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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艺术天赋与学术天赋共聚一身的人并不罕见，然而在天赋的背后，这样的人可能会面临如何发挥天赋并在内心深处与其和平相处的挑战。
2023年5月，一本关于康妮·匡威（Connie Converse）的传记新书《To Anyone Who Ever Asks》出版，让世人重新得以了解这位上个世纪早期的民谣音乐家鲜为人知的学者生涯。她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和担任编辑时署名“Elizabeth Converse”，Connie是她给作为歌手的自己起的名字。
Connie Converse 
图源：Wikimedia Commons/Jonathan Aprea
歌手康妮
1924年8月3日,康妮出生于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父亲是一位牧师。少时家庭分角色围读莎士比亚的经历给康妮和她的兄弟们留下了深刻烙印，她热爱诗歌，绘画也颇有功底。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在60年代民谣音乐复兴之前，康妮曾活跃于纽约的家庭音乐聚会，弹着吉他，哼唱自己写的歌。
“从前，我认识一个人，
来自西方世界的唐璜，
他的举止是那么的优雅，
所有的国王都比不上他。
当他穿过房间时，
比躺在坟墓里的拿破仑还有魅力，
他开的福特车
比奔驰更时髦。
……
春天似乎挥之不去，
流连在他送我的那一束小花里。
这束花一毛钱也没花，
他在绚烂的公园里采下……”
得益于文学天赋，康妮写的歌大部分既优美又有趣：旋律婉转动人，歌词大胆、充满想象。比如上面这首《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还有《The Witch and the Wizard》《One by one》《Man in the Sky》《Sad lady》……。
可惜，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欣赏这些颇具开创性的歌。如果当年的她能够为人所知，她的歌将弥合当时传统美国音乐与十年后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创作型音乐浪潮之间的沟壑。然而，她的一切都太不合时宜了，她的歌不适合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正是美苏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不断。政治氛围浓郁的纽约向针砭时事的歌曲敞开怀抱，而康妮所写的高度个人化视角的歌则十分小众，即便曾获邀在电视上出镜，却并未为她带来唱片合同。
没人欣赏、没人关注的康妮觉得自己很失败，终于在1961年彻底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生涯。直到2009年，一家唱片公司发掘出当年一位友人用家用录音机为她录制的磁带，制作了专辑《How sad, how lovely》。她充满磁性的嗓音、奇妙的歌词，让专辑大受欢迎，其中收录的作品成了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令人惋惜的是，她没有看到自己的成功。她在1974年失踪了。
专辑封面
1974年夏天，就在她50岁生日之前，受到事业和健康双重打击的康妮给家人和朋友留下几封信件，说要开始人生的新篇章。然后，她就开着车出发了。从那以后，她便再也没在世人面前出现过。如同她写的有趣歌词一般，她给自己的人生故事留下了一个神秘的结局。
学者Converse
康妮在歌曲创作中展现的才华和神秘的消失让她的热度在2009年专辑发行后经年不退，关于其生平的描述也多次见于报端和书籍。这次新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数据库JSTOR的关注，编辑们细心梳理了作为学者的Elizabeth Converse发表的论文、社论等学术文献，希望能与新书一起，补足以往外界对Converse这一面的忽视。
Converse的音乐创作经历，将她的学术生涯划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在成为一名歌手之前，年轻的Converse提前结束了在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学业来到纽约生活，就职于美国太平洋关系学院。她在该研究所的《远东调查》（Far East Survey）上撰文，其风格既反映了美国对于推行全球霸权计划的乐观，也映衬出了她自己的年轻时代。比如，1951年，她在文章《印度试点发展项目》中，解释并推崇美国新引入印度的农业规划技术。当然，她并不知道这些技术将引发当地的“绿色革命”。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规划者试图研究印度村庄，真正了解村庄习俗，教育居民以推动变革,而不是以技术官僚的方式强制实施。
在当时的氛围下，她的声音很微薄。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攻击该研究所是共产主义宣传机构。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被缩减，Converse失去了工作。
遭受职业打击的Converse转而在纽约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然而仍是屡屡碰壁。在纽约生活了大约十年后，Converse搬到了安娜堡，辗转工作于密歇根大学的各个办公室。1964年，她成为《冲突解决期刊》(The Journal of Conflict Solution)的主编。在为该期刊撰写的一篇长文中，她回顾并分析了该期刊从1957年创始至1968年的十二年中展现的学术观点趋势，其中一些话题的总结到今天仍有鉴读的意义。从文中可以看出，期刊关注的重点从国际冲突和核战争转向了新殖民主义、叛乱以及更复杂的权力暴力相关理论。作为主编，她认为作者们是紧跟时代的，但她同时也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应该停止将世界视为一系列可以解锁的政治问题，而承认现实的混乱。这些与她早期的文章相比，反映了一种更成熟、更愤世嫉俗的世界观。
“在过去的十二卷中，我观察到一些现象逻辑空白，它们的背后是理论拓展的可能性，包括‘战争社会史与战争社会学’‘国际贸易和金融在国际冲突中的作用’‘权力极不平等的各方之间的冲突及被掩盖的冲突主导关系’等。算计和选择之间的区别，或者说，用于解释控制决策和冲突行为的理性主义和心理学模型之间的分歧，在科学上似乎已经失能，尽管它最初可能是有用的。在包括国际社会体系在内的大规模社会体系中寻找系统规则，可能不如试图确定为这些规则提供条件并可能自身发生变化的‘阶跃函数’重要。”她在文中写道。
然而，她个人的职业生涯又一次受到了政治变幻莫测的影响。随着联邦政府在地区和政治研究上投入资金的不断萎缩，她负责的杂志所属的研究所关闭了，并在没有通知她的情况下，悄悄搬到了耶鲁大学。Converse再次失去了工作。
1972年，Converse撰写了一篇《社论后记》（A Post-Editorial），讲述之前一年研究所在她度假期间被关闭，随后杂志被拍卖的经历，这是她最后一次见诸公众的文字。
史海钩沉，Connie Converse的人生让人唏嘘，但她的才华，无论在歌曲创作上，还是作为一名学者，都留下了印记，经过岁月洗礼后依然熠熠发光。
（P.S.: Connie Converse的歌在各大音乐播放平台都能听到，小编个人推荐“Man in the Sky”，简单，但真的很好听，喜欢民谣的朋友不容错过。）
参考文献：
https://daily.jstor.org/connie-converse-wasnt-just-a-folk-singer-she-was-a-scholar-too/
https://www.theawl.com/2010/08/the-story-of-connie-con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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