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建筑师建造，一些建筑师写作，一些建筑师图绘，而少数建筑师则致力于将这些不同媒介均作为建筑实践的一种批判性形式。在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之后，皮埃尔·维托里奥·奥雷利（Pier Vittorio Aureli）或许是当代少有的最后一种类型的建筑师了。这种特殊性也反映在由他和提诺·塔塔拉（Martino Tattara）创立的DOGMA的El Croquis专辑中：这应该是El Croquis创刊以来第一次为从未有过建成作品的建筑师出版专辑。尽管DOGMA尚未实现任何建筑尺度上的作品，但El Croquis专辑的出版恰恰折射出这样一种事实，即在奥雷利和DOGMA的建筑实践中有着一个如此强烈的“计划（project）”，以至于即便仅仅是文字、图像与提案便也足已构成一种建筑的姿态与立场。

奥雷利于1973年出生于罗马。他在威尼斯建筑大学（IUAV）完成了本科学业。在那里，他在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去世之前参加了他最后的课程——一门关于自阿尔伯蒂以来、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与列奥十世（Leo X）统治下的罗马城市建筑的历史课程。正如奥雷利在El Croquis访谈中所指出的，塔夫里拨茧抽丝式的历史分析方法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一位当时仍在威尼斯建筑大学任教的建筑师则是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威尼斯建筑大学的毕业设计中，奥雷利开始了与DOGMA的另一位创始合伙人塔塔拉的合作。奥雷利在贝尔拉格学院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习，并随后回到威尼斯建筑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在贝尔拉格学院，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一位人物是伊利亚·曾格里斯（Elia Zenghlis）。后者与库哈斯曾经亦师亦友，亦是OMA最早的创始合伙人之一。他向奥雷利介绍了OMA的更具实验性的早期作品以及O.M.昂格尔斯的实践，正是这种影响使得奥雷利与DOGMA在一开始便充满了一种“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张力。

在于2011年出版的《The Possibility of an Absolute Architecture》一书中，一开篇他便指出来源于古希腊的“polis”和古罗马的“urbs”的“city”和“urban”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对于“city”的强调以及对于建筑形式的有限性及其之于政治与城市历史的关系，正是理解奥雷利的理论的关键。这本书通过对一系列业已被熟知的建筑史知识的重新书写，通过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谓的“例子作为典型”，通过对帕拉第奥、皮拉内西、布雷以及昂格尔斯四个例子的解读，来打开城市建筑与政治、生产、劳动等等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中，可以发现塔夫里的影响，也可以在随后由奥雷利编辑、出版的文集《The City as a Project》中发现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连续性。奥雷利的其它著作还包括了《The Project of Autonomy: Politics and Architecture within and against capitalism》（2008）以及一本薄薄的《Less Is Enough》（2013）。如果说前者回到了1960年代的意大利建筑与社会历史的具体瞬间，后者则超越了建筑的范畴而进入到生活的实践，甚至可以被视为福柯意义上的关于“自我技术”的讨论。

在建筑师和理论学者的身份之外，奥雷利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教育者。他在英国建筑联盟与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长期教学，并创办了“城市作为一种计划（The City as a Project）”的博士研究项目。笔者曾有幸在耶鲁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了奥雷利的设计课程。与其它设计课程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研究的重视。在为期一学期的课程周期中，前半学期是完整的关于劳动、居住和纽瓦克城市史这三个主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惯常的场地调研之外，对于建筑形式的历史与政治源头有了更为深刻的挖掘和理解。另外一个特点是统一的方形图纸以及对拼贴式图像（image）而非渲染作为再现方式的强调。此外，与大多数在欧洲生活、实践而在美国教授设计课程的建筑师相比，他在教学上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无疑十分值得钦佩。无论是教学的过程组织或是方法与态度，这些与他的设计和写作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亦暗示出一种 “计划（project）”的方方面面。最后，就以他与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对谈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A project is a lifelong thing; if you see it, you will only see it at the end”.‍‍‍‍

城市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混乱的自我组织的结果。这本由Pier Vittorio Aureli编辑的论文集，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城市是政治意图的结果，具体的建筑项目的形式可以体现出，城市不仅是由物质力量塑造的，也是由文化力量塑造的。八篇经过深入研究的文章证实了这一论点，这些文章仔细研究了两千多年来的城市状况：从伊斯兰城市的政治神学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政治经济学；从17世纪法国公共建筑的崛起到当代希腊城市的自由放任式的发展；从让·尼古拉·路易·杜兰（Jean Nicolas Louis Durand）的模范教义到汉斯·迈耶（Hannes Meyer）的合作作品；从美洲中部大都市计划到福特主义工厂车间计划。《The city as a project》揭示了：城市是在理论和实际空间条件之间的不断互动中诞生的。

书中按照五个主题对八篇文章进行了分类：

城市的开始是人类对超人类秩序的反映，它超越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如果说在西方传统中，政治意愿体现在冲突的理念中，那么在更大的全球层面中，城市的政治品质在于其不可复制的集体层面。

无论是在欧洲范围内还是范围外，城市项目都是作为统一国家的政治努力而出现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伊斯兰教的崛起和新的王子的登场，分别代表着国家统一计划中的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变种。

16至18世纪，法国出现了现代国家，这不仅带来了管理和控制城市和国家领土的需要，也带来了产生其自身主体的需要。程式化建筑和类型学的概念是作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技术手段而发展起来的。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电子城市项目作为一种由国家推动的项目并没有成功。然而它的生物性的政治逻辑在我们今天所说的非正式城市主义中变得非常普遍。在战后的雅典，由于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因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建筑策略，及以单栋建筑的微小规模来处理阶级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