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对香港大学新发病毒性疾病学讲座教授管轶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回顾这场新冠疫情的世纪大灾难，从开始至今，对这场大灾难做出正确及时预警的，全世界专业领域学术界和医学界只有管轶教授一人对这场大灾难做出了泣血般的预警。
在这场世纪大灾难海啸般爆发前，管轶教授痛心疾首地预警：“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管轶还说，“我不是逃兵，只是无能无力，悲从心来。”
然而，管轶教授的预警不仅不幸被言中了，而且完全被忽略了、无视了、边缘化了！
爱默生说：人们似乎没有懂得，他们对于世界的见解，其实也是他们品格的自白。

管轶教授的预警，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他以其学术见解呈现了他的品格。
一个普通人的自我预警
2019年12月31日，我正在武汉武昌汉阳门码头前往汉口江汉关的轮渡上，前往医院探望病重的母亲。我在微信里突然看到一条推送的新闻，是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的《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该通报显示：
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病例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少数病人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浸润性病灶。目前，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正在进行中，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学调查和环境卫生处置正在进行中。
武汉市组织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目前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病毒性肺炎多见于冬春季，可散发或暴发流行，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浑身酸痛、少部分有呼吸困难，肺部浸润影。病毒性肺炎与病毒的毒力、感染途径以及宿主的年龄、免疫状态有关。引起病毒性肺炎的病毒以流行性感冒病毒为常见，其他为副流感病毒、巨细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冠状病毒等。确诊则有赖于病原学检查，包括病毒分离、血清学检查以及病毒抗原及核酸检测。该病可防可控，预防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地方，外出可佩戴口罩。临床以对症治疗为主，需卧床休息。如有上述症状，特别是持续发热不退，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这份通报的医学解读中规中矩，但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没有基本常识和逻辑无法理解其中的矛盾相悖之处。

首先，我马上联想到可能是17年前的SARS卷土重来，许多人可能已经遗忘。
第二，通报指“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如果不是人传人，那这27个孤立病例同时发生则变成了一个数学的概率问题，按我当时的计算是1/27连续乘27次（也许我的算法有错，有待学数学的朋友指教），这个概率小到几乎为零。换言之，必定是人传人才造成27人同时发病。
第三，如果人传人成立，就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爆发，届时可能会封城。

以上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完全成立的。事后也一一应验了的确如此。

在2020年1月1日至2日这两天，我一直考虑是否暂时离开武汉。由于母亲重病在医院，我认为必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我觉得暂时离开武汉，在外地呆两周观察武汉的情况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于是我在1月3日订了1月7日从武汉飞上海，再从上海飞珠海的机票。

又订了1月20日从珠海飞回武汉的机票，以和母亲一起过春节。

在1月7日飞离武汉之前，我一直密切关注武汉的情况。1月5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又发了一则通告。
通告全文如下：
2019年12月31日以来， 武汉市卫健委在武汉市开展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工作。截至2020年1月5日8时，武汉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其余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目前所有患者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无死亡病例。在59例患者中，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最晚发病时间为12月29日;已经追踪到163名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中。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患者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户。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病原鉴定和病因溯源工作仍在进一步进行中。
目前，武汉市在国家和湖北省的支持下，已经采取以下主要防控措施：一是全力救治患者。二是对所有病例均开展隔离治疗。三是继续在全市医疗机构开展相关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四是认真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对已经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按规定落实医学观察，目前没有发现发热等异常症状。五是对华南海鲜城采取休市措施，并开展环境卫生处置和进一步的卫生学调查。六是积极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七是配合国家和省开展病原鉴定(包括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培养)和病因溯源，防控工作正有序进行。
专家提示，目前武汉市正处于冬春季传染病高发季节，市民要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地方，必要时可佩戴口罩。如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症状，特别是持续发热不退，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原标题：《刚刚通报！武汉共发现不明原因肺炎59例，排除SARS》
这份通告的措词非常谨慎，例如"其余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这实际告诉你情况还是很严重的，通告再次强调“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59例患者如果不是人传人，完全不符合概率上的解释。这份通告再次坚定了我暂时离开武汉去外地观察的想法。
1月7日，我从武汉天河机场飞经上海去珠海。天河机场没有任何特别的防疫检测措施，也没有任何机场安检和工作人员戴口罩，气氛一派祥和。

我在珠海一直密切关注武汉事态的发展，所有的信息展现的武汉都是一片歌舞升平、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我当时也觉得可能没有什么事，完全是自己杞人忧天，并期待1月20日飞回武汉和母亲一起过春节，2020年的春节是1月24日。
其实一场世纪大灾难正在养蛊酝酿之中。

我在珠海期间突然发生一件至今我都认为非常诡异的事情。1月13日我突然发高烧，高烧到39.5°，四肢无力，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武汉乘坐公共交通时感染了。之所以第一反应如此，是因为过去起码35年中我即使发生严重的流感都没有发过烧，突然发烧，我认为其中必有妖，必定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有关。
我去医院看医生，告知了医生我发烧的情况，我有意和医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告诉他我从武汉回来，突然发烧会不会与武汉不明肺炎有关。当时的氛围下，即使在武汉都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何况是千里之外的珠海。
医生说就是普通的流感，不用担心，并给我开了100元多的药，我一看大部分都是中成药，就都退了。因为没有任何药物能治疗流感，流感是一个自愈性疾病，这是一个基本的医学常识，更何况中成药。我要求医生给我开一个X光的胸透，以检查肺部的情况，如果是不明原因肺炎，一定会引起肺部的病变。X光检测出来，肺部清晰，没有发现任何病变的情况。

好在我在珠海期间只有一名密切接触者，我立即通知这位朋友不要再来我这里，担心万一是武汉不明肺炎把他给传染了。我自己隔离在一间公寓里。如此高烧持续了三天，这三天除了一点小米粥，我几乎没有胃口吃任何其他东西，然后就是暗无天日地昏睡，我知道睡眠是提高免疫力的最好方式。
第四天仍然发烧，我再次到医院，这次是一个不同的医生，医生仍然认为是流感引起的发烧。在我的要求下，再次做了一次X光胸透，还是没有任何肺部异常的情况。医生说再过两三天就好了。
1月18日，我自己隔离在公寓已经第六天，已经不发烧了，我突然感觉身体异常的轻松，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已经完全康复。于是到一家饭店大吃了一顿。

1月19日，我开始收拾行李，准备20日飞回武汉。突然看到微信里推送的钟南山18日夜乘坐高铁赶往武汉。我立即意识到武汉情况严重了！如果武汉情况不严重，钟南山不可能去武汉，想想钟南山在2003年抗击SARS中担任的重要角色就应该明白这一点。钟南山去武汉的行踪就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钟南山18日乘5点45分开往武汉的高铁
于是我果断将20日飞回武汉的机票退掉，先等待钟南山在武汉的结论再说。整个20日我都在密切关注和等待有关武汉方面钟南山的消息。在等到将近黄昏时分，终于传来武汉方面钟南山的消息。
钟南山在武汉表示：根据目前的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传人，在广东有2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95%以上都跟武汉有关系，去过武汉，从武汉来，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目前已经证实了有人传染，是在两个地区，一个在广东，一个在武汉，证实有人传染。第三个特点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那么这三个情况以及医务人员的感染，最后证实围绕着有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因为护理各方面，14个医务人员的感染。
我个人觉得，钟南山在这场世纪大灾难面前最高光的时刻，就是亲临武汉，把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这个谁也不敢说，谁都怕说，谁也无资格说，谁也无权威说的真相捅破，并以医学权威人士定案了。哪怕再晚一天定案，病毒扩散的级别和规模都是无法想象和计算的。

紧随钟南山之后，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教授也于1月21日上午赶到武汉，他目的是做研究，是去寻找新型肺炎源头，以便能够像当年在广东调查SARS病原一样，找到元凶从而遏制肆虐。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管轶教授回忆道：“不料，到达那里后，却发现当地人完全没有风险意识。最可怕的是，病毒的源头都已经被销毁得干干净净！除了相关机构，百姓们也似乎刚刚睡醒。”他说：“就像一个可能受到原子弹攻击的地方，人们却还在打开派对，没有任何战争动员和准备。”他简直想呐喊了：“这里已经成为疫区！我更担心的是好像原子弹爆炸冲击波会使国民损失多么大。”
管轶教授非常无奈地于22日下午2点飞离武汉。
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世界级的病毒领域专家在这场世纪大灾难发生前向这个世界发出的唯一原子弹爆炸级别的预警。可是这个麻木的世界，包括他的世界级别同行们无人理睬他！

管轶教授用泣血之声说道：“如果我有权力的话，一定会断然采取大规模隔离措施甚至封城的！”他特别强调说：“如果没有国境的区隔，这个‘武汉肺炎’病毒很可能成为（除甲型流感病毒外）第一种全球大爆发的疾病！可是现在大家还只是热衷于拿它与SARS 比较，真是远远低估了这种新病毒的危害。请记住：这是一场战争！”
管轶教授话音刚落，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开始上演惊心动魄的抗疫战争，世纪大灾难的序幕拉开！
令人匪夷所思和诡异的是，在武汉如此惨烈的抗疫画面面前，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居然麻木到彷佛瞎了眼，马拉松照跑、舞照跳，到处一片歌舞升平，莺歌燕舞，彷佛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
2020年3月8日，第35届洛杉矶马拉松
整个西方世界居然没有任何一位相关领域的权威科学家和医生发出强烈预警——整个世界将遭到巨大的劫难！
不能不说这是整个西方科学界和医学界的集体耻辱和失职！

要知道，武汉如此残酷而惨烈的抗疫战争为整个西方世界赢得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战略时间可以用来部署和准备防疫措施。但整个西方世界居然丝毫不为之所动，将赢得的这一个半月的战略时间全部白白浪费掉。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罗西2月24日居然到唐人街以示对新冠病毒的无惧，她在旧金山唐人街一家点心餐厅吃午餐时说：“中国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中心”， “我在这里。我们感到安全和健康。"
彷佛新冠病毒会与美国绝缘。
特朗普也称：“我现在懂新冠病毒了，这病还真有意思。”
美国疾控中心:“不建议戴口罩，勤洗手就行了。”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他在疫情之初就是一个反口罩人士，他不支持戴口罩。几个月后福奇又神奇反转，称戴口罩可以防止新冠病毒传播，同时强调，“我认为戴口罩非常关键”。
西方政要和官僚机构玩弄政治、反科学到如此地步，将科学问题政治化到如此无耻、无知、无畏的地步！
正是由于西方政要将疫情防疫防控这个科学问题政治化为“政治正确”，造成整个西方科学界和医学界集体沉默噤声，噤若寒蝉，无法做出正确及时的判断和预警。否则轻则丢工作，重则完全被边缘化。
政治对科学的干预，终于造成新冠病毒世纪大流行和大灾难！大灾难之惨烈和悲壮罄竹难书！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

这个英雄的城市在经历了76天的“战疫”之后，虽然劫后余生，但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我再次回到武汉，我母亲没有等到城市解封，在疫情期间去世。这就是作家方方说的，“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我来到母亲曾经工作过、疫情期间惨遭蹂躏的武昌医院。我一直有一个心结，我不知道在逃离武汉之前到底是感染上新冠病毒，还是流感导致30多年没有发过烧的我在珠海高烧一周不退。
我在武昌医院花了80元做了新冠病毒抗体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证明没有在我体内发现新冠抗体，即我没有感染过新冠。对此，我一直觉得十分诡异。但对于科学检测结果，我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安葬母亲那天，下着大雨。我把白色和黄色的菊花揉碎撒在她的墓碑前，并在精神上和这座惨遭蹂躏的城市做了永久的告别......

以上我复盘我在武汉疫情发生前后的经历，只是想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各位朋友，在这个世界性的颠倒常识和逻辑的时代，个人也能够依靠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常识和逻辑去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疫情之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与疫情前完全不同的世界。
虽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未吸取任何教训，他们极有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对于尘埃可能变成大山的个人面前，一个教训将关系到你这个个体的存在与否。从这个意义而言，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远大于能压垮你的大山，是不可估量的。
这场新冠疫情，不仅对全世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医生、专家、学者，也是对所有人的人性、思想、灵魂、品德、价值观、良心、良知、科学素质、阅历、认知进行一个综合性评估。答案可能很残酷，因为真相就很残酷。

在一个疫情全面放开的时代，我们得有一些基本的常识：
新冠病毒不可能清零，它可能永远与我们共存，如同流感病毒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躲过感染
目前没有任何一款药能治疗新冠，所以囤积任何药品都是被割韭菜
能够帮你战胜新冠病毒感染的只有你自己的免疫力，谁也帮不了你
提高免疫力的最好办法是加强营养、加强锻炼和加强睡眠
新冠病毒打不倒你，没有任何力量能打倒你，能打倒你的只有你自己！

你今天的存在，就是对经历了几亿年沧海桑田生命进化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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