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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森
“左机翼颤振折断,我回不去了。”
“兄弟们,我回不去了,拜托替我照顾好父母。爸,妈,对不起。”
“转告我老婆,我已无法返航,等儿子生了就叫八一。”
“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
电影《长空之王》片尾这段飞行员在飞机失事前最后时刻留下的真实录音,戳中了不少观众的心。
这是他们留在世上最后的声音,是爱意,也是愧疚,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使命的践行。
关于电影各有分说,按下不表。观影过后再回想,印在脑海中的是“试飞员”三个字,和那几个事关奉献、克难、遗憾和牺牲的场景。
胡军在《长空之王》中扮演试飞队长张挺
胡军扮演的试飞队长张挺的牺牲,是对试飞员壮烈、敬业和奉献的注脚
由此我们知道,危险和牺牲是试飞工作与生俱来的附加品。这一点,不少试飞员用生命告诉了后人。
而鹰击长空的战机,就是在试飞员的各种危险乃至献出生命的基础上,一次次换回来的。他们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和青春,换取他们觉得更宝贵的国防和胜利。
试飞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这个队伍一直赓续,从未中断,且愈发壮大。
飞出极限
“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无比艰难。”
德国著名飞机设计师奥托·李林塔尔的这句话,一直在国际航空界流传。同时,它也是试飞员锚定自己价值的坐标之一。
这句话毫不夸张。一架战机从设计制造到列装部队要经历好几个阶段,其中周期最长、要求最多、风险最大的便是试飞。
试飞好似给要入伍的新兵做体检,合格了才能进军营。但它又比体检复杂、困难和危险,作为“检测仪”的试飞员,要经历极限的考验。
一架战机从设计制造到列装部队要经历好几个阶段,其中试飞阶段风险最大/《长空之王》
新飞机在设计和研制过程中难免存在着各种缺陷,有些甚至危及飞行安全。试飞,就是去发现和暴露这些问题的过程,也是探索一架新飞机的极限和验证种种未知。
未知带给人的常常是恐惧。
最早的时候,没有专业的试飞员,大都是飞机设计师或工程师自己试飞,试飞的项目和过程也比较简单,保证其基础功能得以运行即可。
随着战机结构愈发复杂、先进,专业的试飞员随之出现,试飞的难度和要求也陡然上升。发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试飞学员学校来培养专业试飞员。
1994年4月1日,中国试飞员学院在西安阎良中国飞行试验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中国成为除美、俄、英、法外,第五个拥有试飞学员学校的国家。
1994年4月1日,中国试飞员学院挂牌成立/中国民用航空网
试飞不像大家理解的开飞机到天上转一圈下来那般简单,它是个系统性的工程。在首次离地试飞前,还要进行地面试验,检验各种工作性能,并对试飞队伍进行培训。
此外还要进行低、中、高速的地面滑行测试,确保各种状态下的滑行功能正常。其中,高速滑行最为危险,滑行速度达到200~240公里/小时。
上述准备做完后,新型飞机便进行首飞。有时候,首飞会在高速滑行的阶段无意间完成。首飞后,进入调整试飞和定型试飞阶段。
调整试飞相当于新型飞机的“摸底考试”,对其可能存在的设计缺陷和试制问题进行一一排查。其后的定型试飞更加重要,像是“毕业考试”。要对飞机进行全面的体检,从最基本的飞行性能到航电系统、机载武器系统等,都要进行全面测试。
定型试飞在国家飞行试验研究基地进行,这个阶段风险最大、耗时最长,科目也最多。国家歼-10功勋级试飞员徐勇凌曾提到,歼-10转场到飞行试验研究基地后,进行了近4年的定型和补充试飞。
图/《长空之王》
这期间,仅徐勇凌一人记录的各类故障就有2000余起。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试飞员需要去探索新型飞机的极限和安全边界。业内将其称作飞机的“包线”,如最快飞多快不至于解体、最慢飞多慢不至于坠落、最高飞多高、最大迎角多大、最大过载值多大等。
这些测试都是在危险的边缘试探,甚至是越过极限边缘,在死神眼皮底下做实验。而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全面和极限的检验,飞机才能列装,安心交给飞行员。
某种程度上,是试飞员在用自己的危险换取之后飞行员的安全。
一把骨灰都没有
试飞工作探索未知和极限的本性,注定了它的危险。
从1952年组建人民空军飞行组至今,70多年里,中国空军试飞员成功试飞180余型、22000余架国产飞机。
但在其背后,是500多次的重大险情和不计其数的故障,是32名试飞员献出的宝贵生命。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2岁,是别人的父亲、丈夫、儿子。
图/《长空之王》
从他们进入机舱、驾驶飞机离地那刻起,生命就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危险可能随时来临,毫无预兆。
“每往前飞一步,死神就离你近一步。”英雄试飞员李中华如此描述试飞的危险。
1993年8月28日,试飞员刘刚同往常一样驾机升空试飞。没有任何征兆,发动机在空中突然停车(停止工作)。刘刚没有慌,他是老试飞员,具有近1800小时的飞行经验。他一边向地面报告,一边试图挽救飞机。
在那之前,他刚经历过一次空中发动机停车的险情。在3000米高度时,他化险为夷,重启了发动机。这一次,他同样操作,但幸运没有再次降临,飞机在空中解体爆炸。
作为试飞员,他们知道危险,但更明白自己驾驶飞机的重要性,尤其是其中的试飞数据。所以很多时候,就算出现致命险情,很多人也不愿意弃机逃生,而是尽最后努力都要试图保住飞机和试飞数据。
2011年7月,年轻的试飞员余锦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空中发生特情,你会不会选择跳伞?”
“不会。飞机摔了,损失的是国家巨额财产,是千万科研人员夜以继日付出的心血与努力。作为试飞员,只要有一线机会,我都要想办法把飞机飞回去。”他如此答道。
或许是命运之神的喜怒无常。3个月后,2011年10月14日,余锦旺在进行低空飞行时发生险情,他没有跳伞,而是跟战机一起融入蓝天。
余锦旺:只要有一线机会,我都要想办法把飞机飞回去
余锦旺牺牲后第三年,试飞员卢志永和温智平驾驶一架全新的歼轰-7AⅡ“飞豹”战斗轰炸机,进行一场超低空高速突防实验。
在做一组机动动作时,战机发生解体故障。当时,战机正经过渭南市一座村子上空,为了防止战机坠落误伤村民,卢志永二人驾驶战机继续飞行,从而错过最佳跳伞时机,机毁人亡。
电影《长空之王》中,队长张挺的牺牲跟卢志永类似,也是为了避免战机落在居民区,错过了最佳跳伞时机,消失在了坠机的爆炸和烈火中。
悲惨的是,因为事故的惨烈和大火,他们牺牲后或许连一把骨灰都没有。
当年,试飞员刘刚驾驶的战机在空中爆炸解体后,战友们在事故现场四处搜寻,只寻回他一小块没烧尽的肩章。后来安葬时,刘刚妻子在骨灰盒里放了一架飞机模型。
因事故的惨烈,飞行员牺牲后或许一把骨灰都没有/《长空之王》
电影中,队长张挺牺牲后也没有遗体,只剩一块残破的秒表。葬礼上,张挺的妻子掀开覆盖遗体的国旗时,发现下面只是一个假人,而非遗体。
这对家属而言无疑是残酷的,他们连最后的安慰都无法得到。
可尽管如此惨烈,试飞工作并未因有人牺牲而停下。
余锦旺牺牲后,战友李吉宽整整守了两天灵。妻子白丽丽担心,劝他:“转业吧,咱不干了,行吗?”
“飞,还是要飞的。这是我的工作。”李吉宽说。
长空之王
试飞员不停地飞,换来了中国战机和飞机的不断进步。
“航空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以试飞员技术突破为基础,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试飞总师周自全曾如此肯定试飞员的重要性。
这并非一句恭维的空话,而是被不少事实验证过的真相。
航空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以试飞员技术突破为基础/《长空之王》剧照
1956年,试飞员吴克明驾驶第一架国产歼-5飞机,冒死飞出8个G的过载,经历三次发动机空车停车,最终试飞成功,助力中国航空迈入喷气时代。
7年后,汤连刚、张海等8名试飞员,首次在空中完成三机对接加油。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空中加油技术的国家。
而回想1959年,中国的飞行研究院在陕西西安的阎良区刚诞生时,连加油车都没有,大家拿着脸盆,一盆一盆打到加油口。
再到1999年4月,试飞员李中华和战友试飞“三角翼失速尾旋”项目。
这曾是世界公认的“死亡禁区”项目。当时,中国的航空专家在经过数十年的科研攻关后,试飞理论上已经取得突破,但一直无人敢验证。
除了“三角翼失速尾旋”项目,2005年5月20日试飞员李中华与战友共同驾驶三轴变稳飞机进行试飞
直到李中华和战友成功完成了凶险的失速尾旋,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我研究了近30年的课题,今天终于全部攻克了,你们真了不起!”当时试飞院“失速尾旋”总工程师李树有眼含热泪地跟李中华说道。
不止于此,在战机研制过程中,试飞员也会参与其中,提出相应建议。像李中华在歼-10研制过程中,提出了10多项改进意见,均被采纳。
运-20的座舱布局、控制板、显示器、机组操作手册等方面的设计,也有试飞员邓友明的深度参与,其建议也被设计团队充分采纳。
所以,当下的试飞员,不再是靠勇气和技术在长空搏击的孤胆英雄,而是兼具高超技术、扎实理论和创新思维以及高学历的专家型试飞人才。
当下的试飞员兼具技术与理论,是专家型试飞人才/《长空之王》
不少试飞员在佩戴上一枚枚闪亮军功章的同时,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科研获奖证书。
正如曾为牺牲试飞员余锦旺守灵的战友李吉宽所言:“一名优秀的试飞员,不仅是科学的冒险家,还是航空理论的探索者、飞机设计的参与者和飞行的先行者。”
他们无愧为“长空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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