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助力教育，约束催生创新
作者：顾   远
（本文由顾远在“第五届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上的闭幕发言修改而成。）
在所有的公益组织中，教育类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机构在早年政府投入不足时，通过捐资助学、建立图书馆、提供教师培训等项目起到了重要的托底和补充作用。随着这些年公共教育资金的大力投入，硬件已不再匮乏，村里最好的房子通常都是学校。随着网络村村通，校校通，各类免费的在线学习资源也送到了乡村教师的面前。
此时，教育公益组织还有什么独特的存在价值呢？
首先我想谈的是教育公益组织对于推动教育变革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我认为这种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于教育的基本价值观的坚守。
这张微信朋友圈截图是我六年前发的，当时 “互联网+教育” 风头正劲。在听了几位来自商业领域的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分享后，我发了这条评论，表达了我的担忧。
这两年互联网+ 教育，以及其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的发展表明，我当时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大量的技术在教育领域里的应用是在帮人抄作业、找家教、刷题库，是在强化现行的应试教育，而不是去挑战和颠覆它。我们知道中国市值最高的两家教育上市公司主营业务都是课外补习班，他们在技术上的投入也仍然是围绕着这样的业务。
现代的公办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众对于教育、学习、成长、成功这些概念的价值判断和未来想象，大量的商业公司则依附其上，进一步地制造焦虑，并从中获利，结果只是强化了现有的教育体系，加大了教育不公平。
此时，正是展现教育公益组织独特价值的地方。
当主流教育倡导单一维度的成长观和衡量成功的标准，我们做的是让孩子自由地成长，成为 ta 自己。当主流教育使用统一的教材，灌输统一的观念，我们做的是发挥在地的力量，重视地方性知识和多元的价值观。当主流教育重视以文字形式传递的书本知识和条理理性的思维方式，我们做的是重视多元智能的培养，和心、脑、手综合发展的全人教育。
这里我想着重表达一个观点。我们都知道教育公益组织要关注教育公平，但何谓 “教育公平” ？
很多人可能不假思索地会认为教育公平指的是向资源匮乏地区提供和资源丰富的地区一样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资源，帮助前者提高教学水平。很多公众对于教育公益组织的理解总是停留在扶贫形式的捐资助学、支教、建图书馆，其原因恐怕也正在于这种理解。很多民间的教育机构所办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拟和追赶公立教育，恐怕也正是这种下意识带来的反应。
而在我看来，“真正的教育公平” 指的并不是公平地接受公立学校教育的机会，也不仅是加大对于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资源投入；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并且不论其采用何种受教育的方式，都会被公平地对待。这就意味着各种教育形态、教育方式、教育内容都可以被平等地对待、自由地选择，以及公平地被评估和认可。
教育公益组织的教育公平思路不应局限于只是做公办学校教育的补充，或是模拟和追赶那些教育资源丰富地区所做的事情：他们补课我们也补课，他们有名师我们就搞双师，他们重成绩我们也不能落后。事实上，在现行的公立教育体系下，这样的追赶恐怕永远都没有尽头，只会让弱势的学生永远落在后面，直到他们筋疲力尽，自暴自弃。
（制图：Gakko)
我们应该努力去探索尝试更多的更适合在地情况的、特定学生的丰富多样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的组织形态，并在这种努力中体现出我们对于教育本质的理解，和对于教育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的坚守。
教育公益组织对于推动教育变革所具有的第二方面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成为教育创新的持续引擎。
这一点可能与很多人的认知正好相反，人们通常会觉得只有商业领域，或是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高科技的领域，或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才能出现创新。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其实约束会催生创新。原因很简单，如果资源没有约束，人们就去购买现成的产品服务就好了，用不着创新。
在TED演讲里有一位印度讲者阿尔温德·古普塔，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用一大堆廉价的原料，甚至是破烂，做出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教具。
群岛曾经支持过一家教育创业团队，他们曾经开发了各种各样的家庭亲子活动教具。有一个教具简单到只有六根胶条，贴在地上，让孩子们在上面翻着花样地蹦蹦跳跳。很多家长都不敢相信这么简单的游戏能有什么可玩的，结果试过的家长说：“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我们家孩子玩的根本停不下来，正过来跳、反过来跳、横着跳、竖着跳、单腿跳、双腿跳… 各种花样，胶条一直贴着都不让揭！” 
我问那位创业者是怎么想到那个六根胶条的游戏的，她告诉我是很多年前她和一位外籍专家一起去村里，那个老外没有带别的道具，就用了这么个简简单单的方式，很快就和当地的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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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还远不止这样单个的教学产品那么简单，那些伟大的教育创新往往是开创出一种模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世界教育峰会（WISE）曾在北京举办了 WISE-LIFE 教育大会，其中有一个圆桌论坛请来了英国的一位教育创新研究者 Mr. Charles Leadbeater，他研究的课题之一是 “教育领域里的节俭式创新（Frugal Innovation）” 。我参加了那场圆桌对谈。
“节俭式创新”，就是在高度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怎么创新，不仅是 “用更少的资源做到更多” ，而且是 “用更少的资源做到更好” 。更好的意思，就是更适合当地的情况，更适合当地学生的需求，而不是盲目地追随那些资源丰富地区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标准。
 “一丹奖” 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教育创新领域的奖项，首届 “一丹奖” 获奖机构之一是哥伦比亚的 “新学校” 项目。
他们把学科知识统整，做成学习指南，学生完全可以自行完成学习，而且是混龄的学习小组。学生要完成的项目或者作业也是和他们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比如他们要学会诊断自己的家人得的是普通的感冒，还是需要使用抗生素的呼吸道感染时——我们在座的很多成年人恐怕都分辨不出来这种病的症状吧；再比如，学生要思考如何利用学校的花园来进行创业，这种作业恐怕很多大城市里的好学校的学生都不见得会做吧。
国内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特别是在很多民间办学的实践里。泸沽湖边上的达祖小学，村民和学生家长参与学校建设和课程，学生的很多实践跟当地社区的文化以及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 图为达祖小学的少数民族孩子们 )
仔细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以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在高度资源约束环境下看似不得已而为之的教育变革举措，比如：混龄教学、项目制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围绕真实生活开展的教学等，往往正回应了教育的本质，体现了教育变革的未来方向。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要想实现约束催生创新，有一项资源不能缺乏却恰恰是更需要的，那就是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
节俭式创新其实是很难做的，这种创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其实有非常多的要求，比如：要减少非必须的功能和组成部分、减少生产过程和制成品的复杂性和成本、降低产品的学习成本和使用难度、充分调动社区资源、充分利用各种协同工作的技术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这篇文章《没有钱，能不能办出更好的教育？》），比一般的商业创新更难，所以对人的创造力和创业家精神要求更高。我们做教育公益的人，其他资源可能不足，但最不缺的，最应该发挥的，就是我们的头脑和敢于尝试的精神了。
教育公益组织带给教育变革的第三方面的意义在于：我们往往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去看待教育的问题。
“一席”上罗斯高教授关于农村教育的演讲一度流传很广，他们团队围绕婴幼儿的营养问题以及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等课题做了扎实的实证研究。尽管对他的演讲内容里有些我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研究和伴随而来的干预措施已经跳出了就教育谈教育，而是很典型地是从社会问题的视角来回应教育问题。
再比如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2015年6月毕节四名留守儿童在家自杀”的事件记忆犹新，在这个悲剧性事件之后，一家叫 “歌路营”的机构立刻就发出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了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倡议。很显然，从社会问题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对同一个问题的多重理解和非常多样的解决方案。
（图片来自歌路营微信公众号 growinghome）
很多教育问题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比如性别平等、文化多元、语言障碍、经济贫困、残障权利…… 。这些问题不解决，只是去加大教育上的投入也难有大的作为。
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教育产品，觉得很创新，但实际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背后的原因往往也是一些不去做实地的研究，不做用户洞察就难以发现的。
比如一家机构用在线社群的方式帮助农村教师学习成长，但是发现每到一个月的最后几天，这些教师就变得非常不活跃。原因是，老师这个月的手机流量用完了。
再比如，一家机构制作很好的教学视频在农村学校的教室里播放，效果却不理想，因为坐在后排的学生近视但是不戴眼镜；同时，教室里的投影仪放出来的图像模糊不清，为什么呢，因为投影仪的灯泡早就老化了；那么为什么不更换灯泡呢，因为政府的财政预算只负责设备采购，而不负责耗材更换。同时，农村学校的教室里往往是不装窗帘的，光线照进来，视频效果就更差了。所以，很多教育周边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教育产品的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反过来，从教育入手，也可以为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提供一个有力的切入点，有助于那些社会问题的解决。
比如，女性受教育人数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少数民族的学生接受定制化的教育，有助于传承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增加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加强在实用技能类培训上的投入，有助于贫困人群改善生计，也有利于社会稳定；普及财务和商业知识，有助于小额贷款在消除贫困上发挥更好的作用；普及性知识、安全常识等，有助于减少艾滋病、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创新天然的首先是一种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不仅是结果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其解决问题的过程也能够创造社会价值。这个过程有助于社会变得更加有韧性，更加多元，社会资本变得更加丰富，更有能力应对更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当我们把社区妈妈动员起来参加我们的阅读项目时，我们不仅是在解决教育问题，我们也是在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自组织能力。
另一方面，当我们从更高的社会问题的维度来看待教育，我们才有可能找到更多的同盟者。这些同盟者未必都从事教育，但是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共同目标之下，彼此可以相互借力，共同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改变教育不能靠单枪匹马，是需要多方协力的。这里的多方协力，不仅是教育组织之间的协力，也应该包括教育组织和其他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各类组织之间的协力。
以上是我认为教育公益组织可以助力教育变革的三重独特价值，下面我想说一下教育公益组织可以发力有所作为的地方。
前文曾提到的英国教育创新研究者‍Leadbeater，他把教育创新划分为四类，我认为很有助于教育公益组织思考自己的工作。横坐标是教育创新发生的场域，分为正式的（也就是学校），和非正式的（家庭、社区等）；纵坐标是教育创新的类型，分为改进式的，和颠覆式的。这样就构成了四个象限。
1. 正式的 + 改进式的：就是围绕学校系统，不断优化改良现有的教育体系，包括教学内容、方式等。
无论是商业领域的教育机构，还是教育公益组织，都大量地在这个领域工作。这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我们务必要清楚一点：教育不等于学校教育，更不等于公立学校教育。意识不到这一点，就会极大地束缚我们发挥独特价值的潜力和想象力。
2. 正式的 + 颠覆式的：就是重构学校系统，看起来是个学校，但是很多地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有的创新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考试、甚至不存在传统的师生关系。这个领域国内不少小微学校正在做出各种各样的探索。
3. 非正式的 + 改进的：就是更好地发挥家庭、社区等非学校的机构在教育中的作用。
比如增强家校关系、建立社区学习中心、在博物馆里开展项目制学习等。这个领域的工作往往相对于学校里的所谓正规教育，起到的是 “补充” 或者 “拾遗补缺” 的作用。
4. 非正式的 + 颠覆式的：这是「群岛大学」一直倡导的 “社会化学习” 的最终形式，也就是 “学习在窗外、他人即老师、世界是教材” 。
这很可能是未来教育和学习的最终形态，教学弥散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这种形态的教学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组织形态的改变，以及传统教育系统中各个角色的重塑都将是巨大的、颠覆式的。这里存在非常多的空间有待我们去探索。
除了这个框架的四个象限，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从社会问题的视角看教育。
刚才这四个象限多多少少还是从教育看教育，如果从社会问题的视角看教育，教育公益组织还有更多的可以创造价值的地方，在此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下面这张 “教育公益组织图谱” ，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同时，大家也可以再继续想一想，围绕教育的改变，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还有很多。比如如何培养更多非教师职业的人去承担教育的部分职能、如何让企业和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机构更深入地参与教育、如何推动对学习的不同评价和认证方式等。
( 该图片来自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现场。现场小伙伴有意思的发现：群岛所支持的教育团队其创业范围基本都在白色框内，也就是非常关键但目前少有人做的教育领域。)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前面提到教育公益组织的独特价值和发力点都只是一种可能性。想要把可能真的变成现实需要我们这些教育公益组织具备一种 “成长思维（Growth Mindset）” 。
首届 “一丹奖” 一共颁给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新学校” 的创办人 Vicky，还有一个就是提出了 “成长思维” 的卡罗尔·德伟克。
她把人的思维区分为 “固定思维（FixedMindset）” 和 “成长思维（Growth Mindset）” 。具备 “成长思维” 的人，会乐于接受挑战，把困难——比如严重的资源约束，当作创新和个人成长的机会。
具备 “成长思维” 的人不囿于具体问题，而着眼于创造。他们的头脑中考虑的是机会，而不是问题。当你考虑的是问题时，你就只想把问题大事化小。如果你考虑的是机会，就总会想着让某个目标变成现实。
在此前的一次演讲上，我曾提到，教育公益组织最应该打破的假设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如总认为我们是弱小的、不专业的，是干不成大事的、只能修修补补聊胜于无的。如我们做的只能是另类的教育，是补充教育。
不，我们要做的是真正的教育，回归本质的教育，面向未来的教育。
要做到的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转变自己的心态，转变我们向自己提问的方式。
我们要问的不是 “我们可以吗？” ，而是 “我们应该如何…呢？” 。这便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公益组织必须具备的 “成长思维” 。只有具备了这种思维，今天这场闭幕演讲的主题才有可能实现，在座的同仁们才真正能够证明和实现自己的价值——
“ 用公益助力教育，在约束中实现创新” ，从而真正实现本次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所提倡的教育理念：“人即目的” 。
谢谢大家。
 群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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