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式狂飙突进
西安的重生，是从一个很低的谷底开始的。西汉长安就已有25万人，盛唐高达60万，然而到清末，西安城内已只剩下11万人。直到1935年，西安才通火车，无论是对外来的思想文化的接纳还是商贸流通，实际上都落后于新兴的交通枢纽郑州。虽然1952年后国家向西安搬迁了大量工厂和科研单位，但西安城市建设的真正爆发，仍是近二十多年来的新现象。
本地人张琪是河南移民第三代，从小生活在北郊，尽管离城不远，但在他记忆里，直到2000年左右，家门外走路十多分钟都还是麦地；而现在作为高档住宅区的曲江，2002年都还很荒凉。2003年他去外地读书，四年大学期间每次寒暑假回来，都发现变化不小，“这儿拆了，那儿又新盖了，下车甚至找不到自己家”。
尽管那些年到处建设，2010年的北三环仍然很荒，给人感觉是“一片荒原中矗立着一个西安北站”。2011年西安市行政中心的启用，对这一片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融城、熙地港这两大新商业地标的落成，不仅聚集了人气，也让这一原先的“洼地”崛起为“中心”。也是在2011年，西安第一条地铁通车（国内第11个城市），城市建设加速推进，新楼不断拔地而起，全城以眼花缭乱的速度膨胀成一个巨型都市。
西安人公认，城市面貌的明显变化是在王永康主政的那两年多（2016年12月-2019年2月）：他不仅仅是大面积改造棚户区，刷新了城市面貌，还带来了江浙的新思维，充分挖掘西安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旅，西安开始成为全国知名的网红城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现在车水马龙的大唐不夜城，二十年前晚上还是黑魆魆的不见什么人影，曲江大悦城一度商场都开不下去，当时也没什么地方可以游览，走到大雁塔前的玄奘像就算到头了。但近几年来，西安文旅资源和“国风潮”的结合，极大地盘活了这一片，甚至可以说激活了整个西安城：“古都”从未显得如此“新潮”。
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发展，那些年里全国各地都在上演，但在西安催生出了尤为复杂的社会反应，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城市基底保留着较多老旧的元素（无论是传统还是大量城中村），而且其内部还被条块分割成诸多不同的大院和圈子，其结果，老西安人与新西安人这些年来的感受固然不同，甚至不同的老西安人之间的记忆也相去甚远。
变化是肯定发生了，但究竟怎么看待这种变化，是不是人们想要的变化，这就因人而异了。不少访谈者都跟我说，近年来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不可否认激活了这个古城，但也不乏有老西安人抱怨原先那种祥和轻松的城市氛围被打破了，似乎全城都上紧了发条，被驱赶着向明天奔跑。争议更大的是，城市是翻新了，但房价也飙升：2017年后，西安房价开始超过郑州，原先不过七八千（“好的也就1万，1万是大关”），结果一年就暴涨50%以上，两年多涨到均价1万4，之前村子也能把土地给开发商，但当土地供给完全收归市政府之后，房价就上去下不来了。
有位70后本地朋友说，她小时候租住在城中村，条件很恶劣，对西安印象非常不好，哪怕在西安都住了三四十年了，“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假西安人，不过我也能代表西安人，因为西安的外来人口很多”。然而，更多的新移民却正是被它这些年来的新建设吸引来的，有些人觉得房价上涨也算城市建设上去之后物有所值：“西安就像小区，你如果绿化好、物业好，必然会贵的。”至于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乍看是喜欢“老西安”，实际上倒不如说更像是来看一个上演精彩历史剧目的“舞台”，对老西安人的真实生活，没人感兴趣。
古城确实复兴了，但问题也在这里：世人眼里“西安”形象的标志性符号，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那些“古”的东西，却看不到多少现代性。有位来到西安多年的河南年轻人回忆：“2010年那会，我感觉西安就是个普通城市，当时还没有‘超一线城市’的概念，虽然知道它有兵马俑、唐代遗址，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直到高考填志愿时老师问我‘为什么不考虑下西安交大’，我才注意到西安的现代性一面。”在他看来，西安的这种现代性，离不开国家政策，因为无论是高校、研究所、电子科技、军工、医疗、国际活动，几乎都是国家“植入”的。目睹西安这些年的城市变化，他赞叹说：“西安这才是真正的规划。”
然而，一位在上海工作十多年后回西安的城市规划师却有不同的看法：“西安城市规划很短视，的骨架没有拉开，以钟楼为中心一层层外扩，且高新、经开区等都是同一时期拉开，所以没有预留地、留白地供进一步开发。其实西安的城市轴线都是假轴，地铁线的承载能力不足，导致非常拥挤，道路交通也很不方便，像三环修得很奇怪，拥堵起来，民间别称‘三环停车场’，因为它一段高架一段隧道，当初修的时候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来——其实不缺钱，三环建设费在全省征收了十几年，那为什么还修成这样？”说到最后她慨叹：“业内一位前辈，平日很温文尔雅，但对西安的规划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脸色也很难看。”
平心而论，任何一个地方如此狂飙突进式的城市扩张，都势必在解决一部分老问题的同时出现一些新问题，她也不否认，西安的城市硬件相比起早些年确实有所改善，性价比也不错：“从上海回来，客观地说，生活品质是提升了，但就是很糟心，最大的隔阂是在职场上，管理跟不上城市发展的节奏，不时会遇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确实，那方面的现代化要比盖楼难多了。
城市管理
对西安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来说，城市管理对市民生活体验的影响可能比南方更直接得多。不止一位本地人跟我说，“地方政府管理人员的观念太重要了”，但关中这边大多小富即安，其实相当保守，在王永康到任之前，多少年都没什么改变。
人们公认，那两年的城市管理风气为之一新。王永康履新2个月，三次捡起92个烟头，人称“捡烟头书记”，当时不少人反感“大小干部全部上街捡烟头”，“环卫工人考核扫灰称重”都是新的形式主义，但现在却发现还是那会做得好：通过这么一件小事，原先“懒、散、慢”的基层作风和执行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这位新书记提出了“店小二精神”、“车让人”和“电视问政”，还喜欢用微信，搞“永康分队”，能直接沟通、加快效率、立马落实。也是在那两年，西安打造了一些新概念，比如硬科技、主题街区，金融端、产业端和文旅端一起发力。
即便如此，要做点事仍然不容易。在城市开发上，西安这边由于条块分割又缺乏系统性思维，结果往往是：地块都让本土势力拿走了，自己做不来，又挤压外来的。大唐不夜城原本是华侨城的，多少年都处于半闲置状态，上面要推动也不配合，最后找了湖北帮和浙江帮才做起来。十多年前，像北郊等地就两三千的低价，但只管盖楼卖，却不去做学校、医院等居民需要的综合配套服务。
由于这里的城市开发依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表现出来就格外喜欢“大刀阔斧”地推进。本来一些商业街是自发形成的，到后来一旦大力“改造”来介入就黄了。像康复路（原本是西北五省区最大的批发市场）、炭市街，都是多年来民间小商贩一点点自发形成的商业生态，但摧毁起来却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多年来目睹这些改造的老西安人跟我摇头感叹：“从北大街开始，西安的商业街，逢拓宽必死，可以说改一个毁一个。”
之所以如此，除了缺乏对市场复杂生态的尊重，也是因为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中，对市民的感受很少考虑。这些年曲江的旅游景点爆火，但如果你盛夏季节去游览就会发现，一些公园看上去修得很漂亮，但缺少绿荫，户外的滑梯是不锈钢建造的，小孩坐上去都烫屁股，所以才有这样的笑谈：“曲江只有一个淡季：夏天下午2点到5点。”
当然，西安的城市改造也有做得很成功的。建国门内的“老菜场”，近年来改成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市民原来的市井生活，和现代潮流结合得很好，而且早晨去和晚上去，都能看到不同的面貌。一位在西安定居已十多年的医生朋友跟我说，他平日最喜欢来的就是这样的地方，既接地气又有活力。然而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地方在西安还是太少了，在前些年的狂飙突进中，给人感觉是旧的城市生态在快速摧毁，而新的生态还未长成。
在这里，不时听到这样的感叹：“西安的高楼是跟上了，但市政服务和市民素质还没跟上。”一位十多年前曾在上海进修的老师回忆：“我当时就感受到，南北方的管理人员素质差别很大，上海要专业、精细得多，非常重视规则，连房东都会跟你就租房合同咬每个条款；而在西安这里，由于普遍不重视规则，所以手册、契约、合同这些人们也不怎么看，倒是对一些形式主义很当回事。”
西安在城市管理上最棘手的问题，也往往出在那些规则和分管所属不清的地方。细心点观察就会注意到，这里道路利用率不高，辅道经常乱停车，因为这一块刚好是多部门管理：你自行车停在道上，归交警管；停在道沿马路牙子上，归城管管，结果是所有人都尽可能停在后一块，因为城管不管。钟楼因为刚好在三个区的交界地带，一度是三不管地带，各区轮流管。如果在这被偷了东西报警，对方会先问：“你是哪儿被偷的？”这样才好安排是谁来管这摊事。
二十多年前，西安因为治安不好，一度被民间戏称为“贼城”。有人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2000年前后，西安小偷特别多，每天都提心吊胆，楼下的自行车还在不在。”另一位女生也证实了这一点：“2010年前后，没被偷过都不算上过大学，女生特别没安全感，北郊游手好闲的人特别多，不像在上海夜跑、打车都没事。”当时无论是从机场到市区，还是从钟楼到兵马俑等热门景点，黑车很多，市场很不规范。这些乱象，直到2015年才逐渐好转。
在一些公共服务的细节上，“衙门气息”一度也不轻。一位老西安人说起他十年前的经历：在警察站办事，等了二三十分钟，女民警一直在那谈淘宝网购，就把他晾在一边。还有一位，户口迁入西安时，生日给输错了，就这么点小事，跑了几趟，几年也改不过来。王永康当政时，西安注重“抢人才”，有位大学生报户口，当时复印材料还得每张一块钱，他得知后，要求此后全部免费复印，这看起来是件小事，却便利了无数人。
应该说，现在至少态度好了不少，只是处理的方法和结果未必总能回应你的预期。有位本地朋友说，他发现家门口的红灯只有20秒，老人常常来不及过马路，去跟有关部门反映了一下，倒是很快说会处理，然后他就发现，不知道怎么的，最后那个灯就不亮了，“流程很好，但结果就是这么个结果”。
一位曾在各地生活多年、来此落户三年的“新西安人”承认，他纯粹是因为工作机会才来的西安，但若论生活，他内心还是更喜欢成都：“成都政府效率高，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服务业态度好，生活也更舒适，同样的一些管理措施，成都实施起来相对人性化一些，但在西安，就没个准信，总是踢皮球。”
然而，在西安生活也有一大好处：在那些没人管的方面，你可以享受到充分的自由。有位年轻朋友在西安7年了，他说从未挤过地铁、公交，靠步行、骑车、骑摩托通行，“因为我不耐烦等车，又不想买车，而西安是当下少有的市区不禁行摩托的大城市，这给我了低成本方便出行的可能，我想去哪儿就去了，此时摩托车就给我提供了一种平民的自由。像深圳虽然很好，但没有自行车道，都是和人行道混在一起，给我感觉就很差。”
他也承认，像他这样在乎这一点的人恐怕不多，“但这对我就很重要”。那天谈完，他拿起头盔，说：“走，我带你去兜风。”这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里飙摩托车，确实给了人一种全新的感知和体验。他说，西安其实禁摩放开也没几年，但对年轻骑手来说就很好，“至少你要给人一些自由的余地吧”，这就是他喜欢西安的理由，“二线城市并不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也可以是适合自己的主动选择。”
“新西安人”
塑造“新西安”
确实，有一点不可否认：对西安来说，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才流入，对于这座城市的自我更新和不断壮大，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即便是一位对西安的城市传统和管理执行能力持有激烈批评的朋友，也认为这是本地发展的关键：“西安就像是一个曾经风光过的倔强老头，还一直沉浸在过去的美梦中，逢人还要趾高气扬的炫耀一番。没有新血液的加入、没有思想上的彻底改变，上面扶持多少都是白搭。”
西安的城市总人口，2010年人口普查还仅排在全国第23位，到2020年就窜升至第8，堪称火箭速度。这十年间，这十年间，陕西全省常住人口只增长了220万，而西安一城却增长了448.5万之多，换句话说，扣除西安，陕西省其它地方其实呈现人口流出的负增长状态。不仅如此，西安的实际管辖人口应该比人口普查更多，因为很多人并没有定居下来，还未被计入“常住人口”。
其结果，西安是全国首位度最高的省会城市之一，其人口首位度虽然看似只排在第四，但它的提升速度却是最快的：2010-20年间，西安在全省的人口首位度飙升44.4%，相比起来，长沙是41.0%，郑州+38.3%，成都+33.1%，都不如它。
根据任泽平团队《中国人才吸引力排名2023》，西安仅排在第20位，那怎么解释它这些年来对年轻人才这么大的吸引力？我想原因或许在于：即便全国对比，西安尚有不足之处，但在本区域却罕有其匹，呈现出明显的向心聚集。
西安无疑是西北最好的城市，某种意义上说，西安并不只是陕西省会，而是“西北五省的首府”，影响力所及一向不仅限于本省，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还包括陇东的天水、平凉、庆阳三市和晋西南的临汾、运城两地，对这些地方想要改变自己命运、向上流动的年轻人来说，西安就是最优解。陕西省内就不用说了，尤其是关中四市，甚至有许多人是收入、消费在外地，但负债（买房）在西安；陇东的年轻人也普遍觉得西安是比兰州更好的选择，一位毕业没几年、老家平凉的年轻人说：“2015年之前，我们那边的年轻人还愿意去兰州，但之后大多都来西安了。”
对很多人来说，选择西安是一目了然的：去东南沿海不是谁都有决心、有信心去闯的，回老家又不甘心，那西安就成了“次优”选择。很多山西籍的大学生毕业后，如果考虑回去找工作，大多不是回山西，而首选西安——本来北京当然更好，但房价太高，而就安家来说，西安又比太原好，何况山西第一条高铁就是从太原到西安的，除了晋东南，山西人普遍和西安的联系多于郑州。
西安的河南人也很多，多到西安的饮食都受河南影响——河南的胡辣汤，到西安常常多加肉丸和一个“米”字旁，变成了“肉丸糊辣汤”。据说1942年大逃荒时，有无数河南贫民流入，至今有许多西安人祖上是当年逃难来的河南人。新一代的河南人在西安的也很多，尤其是那些来西安上大学后留下的，会觉得西安市比郑州更好的选择——科研单位更多、文化资源更丰富，也没人在乎你的口音。有位相当认同西安的河南年轻人说，他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作为河南人，我讲河南话不会受歧视。”
虽然像这样的地域联系向来就有，但西安市民的主体原本其实是1949年后本地居民和“三线”迁入外来人才的融合，尤其是东郊的大军工厂，东北人、上海人等外地人很多，而像这样大规模的年轻人才流入，还是近年来的新现象。随着西安城市的扩张，户籍政策也逐渐打开，提出“西引力”（陇东、晋西南、灵宝、三门峡）聚集人气，也是因为这样新鲜血液的大量充实，才有西安人信心满满地向我断言：“西安绝对不是老龄化的社会！”
2017年各城市“抢人大战”初兴，西安就发布“史上最宽松户籍政策”，国内任何大学生凭毕业证书和身份证即可在线落户西安；这已经够宽松了，而之后两年内，又7次放宽落户条件。那也正是楼市蓬勃发展的时期，人人都相信“买到就是赚到”，一时间，大量人才和资金不断向西安聚集，这座城市成了熠熠生辉的机会之地。
其结果，西安市常住人口在2018年首次突破1000万，当年落户79.5万人，学历落户和人才引进占总迁入人口的63.5%，高居当年人才流入城市榜首。现在，西安最新的目标是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500-1600万，并按照服务人口2000万人来配置市政公共服务设施。要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不仅需要塑造一个“新西安”，也意味着城市管理上的巨大挑战。
老家宝鸡的90后容岩，在广州、天津读完了本硕，之后又到上海工作，他回忆说：“年轻时，我一心想离开陕西，感觉人都保守、封闭、慵懒，也不够开放，一定要去沿海看看。”然而他在上海遇到户籍关卡，西安那会却放开落户，就回来了，刚好赶上房地产浪潮。回头来看这些年的经历，他说：“西安是移民城市，但它是政策性的移民，指挥棒式的移民。我2018年办户口，全部流程用手机操作就能完成，这说明政策上优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这依赖于管理者推出什么样的政策。”
管理者的思维肯定重要，但平心而论，西安能吸引到那么多人，也并不只是靠优惠政策，至少这样的政策各地也都在推。至少有些人，也满意这里的生活品质，虽然什么是“生活品质”，每个人的想法肯定不一样。有个福建女孩说：“我原先印象里，西安是干燥、荒凉的，但后来整个颠覆了，这两年逐渐湿润，个人生活的体感是比较舒适的。西安的水果丰富且便宜，蓝莓、猕猴桃、石榴、葡萄、桃子这些都很好，应季水果供应是没有断的，满符合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质量的。”不过她也说，“应该不会考虑在西安定居，西安适合谈恋爱，但不适合结婚。”
还有一些人，喜欢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积淀，但那与其说是博物馆里的那些“文化”，倒不如说是像电视剧《装台》里呈现的那种活生生的、给人滋养和温润的市民文化。有位2015年来西安读书后留下来的新疆小伙子说，作为工科生，“我并不喜欢这里的文化，讨厌陕博那些物件，说起来我个人更喜欢深圳和成都，之所以对西安有那么深的情意，完全是因为我的朋友们在这里。归属感不是哪个城市的建筑或古物能带给你的，是人给你的，亲友们在哪里，你的归属感就在哪里。”
一位老西安人发现，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外来技术专家，他们的第二代未必留在西安：“什么样的人会留在西安？如果你有把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机会，能得到成长、生活得愉快，你会留下，但如果你在外面有更好的机会，那你留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确实，这不止是西安，可能也是任何一座移民城市都需要面临的问题：怎样才能给人创造一种厚实的归属感？我在西安经常听到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很多本地人就算被赋权了，但缺乏职业素养，仍然不知道怎么做，这座城市未来的活力不在本地人身上，而在“新西安人”身上。然而，这就需要不止是把人才看作是“来这里为我做贡献”，而是真诚地改进城市管理，以人为本地不断调整，提供一个能让他们更充分发展自我的平台。
撰 文：维   舟  责 编：翟梓然
设 计：郑亚胜  运 营：周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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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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