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h's Input by Molly Bounds
写诗写久了总被人家斜眼，后来开始写散文似乎才得到宽恕。我堂妹事先声明：“你的诗集就免了，等散文集出来再送我。”写诗的因诗歌的异端而受牵连，被认为神经有毛病；写散文的知书达理秉公天下，活得堂堂正正。
中国是个现在进行时的散文大国，那浩浩荡荡的报纸专栏、休闲杂志、文化网站所造就的散文作家，何止千万。要说散文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和广阔天地、人口密度、信息交流、民族性格有关，和商业化有关。四川的茶馆是散文，北京的出租车是散文，学府师爷的宏论是散文，白领小姐的手机短信息也是散文。
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近半个世纪后，我去看望董老师，她身体尚好，但由于腿脚不便终日卧床。我带去了我的台湾版的散文集。她眼镜后面那慈祥的笑容如旧。我像一个夕阳中的孩子，惶恐而温暖。
散文往往是中年心态的折射，与荷尔蒙、血压及心跳速度等生理因素有关。就像一个下山的人，需要调节呼吸，放慢步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怀旧在所难免，那是对气喘吁吁的爬山过程的回顾，对山的高度以及风险的再认识。
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自1989年到1993年四年内，我住过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这就是一种散文语境。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干了什么？这是诗歌交待不清的。“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二月》）；“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诗歌最多能点睛，而不能画龙，画龙非得靠只鳞片爪的勾勒连缀才成。
1997年春艾伦·金斯堡去世，我写了篇纪念文章，那是我写散文的开始。金斯堡这个“垮掉一代”之父，在生活中是个挺好玩的怪人，恣意妄为，我行我素，完全没被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正确”匡正。我跟他1984年相识，萍水相逢而已，若没有后来的流亡，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意犹未尽，在他逝世周年，我又写了《诗人之死》。文章是这样结尾的：“诗人之死，并没有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正是由于漂泊，我结识了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默、布莱顿巴赫等其他国际知名作家，也结识了像芥末和于泳这样随风浪沉浮的小人物。
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浮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流亡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过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
我女儿田田在我的散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她并不常出现。她既是我漂泊之舟的锚，又是推动我写作的潜在读者。我有时给她读一些片断，她的中文不够好，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一天她会终有所悟。我想给她讲一些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有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有权力破碎的神话及其敌人；而我们会超越这一切，延伸到国家以外的道路上，有我和她，还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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