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是人类道德的源头，接下来还需要什么？

2018-12-22（六）

阅读《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美国]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著，刘玮/译）。

这部书的主要逻辑似乎是：人类的道德似乎是基于人类个体的脆弱性。人类个体的脆弱导致人的苦难和相互依赖，而道德由此而生。

这个理由是清晰的，富于启发性的。也是我自己倾向于接受的。因为我从来认为，道德是人与人的关系的范畴，因此是群体生存的范畴。但是，直接把人类的道德与人类的脆弱建立起联系，我以前还没有这样清晰地认识到。

这本书的第一章标题就是《脆弱性、依赖性、动物性》。作者对人类脆弱性的探讨是在人的动物性的意义上进行的。因为，只有在动物性的本质上，人类个体的脆弱性才不会被人类整体的强大所遮蔽。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又基于个体的。

作者在第一章的开头写道：

我们人类在各种各样的苦难面前非常脆弱，大多数人都会受到严重疾病的折磨。而在对抗它们的过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生存，更不用说幸福，都要依靠他人，因为我们要面对身体上的疾病和伤害、营养不良、精神缺陷和困扰，还有人类之间的攻击与忽视。这种为了寻求保护和维持生计对他人的依赖性在幼年和老年格外明显。但即使在生命的中间阶段，我们的生活也经常伴有或长或短的受伤、疾病以及其他无能为力的情况，有些人还会终生残疾。

我们的脆弱性和苦难，以及我们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这两组彼此相关的事实明显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任何作者如果想要令人信服地描述人类状况，都必须赋予它们核心地位。

然而西方道德哲学的历史却并非如此。从柏拉图到摩尔以及在那之后，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道德哲学家通常都只是浮光掠影地描述人类的脆弱性、苦难和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对他人的依赖性。

人类是有局限性的，因此需要与他人合作，这一点得到了更普遍的承认，但是随后却大多被搁置一旁。当病人、伤者和残疾人确实出现在道德哲学著作中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当作道德行动者慈善行为的对象，而那些道德行动者却好像一直是理性的、健康的、未受干扰的。这就导致我们在想到残疾时，将那些“残疾人”视为“他们”而不是“我们”，视为一个分离的群体而不是我们自己曾经是、现在有时是、将来也有可能是的样子。（第6~7页）

由此来看，以往的道德哲学是基于“强者”的道德哲学，它们把道德看作是人类精神强大的表征；而麦金太尔的道德哲学则是基于“弱者”的道德哲学。因为“弱者”正是更为普遍的人类状况。这种对道德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道德的普遍约束性本身是不分强者弱者的。这意味着：道德共识是“盲目”的。它是建立在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强者还是弱者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似乎恰好对应着罗尔斯假设的“无知之幕”。但其实反映的是人类“命运无常”的普遍性。

作者写道：

在我们的动物状况与脆弱性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或许更为根本的关系。这将成为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我们从最初的动物状况发展成独立的理性行动者所需要的德行，与我们面对和回应自己与他人的脆弱性和残疾所需要的德性，其实属于同一系列的德行，即依赖性的理性动物特有的德行，我们的依赖性、理性和动物性必须被置于相互关系之中来理解。

因此如果想充分认识残疾性和依赖性的关系，我们或许应该从重申人的动物性入手。……（第9页）

作者在第九章《社会关系、实践推理、公益和个体的好》中，还有一段话写得很耐人寻味：

诚如斯密所言，“我们不期望从屠夫、啤酒商、面包师的乐善好施中得到自己的晚餐，而是从他们对利益的考虑中得到”（亚当•斯密《国富论》）。屠夫、啤酒商和面包师的行为通常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的顾客也是这样。但如果我是一个老顾客，当我走进屠夫的店铺时发现他的心脏病突发，如果我只是说“哦，看来今天他不能卖给我肉了”，随后立即到其竞争者的店铺中买肉的话，那么我显然极其严重地损害了我和他之间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关系，尽管我并没有做任何违反市场规范的事。

不那么明显和严重的情况是，我对于他的状况做出了反应，但是那只是满足了最低的要求，以使我不至于因为见死不救受到准法律的指控（quasilegal accusation），比如我叫了救护车，但医护人员一到我就离开了现场，这样我还是因为没有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损害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市场关系如果要对整体的幸福有所贡献，而非像它们事实上经常那样损害和腐蚀共同的纽带，那么市场关系的维系就必须内嵌于某些本地的非市场关系——那种不加计算的给予和接受——之中。（96页）

【少华按：

这样，作者又从作为人的动物性的脆弱性，回到了人类特有的理性。仅仅脆弱的动物性，是不足以产生道德的，因为其他动物并没有道德这种东西。

人的依赖性和理性，是这本书的两个核心概念，它们合逻辑地构成了人的道德的基础。而正是人作为动物的脆弱，才会相互依赖。“依赖”本身则体现了人的社会性。社会性并人类独有，蚂蚁就有很强的社会性。人类独有的理性恐怕还是道德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

“我”作为老顾客走进屠夫的店铺，看到他心脏病突发没有转身离开到其他店铺去买肉，而是叫了救护车。这种“道德行为”可能缘于普遍的恻隐之心（感性），但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逻辑来看，它是缘于维持长远关系的理性。至于超出这种关系的道德行为（叫救护车），只是这种基于具体关系的理性在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中的扩散。因为“长远”的理性告诉人们，这样的社会对于自已更安全。而道德正是这种“长远的理性”。

其实，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就已经从人的理性、社会性的层面解释了人类道德乃至规则产生的原因。下面是更早时候我阅读休谟《道德原则研究》的笔记。】

2014-1-3（五）

今日读休谟《道德原则研究》第四章《论政治社会》，感到他是从社会效用的角度来说明德行的缘起的。比如他以抚养幼儿的需要来说明夫妻忠诚的德行的：

“人的漫长而无依无靠的幼年要求父母双亲为了其幼儿的生存而结合，这种结合要求贞洁或踏实于婚床这各德行。”（57页）

由此也得出“女人的不忠是比男人的不忠更有害的。因而贞洁的法律对女性比对男性是更严格的”（58页）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明显有违平等的结论。

由此也可见休谟的道德理论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