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3日，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集结了四百多人。
他们一边高举希望获得台湾居民身份的口号，一边齐唱着一首凄凉的歌——《亚细亚的孤儿》。
本篇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解放战争扫尾阶段，我四大野战军的分工安排大致是这样的：
一野：大西北方向
二野：大西南方向
三野：东南各省及沿海岛屿
四野：中南各省及海南岛
相对应的，国民党败退的主要方向有以下几个：
东南沿海诸岛
海南岛
广西越南边境
云南缅甸边境
东南沿海和海南岛的残兵在1950年战败后都撤回了台湾。
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退往越南和缅甸的国军身上。
1949年底，四野大军攻入广西，负隅顽抗的白崇禧桂系军大败。
桂系残兵一部分走海路被运往海南岛，另一部分退到了广西越南边境。
12月14日，四野大军攻占镇南关，解放广西全境。
白崇禧离开部队飞往海南岛，留守的残兵重新编成第一兵团，交由黄杰指挥。
时任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密电指示黄杰：
“先入越南建立根据地，再图反攻。”
于是国军残部便以“轻装分散”的形式退入到越南境内，以躲避解放军的追击。
当时的越南属于法国殖民地，我军不愿意直接攻入越南境内与法军产生冲突。
遂在边境处停住了脚步。
话说当时陈诚、白崇禧等人之所以决策把残兵退入越南境内，这里面其实有引诱解放军入越的想法。
按照他们的思路，接下来国军将与法军联合进攻越共胡志明的地盘作为根据地，把中国内战搅成“国际问题”。
要是能吸引美国介入，那就更好了。
所以解放军并没有入越清剿，而是把战线由军事层面转移至外交层面。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通过广播指责驻越法军允许国军部队进入越南，并发表外交声明施压。
这样以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摆在了法国人面前——如何处理这支败军呢？
卢汉赴河内受降。在1945~1946年间，大批国军曾在越南境内驻防
由于不想产生军事冲突，法国人最初通过谈判的方式与国军签下了一份《峙马协定》，大概内容就是“借道转台湾”。
“协定”达成后，大批国军开始向越南境内聚集，兵力达数万之众。
入越的国军与胡志明的越共游击队频频交火，一路且战且走。
也就在四年前，罗斯福论功行赏，把北纬16度线以北的越南赐给了蒋介石。
云南实力派、国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近20万大军由滇越、桂越边境入越，开赴河内受降。
旌旗猎猎，十分风光。
然而一眨眼的功夫，国军再次入越时已经成了败军之将，凄凄惨惨戚戚。
法军方面眼看蜂拥而至的军队和难民越来越多，且考虑到新中国政府的施压，开始后悔放国军入境。
为了防止生乱，法军撕毁“协定”，想强行收缴国军的武器。
双方爆发冲突。
激战至1950年1月6日，国军因弹尽粮绝，被迫向法军投降。
此后法军以“保护”的名义把解除武装的国军拘禁在越南北方蒙阳与莱姆法郎两处集中营里。
1950年春，有了新中国支持的越共在北方越战越勇。
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法国人开始考虑将北方集中营里的三万余名国军南下迁移至富国岛等地。
于是便有了一场横跨越南南北的大迁移。
富国岛上的沙滩
法国人把国军赶到岛上后便置之不理，连营房都没有提供，任其自生自灭。
国军只能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在岛上盖医院、学校，修复机场等交通设施，处境甚是凄惨。
经过几年的努力，国家在这个离故国千里之外的小岛上慢慢扎下来根，还发展起农渔产业。
为什么蒋介石不急于把这支孤苦伶仃的部队接回台湾呢？
原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老蒋极度兴奋，一直做着“反攻”的春秋大梦。
在他的设想中，越南（黄杰）和缅甸（李弥）的这两支孤军将成为反攻大陆的“奇兵”。
直到1953年5月，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谈的差不多了，失望的蒋介石才派船赴富国岛接回了这批流亡越南三年多的国军。
当时有部分人不愿意离开，最终滞留在越南和柬埔寨成为侨民，实际抵达台湾的人数为30087人。
这支孤军后来被台湾方面宣传成“海上苏武”，成为今天台军海军陆战队的前身。
高雄澄清湖和湖中的富国岛
相对退入越南境内又流亡富国岛的这支部队，走缅甸一路的国军残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几乎在广西战役的同时，陈赓率二野大军直逼云南昆明。
这时的昆明周边云集了西南一带退却至此的大批国军。
其中主力精锐是中国远征军名将李弥率领的第八军和常德会战英雄余程万率领的第二十六军。
1949年12月9日下午7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
昆明的起义让蒋介石十分震怒，他指挥西南国军残部，试图在解放军到来前将卢汉起义镇压下去。
从12月16日起，国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等部三面包围昆明，全面进攻。
由于解放军援军就在眼前，所以卢汉的滇军在面对中央军精锐的进攻时表现的异常顽强。
在坚守昆明四天之后，陈赓率二野大军旋风而至，围城的国军则向滇西一带撤退。
1950年初于云南，宋任穷、陈赓、卢汉
对于李弥来说，滇西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44年6月，当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在松山受阻时，李弥作为第八军副军长奉命以战地总指挥的身份率部主攻松山。
此番故地重游，他率领的不再是士气高昂的远征军，而是兵败如山倒的十余万残兵。
和军队一起撤退的还有滇西一带的部分边民。
他们或是被国军煽动，或是军属，总人数达数十万之众。
1950年1月，解放军发动滇南战役。
我军的意图十分明确，要一举歼灭国军在云南的最后两支部队——第八军（李弥）和第二十六军（余程万）。
1月14日，李弥和余程万飞往台湾参加最高军事会议。
会上李弥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表态愿意留在云南，建立反攻基地。
尽管勇气可嘉，但滇南战役仍以国军的惨败收场——两个军主力约六万人被歼。
不过李弥的确是“死硬分子”。
他收拢残部，把大批打散的散兵游勇带去了自己熟悉的缅北，成立了所谓的“李弥游击队”。
这一时期在李弥游击队里出现了许许多多国军各部的番号：
第8军、第26军、第41师、第42师、第44师、第93师、第73师、第103师、第169师、第170师、第237师、新编第3师、荣誉第1师、机场警卫军、滇桂黔三省的边防军、省府军等等。
鱼龙混杂。
李弥（左一）是国军的一员“福将”，曾在淮海战役中化装逃出生天
五十年代初的缅甸虽然名义上已经从英国独立，但实际上政府对于边疆的掌控力非常弱。
最初，缅甸政府也是想驱逐或者剿灭这支国军的。
1950年3月13日，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吴奈温在景栋举行记者会，表示缅军会解除孤军武装。
磨磨蹭蹭了几个月，1950年夏天，缅甸调集了两万多国防军围攻位于缅北金三角孟果一带的国军。
国军残部在李国辉（李弥第八军709团团长）的率领下，以千人左右的伤亡大败缅军，歼敌近5000人。
此前寂寂无名的李国辉一时名扬东南亚，成了金三角人尽皆知的“小李将军”。
泰国《曼谷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各大媒体密集刊登了《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等报导。
蒋介石大受振奋。
泰北小镇美斯乐，这里是泰缅孤军的最终落脚之地
解除了来自缅军的威胁后，国军残部在缅北建立起根据地。
1951年5月，这支孤军大举反攻云南，先后攻克14个县市乡，并在沧源建立起军事指挥所。
一个月后，解放军大举进驻昆明、大理和楚雄，以绝对优势兵力进行清剿。
国军残部只得再次退回缅北丛林之中，继续打游击。
1953年，缅甸和苏联在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入侵”。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孤军放下武器，退出缅甸。
为了不落下国际指责的口实，蒋介石想了一个法子。
他把余下的孤军改名为“志愿军”，整编为五个军，并发了一道密令——


“留精撤弱，明撤暗留，等待时机”。
然后明面上向世界宣布，余下者为抗命，已与台岛无关。
于是李弥大张旗鼓的率领一万多名孤军和家属撤回台湾，被安置在桃园和台北一带。
国军中将段希文则接替李弥，自封为国民政府云南省省主席，继续领导这支颠沛流离命途多舛的队伍。
美斯乐牌子下面写着“93师 五军 义民村”
这一时期的孤军为了扩充兵员，在缅北当地办起了军事进修班。
日后叱咤金三角的大毒枭坤沙、罗星汉和“果敢王”彭家声等，都是国军进修班的同学。
六十年代初，缅军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将江心坡一带的国军孤军击溃。
之后孤军撤退到泰缅边境一带，他们所占据的面积达十万平方公里的金三角地区被坤沙、罗星汉等人瓜分。
坤沙和罗星汉毕业后都曾在孤军内部做过一段时间的中下层军官。
比如罗星汉（缅文名“畏蒙”），就是国军上尉军衔（连长）。
早年他经常给孤军军官跑腿打杂，颇得喜爱，于是便被起了罗星汉这样一个中国名字。
九十年代初，从良的罗星汉用贩卖毒品赚来的钱开设了亚洲世界集团，从事贸易工作，一度成为缅甸首富。
缅甸首富罗星汉（左一）
与大张旗鼓走毒枭路线的坤沙罗星汉等人不同，孤军残部在第五军军长段希文的率领下来到了泰国境内的小镇美斯乐。
这座位于金三角的泰国小镇，便是段希文建立的云南省流亡“省会”。
虽然只剩下几千人的武装力量，但泰军几次围剿都被孤军击退。
久而久之，孤军不闹事，泰国政府便也默认了这一地区的“自治”。
孤军和大批云南难民就这样在偏僻的泰北山区定居了下来，过着半原始的生活，活动受到泰方严格限制。


1980年，段希文去世。
参谋长雷雨田接替他出任“中华民国”云南省第五军军长，成为泰缅边境十余万孤军和难民的精神领袖。
由于美斯乐长期入不敷出、财政极其困难，雷雨田也曾率领部下帮助毒枭坤沙护送毒品，赚取护毒费。
坤沙很信赖雷雨田，与仇家谈大单时的常常选择在美斯乐。
据说1995年坤沙在投降缅甸政府之前犹豫不决，还曾亲自拜访雷将军征询意见。
雷雨田晚年曾说：
“毒枭没有前途，反攻更加无望，我劝他向缅甸政府和解。这一次他认真地听了我的忠告。坤沙在我面前是小字辈，在见识上有很大差距。”
美斯乐的华人学校，题词者段希文。段拥有中华民国与泰国双重国籍，是国军少将，1980年病逝于曼谷。
流落异国他乡的孤军，除了要解决经济问题，另一个重要的事情便是解决“身份问题”。
在泰国眼里，他们属于军事难民。
在台湾眼里，他们属于上个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大陆眼里，他们属于反动派死硬分子。
眨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
话说在八十年代岛内还有半官方组织发起一些“送炭到泰北”的活动，不过随着2000年民进党的上台，新官不理旧账的态势愈发明显。
这支被遗忘在丛林中孤军的后人，彻底成了无人认领的“亚细亚孤儿”。

孤军的后人们作为黑户，想要离开泰国赴台湾必须花高价买假护照。

2001年，民进党上台后推出了台湾新版“移民法”，该法律规定：1999年5月21日前入境的泰缅侨生才能申请居留。
于是很多人的入籍梦破灭，沦为岛内的黑工、黑户。

马英九父亲马鹤凌，2005年去世

2008年，国民党的重新上台给渴望入籍的孤军后代们带来了希望。
数百名流浪在台湾的孤军黑户们在自由广场静坐抗议。
他们用云南话和普通话向社会各界哭诉窘境，震惊全岛。
这便是本篇开头时的那一幕。


其中一位叫杨文杰的孤军后代，还写下《致马英九的公开信》等催泪文章，被广为转载报道。
说来有趣。
其实马英九本人，也差一点成了“泰缅孤军后代”。


1949年10月底，三十岁的湖南青年马鹤凌借着与宋希濂的亲戚关系，游说宋去中缅边境经营据点，以待时机“反攻大陆”。
马鹤凌曾担任过蒋介石侍卫官，当时的身份是蒋经国“救国团”的中校军官。
尽管马鹤凌连续两晚痛陈利弊，但宋希濂最终还是未能下定决心。
马鹤凌见说服无望，只得携妻赴香港暂居（后赴台湾）。
也就是在香港，妻子秦厚修生下了一个孩子——马英九。

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

要是当初宋希濂横下心去滇西缅北与解放军死扛到底，马鹤凌夫妇大概率会随他同行，马英九说不定出生在果敢……
美斯乐兴华学校，取“振兴中华”之意
2012年5月28日，国民党最后一任“云南省主席”雷雨田将军在美斯乐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在雷雨田的葬礼上，除了有马英九托人送来的“党旗覆棺证书”外，还有大陆驻泰国清迈总领事发来的唁电。
唁电中称：
“雷老音容笑貌，长者风范，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雷雨田没有遗命后任主席，也没人打算理会美斯乐的这群遗民。
曾经的颠沛流离，饱受的苦难与艰辛，都随着末代将军的离世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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