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在这个春天出门

中国有8502万残障人士，但在大街上却很少看到他们。依靠轮椅生活的阮成觉得，拦住他们的主要是恐惧：怕被车撞、怕轮椅侧翻、怕找不到一条能通行的路。也是在使用轮椅后，他们第一次发现，出行的障碍竟如此多：滑轮椅上路会遭遇台阶和天桥；乘公交，轮椅常常上不去；搭地铁，又找不到轮椅能过的出入口。

有人想到，可以从信息的角度切入，为残障人士的出行提供一些确定性。具体来说，要实地采集城市里的所有道路状况，要标出重要的无障碍设施，再专门为轮椅人士规划出行道路。这样的想法能实现吗？

阮成参加过五届残运会，拿过全国皮划艇季军，但他却很怕走出家门。

他家楼洞里有道坎。三年前，他第一次滑轮椅出门就摔在那里，后脑勺着地，很久才复原。但当他鼓起勇气再一次滑出去，跨过那道坎，才发现楼门口还有另一道，再跨过，眼前又是个大斜坡——下坡时一旦速度没控制好，轮椅又会翻。

“跨不过去，我就宁愿呆在家里”，阮成说，因此这三年他都不愿意出门。残运会上，他挑战过射箭、自行车、高山滑雪，但在自家门口，“我不想挑战自己去跨过三道坎”。

阮成年幼时因小儿麻痹症造成下肢残疾，但在过去十多年，他都能靠拐杖自己走。直到三年前，30岁刚过不久，他的双腿退化到只能改用轮椅了。事实上，这是多数下肢残障人士必然面临的一步——随着肌肉退化，再加拄拐对支撑腿的损伤，比起长期受运动训练的阮成，多数人能靠拐杖行走的时间窗口往往更短暂得多。

阮成（右一）和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运动队合影

但在使用轮椅后，他们第一次发现，出行的障碍竟如此多，几乎每一条路都被堵住了：滑轮椅上路会遭遇台阶和天桥；乘公共交通，轮椅又常常上不去。

为这些障碍，阮成摔过很多次。人人都怕身体受伤，但对他而言更大的创伤是心理上的，“哐的一下可能我膝盖没破，骨头没坏，但那个疼一下钻进我心里了你知道吧，突然间泪水就崩出来了，但是没办法你只能忍下去，还得装作没有摔过的样子，不想去表现丑态”。

理论上，请家人陪同出行就能保障安全，但他不愿意麻烦他们，甚至在路上遇到困难，他也不愿向人求助。每遇好心人伸手，他会说“不用了，谢谢”。他说身边其他的残障朋友们也会这样讲，“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想掩盖自己一些不足的地方”。另一个实际问题是：人们因为缺乏经验，常常好心帮倒忙。路人帮抬轮椅，结果反把残障人士摔地上，这样的事常常发生。

独立出行风险高，又不想依靠他人，阮成只好待在家，或者只待在无障碍设施齐全的体训中心。和外界隔离久了，他感到空虚又孤单，“特别希望有很多活动邀请我，希望有这样的声音把我带出去”。但当邀请来了，他又感到害怕，“害怕出去，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又不想连累自己”，漫长的纠结后，他最终的决定常常是：不再回复那条邀请的消息。

阮成的选择，代表着全国多数残障人士共同的处境——中国有8502万残障人士，但在大街上却很少看到他们。

实际上，他们是非常渴望出行的。轮椅青年郭百岭回忆，一次残联组织去千岛湖，邀请的大都是“一年出不了几次门”的重度残障人士。大巴上交流，一个女孩讲着讲着就泪流满面，平时她只能坐轮椅活动在家附近的三公里，“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是不可能去千岛湖走一走，去吃鱼头的”。

方淼鑫对此也深有体会。因患小儿麻痹症，直到30岁前，他全部的活动范围就是家，最快乐的事是被爸爸背着去看一场露天电影——这样的机会每个月只有一次。大多数时候，他在家呆坐着望天，羡慕能飞翔的鸟。他想走出去，于是给图书馆写信求书，想自学，再靠写作获得外面世界的入场券，后来失败了。如今他觉得，那时的自己不可能写出什么好作品，“因为我从来没有过真实的生活”。

轮椅青年郭百岭是阿里的一位工程师，平时很关注无障碍出行。看到街上哪里设施不完备，他会记下来，找相关部门反映。一次在公司园区，轮椅卡在石板路的间隙，他就上内网发帖，随后公司很快对园区内三十多处位置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怎样才能让更多残障朋友走出去呢？郭百岭一直在思考。长年观察加上亲身体验，他发现，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只在无障碍设施的普及率——例如他生活的杭州，近几年相关设施已完备了很多，多数地铁站都至少有一个无障碍出入口。问题是，普通人很难获取这些信息，往往找不到无障碍设施，更无法事先规划好一条便利的路线。

滑轮椅上路时，郭百岭通常走人行道，然而常常是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一棵树、一个很大的变电箱，或是没有坡道只能下台阶，这时就只能中途折返，耽误很多时间、费很大力回起点，重新摸索一条无障碍的路。

2022年6月，园区的湖边步道进行无障碍改造后，郭百岭第一次在步道轮椅散步

如果怕麻烦，强行下台阶，郭百岭试过一次，整个人栽到了地上。类似的事故有很多：2021年1月在深圳，一位坐轮椅的女孩摔倒在人行道口的陡坡处，重伤身亡。另一种选择是走车道，郭百岭身边的很多残障朋友都这样做，看似能避开障碍，但风险更大：2020年9月在黑龙江，一位坐轮椅的老人在非机动车道上被一辆自行车撞伤，送院后昏迷。

郭百岭也尝试过乘公交，但无障碍公交（即上车时能伸出一个斜坡板，车上也有块区域供轮椅停放）在杭州并不是全覆盖的，他只能提前一天打热线，确认那路车是不是无障碍的。不料回程时，来的车型又变了，非高峰期运行的小巴没斜板，最后还是司机和路人合力把他抬上车。下车时被抬轮椅有风险，他只能提前一条腿站起来，扶着车门支撑自己，到站时乘客先帮他把轮椅放下去，再扶着他一条腿下台阶。

要是坐地铁，四个出入口往往只有一个有无障碍设施（直梯、升降台或缓坡），轮椅上的人们必须靠记忆，或是靠熟悉那个站点的朋友间口口相传。一次，阮成乘地铁去残联参加活动，出站时找不到无障碍电梯了，站内没标识，附近恰好也没有工作人员。他在记忆中搜寻，想起这一站的另一条线路有直梯，是他曾用过的，于是绕了很大一圈换线路，出站后又多滑了几百米才到残联。这一路的陌生艰难，再一次触发了他对出行的恐惧，“手足无措就是脑袋蒙”，“我内心放弃的那个声音，特别的强烈，你可以回去，不用在这个地方再折腾一下，反正也没什么意义”。

2022年夏天，郭百岭在和阿里同事沟通中，讲到了这一切，关于他和残障朋友们的出行之难，以及这种艰难造成的心理伤害。郭百岭和同事们想问：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我们有没有可能为此做一点什么？很快他们想到了导航。能不能开发出专供轮椅人士使用的功能呢？郭百岭的志愿者同事们联系了高德地图。

10月，高德团队开始讨论这个设想。产品经理张君君记得，当时大家都对这个工作方向很感兴趣，也觉得有价值。高德地图曾做过一些无障碍的尝试，比如标注无障碍卫生间，但做一个无障碍路线规划这比更杂得多。

他们邀请了七八位轮椅使用者来开沟通会，请大家谈谈生活中遇到的出行障碍和感受。会后张君君才意识到，问题比她想象中复杂得多。原本她考虑过安全，那让他们直接打车行不行呢？会后她知道了打车不只是费用高，很多车的后备箱放不下轮椅，因此叫到车并不容易。更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轮椅人士们提到的心理创伤——受挫后他们会越来越抗拒出行。那天在场的是像阮成这样的运动员、方淼鑫这样的非遗传承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残障群体中的强者了。他们尚且如此，更多的残障人士要怎么克服如此多的阻碍？

团队意识到，这个项目最大的出发点，就是“不能让这些残障人士丧失出行的权利”。为争取更理解他们眼中的世界，项目期间，几位产品经理有人借轮椅，有人推婴儿车，带着自行制造的无障碍视角在街上走。这让他们更理解了，“很多路，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导航确实会不知道怎么走”——那些作为健全人时能轻松绕开，以致根本注意不到的障碍，这时他们才第一次看见。

他们还发现，开发出一个无障碍导航将不仅对残障人士有价值，老人、推婴儿车的妈妈、普通人拉行李箱时也都用得上。说到底，残障是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处境，但我们每个人往往都会有陷入这样处境的时刻。

从无到有，轮椅导航的一期工作需要在三周内完成，要覆盖三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为了抢时间，高德团队定下方案：先解决相对容易的、基础性的问题——公共交通层面，先处理无障碍设施较完善的地铁场景；步行层面，先避开陡坡、台阶和天桥。

正式启动后，张君君意识到，轮椅导航和她过往接触过的所有项目都不同——全程都会不断冒出新的困难。

最基础的问题是数据上的。无障碍设施作为一个相对新的领域，并没有精准、大规模的现成数据可使用。三大城市的设施覆盖率究竟怎样，数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现实？负责开发的李晓强记得，启动时他们根本无从判断。而一旦数据不足，规划路线更无从谈起。

但他们很快达成共识：先放手去试。随后数据团队实地采集了三座城市，所有道路和地铁的情况。仅北京地铁，就有300多个站点、1200多个出入口。他们一周完成了采集。这期间还涉及一个复杂的分类工作：地铁出入口的无障碍设施，现实中不同地点、不同运营公司的叫法不一样。轮椅升降机、牵引机、升降平台、爬楼机......这些名称都要一一查资料，看是否达到了无障碍的标准，再按功能分大类标注。

高德志愿者实测轮椅导航

更大的困难在于，作为健全人，如何对另一个群体的复杂处境感同身受。三周里，他们不断发现此前从未想到过的新问题，比如很多入站口的确有无障碍设施，但前面是一段台阶，这类设施就不能算无障碍；比如地铁升降平台，是需要联系工作人员才能开启使用的，导航里要附上电话；一次，他们已经收上了一批数据，又发现一些地铁口的直梯是被栅栏挡住的，轮椅根本过不去，他们不得不重新去实地采集......

到开发阶段，一个需要对用户设身处地去做的决策是，究竟是严格遵守全程无障碍，不惜绕远路，还是在争取路近的情况下包含一部分障碍？工程师李晓强说，关键是他们很难判断，用户的身体条件能接受多大程度上的障碍，意愿上又怎么平衡安全和便利。

最终他们决定在一期线上时采取相对保守的方案，严守全程无障碍，对于极少量无结果的情况，就显示一个打车的页面。产品负责人张君君说，后续他们会考虑提供几种不同的方案，像常规导航能显示路最短、时间最短等几种思路，无障碍导航也可以同时规划出“障碍最少”和“路最短”。重要的是，过程中不论冒出多少问题，她感到团队中没有人想混过去，同事们都希望借这一个个新问题，争取离这个特殊的用户群体再近一些，并且最终总会找到靠近的办法。

一期工作完成后，团队很期待得到反馈。大家都很想知道，现有的工作离残障人士们的实际需求究竟有多少距离？哪些要改进？但也有同事会担心，如果用户太少，怎么评估这个项目的价值？

张君君觉得，无障碍导航作为一个公益性质的产品，衡量价值的标准并不是用户数量，而是“能帮一个是一个，每增加一个用户都有意义”。他们希望达成的，也不只是帮残障人士解决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能鼓励他们走出去。为此，团队在设计时特意降低了使用门槛：在设置中心、公交导航首页和步导首页，都放置了无障碍模式的开关，这样就有三个入口，都能一键开启。

郭百岭能理解很多残障朋友们的心态——受挫后就缩回家中，但他自己的态度是：走出去，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并且为更多人争取便捷出行的权利。他分享了一个自己为无障碍设施“三战超市”的故事：不久前，他滑轮椅到了一个商场里的超市，发现唯一的入口被一排铁柱子拦住了。他问保安，能不能拿掉，对方拒绝了，还表现得很不在乎。当时他也感到受挫，理论上也可以从此不再来，但他想到“其他的残疾人朋友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去回避，就会有更多人缩在家里，就是恶性循环”。于是他先找商场管理方，再找当地街道，反映了三次。第三次去时，他看到商场的人用扳手，两分钟拆掉两颗螺丝，铁柱子就移开了，就这么简单。

因此他相信，当有更多人尝试出门，情况会慢慢变好，而无障碍导航是可以给人信心的，“因为它提供的是确定性”。

实际上，这个项目也试图反向推动现实中无障碍设施的改进——采集到数据不仅会用于导航，还会同步给相关单位，建议解决一些已发现的障碍。

截至2023年2月13日，高德轮椅导航已覆盖6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深圳、广州，帮助残障人士完成了85.4万次无障碍路线规划。

杭州的轮椅导航，近期还新标注了1500多个无障碍卫生间。其他信息如地铁站的无障碍设施服务电话、过街天桥的直梯等也在丰富中。

未来，他们还希望做更多，比如地图上医院/银行/超市等刚需型地点的无障碍出入口标注；把无障碍的数据采集合并到常规工作中，做到半年更新一次；全国超50座城市陆续上线“轮椅导航”，未来会分批次扩展，直至覆盖全国所有的城市道路。

这些都需要用户参与，为此，导航上设置了爱心上报功能，用户可以对使用中发现的问题和偏差即时反馈，再由团队审核后改进。他们期待未来像郭百岭说的，每位有能力的残障人士都能克服恐惧，走出家门，讲出自己的需求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