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十万嘛呢丨仲伟志搜神记

编者按

有朋友说，“仲伟志搜神记”访问的人物，应该是没有身份限定的，可以是作家、诗人、音乐家、设计师，但也可以是民间的普罗大众啊，他们正直善良、勇敢坚强，在各自的战场与命运抗争，或者与世无争而认真生活，他们的故事才具有最打动人心的力量，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他们？

其实我们访问的这些作家、艺术家、出家人等等，某种意义上也是老百姓。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首先认为那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所以，本周我们编发著名作家杨志军的纪实文学作品《十万嘛呢》。这篇文章里的藏族妈妈，无名无姓，却是爱与吉祥的化身，是汪洋里的渡船，是永远的高海拔，是我们永远顶礼膜拜的神明。同时，我们也希望朋友们提供更多这样的好文章、好选题。

这篇文章曾经发布在我们另一个叫“锦绣”的公号上，但那个公号用户数较少，阅读量有限。真正的好文章应该让更多人读到，因此我们将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编发于此，并将我们对杨志军的访谈链接在文章后面。花点时间读完，你一定会有收获。

杨志军是我们访问的系列人物之一。他

1955

年出生在青海，当过兵，务过农，上过大学，做过记者，现居青岛。杨志军的神奇之处

——也是我们访问他的理由——在于，他的身上集中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等三种不同的文化标签，三种文化形态在他身上沉积、交冲、胶结，让他的作品有了足够的厚度、宽度、强度，有着独特的张力。他是

《藏獒》三部曲的作者，该书发行超过百万册，在全国引发巨大的争议浪潮，关于獒性与狼性的争论持续不绝，进而催生了人需要獒文化还是狼文化的道德反省，影响深远。

上周我们推荐服装设计师马可

，她的神奇在于，她想用衣裳造一条船，帮助人们渡到精神的彼岸。追问她的商业模式，她说就是“让世界充满爱”。当人们对此满腹狐疑，她却把很多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给一一实现了。向马可学习，我们也想造一条船。沧海辽阔，我们的船渺小，但在通往精神彼岸的途中，杨志军和他笔下的藏族妈妈，是我们最有力的双桨。

十万嘛呢

文：杨志军

那一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提着土黄色的帆布包，来到西宁北大街玉树办事处的门口，等待一辆事先说好的卡车。卡车是拉羊毛的，玉树草原每年都要向远在西宁的羊毛加工厂运送许多羊毛。我等了一上午车都没有来。收发室的人告诉我，可能不来了，这会儿出发，晚上到不了花石峡。花石峡是去玉树的必经之地，可以住宿，长途司机都是早晨出发，天黑前到达。就在我沮丧得正要离去时，一辆卡车疾驰而来，急刹车停在了我面前。驾驶室里坐着三个人。司机达洛——我昨天在玉树办事处见过的那个藏族小伙子跳下车来说：“你还等着吗？”接过我的帆布包，扔进车厢，几乎绑架一样把我推向了驾驶室。另一个藏族小伙子立刻从驾驶室跳下来，踩着轮胎爬上了车厢。

启程了。我问：“你怎么才来？”达洛咧开嘴，嘿嘿笑着，不回答。坐在中间的一个藏族中年人说：“他喝醉啦，忘掉啦。”说下去，才知道，住在羊毛加工厂的达洛昨晚喝多了，今天十点钟才醒来，脸都没洗，叫上同伴，开着车就走，走到半路上，看到有人拦车，才想起昨天一个汉人在办事处说好要搭他的车，急忙掉头返回，远远地看到我后，庆幸得直拍方向盘：这汉人还等着，没有白白地返回。

一路向西，经湟源县，过日月山，农业区突然变成了牧业区，草原一露头就显示出它的辽阔无际来，看不到人烟，也没有帐房，只有一群白色的绵羊和一群黑色的牦牛点缀在绿茵茵的草山上。山连着山，但都不高，下去就是一马平川，草原的延伸和天的延伸齐头并进。车况不好，到达恰不恰镇天就黑了，原定的路程走了一半还不到。我们在恰不恰镇住了一宿，第二天继续赶路，下午到达花石峡，虽然太阳还高高在上，但也只能停下了，前面的玛多县城离这里还有一百多公里，天黑前肯定赶不到。因为要修车和加油，第三天我们住在了玛多县城。第四天随着天阳升起出发，穿过湖牵着湖、水挽着水的星星海，翻过黄河源头的巴颜喀拉山，晚上十点到达玉树的结古镇。结古镇是玉树州州政府所在地，我的搭车算是结束了。在州委招待所门口，达洛把我放下，都没有来得及握一下手，就开着车匆匆离去。我心说怎么就没问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呢？只知道家里有妈妈、姐姐和一个弟弟。

我是《青海日报》的记者，来玉树州采访，没有具体的任务，只有一个笼统的意向：牧业生产和牧民的生活。州委宣传部的人接待了我，给了我几页材料，问我是不是还想去下面看看。我说：“当然，州上哪有什么牧业啊，也看不到牧民的生活。”他又问：“你想去哪里？”我说：“你们觉得哪里好？”他说：“那就去称多县吧，近些，有公共汽车，当天就到了。”我说：“好。”但我最终并没有选择称多县，称多县在结古镇的北边，我来时已经路过了，尽管路过的并不是县城。我想去更远的地方，比如杂多县，年初去过一趟，还想去，那是澜沧江的源头，能看到许多野生动物。宣传部的人说：“杂多就杂多吧，不过没有公共汽车。”我说：“有顺车就行。”“顺车也很少。你上次是怎么去的？”“州上派的车。”“州上最近忙，派不出车，很多干部下乡都得骑马。”

两天后，我等来了好消息：州肉联厂有拉牲畜的车要去杂多县，可以把我挤上。所谓“挤上”，就是在可以坐两个人的副驾驶座上再增加一个人。为了不影响司机开车，穿着臃肿的三个人得前后错开。车厢里都是商业局委托运输的物资：一半是用来建设草库伦的铁丝，一半是日用百货，用麻绳绑了一个不易散架的尖顶，无法再坐人了。大概是经常挤坐的原因，同车的藏民无所谓，我却感到难受得要死，靠后吧腿被压在别人的腿下面，靠前吧屁股几乎担不到座椅上，基本是蹲着的。好在身边那个壮硕的藏民关照我，看我难受，让我坐在了他的腿上。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车窗外的景色，远远近近，是圣洁的雪山和苍绿的草滩，川谷就像偌大的簸箕，从天上铲来湛蓝和白云，以无与伦比的清透制造着遥远。不时有河流出现，激越而孤独，听不到哗啦啦的响声，却能感觉到哗啦啦的寂寞。路一直在往上，随着海拔越来越高，人烟越来越少，半天看不到一户人家。

记得上次去杂多县时，藏历新年刚过，州上的车把我拉到了杂多北边的扎曲上游，走的好像不是这条路。这条路更难走，是土路，坑坑洼洼不说，还是软的，很长一段甚至是泥泞不堪的。摇摇晃晃走了一半，天就黑了，到达设有食宿站的子曲桥头时，已是半夜，睡了半宿，第二天再走，司机想走捷路，走了两个小时，发现捷路不通，又返回原路，走到半夜，才到达杂多县城所在地的萨普塘。司机停下车对我说：“下吧。”窗外的夜色里，一盏昏黄的灯戴着防雨帽亮在砖砌的方柱上，那是座门，两边有不高的围墙，一只狗在吠叫，能听到铁链哗啦啦响。又有一盏灯挂在围墙内的房檐下，一排平房朝两边的黑暗伸过去，也不知能伸多远。我问：“这是什么地方？”司机说：“住处嘛。”下了车才看清大门边的招牌：县委招待所。

我住下了。第二天上午起床，在招待所厨房吃了一碗羊肉汤和一个馒头，便来到街上，朝县委机关走去。县城不大，一条路，两边是些砖瓦的平房，有商店、医院、邮局，基本没有闲逛的行人，安静极了。很快到了县委机关，也是平房，不过院子很大。

县委书记和县长都下去了，只有一个副书记在家主持日常工作。他谈了牲畜的存栏率和出栏率、菜牛菜羊的宰杀、草库伦的建设、口蹄疫什么的。问起牧民的生活，他用半生不熟的汉话说：“好——得很。”“有没有典型？”他愣了一下问：“什么典型？”“就是生活好起来的有代表性的牧民家。”“有啊。”“我得去看看。”他立刻喊来一个穿着黑藏袍的年轻人，用只有他们才听得懂的杂多藏语说起来，年轻人“哦呀哦呀”地答应着。副书记又问我：“后天行不行？”“行。”“那就好。”副书记指着我对年轻人说，“杨记者是哩。”又指着年轻人对我说，“我们的汽车夫，旦周是哩。”

但是我们的出发提前了。见过副书记的第二天上午，司机旦周来到招待所，说后天不行，他忘了后天要去苏鲁公社接县长。我说：“什么意思？去不成了？”旦周说：“要去现在就去。”“也好。”县上只有一辆很破的北京吉普，几个县委领导都得用，我只能插空。

沿着一条土路往西出了县城，很快就没路了，只有若隐若现的车辙引导我们扭扭曲曲地行进在草滩上。后来连车辙也看不见了，车速却快起来，没有了路的局限，哪儿好走往哪儿走。一直是上坡，用呼吸就能感觉到地势的高峻。雪线就在眼前，齐刷刷地把山分成了黑白两层，山麓却是绿生生的，豪野地漫过来一些大起大落的草浪。山忽近忽远，峡谷的时宽时窄就像串起来了无数个大葫芦。脚下，清洌的河流在石头上碰撞着，扬洒出透明的水花。不时有鸟儿穿过水花，落在凸起于河面的石头上。偶尔会看到一两顶帐房。每次旦周都会减速，扭头朝那里看看说：“不是。”然后就一脸疑惑，“会去哪儿呢？”我以为他在找一户可供我采访的牧家，就说：“随便哪一户都行，我可以多去几家。”他说：“不行，书记交代过啦，让记者看到好好的人家，看到好好的人家得找到队长。”哦，原来如此。

山渐渐低了，又渐渐远去，消失了突兀和峻拔，眼前蓦地开阔起来。海拔更高了，山顶草原的出现让我立刻有了空气被雪山冰镇的感觉。旦周把车停下，从车后拿出一个牛毛绳编织的口袋，要我吃糌粑。因为没有奶茶，我吃了几口，就被呛得连连咳嗽。接着往前走，看到了两顶挨得很近的帐房。旦周犹豫了一下说：“再走走吧，说不定就在前面。”然而走了很长的路，我们也没有遇见一户人家、一个骑影。黄昏降临时，终于看到一顶牛毛帐房孤零零地伫立在草原上，旦周停下车说：“不能再走啦，再走我就回不去啦，明天的事，耽误不得。记者啦（啦为敬语），你就在这里怎么样？”我说：“这是什么地方？”旦周说：“当曲草原。”

我下车，拿了我的帆布包，等着旦周把我带进这户人家。旦周却没有下车的意思，隔着车窗冲我喊：“我回去啦，你好好坐（住）着。”我说：“哦呀，你回去小心点，慢慢开。”他笑起来，“慢不成，我要咕噜噜地跑，下山的石头是哩。”我说：“过几天还得麻烦你把我接回去，最多不要超过一个星期。”“哦呀。”旦周答应着走了，就像石头下山一样朝着县城飞去。我回过身来，面对那顶黑色的牛毛帐房立了片刻，看狗是拴着的，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天色一半明一半暗，帐房的背景上，血红的晚霞里，云雾就像流淌的河。黑魆魆的远山以粗旷的线条描画着自己，那种从未见过的放肆的跌宕让我有些胆怯：这个地方太远太远了，远得山脉可以如此的放浪，太阳可以如此的孤冷和凄凉。一切都是原始而随性的，这片走向无极的原，那些走向苍茫的草，还有鹰的盘旋，孤独地潇洒着。几只牛犊定定地站在草地上，一律朝西望着远方。帐房边的大黑狗突然叫起来，它依然趴着，只是仰起头来，以它的责任，把一声声沉稳的吠鸣送给主人：来人了。同时也警告我：别揣着什么坏心眼。

一个老人从帐房里走了出来。她弯腰弓背，头发花白，辫子却很长，整整齐齐盘在头上。胸前有一串玛瑙石的珠子，一身黑藏袍上，围着绿紫两色的氆氇帮典（围裙）。显然这里很少有外人来，老人诧异地望着我，看我尴尬地停了下来，突然就笑了，漏风走气的豁牙让她的笑变得跟孩子一样天真，嘴边的皱纹深深地形成了两个川字。我顿时轻松了许多，看了一眼卧地不动的狗，用藏语说：“你好。”老人也说：“你好。”然后扭转身子，堵挡在大黑狗前面，伸出手来，掌心向上，朝帐房里面频频示意。我知道是请的意思，感激地弯弯腰，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

帐房中间的泥炉里，升腾着喜悦的牛粪火，一只不大的铝锅坐在上面冒着热气。火炉边右首的毡铺上，端端正正摆着一块氆氇卡垫。老人跟进来，请我坐在卡垫上，然后取碗倒茶。碗是深棕色的木碗，茶是白花花的奶茶。当老人躬着腰，双手捧过来时，我看到她脸上的皱纹在火光的映照下像画上去的云彩。她用藏语说：“请喝茶。”我欠腰用双手接住，用藏语说：“谢谢。”接着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我的藏语很差，无法表达更复杂的内容，就试探着用汉话问：“家里就你一个？别的人呢？”老人好像没听懂，笑着不回答。我喝了几口滚烫的奶茶，又说：“你有儿子吗？儿子，就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儿子。”我说着拍拍自己。老人似乎懂了，指了指外面，用藏语咕哝了一句什么，然后又端过我的碗去，用一只木勺添满了奶茶。我打量着帐房里的摆设，又喝了几口奶茶，看到门外的大黑狗拖着铁链哗啦一声站了起来，听到不远处传来几声咩咩的羊叫，便起身走了出去。

晚霞已经消失了，天就要黑下去。灰白苍茫的背景里，一个青年男子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朝这边走来。他面前是一群拥挤的绵羊和一群散乱的牦牛。男子看到我后，立即下马，丢开马的缰绳，讶异地走过来，用汉话问道：“是哪里的朋友来到了我家？”没等我回答，又说，“上面来的吗？家里坐，先喝点茶，等我把牛羊安顿好。”我笑着说：“哦呀。放牧回来了吗？你家的牛羊真多。”“不是我家的，是生产队的。”“虽说是生产队的，你放牧就是你家的嘛。你叫什么？”“巴桑是哩。”我跟在巴桑后面，看他赶羊赶牛。有羊粪痕迹的黑黝黝的地方便是羊的栖息处，摞着两排干牛粪的中间便是牛过夜的地方。我问：“路上我看到过草皮垒起的羊圈和牛圈，你们这里怎么没有？”巴桑告诉我，生产队的羊圈和牛圈都在河谷背风的冬窝子，这里是秋窝子，住的时间短，来不及修圈。我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搬到冬窝子去？”巴桑说，本来早该搬了。今年雨水多，牧草茂盛，搬迁的时间推迟到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心想，正好，一个星期后我也就离开这里了。

帐房的另一边，紧挨地皮拉着两条笔直的牛毛绳，巴桑将马和奶牛拴在绳子上，几只牛犊立刻跑来吃奶。老人走过来，把提着的木桶挂在腰间的铁钩上，推开一只白牛犊，开始挤奶。白牛犊着急地跑来跑去。巴桑说：“妈妈，‘大骨节’的肚子没吃圆，少挤上些。”“哦呀。”老人答应着。我奇怪地发现，当着我的面，巴桑说的全是汉话。原来老人是可以听懂的，只是不会说。她念着“嘛呢”也就是“六字真言”，用双手快速在牛奶头上抹捋着，牛奶哗哗地滋向了木桶。巴桑又说：“昨天‘黑石头’挤的少，今天可以多挤一点。”“哦呀。”老人答应着，端着木桶，走到一头黑母牛跟前去了。后来我知道，这个季节，奶牛一般只在早晨和中午挤两次奶，因为我的到来，又额外增加了一次。

挤好了奶，就开始吃饭。吃的是糌粑糊糊，就是用青稞炒面煮的稀饭，里面放了羊油、羊肉和盐巴。此外，还有可以随便拌的糌粑和酥油。我一连喝了两碗糊糊。巴桑只喝了一碗，就说：“妈妈，好啦。”老人就站在火炉边专门盯着我的碗，看我喝得半浅，立刻又要给我添满。我也说：“妈妈，好啦。”老人又指指糌粑匣子。我摇摇头说：“饱啦，饱啦。”因为不想浪费燃灯的酥油，吃了饭就该睡觉了。我出去解手，看到巴桑正将大黑狗的铁链子从脖子上解开。我知道大黑狗要开始工作了，整个夜晚，它将不停地在周围巡逻，牛羊的安危全靠它。妈妈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一件半新的皮袍堆在了火炉旁靠右靠里的毡铺上，又朝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我知道这个地方最温暖也最安全，是尊贵的客人休息的地方，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谦让。藏民待客的习惯就是这样，总要把最好的让出来，谦让是多余的。一件宽大的皮袍，从头盖到脚还有多余。我枕着一块包了软氆氇的木头，闭上眼睛，听着妈妈轻声念诵着嘛呢，很快进入了梦乡。

早晨醒来时，天已大亮，天窗里的蓝色如同一片安静的湖，照耀着帐房里的黯淡。翘起头看看，照耀我的还有炉膛里的牛粪火，还有坐在炉口滋滋响的铝锅。帐房里没有别人，妈妈和巴桑早就起来了。我穿好衣服出去，看到牛群和羊群已经不见了，巴桑骑着马的背影正在地平线上摇晃，看到妈妈正揪着大黑狗的鬣毛往铁链子跟前走。大黑狗似乎不愿意自己被拴着，扭来扭去地躲闪着，看到我后突然定住了，身子有点后倾，喉咙里头呼呼响，想扑过来的样子，它似乎忘了昨天的事：我来到了这里，住进了它家。妈妈赶紧把大黑狗牢牢揪住，对我说了一句藏语，看我不懂，又说：“拿食，你、你去拿食。”这是一句完整的汉话，妈妈说得很吃力，也有些结巴，但毕竟让我听懂了。我赶紧回头：“食呢？食呢？”我在妈妈的指导下，把几块肉骨头和一碗糌粑糊糊倒进了大黑狗的食盆；又在妈妈的指导下，一边看它吃食，一边给它说了许多话。我把我会的藏语都说了一遍，又问妈妈：“大黑狗怎么说？”重复问了几遍后，妈妈就明白了：“多其。”后来我知道，“多其”的意思是“拴住的狗”（因其凶猛）。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每当我问妈妈“某某怎么说”时，她就会想一想告诉我。我大声地学着，她总是笑着点头：“哦呀，哦呀。”妈妈无意中成了我的藏语老师。我也会教给妈妈一些汉语，她很认真地听，却不怎么说，好像听懂就可以了。

这天早晨，很短的时间里，我让大黑狗熟悉了我，然后跟着背水的妈妈去河边洗漱。妈妈念着嘛呢，为我在河滩的草地上挖了一个坑，倒进去半桶水。我知道她给我制造了一个脸盆，就把毛巾泡了进去。妈妈笑着点点头。洗着脸，我咳出一口痰，就要朝河里吐去，妈妈“嚇”地叫了一声。我抬眼望着妈妈，看她着急地对我摆手，张开的嘴赶紧闭上了。那口痰我最终吐在了草丛里。妈妈看着，又笑了：“哦呀，哦呀。”我理解妈妈的意思：人不能污脏了圣洁的河水，这里是源头，是神灵居住的地方。

妈妈背来了水，就关照我吃饭。早饭是这样吃的：妈妈给我盛了半碗炒面和曲拉，用手指拌匀后，紧紧压在了碗的半边，又在碗的另一半放上酥油，倒上奶茶，教我一边舔炒面，一边喝奶茶。我边舔边问：“这个怎么说？”妈妈说：“者嘛。”等我吃了“者嘛”，妈妈就去干活了。她先把已经煮熟晾温的牛奶倒到一个小木桶里，放进去半碗酸奶引子，扣好铁皮盖，用我昨天盖过的皮袍包起来，放在了离火炉不远不近的地方。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妈妈轻声念诵嘛呢的声音，就像缓缓流淌的音乐。我发现妈妈只要不说话，就总是在念嘛呢。

我跟在妈妈后面，傻呵呵地问：“妈妈，你觉得日子好吗？”妈妈说：“哦呀。”我理解是好的意思，又问：“像你家一样过上好日子的，草原上多不多？”妈妈说：“哦呀。”我理解是多的意思，又问：“有多多？是全部，还是百分之几？”这次妈妈听不懂了，茫然望着我。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笨得出奇，打了一下嘴唇说：“不问啦。”好像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采访就此结束。的确，我对有关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已经没有兴趣了，有兴趣的都在眼前：漫漠的草原、覆雪的山脉、透明的蓝天、低俯的白云、撒欢的牛犊、沉默的黑狗、高翔的山鹰、啁啾的百灵，还有我住的帐房、总是忙来忙去的妈妈、妈妈的羊皮口袋。羊皮口袋用两张羊皮缝合而成，很大，差不多赶上妈妈有点佝偻的个子了。妈妈把温热的牛奶倒进去，用嘴吹鼓皮袋，再用皮绳紧紧绑住袋口，坐在草地上，一来一回地摇晃着。我问：“妈妈，你这是干什么？”妈妈想了想说：“酥油。”我明白了，妈妈的汉话是在心里说，今天早晨教过的“酥油”她已经学会了。我说：“酥油原来是这样打出来的。”我在别处转了一圈，回来时看到妈妈还在摇晃羊皮口袋，满头是汗，就说：“妈妈，什么时候才能打好？”妈妈说：“快啦。”“让我来吧。”说着就要动手。妈妈笑着，起身把羊皮口袋让给了我，看我摇的节奏不对，又摁住我的手一下一下教我。我开始打酥油了，像玩一样。

中午，巴桑赶着几头奶牛回来让妈妈挤奶，看到我在摇晃羊皮口袋，惊讶得不得了，瞪起眼睛问妈妈：“你怎么让他摇？”妈妈好像也很吃惊：他为什么不能摇？巴桑又对我说：“你的面子大大的，妈妈把你当成我们家的人啦。”追问之下我才明白：草原上有禁忌，生人和客人不能接触酿酸奶和打酥油的器皿，一旦接触就会把邪祟之气带给洁净的食物，导致人畜生病。但是不知为什么，妈妈一下子就把我当成了自家人。妈妈挤了奶，巴桑又把奶牛赶去吃草了。我无事可干，就沿着河流往上走，走出去老远又走回来，看到妈妈在帐房门口眺望着我，一脸的担忧和着急。我想，她是怕我走远了回不来吧？草原的景色到处差不多，是很容易迷路的。

这天晚上，吃饭时，妈妈用藏语对巴桑说着什么。巴桑觉得当着客人的面，说客人听不懂的话是不礼貌的，就解释道，妈妈要我明天把红马留下，把黑马骑走，我问她留下干什么？她说扎西要骑。巴桑瞪着我问：“你叫扎西？”我也愣了：我什么时候给妈妈说过我叫扎西？她心里想着扎西，就把我叫扎西啦。扎西就扎西吧，扎西好。扎西是吉祥的意思，妈妈在祝福我呢。我说：“对啊，我叫扎西。”巴桑说：“扎西啦，红马是一匹认路的马，走出去多远都知道回来。你要去哪里，远不远？”我说：“我不去哪里。”

也就在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吃到了妈妈为我做的酸奶，盛到碗里时，洁白的酸奶上还有星星点点的黄油。妈妈从碗柜里拿出一个小碗，里面是半碗白糖，她用三个指头撮起来，在我的酸奶碗里均匀地撒了一层。巴桑说：“妈妈你也吃。”妈妈就用光滑的大拇指的指甲盖挑出四五粒白糖，放在舌尖上，嘬着，嘬了很久。此后，我每天都能吃到妈妈做的酸奶，每次给我盛酸奶时，她都会均匀地撒上一层白糖，而她自己却永远重复着那个动作：用光滑的指甲盖挑出四五粒，放在舌尖上，轻轻地嘬。妈妈爱吃糖，但她只能每天这样嘬上四五粒白砂糖。糖在草原上很珍贵，半碗白糖是半年前在赛马会上用一只自留羊从商人那里换来的。

妈妈高估了我，我不会骑马，哪儿也去不了。然而，就因为我不会骑马，我对骑马充满了兴趣。这是一个阴天，很凉很凉的秋风从雪山那边吹来，我的脸颊和手背立刻有了针刺的感觉。妈妈用勺子挖了一块酥油，让我搽在脸上手上。我问她为什么，她解释不清楚，只是说：“抹上，抹上。”后来巴桑告诉我，涂抹酥油既可以防冻防裂，更是一种祝福吉祥安康的表示。因为，我就要骑马了，骑马跟放牧跟迁徙跟远行相关。对一个牧家男子，这是一个隆重的开端。妈妈为我在红马背上铺好马褥子，又架上光亮的马鞍和马镫。我走过去，扳住鞍头，踩着马镫就要上。鞍鞯顿时歪斜了，从马背上滑下来，我一个屁股墩坐在了地上。妈妈过来扶我。我站起来，揉着屁股说：“怎么回事？”我和妈妈再次铺好马褥子，架起马鞍。妈妈迅速抓住了耷拉着的马肚带。我明白了，原来刚才我没有拴好马肚带。在我拴紧马肚带时，妈妈不停地用指头检测着松紧，最后说：“哦呀。”又把手伸到了马褥子下面，仔细摸了摸，摸出了一根小草枝。以后我知道，马褥子下面绝对不能有异物——草棍、石头什么的，它们会让马背磨出血。马感到疼痛就会跳，会把人从马背上掀下来。

我的骑马就这样开始了。最初是妈妈拉着马，让我在帐房门前绕圈子。渐渐地她就松开了，看着我在马背上紧张地扭来扭去。有一次脚脱了镫，妈妈过来，把我的脚塞进了马镫；还有一次缰绳掉在了地上，妈妈捡起来交给了我。就这样她放下手里的活，一直守护着我，差不多守护了两个小时，直到我腰酸腿疼得想下来。妈妈过来拉住了马笼头，我溜下马背，瘸着腿走进了帐房。妈妈跟进来，站在我身边，不停地念着嘛呢。我还算有灵性，在妈妈的保护下，学着骑了两天，就可以来去自如了。其实红马很老实，也是一匹训练有素的好走马，一开始之所以颠得我腰疼、腿疼、屁股疼，是因为我太僵硬，身体不能跟马的行进起伏保持一致。“妈妈，我学会骑马啦。”“巴桑，我学会骑马啦。”晚上，吃着均匀地撒了一层白糖的酸奶，我兴奋地说。妈妈和巴桑都笑了。妈妈的豁牙让她笑得尤其好看。

以后的几天里，我骑着马到处走。有一次我甚至走到了巴桑放牧的地方。巴桑正坐在草疙瘩上捻毛线，他一手从袖筒里抽取羊毛，一手旋转着木杆做的线砣，看我骑马走来，大声说：“扎西啦，你的马瘦啦。不能上午下午都骑，你得把吃草的时间留出来。这样吧，红马你留下让它吃草，黑马你骑回去。”黑马比红马高大，也显得没有红马老实。但是我居然顺顺当当骑回来了。妈妈老远看到了我，高兴地说：“哦呀，哦呀。”

很快过去了一个星期。明天，按照原定计划，巴桑家一大早就要搬迁，搬到相对避风暖和的冬窝子去。冬窝子在河谷地带，骑着马，赶着牛群和羊群，至少得走两天。也就是说，今天，县上的司机旦周必须来这里把我接回去。我们盼望了整整一天，旦周和那辆破旧的北京吉普始终杳无音信。晚上吃饭时，巴桑跟我商量：“这样的话你得跟我们走。”我说：“我要是走了，汽车来接时就找不到了。县上的人会知道我去了哪里吗？”巴桑摇摇头：“他们知道个什么？”“那怎么办？”我一脸焦忧，“不会是旦周把我忘了吧？”妈妈和巴桑用藏语说起来。巴桑愣怔着，片刻说：“只能这样啦。”之后又对我说，“你不要着急嘛，妈妈说啦，她会在这里守着你，帐房也不搬。我一个人把牛羊赶下去，牛羊不走不行啦，这里的草都吃光啦。”我松了一口气，又担忧地说：“如果我走了，你又不在，妈妈一个人怎么办？”巴桑说：“半个月以后我会向生产队请假来接妈妈，你放心，扎西啦。”

第二天一大早，巴桑骑着黑马，赶着牲畜走了，留下了三头奶牛和它们的牛犊，留下了大黑狗和红马。妈妈一如既然地忙这忙那，先烧好奶茶让我吃早饭，之后便去挤奶，收拾昨天晚上留下的牛粪和羊粪——把四散的羊粪蛋集中到羊粪堆上，把牛粪团成牛粪饼摊在草原上。前些日子摊下的牛粪饼已经半干，妈妈收拾到一起，垒成了牛粪墙。羊粪和牛粪都是做饭取暖的燃料。快到中午时，妈妈背着木桶去河边背水。而我一如既往地骑上红马，朝远处走去。不同的是，我不再是信马由缰地溜达，而是为了期待，为了迎接——总觉得会在某个瞬间，看到那辆已经由草绿变成土黄的北京吉普，从地平线上疾驰而来。

但是几天过去了，我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草原的绿正在一天天减少，一坨坨的枯黄就像落地的云彩，毫无规则地洇染着。风越来越硬了，远处的雪山突然靠近了许多，能感觉到那种厚实的冰凉正在围堵而来。旦周的确把我忘了，就像那个从西宁带我来玉树的卡车司机达洛一样。不过达洛当天就想了起来，可是旦周，似乎再也想不起来了。为什么？他也像达洛一样喝醉了？可他不能天天喝醉吧？更有可能是忙，县上就那么一辆小车，他忙得焦头烂额，自然就把我抛到九霄云外了。我的情绪很低落，有点想家，想我的亲人，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我可不可以骑马回县上？一想就觉得不可以，我不知道路怎么走，方向都搞不清，更重要的是远，骑马走多少天才能到达？再说马，骑走了怎么还给巴桑家？总不能撂到县上不管吧？他家可只有两匹马，除了骑乘，还要搬家。

妈妈一定看出了我的心思，叫着她给我起的名字“扎西”，更加周到地为我做吃做喝。这样过了两天，我的情绪又好起来，毕竟我年轻，牵挂的事不多也不沉。我安慰自己道：耐心等着吧，总会有人想起来，我一个大活人，不会就这样被人遗忘的。再说了，有一个对我这么好的藏族妈妈，我也舍不得离开。想着，突然就有些愧疚：我妈妈妈妈地叫着，却并没有把她当作真正的妈妈，而她是拿我当真正的儿子的。我也没有帮她干过活，就看着她整天忙来忙去。我说：“妈妈，今天我来挤奶。”妈妈不让，说什么都不让，紧紧抱着牛奶桶，不让我靠近它。怎么了，怎么了，妈妈？她说：“你男人是哩。”“那就让我帮你做牛粪饼吧？”妈妈也是死活不肯，还是那句话：“你男人是哩。”我明白了，我是男人，就应该干最重的活。每天的活里，去河边背水是最重的，那么大的木头水桶，妈妈背起来时，腰弯得几乎要趴下，额头差不多都能碰到地面上。妈妈背不动整桶水，每次只能背半桶。但是我刚拿起水桶，就又被妈妈抢走了：“你男人是哩。”难道只要是男人，就可以什么也不干吗？

很快我就知道妈妈的用意了，她找出一个线砣来，要让我像巴桑那样捻毛线，又从毡铺下抽出一块牛皮，再拿来一根钢针、一把剪刀，在我的腰里拃了拃，要我给自己缝一件皮围裙，还指着我的脚说：“靴子，你没有。”我有些不知所措，既没有学着捻毛线，也没有学着缝围裙和做靴子。妈妈很吃惊也很失望，似乎一个男人不学捻线缝纫是不可思议的。以后我会知道，草原上的家庭分工就是这样：最累的活比如挤奶、团牛粪饼、背水都是女人的，最细的活比如捻线、缝补、制衣都是男人的，但他们并没有专门的时间做这些，总是边放牧边做。当然男人还要打猎，主要是打危害牛羊的狼。瞧瞧妈妈，她居然为我翻出了一把短刀、一杆以羚羊角作前叉的枪。可是，妈妈，子弹呢？妈妈无奈地叹口气：怎么没有子弹？后来巴桑告诉我：用狼皮换来的子弹都交到公社去了，枪也应该交到公社去，但是他们没交，藏起来了，许多人都藏起来了。就算没有子弹，枪端在手里，狼也会害怕。草原上的狼多得数不清，光靠狗保护不了牲畜。

尽管没有子弹，我依然按照妈妈的愿望背起了枪，挎上了短刀。当我翻身上马，就要打马出发时，妈妈一颠一颠地跑来，把一个装着酥油糌粑的牛毛绳口袋挂在了马鞍上，又朝我挥挥手：去吧，去吧，是男人就应该这样。我以帐房为圆心，转了一大圈回来，仿佛打猎凯旋了一般。有一天，我果真打到了猎物：用烟熏火燎的办法，从洞穴里逼出一只肥胖的哈拉（旱獭），唆使大黑狗追上去咬住了它。妈妈看到死哈拉后，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回身跑进帐房，跪在佛堂前，颤颤抖抖地祈祷着什么，然后就是念诵嘛呢。我杀生了，妈妈在为死去的生灵超度。而我却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盘腿坐在毡铺上，大口喝着妈妈为我准备好的奶茶。今天的奶茶，放了太多的酥油。

有一次，我陪着妈妈去河边背水——虽然妈妈不让我替她背水，但我还是希望能把沉甸甸的水桶抱起来放到她背上，而不是由她跪在地上，套上绳子，费力地爬起。走着，我看到了一摊晒得半干的野牦牛的粪，赶紧拾起来。妈妈立刻示意让我把牛粪扔掉。牛粪不是宝吗？怎么能扔掉？妈妈走到另一摊牛粪前，用脚踢得翻过来，等了片刻，才俯身拾起。她说：“这样拾，这样拾。”几年后我才明白，牛粪下面往往隐藏着瘴气，直接拾会把手熏肿，踢起来是为了散尽瘴气。一天，妈妈拿出一根抛石的绳子，对我说：“乌朵。”我高兴地接了过来。乌朵也叫抛子，我见巴桑使过，把鸡蛋大的石头放进皮兜，甩起来，在头顶转几圈，再把一头突然朝前松开，啪的一声响，石头就会飞出去，使劲的话能飞到百米之外。这是放牧的工具，能指挥畜群走东走西，能让离散的牛羊归群，还能抵御狼豹。我甩起了乌朵，天天甩，甩得胳膊都疼了。一次次的失败换来了最后的成功，我能甩出去几十米击中目标了。妈妈站在我身后看着，张开豁牙的嘴，呵呵地笑。我回头说：“妈妈，我可以放牧啦。”妈妈说：“哦呀。”

我和妈妈的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不知不觉间，我没有了着急，觉得这里挺好，跟妈妈在一起，啥都学会了。还能看到野生动物：一闪而逝的藏羚羊、不怕人的野牦牛、喜欢奔跑的野马（藏野驴）。有一天，我看到一只孤狼蹲踞在不远处的草冈上，犹豫了片刻，骑马走了过去。在我端枪做出瞄准的样子后，孤狼回身就跑。我打马追了过去，看到它边跑边回头，消失在草原深处。我回到帐房里，给妈妈说起来。妈妈拿起一块肉骨头，出去丢给了大黑狗，回来说：“牛犊子，牛犊子。”我明白她的意思：狼盯上了我家的几只牛犊。

半个多月后，巴桑骑着黑马来了一趟，看我还没有被接走，匆匆吃了点东西就走了，说是生产队派不出人顶替他，牛羊都关在圈里，饿一天可以，饿两天不行，必须赶回去。他走时我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巴桑说：“二十天以后吧。”“这么长时间？”“冬宰就要开始啦，队长说跟往年一样，一定要超额完成公购畜。”巴桑的话又引起了我对牧业生产和牧民生活的兴趣，问道：“上交的多了，家里会有吃的？”“不多啦，今年能宰的牲畜本来就比往年少，再一超额，剩下的十个指头就能数过来啦。”“那怎么办？”巴桑呵呵一笑：“好办得很，妈妈天天念嘛呢，佛会保佑我们的。”我说：“哦——呀，原来是这样。”

我已经想好了，二十天以后，巴桑再来时，我要跟着去冬窝子。妈妈不能再在这里了，这里地势太高，天太冷，她的脸和手每天都冻得红通通的。此后，我天天巴望着的，已经不是旦周的小车，而是巴桑的黑马了。

天气越来越冷了。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会看到我裹着睡觉的皮袍上，还盖着妈妈的皮袍。怕我拒绝，妈妈总是在我睡着后给我盖上她的皮袍，而她自己却只穿着夹袍和盖着一块氆氇。我说：“妈妈，你不能这样，你也要睡觉，你晚上不冷啊？”妈妈笑一笑，不回答，只是更多地从外面搬进来一些干牛粪。有一次半夜醒来，我看到妈妈正在往炉子里加牛粪，才明白本来应该熄火的炉灶整个晚上都在燃烧，这在牧人家，是相当奢侈的，因为牛粪有限，而整个冬天是那么漫长，有半年多，天上只要飘下东西来，就一定是雪。这一年的雪来得有些晚，因为妈妈说：“才来。”我骑马走向飞雪，仰面朝天，让大朵大朵的雪花飘到我脸上，飘进我嘴里。草原一片皓白，大面积的起伏就像动荡的云雾，正在淹没而来。突然又晴了，太阳刺破了一切，金色和白色遥相呼应着，阳光和雪花同时飘洒。我打马跑起来。坚实的存在还是草原。

二十天过去了，巴桑没有来。我说：“妈妈，他怎么会不来呢？”妈妈用汉话吃力地表达着，我听了半天才明白，巴桑伤心够了才会来。“妈妈，他为什么要伤心？”妈妈的表达更加吃力了，但我的反应却快起来。妈妈说，那些被宰的牛羊都是巴桑看着长大长肥的，一个个都有名字，天天叫它们，跟它们说话，突然宰掉了，能不伤心？或许巴桑去了远处的寺院，去为那些死去的牲畜祈祷。我明白了，无论生产还是生活，都有忧伤伴随着草原牧民。因为信仰让他们善良，让他们不忍心宰杀牲畜，但高寒带的草原不长庄稼，人不吃牛羊肉就无法生活，于是就有了节制，有了为着吃肉的悲哭。如果不是为了给城里人供应肉食，他们自己宰杀的牛羊很少很少，抠抠索索仅够半饱而已。我说：“那我们就等着巴桑伤心够了再来吧。就算他不来也没关系，我也是你的儿子。”妈妈笑得满脸开花：“哦呀，哦呀。”

但是没想到，说完这话没几天，我跟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就突然终结了，那辆土黄色的北京吉普带着加足马力的轰鸣出现在帐房前面。本来见汽车不叫的大黑狗这一次狂叫不止。我正在给红马刷毛，妈妈正在一边念嘛呢一边挤奶。旦周从驾驶室跳下来，大声说：“记者啦，走走走，快走。”好像压根就不存在他忘了我的事，好像本来说好就是今天他来接我。我不无诧异地望着旦周说：“你怎么来啦？”好像他不应该来接我，好像我已经不需要他了。很快我就知道，是远在西宁的父亲要我回去的，马上就要高考了，1977 年的高考——“文革”后恢复起来的第一届国家高考来得猝不及防。希望我能上大学的父亲把电话打给了报社，报社又打给了玉树州，州上又打给了杂多县，县上这才想起，有那么一个记者来过这里。哪去了？哪去了？自然会问到旦周。旦周平静地问：“要我去把他接回来吗？”在他看来，忘记把记者接回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不就是在帐房里多住些日子吗？美死了他，饿了吃手抓，渴了喝奶茶，还可以在草原上到处溜达。

我说：“别急嘛，怎么能说走就走？”我走向直起腰来愣愣地望着汽车的妈妈。我说：“妈妈，你看，接我的车来了。”妈妈笑了笑，不过没有像往常那样张嘴露出豁牙。她放下奶桶，念着嘛呢走向帐房，捅开火炉烧奶茶，又端过来糌粑匣子和酥油碗。旦周进来，大大咧咧坐到毡铺说：“奶茶里多放点盐巴的要哩，喝了就走。”等妈妈双手捧给他奶茶，他不顾冷烫，几口喝得半浅，然后翘起指头拌起了糌粑。

我想，就因为我，妈妈没有去冬窝子，现在我要走了，却把她一个人丢在了这里。这里荒寒一片，没有别的人家，巴桑什么时候来接妈妈？我想，狼来了怎么办？仅靠大黑狗，一只狼可以对付，一群狼就很难说了。而狼已经盯上了这里，它们一定知道这里只有两个人，我走了，就只有妈妈了。妈妈，我不能走，也不想走，我不忍心丢下你。我问旦周，能不能过两天再走。旦周说：“你的爸爸要你回去，怎么还能过两天呢？你不能让我空跑一趟，我忙得很，没有时间再来接你。”我只好面向妈妈：妈妈，我要走了。

还没有吃完糌粑，旦周就站了起来，一副着急回去的样子。我提上了我的帆布包，望着妈妈。妈妈低头不看我，拿了经常给我装食物的牛毛绳口袋，几乎把糌粑匣子里的所有糌粑都装进去，又放了一大块酥油。她知道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却并不知道到底有多远，以为今后的漫长路途上就只有这酥油糌粑了。妈妈抱着鼓鼓的牛毛绳口袋塞到我怀里，突然抬起头来，把一小块捏在手心里的酥油抹在了我脸上，不停地念着：“唵嘛呢呗咪吽。”妈妈又在祝福我了。我走出帐房，走向红马，从脸上抠下一点酥油，抹到了它的额际上：“再见了红马，吉祥啊。”红马是知道的，把鼻子伸过来，在我怀里噗噗地吹着气。我走向大黑狗，同样给它抹了一点酥油：“再见了大黑狗，吉祥啊。”大黑狗站起来，舔着我的手。我拍拍它：“小心狼，保护好妈妈。”我走向这些日子给我奉献了那么多奶茶、那么多酥油和酸奶的三头奶牛，分别抹了一点酥油：“再见了牦母牛，吉祥啊。”奶牛和它们的牛犊都望着我，看我转身离去，一头奶牛长长地哞叫了一声。我走向妈妈，紧紧地抱住她，在她耳边小声说：“妈妈，我走了。”我好像只会说这句话。然后，在旦周的催促下，我走向了北京吉普。妈妈跟过来，突然说：“扎西啦，等一等。”我又转身回到她面前。

妈妈说：“扎西啦，我没有礼物送给你。我念了十万嘛呢，我把十万嘛呢送给你。扎西啦，你带上我的十万嘛呢，这辈子下辈子扎西德勒。”我吃惊极了，妈妈说的全是汉话，而且很流利，似乎她已经酝酿了很久很久，一张口便水到渠成了。旦周显得比我更吃惊，看看我，又看看妈妈：“佛祖啊，这个老人怎么了？”又说，“嘛呢给了人家，你怎么办？”

念一个嘛呢就是念一句“六字真言”——唵嘛呢呗咪吽。十万嘛呢，妈妈会念多长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何况她也不会对她念过的嘛呢有一个准确的记忆，“十万”只是一个概数，它代表所有，代表妈妈毕生的积累——她从小到大六十年或者七十年念诵过的所有的所有的嘛呢。念嘛呢就是积累功德，积累功德就能带来幸福——今生今世的安康与富足、往生来世的美好与吉祥。十万嘛呢，妈妈把今生的功德和来世的福运都送给了我，这样的礼物，代表世代相传的信仰，是超越一切物质、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馈赠，是妈妈生命的全部。

妈妈还在对我说着什么，而我已是泪流满面了。我扑腾一声跪下，磕了一个头：“妈妈，我会再来看你……”

回县城的路上，我一声不吭，想着跟妈妈相处的一个多月里，老人家的点点滴滴、一举一动，想着回来看她的日子：妈妈爱吃糖却舍不得吃，每天只能用指甲盖挑上四五粒白糖尝一尝，而端给我的酸奶碗里，每次都会均匀地撒上一层白糖。我要给她多多地带些糖，水果糖、牛奶糖、红糖、白糖。她没有袜子，总是光脚穿着靴子，我要给她带几双厚厚的软软的棉袜子。她每天都要梳头，把辫子整整齐齐盘在头顶，因为在她看来，披头散发是鬼的模样，可是梳子已经断了，只有半把，而且是缺了齿的半把。我要给她带一把好梳子，不，两把、三把。我还要给她带些蛋糕、面包、饼干、沙琪玛、江米条、月饼，因为妈妈从来没吃过这些东西。

然而我没有，我今生今世再也没去过杂多县的当曲草原，再也没见到妈妈。

我回到西宁时，离高考只有四天。紧张的复习之后，很快进入了考场。我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尤其是数学，几乎一窍不通。我面对数学卷子，枯坐了半个小时，就提前退场了。退场前，我在一道题也没做的考卷上无奈地画了一个叉。那一年，“文革”结束不久，鉴于“文革”中有个叫张铁生的因交白卷而被“四人帮”吹捧为“反潮流英雄”的政治事件，上面规定，只要有一门考试交了白卷的考生，不管其他成绩考得如何，一律不予录取。我很幸运，面对我的数学考卷，阅卷老师认为：该考生虽然只画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叉，但它画在几何图上，可以看成是画错了的连线，而不能算作白卷。“十万嘛呢”保佑，阅卷老师给了我1分还是2分。因为语文、历史、地理考得还不错，我进入了大学录取的名单。

考试之后，我想着我的藏族妈妈，想回去看看，但时值隆冬，大雪封山，已经没有办法去玉树草原，去澜沧江的源头——杂多草原了。三月份开学，之后便是紧紧张张的四年学习时光，我跟许多在本省读大学的人一样，如饥似渴的读书和对个人前途的设计以及去北京上海看看的愿望占满了全部时间，也包括几个宝贵的假期，没有机会让我再去那个遥远的地方。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回省报，在文艺部做一名整天待在办公室的编辑。不久我就向领导提出请求：去记者部当一名可以自由跑动的记者。因为文艺部缺少人手，拖了一年才被允许。到了记者部，又分配我在城市搞工业报道。我没有一天安心的，屡次提出我要做一名农牧记者，去条件比较艰苦的牧区草原。又拖了半年多，好不容易如愿，分配给我的任务却是紧急前往海北州采访。我在海北牧区待了一年多，终于有机会再去玉树时，距我离开妈妈的日子已经七年了。冬天，有雪，路不好走，走了五天才到达玉树州的结古镇。从结古镇到杂多县城的路已被大雪覆盖，没有车辆去那里。我守着我给妈妈准备的礼物等了半个月，等来的却是更大的雪。加上报社打电话催我回去，就只能放弃了。来年吧，夏天吧，遥远而荒寒的杂多县的当曲草原，我日思夜想的妈妈，想去看看怎么就这么难呢？

以后，我又三次去玉树，有一次甚至到达了杂多县城。是夏天，却没有人没有车带我去当曲草原寻找我的藏族妈妈。那时候的路依然很糟，车依然很少。有人说：“太远了，那里人少得很，又不固定，一年要搬四五次家，去了连糌粑都吃不上。”又有人说：“你说她的儿子叫巴桑？巴桑多了，光县委就有四个，有老巴桑、小巴桑、男巴桑、女巴桑。”还有人问：“是西边的当曲，还是南边的当曲？”我这才知道，当曲是条河，流域很长，有三四百公里，当曲草原指的是当曲流域，就更加辽远开阔了。我找到了已不再开车的旦周，他看上去已是中年奔老年的样子了，居然不认识我，更不记得当曲草原那个给他端过奶茶的老妈妈。也难怪，他天天开车送人，上面来的人多了，怎么会记得我呢？至于老妈妈，他见过的不计其数，所有老妈妈对他都一样：端给他奶茶，请他吃糌粑。逐水草而居的妈妈，我到哪里去找你？

离开杂多县时我想，妈妈不知道自己多大岁数，我问过的，只知道她在抱养巴桑时，已经有白头发了。有白头发的年龄至少也是四十多岁吧？我见到巴桑时他大约二十六七岁，以此推断，妈妈跟我在一起时应该是六十多岁或七十多岁。我离开妈妈已经十多年了，老人家还在吗？草原上寒冷、缺氧，加上食物单一（常年累月仅有牛羊肉、奶制品、青稞糌粑而已），能活到八十多岁的牧民很少很少。

我把带给妈妈的礼物分成了几份，送给了几个在街上碰到的陌生的藏族妈妈，然后就搭顺车回去了。这次回到西宁，报社让我重返文艺部，我答应了。

若干年后的 1995 年，我带着十万嘛呢来到了青岛。妈妈的保佑一直陪伴着我，这样的陪伴不仅给了我幸福，也给了我一种真实不虚的改变：我不杀生，不吃肉，我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我追求温度和清洁、悲悯和敬畏，我也开始积攒我的嘛呢——每当我心绪宁静，或者回青海，去西藏，走进寺院，我都会默诵“六字真言”，祈祷福分，积累功德，每次积累的可能不多，500 个或者 1000 个，但我都会毫无保留地送给朋友或别人，哪怕他是带给我不幸的那个人，祝福他们的今天和以后乃至来世。这种靠虔诚和信仰日积月累的无价之宝，伴随着我心脉的跳动，是生命能够呈现的最美丽的花朵。接受我吧，青岛，我带来了最好的礼物，我时刻在为你祝福。我在你的胸壤里生根发芽，我知道我要干什么。当感恩和报答变作海洋的一部分，那种天赐的蔚蓝和辽阔的清透，便是我心里眼里的全部。

我再也没有，再也没有想过，去杂多县的当曲草原寻找我的藏族妈妈。

有一种恩情不可回报，因为它只想让你变成恩情的一部分，去面对别人，面对所有的所有的过往；有一种盛典没有痕迹，它给你的灵魂剪彩，使其变成人心的太阳、头脑的光亮；有一种思想不必表达，它就像骨子里的绽放，让人看到一个人的芬芳其实就是为了他人的劳忙；有一种思念无法消除，它跟生命同样重要，时刻滋养你生的健康和永远坚挺的理想。

从青藏高原播种，在黄海滩头开花；从世界屋脊起源，在大洋此岸成海。——我有一个妈妈，她代表孕成和哺育，代表缘起和萌发，她是永远的高海拔。

妈妈，其实我天天都能看到你，在我想你的时候，天上地下，梦里梦外，都有你慈祥的笑容、朴素的身影；妈妈，你是草原本身，给我营养，给我心跳，给我踏实走路、步步留印的能力；妈妈，你是雪山的凝望，用清亮的眼睛监督我的纯洁，让我在洗浴冰雪之光的同时获得脱胎换骨的力量；妈妈，你是阳光的注入，你让我从此有了热情，有了燃烧，有了曙色的烂漫、牛粪火的温暖；妈妈，你是“六字真言”的化身，你让我变作长流不息的慈悲之水，抒发善良者的感情，续写爱的文章，爱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还有蓝的天空、绿的地面；妈妈，你是来自天上的卓玛（度母），播撒甘露，让全部的日子都属于健康与乐观，属于爱与吉祥；妈妈，你是一棵大树，长在我的心田，你用永远的葳蕤印证着我的肥沃，让所有的人看我都是鸟语花香；妈妈，你是汪洋里的渡船，引领我闯过人世的风浪，一路向前，让我知道什么叫思想的桅杆、精神的风帆、信仰的航标灯。妈妈，其实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你，就在街头巷尾、十字路口、楼厦之间、绿树丛中，你朝我走来，我朝你走去，妈妈。

本文由杨志军授权发布

摄影：罗健

阅读更多

▼

杨志军：汉人皮囊，藏地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