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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处的石碑都在证明着日本帝国主义在通州的暴行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在北京地铁八通线土桥站附近物美超市靠近九棵树东路的草坪里，矗立着两块不起眼的石碑，通常大多数搭乘地铁的乘客或前往超市购物的顾客都不会特别留意。然而就是这两块石碑，分别赫然刻着“通州事件棉花关系殉职者慰灵之碑铭”和“满洲电电社员殉职纪念碑”的字样，背后隐藏的历史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通州的暴行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而这一切的根源则是1935年由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傀儡政权，扶持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曾代表国民党政府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的殷汝耕为“主席”，总部就设在今天的北京通州，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充当日本侵略华北地区的马前卒和帮凶。

在殷汝耕的主导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长城沿线的海防和陆防拱手让给日本和伪满洲国，辖区内各个要道均由日军把守，就连机关的顾问和秘书，以及伪军的教官也由日本人出任。除此以外为了配合日货倾销华北，殷汝耕放任日本砂糖，百货，石油甚至鸦片源源不断输入辖区，令冀东三分之二的工厂和店铺倒闭，更纵容日本人肆意掠夺物资。从1935年到1938年，仅仅三年时间，日本就从冀东抢劫了1亿吨盐，2862万吨煤和166亿斤粮食。
其中当时通州一带原本依靠运河优势盛产高粱和玉米等农作物，但日本却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禁止中国农民种植农作物，只准种植棉花，等棉花成熟后则是低价强行收购。为了监控农民的日常动向，日本又派遣所谓棉花专家来指导种棉，实则充当便衣特务的角色，任何对日本禁令不满的农民，这些“专家”都会暗中记下，然后由汉奸来执行逮捕任务。


为了抹去年轻人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斗志，“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下属学校的教材全由日本人审核出版，学校也增设日语课和大肆引进日语老师，极力鼓吹所谓的“中日满亲善”和“王道文化”。对于境内报纸和电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伪满洲国同流合污，引进“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满洲电电社”，完全垄断了日常通讯等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对人民群众进行亲日洗脑。

终于在1937年7月29日，受到卢沟桥事变后全国高涨的抗日救亡热情的感召，隶属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的伪军冀东保安队在张庆余和张砚田的率领下，通电宣布起义，对驻扎在通州的侵华日军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总部发起进攻，当地百姓也纷纷配合支援，击毙了日本棉花专家和“满洲电电社”职员等侵略者帮凶，更一度活捉殷汝耕。
然而面对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起义部队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殷汝耕也侥幸逃脱。
后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先是被并入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紧接着又被并入汪精卫伪政权，而殷汝耕本人则前往南京，出任汪伪政权的“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和“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
在镇压了通州起义后，日本侵略者强迫通州百姓为被击毙的棉花专家和“满洲电电社”职员建造“慰灵碑”和“慰灵塔”，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署长殷同题写碑文，公然颠倒黑白，为侵略者涂脂抹粉，声称那些被击毙的帮凶“为友邦之人谋其乐利”，是促进“东亚共荣”的“壮志伟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土肥原贤二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殷汝耕也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在1947年临刑前，殷汝耕依旧死不认罪，还在狡辩“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
” 唯独殷同，由于其在1942年已去世，所以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1949年后“慰灵塔”被推倒，“满洲电电社员殉职纪念碑”背面碑文也被凿平，只剩下正面，而“通州事件棉花关系殉职者慰灵之碑铭”则完整保存，被重新命名为日本侵华罪证碑。尽管对于这两块碑的存废一直争论不休，但毕竟是日本侵华的实物罪证，通州文物部门还是予以了保护，更将其迁往繁华的土桥附近，以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本文参考资料:通州文物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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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向人民投降！
首尔市中心紧挨乐天旁的一块中国石碑，韩国人千方百计想砸掉，幕后真相原来如此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占领地球了
你没看错，历史上就没有“国军弟兄们”这个词
毛泽东是如何与外宾谈论核武器的？“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但是，这会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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