家苏文持续从北京郊区的一家回收厂收集了 85 万张即将被销毁的底片，记录下了逾 20 年间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
《双喜》也来自这座“巨大的银矿”。它聚焦于一个传统的礼俗：敬烟。香烟在中国婚宴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婚礼现场，新娘要给每一位到场的男士点烟，以示感谢；同时，新郎新娘也会被要求完成一些粗糙却也“充满想象力”的“抽烟”游戏。
书籍装帧上，这一特别的主题催生了言由一个大胆的想法：将摄影书装进一个真正的烟盒中。做第一版时，因为没有烟厂愿意接单，言由在网上发起了一次众筹——征集 150 条双喜牌硬壳香烟，参与众筹者，就可以获得一盒定格了许多陌生人开怀瞬间的《双喜》。
表面上具有巧思的设计，往往都需要依靠很笨、很难的手工状态去完成。多次返工是常见的事，“有时候印刷厂会跟我们开玩笑说，他们不会再接假杂志的订单了。”言由笑说。
最近，言由正忙着假杂志图书馆的整理和改造工作。比如打通原先的仓库和书店空间，让它慢慢生长成一个仓库式的书的中心。至于原先作为办公空间的二楼，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阅读中心。
做出版的这些年，言由时常感慨于“中国年轻人看到好书的机会还是太少了”。回到假杂志图书馆成立的初衷，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那些我们觉得好的摄影艺术书给带进来，以不那么高的价格卖给他们，顺便我们也能有所盈利。”
言由记得，最早，自己带着四五十箱书来到八号公园，“摆上架子后，发现根本就放不满”，慢慢地，它才有了今天的样子。
让交流更多发生在线下，也是言由的一种执念。假杂志图书馆创立同年，言由发起了第一届开春书会。在他的想象中，书会的重点不在于书的分享或销售，而是人的经历、故事和思考。它需要对外部世界作出回应。
开春书会如今已经举办到了第七届。今年的主题，定为了“松动”。这是团队内部成员讨论的结果——在经受长时间的压力后，人就像从漫长冬季中苏醒的植物一般，在土壤中逐渐松动，寻觅厚积薄发的时刻。言由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这个词中，找到自己的释义。短短三天时间，三千多位来自各地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无疑，假杂志正用自己的方式，聚拢起越来越多的同路人。从出版、书店，到围绕它们的一系列实践，言由向所有的可能性敞开，但另一方面，重要的不是媒介，而是找到自己希望面对的人群，并且坚持自己的方向，不动摇。
那个方向是什么？
或许一切都要回到为假杂志出版计划建立豆瓣条目时，言由曾写下的一句话：“我们和世界一样，我们和世界不一样”。“我很希望告诉所有人，我们也是能正常思考的一个群体。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2015 年的香港摄影书展，是言由第一次参与国际性的书展。假杂志也是现场唯一一家来自中国内地的出版方。那是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也有这样一家机构，在摄影艺术书的领域认真耕耘。七八本已有的出版物很快销售一空。
在宁波创立假杂志，本就不是个全然基于创业雄心的决定，这是在家庭和事业之中平衡后的选择。假杂志之后的发展，令言由感到，他需要再作出一些改变，才可以推动它向前。
2021 年，言由在上海发起了一个新的展览空间 SeP。言由将假杂志图书馆比作一架航空母舰，SeP 和宁波的 The Po 就像两个小小的飞艇。每个月，假杂志都会在“飞艇”做展览、放映、讲座、工作坊，等等，也时常聚集在“航空母舰”，一块选书、研究和学习。
现实生活中，言由很少表现出“锋利”和“野心”的那面。但这些特质，又似乎是他，也成为了假杂志生命的底色。
它们落在了一本接一本的出版物上。在言由看来，独立出版是对传统出版的补充，甚至可以推动传统出版的革新。小规模的印量、相对固定的受众，让假杂志在大众和自出版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直到今年之前，被问及自己的生存模式，言由给出的回答都是，“我们是靠卖书为生的。”
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是，2016 年，假杂志试刊号发布。如果说出版更多是一种服务和呈现服务，在言由看来，杂志则代表着观点。他希望，它能成为假杂志自身更清晰的一种表达。这一立场的坚持，也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让它和读者相互辨认着彼此。
现在，新的挑战也开始到来。就在上个月，假杂志团队聚在一起，发起了一场讨论，关于是否还要开设更多的空间。聊到后来，言由还是自我否定了这一选项。这一点上，他展现出了务实的那面。“经济问题是机构运营中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因为它决定了一个机构的生命力。”
不确定的环境中，他更想把目光放在当下。早一些整理好阅读中心、努力推动正在进度中的四五本出版物、尽快解决办公室楼上的漏雨问题，等等。“接下来，得要把事情做得更扎实。要不然，你就不足以和这个时代相抗衡。”
以下是《WSJ.》与言由的更多对话：
《WSJ.》：你是如何选择合作的摄影艺术家及作品的？假杂志创立迄今，这种选题的取向有发生过改变吗？
 言由 ：在假杂志开始系统性地做出版后，我的心里其实是有一个希望合作的艺术家的名单的。它很难说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只是我希望它是一个跨学科或是在一个泛文化角度上是值得去做的。比如我很关注的社会和时代与人的关系，还有个体向内心世界的探索。
至于选题的取向，我自己觉得没有发生过什么改变，只是在过程中有反复。早期，纯摄影的书做多了，有一段时间，会觉得文字之于摄影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类书做多了以后，又会回到原点，觉得图像本身是最重要的。
《WSJ.》：在假杂志这么多年的历程中，有对你们影响比较大的出版机构吗？
 言由 ：其实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2015 年，我第一次去香港艺术书展，隔壁摊位就是日本独立出版社 Super Label 的创始人 Yasunori Hoki。他生活、工作在镰仓，一个人负责所有的事务。有一段时间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坚持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自己手上。后来有段时间，伦敦的一家独立艺术与摄影出版工作室 Mack Books 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他们的书出现在书架上时，你能很直接地感受到它们的“性格”，无论在内容还是风格上，它们都特别能抓住那些年轻群体的眼球。
最近几年，我喜欢上了德国的出版社 Spector Books。它们出的书涵盖摄影、建筑、电影、文学等领域，已经是一家综合型的出版社了，但无论是从选题、设计还是编排，都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某一种独立性和艺术性。这应该也是假杂志的未来想要做成的模样，我们关注图像，但它理应与其他媒介和学科联系在一起。
《WSJ.》：2016 年，你做了自己的摄影杂志《假杂志》。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本杂志？
 言由 ：我当时的初衷，其实是做一本市面上没有的杂志。它是基于图像的，能够纯净一点，不要有各种广告的植入。在我的想象中，这本杂志可以采访我喜欢的摄影师；给我喜欢的年轻摄影师展示作品的机会。于是，在创刊号中，我选择了邀请摄影创作者们采访摄影师的方式。我希望，这本杂志也能给年轻的摄影创作群体提供一个写作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一起来探究摄影这门不新不旧的艺术在未来的可能性。
试刊号印了 2000  册，十几天就卖完了，当然也听到了很多声音。我觉得身在同一时代的人，大家对一个事物或媒介的认知都太多元了。后来我们也决定把它做得更多元一些，每期都有一个主题，一个客座编辑，然后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接下来要出的一期的主题，就关于中国舞厅文化。
《WSJ.》：假杂志图书馆也成立 7 年了，你觉得这个实体空间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言由 ：我之前说过，我觉得假杂志书店慢慢从只关注摄影艺术的书店，开始变成一个更综合性的艺术书店。其实不是我们在变化，而是这些年来，摄影这个媒介本身发生了变化，它变得更普适、更包容了。我们会举办展览、放映实验电影和短片，都是源于这样的变化。但我觉得我们关注的主体并没有改变，我们关注的并非是媒介本身，我们是在通过媒介关注社会。
《WSJ.》：现在，假杂志在上海和宁波已经有了三个空间。它们之间的角色分工会有什么不同？
 言由 ：现在，假杂志图书馆对我们来说就像航空母舰，上海的 SeP 和宁波的 The Po 更像是小小的飞艇，我们会在“飞艇”做项目，展览、放映、讲座、工作坊，等等，那里的同事们也会经常回来选书。因为所在城市的差异，SeP 和 The Po 的定位也会有所不同。在 SeP，我们还是会更多做一些泛艺术的，更偏观念、学术、形而上一些的项目。The Po 的展览则会更轻、更“杂”、更接地气一些，在这里，我们做一些与本地文化相关的项目。
《WSJ.》：作为国内摄影艺术出版的推动者，能否和我们聊聊这十几年来，感受到了国内艺术出版怎样的变化和发展？
 言由 ：我觉得还是实打实的销售，让大家对艺术书的接纳度变得越来越高。尤其疫情这三年，很多艺术书机构挑选了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来自全世界的书到国内。未来几年，我觉得创作的人群也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WSJ.》：你是如何看待你们的受众的？在你的观察和交流中，觉得他们是一群怎样的年轻人？
 言由 ：我觉得他们首先还是会思考、不从众的一群人，有自己的判断和个性。这也是独立出版存在的意义吧。
《WSJ.》：我们觉得假杂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是因为你们避开了当今出版消费的大市场，让出版回到了出版本身——那种小规模的、出版业刚刚诞生时的样子。你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角色的？
 言由 ：独立出版有其存在的必要。它是对传统出版的补充，甚至可以推动传统出版的革新。
一个健康的国家和文化体系，是需要有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出版品牌的存在的。那些畅销书有它们存在的理由，而那些更小众的、比如印量只有几十册的书，也应该有它们存在的空间。
假杂志目前身处的可能是“第二梯队”，但这一位置不是探索出来的，而是根据我们的影响力，自我调整而来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经济、在政策上寻找让自己继续下去的方式。比如我们开始和国内出版社合作，也希望等书出来以后，可以走进出口的方式，等等。
《WSJ.》：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出版计划？
 言由 ：现在我们手头有四、五本书在同时推进。第一本是史阳琨的《怀旧之邦》，他花了几年时间，在几个被定义为“学习模范村”的村子拍摄，捕捉下了历史和当下之间的冲突。我也在为画家许宏翔做一本自传式的艺术书。许宏翔的画很有图像感，这一次他回到自己的故乡——长沙的村子，画下了许多关于儿时的记忆和幻想。这将和他以前的画册很不一样，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挑战。
安娜是一位很早来到中国的摄影师。从 2001 年起，她的镜头里留下了当时很多北京乐队成员的日常生活的场景。我正在做的另一本书，就是想要通过他们的生活状态，记录从中国加入 WTO，到奥运会前后的整个变迁。它既不是纪实摄影，也不是乐队群像。这些人只是时代里的一份子。
还有一本书，是关于美国独立电影导演乔纳斯·梅卡斯的。梅卡斯是立陶宛人，他从苏联体国家逃往到欧洲，然后再前往纽约发展，采访了那时很多纽约的地下导演。这本书是我特别期待的，因为电影一直是我很关注的方向。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做一些偏影像艺术的书，关注那些相对小众的，具有实验性、启发性的电影。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