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会说德语、五官有雅利安特征的犹太人，能在收到伪造证件后顺利离开；不能蒙混过关的，有的在动物园一藏就是几年：有些住在小洋楼里，有些藏在动物园空置的棚舍里，最多时曾有50人同时藏身于空兽笼中。
配图 |《动物园长的夫人》剧照
前    言
1939年9月，德国发动“闪电战”，轰炸机摧毁了华沙，也摧毁了华沙动物园田园牧歌般的往日生活。纳粹铁幕下，动物园长雅安·雅宾斯基和夫人安托尼娜将废弃的动物园改作地下抵抗组织的中转站，为300多名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者打开了“生门”。夫妇俩多次行到暴露边缘，却往往因着动物般的直觉化险为夷。
《动物园长夫人：一个波兰女性的战争回忆》是一部女性视角下的微观二战史，作者黛安娜·阿克曼用独树一帜的自然史观视角反思纳粹暴行，细腻描绘了人与动物相依共存、相互救赎的动人日常。
本文选取的第12~14章，动物园里的“捉迷藏”游戏刚刚开始，而安托尼娜要怎么藏好第一位“客人”？
1940年10月12日，纳粹命令华沙的所有犹太人搬离自己的住所，将他们驱赶到城北一个区域集中居住，该区域并非随机选择，它位于铁路大站萨克逊花园站与格但斯克火车站之间。德军的典型做法是：一队士兵将一个街区团团围住，然后给区内所有犹太人半小时时间撤离自己的公寓，只能带几件随身物品。
加上从农村安置到这里来的犹太人，该法令将40万人限制在华沙5%面积的土地上。隔都内只有15至20个街区，面积相当于纽约中央公园大小，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按其中一位居民的说法，单单隔都内的噪声——一种“持续的高强度的嘈杂”——就足以让人神经错乱。这是一个由2.7万套公寓构的大旋涡，平均每15人被塞在两个半房间内，非常有利于纳粹实现其消磨敌人士气，弱化、羞辱、瓦解抵抗力量的目标。
犹太人聚集区在欧洲社会久负盛名。尽管有些地处偏远，或被歧视包围，但总是开放而充满生机的，行人、商旅、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而华沙隔都却完全不同，如幸存者迈克尔·梅泽尔所述：“在华沙，隔都变成了一种集体死亡形式，驻扎于此的守卫叫它‘小小死亡匣’……德国人将这里视作坟墓。”
只有机敏警觉者才能存活下来。任何人出门前都要先查看一下“危险预报”。街上行人相互及时更新资讯，“一听说存在什么危险，或者看到某个最细小的手势，成千上万的人会不约而同地做出同一反应：掉头奔回室内，熙熙攘攘的街头瞬间空无一人”。
但生活的荒原不会轻易枯寂，在华沙隔都，它终究还是会开出鲜花来——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以种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诺曼·戴维斯的“文字快照”让我们看到了隔都早期的勃勃生机：“有两三年，这里人潮汹涌，摩肩接踵。有人力车，有车身上带有蓝色大卫之星的隔都电车。这里也有餐馆和路边咖啡馆，40号有一个‘作家汤店’。还有许多娱乐场所。
“莱斯诺街27号有家人气很旺的照相馆，里面陈列了许多来自埃及、中国、美国加州等异域国度的照片。一个红鼻子小丑站在人行道上，连哄带骗地兜售6格罗申（货币单位）一张的门票。
“莱斯诺街2号的艺术咖啡馆里日日上演卡巴莱歌舞和各种音乐会，主打歌星包括薇拉·G.、人称‘隔都夜莺’的玛丽斯塔·A.，登台的音乐家还有拉迪斯拉斯·S.和亚瑟·G.等人。
“莱斯诺街35号的‘神女’音乐厅上演了更多波兰国内小有名气的作品，包括时事讽刺剧《查尔达什公主》，以及剧名别具一格、意味深长的喜剧《寻找房子的爱情》。所有这些音乐、戏剧，都是逃避现实的绝望形式，诚如有人所说，‘幽默是隔都仅有的自卫形式’。”
隔都的许多街名都表达了人们对天堂、富足、冒险的幻想：花园街、孔雀街、清凉街、旷野街、新椴树街、龙族街、盐巴街、鹅街、勇敢街、温暖街、甘露街、快乐街等。
最初，当隔都尚没有被围得密不透风之时，雅宾斯基夫妇的犹太朋友们都以为，这里不过是暂时的贱民区，希特勒很快会垮台，正义必将重新到来，或者相信他们能经受住这次磨难的考验，认为希特勒的“终极解决方案”最多就是将犹太人驱逐出德波两国。
没有人想到，等待他们的会是种族灭绝的命运。
在流血反抗现实与默默接受不可知的未来之间，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奉命迁居隔都。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在雅利安人居住区找地方藏身，选择了充满变数的藏匿生活。
据安托尼娜所述，她的许多朋友属于混血后代，拥有部分犹太血统，也有不少处于跨种族（一方为犹太人）婚姻状态。这些朋友一碰面，就会谈论一个无法回避的冷血话题——1935年9月15日颁布的纽伦堡法案，对身上的犹太血统占比多少可被视为“未受玷污”作了明文规定。
著名的丝绸之路探险家、纳粹主义鼓吹者斯文·赫定，其曾祖父曾是犹太拉比（犹太人中的特殊阶层，智者的象征），希特勒的核心圈内肯定有人知道这一点，但他显然获得了豁免，1936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他就紧挨着希特勒站在主席台上。
鲜有人预见到这些种族主义法律意味着杀戮，但还是有不少人很快皈依了基督教，甚至有人购买了假证件。
安托尼娜的朋友亚当·恩格勒特和万达·恩格勒特夫妇，妻子有部分犹太血统。因为担心被查出，两人办了假离婚，继而上演了一出“万达失踪”的假戏。
在失踪前，她决定搞个告别聚会，邀请家人和亲友参加，地点就在市中心以前的军火库，时间特意选在仲夏节那天。在这个神圣日子的前夜，军火库想必已按传统习俗用艾蒿枝条装饰起来，这是一种蒿属的高大植物，茎部呈紫色，叶子是灰绿色的，开小黄花。
华沙的女孩子喜欢在发间插艾蒿花环，母亲们会在门口、窗台等处挂艾蒿驱魔。德占期间，看得见的魔鬼到处张牙舞爪。
6月22日，雅安与安托尼娜出发去参加聚会。计划穿过吉尔贝基大桥，在明媚的天空下散步去，或是乘坐电车前往。雅安与安托尼娜通常会抄近路，穿越普拉斯基公园，这座城市绿洲曾占地30公顷，含纳古老的拿破仑要塞。
1927年，新建的动物园将半座公园并入其中，基本原样保留了园中的老树。这样一来，凡是坐电车来动物园的游客，首先会穿过一片密林，随后会看到动物园里同样品种的美国皂荚、法国梧桐、铁线蕨、甜栗树，它们是动物园舞台的序幕和开篇。
但这一天下午，因为身边恰巧没了香烟，两人挑了一条远路，沿着公园外的卢卡辛斯基街，钻进街边一家散发着浓烈波兰烟草甜香的小店。就在他们点上烟要离开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千钧气浪把他们掀翻在路边的篱笆上，头顶沙雾笼罩，落石如雨。空气顿时凝结、变黑。
一秒钟后，他们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抬头看见一道粉红色的细线划过天空。两人缓过神来，踉跄着直起身子，嘴唇无声地抖动——爆炸震聋了耳朵，令人精神恍惚。
随后，他们才听到狼嚎一样的解除空袭的警报，他们推测，德军飞机并没有成群出动，刚才飞过的应该是一架单独的轰炸机，目标是吉尔贝基大桥。可是这座桥毫发无损，普拉斯基公园也没遭什么殃，遭难的是一辆电车，已经被炸烂了，一股黑烟从车里冒出，飘向空中。
“要是抄了近道，我们可能也在这辆电车上。”雅安恨恨地说。
两人正感到后怕，另一种恐惧又攫住了安托尼娜。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儿子放学的时间：“瑞希放学有时会坐这辆车！”
两人冲了过去。电车还在冒着火花，抽搐着。爆炸将它震离了路轨，掀翻在天主教堂前，像一头浑身冒着热气的猛犸象，车的钢架已经扭曲，电缆线耷拉着，车内车外约有50个人倒在地上。
“泪水从我眼中滚滚落下。我逐个辨认死伤者的脸，寻找我的瑞希。”安托尼娜后来回忆道。他们在黑烟和发烫的铁皮中找了很久，并没有看到儿子，就往学校奔去，但孩子们都已经离校。
于是他们又掉头往家跑。路上又经过了那辆还在冒烟的电车，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两人跑过普拉斯基公园，经过一座又一座兽棚鸟舍，终于到了小洋楼，噔噔噔跑上后阶，冲进厨房，搜遍了整座房子，呼唤着瑞希的名字。
“他不在。”雅安终于停下脚步，瘫坐在一把椅子上。
过了片刻，他们终于听到后门台阶上有脚步声。雅安把瑞希拉到一把椅子前。“坐下，”他声音很轻，但非常严厉，“你上哪儿去了，坏小子？你忘了我们说的话吗？放学立即回家是你的头等大事。”
瑞希解释说，大家刚出校门，就有炸弹砸下来，附近有个陌生人担心他们的安全，就把他们带到他家里，直到警报解除才把他们放出来。
不用说，安托尼娜和雅安错过了万达的聚会，但他们很快就见到了万达，因为按照原定计划，万达“失踪”后进了动物园，她在这里的身份是瑞希的非犹太裔家庭教师。
雅安与安托尼娜认为残忍的纳粹种族主义令人费解，自灵魂深处感到反感。尽管他们已经在帮助困在隔都内的朋友，但发誓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向更多的犹太人伸出援手。犹太人在雅安的童年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与他们结下了忠诚的友谊。
“犹太人在精神上于我有恩，”雅安曾对一名采访他的记者说，“我父亲是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因此在1905年时他让我上了克莱茨莫特学校，这是当时唯一一所没有把基督教教义列为必修课程的学校——尽管我母亲竭力反对，因为她是个格外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学校里80%是犹太人，我交了很多犹太朋友，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在科学与艺术领域内功成名就……高中毕业后，我就到罗齐克学校教书。”这所学校也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
这样一来，雅安在犹太知识分子阶层有了不少亲密的朋友。战祸一起，很多当年读书时的伙伴都困在隔都里。尽管雅安在公开场合没有过多谈及自己的父亲，但他曾告诉一名记者，他当年之所以选择动物学，就是成心“气我父亲，因为他讨厌动物，特别不待见它们，不允许它们踏进家里一步——除了飞蛾、苍蝇，它们上门可不需要打招呼！”
不过，父子俩有一点很相似，都与犹太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父亲和我都是在犹太人居住区长大的。他是律师，尽管他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凭借婚姻进入豪门，但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奋斗上升到中产阶层的。我们居住在华沙城内贫穷的犹太社区，但这纯属偶然。从少年时代起，我父亲就和犹太孩子一起在街头玩耍，将他们视作平等的朋友。我受到了他的影响。”
动物园绝非犹太避难者理想的藏身之处。小洋楼靠近拉图绍瓦街，四周很开阔，像一座高高的灯塔，围绕它的是众多低矮的畜棚、围场。500米开外就是员工宿舍和动物园的办公楼，它们位于动物园的中心区。
小洋楼四周是数千平方米的空地、树林和草坪，外加一块块菜田，动物园的篱笆墙外，铁路沿着维斯瓦河向南而去，北边则是重兵把守的德军军事区，区域内分布着不少小木屋。华沙投降后，德军在动物园的中心地带——原先的狮子岛上建了一座仓库，用来存放从波兰军队收缴来的枪支弹药。
其他德军士兵也经常到动物园来，为的是享受一下这里的绿色和安静。你根本无法预测会有多少人、在什么时间来到这里，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点并不固定，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他们都是带着放松的心情来的，并不是来巡逻的。毕竟，普拉斯基公园被轰炸的程度较轻，环境比较适合散步。
不可思议的是，雅安有个秘密从未被安托尼娜发现：家乡军的一个弹药库就在动物园内，埋在大象馆外围的壕沟附近（战后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木板搭建的地下室）。他深知其中的危险：枪支就埋在动物园的中心地带，离德军军用仓库只有几步路，这甚至有点像蛮干。
但他怎么敢告诉她？他怕这会吓坏她，怕她会央求自己把家庭安全放在首位。幸运的是，正如雅安所料，德军做梦也没想到竟有波兰人像他那样胆大包天，因为在他们眼中，斯拉夫人都懦弱无能、愚蠢透顶，只配干点体力活。
“基于德国人的这种心理，”他推断，“他们绝不会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还会有人从事地下活动。”
战后，雅安总会避开赞美，认为他的勇敢不值一提，他这样说：“我不明白大家为何如此小题大做。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眼看着任何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谁都该出手相救。”
从有关访谈报道、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和安托尼娜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雅安是个寡言少语却又擅长交际的人，严于律己，对自己和家人有时不免严苛，是俗称的“冷静型”男人，稳重，不动声色，有“大心脏”和“钢铁神经”。在每日里险象环生的波兰地下抵抗组织中，雅安化名“弗朗西斯”，取自动物保护神“阿西斯的圣弗朗西斯”，以勇敢、沉着、喜欢冒险著称。
在纳粹营地的心脏地带、在众目睽睽之下藏匿武器与犹太人，这固然说明雅安善于揣摩对手心理，但我以为，这也是因为他有一颗好斗之心，在偷偷开着嘲弄对手的玩笑，可惜他只能把这种得意的嘲笑藏在心里。
一旦被发现，其结果必定是残忍的，他和家人会被当场枪决，天晓得还会殃及多少人。雅安把动物园建成了一个中转站，“供逃出隔都的犹太人短暂栖身，一旦决定去向后，他们就从这里动身，前往新的藏身处”。雅安发现，尽管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却还是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
1940年夏天，地下抵抗组织陆续将秘密“客人”送进动物园来：一通电话，一张便条，一声低语，就能让雅宾斯基夫妇心领神会，做好准备。
“客人”多是东躲西藏、正在逃亡途中的犹太人，他们“流浪”到此，短暂停留，休息“加油”之后继续上路，前往某个不知名的目的地。那些会说德语、五官有雅利安特征的犹太人，能在收到伪造证件后顺利离开；不能蒙混过关的，有的在动物园一藏就是几年：有些住在小洋楼里，有些藏在动物园空置的棚舍里，最多时曾有50人同时藏身于空兽笼中。
不少“客人”——比如万达，原来就是他们的老朋友、老相识，在安托尼娜眼中，他们同属两栖类家庭。藏匿他们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有谁能比动物园长夫妇更深谙伪装之道呢？
在野外，动物天生就有融入环境、伪装自己的能力。例如，企鹅背黑腹白，在高空巡游的贼鸥眼中，它们是波动的洋面，而水下的豹形海豹则会将它们误认作白云。而人最好藏身于人群之中。因此雅宾斯基夫妇经常邀请一拨拨合法的客人——叔叔、阿姨、表亲和朋友们不定时登门造访，形成一种“无法预测的惯例”，让外人习惯于看到陌生的面孔，听到不同的口音。雅安的母亲是其中的常客。
“大家都喜欢雅安的母亲，”安托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天性善良、优雅，非常聪明，思维敏捷，记忆力超强，待人彬彬有礼，敏感体贴。她的笑声非常爽朗，又有很强的幽默感。”可是安托尼娜还是很担心她，因为“她像一朵娇弱的温室花朵，我们有责任保护她不受任何恐惧或痛苦侵扰，以免让她受到精神打击，陷入抑郁的泥淖”。
雅安把这些无形的难题都留给了安托尼娜。再“难对付的动物”，她都能应付自如，现在面对自己的婆婆，她自然更乐意使出浑身解数展现自己，逗她开怀，不让她消沉厌世。雅安自己则喜欢承担将军、特工和谋士的角色，很享受以计谋迷惑、挫败、羞辱对手的感觉。
在德军占领的其他国家，藏匿犹太人者会坐牢，而在波兰，这会让你和家人甚至邻居当场殒命。在疯狂杀戮的氛围中，家庭和邻里都要承担所谓的“集体责任”。
尽管如此，不少医院让成年犹太人扮作护士混出隔都，同时把麻醉的小孩子装在背囊中偷偷带出去。他们甚至会把犹太人藏在灵车中的一堆尸体下面。很多信仰基督教的波兰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让自己的犹太朋友藏在家中，这不但意味着出让自己有限的口粮，更意味着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放松警惕，一有情况，就要随机应变，使出浑身解数化险为夷。
有多余的食品进了家门，出现一个陌生的身影，地窖或壁橱中发出一声最轻微的低语，都有可能让恰巧上门的邻居起疑，向警方告发，或者向敲诈勒索者提供线索。很多逃亡者长年蜷缩于黑暗中，几乎不能动弹，终于得见天日之时，想要舒展一下四肢，肌肉却已绵软无力，只能像傀儡一样被人抬出来。
对于“客人”——尤其是从隔都逃出来的“客人”来说，动物园并不总是逃亡途中的第一个驿站。
他们可能先在市中心的伊娃·布祖斯卡处躲上一两晚。这是个脸色红润、身材矮壮、年逾六十的女人，人们都叫她“老奶奶”。她在赛奇奥夫斯卡街有一间小小的食品杂货店（5米长，1米宽）。她会把一桶桶泡菜、腌菜，一篮篮西红柿、绿叶菜都搬到店铺前的人行道上售卖。邻居们也常上门购物、聊天。
路对面就是德军的一个汽车修理站，每天都有犹太男人从隔都被押送到这里修车，“老奶奶”会偷偷替他们寄信，在他们与家人交谈时替他们望风。高高的土豆麻袋堆放在四周，从隔都被偷运出来的孩子可以在这些袋子后面藏身。
1942年，店铺的后间成了地下组织某分支机构的办公室。泡菜桶和酱瓜坛下面，是她藏匿身份证、出生证、钞票和面包券的地方，反对占领当局的宣传出版物则会被放置在储藏间的隐秘处。逃亡途中的犹太人经常在这里过夜，对于其中有些人而言，动物园无疑就是他们的下一站。
安托尼娜一般不知道何时会有“客人”上门，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雅安负责线路与时间安排，以及与地下组织的联络。即使是藏在小洋楼的“客人”，也没有一个人能搞清楚他究竟参与了多少地下抵抗组织的工作。
例如，厨房取暖器上方的一个架子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个雀巢盒子或阿华田罐子，他们根本不知道里面藏了什么。安托尼娜回忆说，某日雅安以漫不经心的口气说：“这个盒子里我放了一些微型弹簧，是我实验仪器上的零件，请务必不要碰它。我随时可能要用到。”
这番话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雅安平日里就好收藏金属小玩意，螺丝钉、垫圈、小线框之类的，只是他通常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熟悉他的人也只觉得这个爱好有些好笑，以收藏五金件为乐。连安托尼娜都没有意识到，他这次收藏的是引信，造炸弹用的。
一天，动物学研究所一名年轻的研究员来到动物园，带了一桶肥料，雅安把它藏在小洋楼附近的动物医院里。此后他不时以很随意的口吻提到某人会来取走一些肥料，因为他的菜园要用。
直到战后，安托尼娜才明白桶里装的实际上是C13F，一种水溶性炸药，而雅安正是地下抵抗组织中某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专门从事破坏德军列车的行动，具体做法是将炸药塞到车轮的轴承里，只要火车开动，炸药就会被引爆。
1943年的某月，他们用这种方式炸毁了17辆列车，损毁了100个火车头。还有一件事，安托尼娜当时也毫不知情：战争期间，雅安曾有意让某些猪感染寄生虫，宰杀后做成肉丸，让在德军某食堂工作的一位18岁工友把这些肉丸偷偷塞进士兵们的三明治中。
他还帮助修建地堡——逃亡者赖以生存的地下巢穴。在战时的波兰，地堡并非今天这样简单的壕沟，它实际上是潮湿的地下掩体，连通精心伪装的通风井和出气孔，通常位于花园或公园的边缘。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的地堡位于格鲁耶茨卡街81号，一个园丁的温室下面，在8.5平方米的空间里竟然挤下了14张床，住了38个人。
林格尔布卢姆在这间地堡一直住到1944年被发现为止。他的室友之一奥尔纳·贾格尔离开较早，她在留下的文字中回忆了“地堡生活”的初体验——一波热烘烘的霉味扑面而来。从下面源源不断地喷发出一股恶臭，是霉菌的味道，夹杂着汗液的臭味、衣服的馊味、腐烂食物的酸味。掩体中有些居住者躺在铺位上，陷在黑暗中，看不清楚脸，其他人围桌而坐。因为很热，男人都半裸着，只穿裤衩。他们的脸色苍白而疲惫，眼神中闪烁着恐惧和不安，嗓音紧张、焦灼。
在知情人眼中，这是一座修建得不错的地堡，由一个很有爱心的家庭照料，提供足可下咽的食物，堪称一个绝佳的藏身处。
相比之下，动物园里的生活敞亮而富有田园情调，尽管有时不免滑稽可笑，以至于地下组织给这个“据点”取代号为“疯狂星照临之屋”，在他们眼中，小洋楼更像是一个超大型的奇珍异兽陈列柜，犹太难民幸运地隐身于一群畸人怪兽之间。来自城区的访客们很喜欢这幢未来主义风格的洋楼，它处于大型公园的怀抱之中，大约16公顷的绿野能让他们暂时忘记战争的存在，权当自己在这里度假消闲。
所谓“天堂”其实只存在于比较之中，在从隔都逃亡到此的“客人”眼中，小洋楼就是一个小小的伊甸园，具备天堂的所有要素：有花园，有动物，有一个母爱满满的面包师——“天堂”一词，其词源学语义就是“面包师”。
天一黑，雅宾斯基一家就按占领当局的规定，用黑纸遮住窗户；白天时，这个表面上仅供一家人居住的二层小洋楼像个喧腾的玻璃蜂巢。鉴于合法寄宿者甚众——有管家、保姆、家庭教师、亲属、朋友、宠物等，玻璃窗后人头攒动的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传出再怪诞的动静也可被视作寻常。
虽然小洋楼周围有几丛低矮的灌木，也有几棵大树，但标志性的高窗赋予了它引人注目的高透明度，它就像一个玻璃展览柜，内部一览无余。这种效果出自雅安的刻意安排，它符合那条箴言：越公开，越无疑。
人群流动中，“客人”们来了又走了，无名无姓，不期而至，主人则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很难认出哪位“客人”，更难发现哪些人什么时候不在了。但是，这种隐秘的清白意味着生活在危险的边缘，要默默掩盖每一个异常动静，追踪每一道阴影。某个声音能否和谐地融入这里变奏丰富的生活乐章？
杯弓蛇影，是对无时不在的危险唯一正常的应对方式。“客人”们学会了秘密生活所必需的种种绝技：踮脚尖、扮木头人、利用环境隐身、声东击西、以哑剧动作发信号。有些“客人”昼夜深藏，有些则昼伏夜出，黑夜降临后，才敢在小洋楼内自由走动。
家里“客人”一多，安托尼娜的家务负担增加了不少，她有一个大家庭需要照看，有一大群家畜、家禽和兔子需要管理，菜园里有西红柿和菜豆需要搭棚，面包天天都要烘焙，还有大量的腌肉、泡菜和蜜饯需要装罐。
德军枪口下的波兰人慢慢习惯了随时随地面对意想不到的恐惧。前一刻还风平浪静，下一刻就可能如惊弓之鸟，四散奔逃。战争重新设定了他们的生理节奏，尤其是对休息的需求。每天早晨，他们在黑暗中醒来，不知这一天将是何种命运：也许见证种种不幸，也许遭到逮捕。
德国人会随机选择一辆电车、一座教堂，封住出口，将里面的人统统杀光，借口是报复他们所遭受的某种真实或臆想出来的侮辱。安托尼娜怀疑，自己有一天可能也会这样惨死。
家务劳动固然单调乏味，却有安神之功，因为动作熟悉无害，不必用脑，想必安托尼娜可能喜欢在其中寻找放松的感觉，因为时刻保持警觉让人精疲力竭，各种感官都得不到放松。脑内哨兵来来回回在各个“风险码头”巡逻，盯住阴影，辨听危险，久而久之，大脑就会成为自己的囚徒。而在波兰这个被宣判死刑的国度里，醒来不见晨光，夜晚不见星光，时间变了形，失去了弹性，安托尼娜曾写道，日子变得虚幻，“脆弱，就像肥皂泡”。
不久，芬兰和罗马尼亚站到了德国一边，南斯拉夫、希腊也向德国投降。德国开始攻击它此前的盟友苏联，引发了一系列谣言和推测。
列宁格勒之战让安托尼娜感到消沉，她原本希望战事会逐渐停止，没想到战火重燃，而且烧得更旺。偶尔，她听说柏林遭到轰炸，某支喀尔巴阡队伍击垮了德军，甚至说德军已经投降。但她和雅安真正依赖的消息来源是地下报纸和新闻传单。整个战争期间，地下抵抗组织一直没有停止印刷各类日报、周刊、新闻简报，及时向同道者传递消息。编辑们也不忘向盖世太保的大本营递送自己的报纸，“只求有助于你的研究，有助于你了解我们对你们的看法……”
密密麻麻的鸦群常在空中盘旋，然后齐刷刷落向树梢，像坠落的烟灰。德国士兵在动物园里的一项娱乐就是射杀乌鸦。待他们一走，安托尼娜就偷偷捡回一只只死乌鸦，将它们洗净，煮烂，做成腌肉酱，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还以为是波兰美食中的野鸡肉酱。
某次，女士们齐声夸赞这道腌肉酱肉质鲜美，安托尼娜心下偷笑：“何必败了她们的胃口呢？在动物命名方面过于较真毫无必要。”
小洋楼里的情绪氛围有点走极端：上一刻还气定神闲、风平浪静，下一刻就焦虑不安、波涛汹涌；田园牧歌般的欢乐时光之后，紧随而来的可能就是一条让人意气消沉的噩耗。愉快的交谈或者弹钢琴能为黯淡的生活带来片刻的光彩，让安托尼娜忘却周遭的战争，甚至感到快乐。
尤其是在浓雾弥漫的清晨，中心城区消失在一片迷蒙中，她可以想象自己正身处另一个时代、另一片土地。她在日记中写道，她为此心存感激，因为从在卡普奇恩斯卡街灯罩店的那些日子起，她的内心就始终被悲哀笼罩，像一场连绵不断的细雨，永无停歇之日。
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不时到访，来去匆匆，有时也有12至16岁的男女童子军。青年组织在战前的华沙很活跃，德军进驻后，即宣布它们为非法组织，但在家乡军的领导下，这些少年男女们继续活跃在抵抗阵线上，有些直接参战，更多的担任交通员、社会工作者、消防员、救护车司机和破坏者。
年纪小一点的搞点小破坏，比如在墙上刷“波兰必胜！”或“希特勒是偷狗贼！”（用希特勒的名字来开玩笑）之类的标语，把戏虽小，却都是杀头大罪；他们还担任秘密信差。年纪大一点的甚至参与了暗杀纳粹官员、从盖世太保手中营救犯人的工作。
在动物园逗留期间，他们劈柴、运煤、生火，有些帮着用人力车把菜园里的土豆等蔬菜送往地下组织的藏身处：占领期间，出租车消失了，所有的汽车都被德国人收缴。
时间一长，瑞希难免听到童子军之间会谈及一些诱人的秘密。他感到沮丧：周围所有人似乎都是紧张刺激的秘密生活的一部分，而他却无法参与其中。几乎从他出生起，他就一直在接受“危险教育”，大人们时时都在告诉他，这些都是真实的危险，不是故事，不是游戏。
父母早就警告过他，关于家里的“客人”，他不能对外泄露一个字。他也知道一旦说漏嘴，他自己、他的父母和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被处死。对于一个小孩来说，这是不能承受的重负。他的世界充满秘密，紧张而刺激，家里这么多怪人怪事，他却不能向任何人提起。难怪他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
对儿子当年的这种命运，安托尼娜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她的痛惜之情。尽管她对儿子遭受的这种折磨感同身受，却无能为力，毕竟所有的成年人也都处于焦虑与不安之中。
不可避免地，瑞希成了他自己最恐惧的噩梦：如果在与伙伴嬉闹时，嘴里滑出某个“客人”的名字，或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某个秘密，他的父母就会被枪毙，即使自己活下来，也会变成孤儿，而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
因为不敢相信自己，他自然而然变得孤僻，回避所有陌生人，特别是同龄的孩子。安托尼娜注意到，他甚至不喜欢在学校里交朋友，每天一放学就匆匆赶回家和莫里斯玩，因为只有和他的小猪在一起，他才会放松下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绝不会遭到背叛。
莫里斯喜欢玩一种叫作“怕死宝宝了”的游戏：只要听到某个小小的声响，例如瑞希合上一本书，或是移动桌上某个小东西，它就会装出极度害怕的样子，夺路狂奔而去，蹄子还要在木地板上打滑几下。几秒钟后，它就会幸福地哼唧着回到瑞希的椅子边上，精神抖擞，随时准备玩第二次。
虽然安托尼娜一心希望儿子能有一个正常的童年，但风云突变的现实已经撕裂了他的世界，日常生活的残酷更是一次次侵蚀着他的童真。
一天傍晚，瑞希正与莫里斯在菜园中玩耍，几个德国兵慢悠悠地走过来想看个究竟。从来不怕人的莫里斯一路小跑着奔向他们，只为冲他们哼上一声，博得他们在自己背上一挠，却不料他们一把将它拽住，直接拿去宰了，瑞希就这么惊恐地看着这残忍的一幕，束手无策地听着莫里斯凄厉的尖叫。
瑞希的世界一下子崩塌了，他哭了好几天，谁都劝不住。此后几个月他都不愿意再去菜园，甚至不愿意去给鸡、兔子和火鸡摘青菜。终于有一天，他重新鼓起勇气走进他的菜园世界，但脸上再也没有那种欢乐无忧、从容淡定的神情。
（本文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动物园长夫人：一个波兰女性的战争回忆》，略有删减）
| [美] 黛安娜 · 阿克曼著/ 梁超群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02月
黛安娜 · 阿克曼
美国著名自然主义作家、
诗人，已出版20多部
非虚构作品和诗集
  • 本文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动物园长夫人：一个波兰女性的战争回忆》，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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