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典型美国人如何“把中国作为方法”

一百多年前，欧战、西班牙大流感、经济大萧条接踵而至，整个欧洲被阴霾笼罩，人们惶惶然如惊弓之鸟。值此之际，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一部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因虚构和创造了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故而很快成为一处精神庇护所，引得人们争相一探究竟。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类似的场景仿若历史的镜像，在一一重演：俄乌战争、持续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衰退……所不同的是，“香格里拉”对很多人来说不再那么神秘，因为这处世外桃源已经在人间正式落户——2001年，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县，从此香格里拉被正式划定了准确的地界。

对美国人Laurence J. Brahm来说，“香格里拉”既不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乌托邦，也不只是一个有形的地名，而是有形又无形，且越来越成为他反观自身、看待人类和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2023年3月1日，Laurence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莲花生大士：香巴拉存取密码》在北京798展映，影片用很精巧的形式将东西方两种文化和思维模式的激烈对撞摆在桌面上。这部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开始拍摄的影片，无处不在投射现实，以及每个人所面对的现实困惑。而Laurence个人的“香格里拉”故事与藏地探险，则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谈起。

亲历中国转型期的“中国通”

Laurence早在1981年就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在天津南开大学就读，并很快就有了一个很中国的名字——龙安志，他在解释这个名字时说，“中国龙的‘龙’，天安门的‘安’，小平同志的‘志’”。随后他来到香港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的头几年，龙安志先后在马世达律师事务所、英国丹顿霍尔律师事务所工作并担任中国部负责人。1993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处于巨大迷茫中的中国投下定海神针后，龙安志看到了巨大的机遇，刚过而立十年的他开办南龙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专门为外国投资者来华提供咨询服务。因操着一口流利中文且熟悉中国文化和行事风格，龙安志的事业很快风生水起，陆续协助爱立信、柯达等外资企业成功进入中国投资。

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久，再加上文化差异、对外资的警惕等，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往往都要经历一轮又一轮漫长谈判，期间的文化冲突更是不可避免。德国企业对中国主要日用品化学企业之一的“活力28”的投资，就是其中的典型。当时“活力28”引入德国设备后，不再需要那么多人，70%的人要下岗，中方希望德方负责安置下岗工人，而德方认为自己并无此义务，双方陷入僵持后，作为律师、谈判者、顾问、协调人的龙安志，很快找到了一个弥合双方利益缺口和文化差异的方案，那就是“另起炉灶”新建一个公司吸纳下岗人员，生产配套材料，为企业服务。龙安志的这一折中办法，不仅解决了“活力28”的问题，也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

1988年，作为香港美国商会代表团的成员，龙安志受邀到上海会见了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龙安志撰文回忆他与朱镕基的第一次见面，并谈到了自己当时询问朱镕基的一个问题：制定重大经济和财政政策时如何平衡利弊，以及在作出最终决策的关键时刻，到底考虑的是什么？朱镕基说，“每个人都知道，经济学中存在社会心理效应，我把它称作羊群效应。”龙安志说，原以为自己会听到一些关于经济学准则或者政策框架的理论说教，而朱镕基的回答非常切身实际。“他让我明白了制定经济政策时心理影响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国际上开始弥漫中国崩溃论的声音，熟悉中国实际情况的龙安志作为对外部误读的回应，于2001年出版40余万字的《中国的世纪：下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一书，该书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为其做序，内容上龙安志邀请了8位中国部长、28位跨国公司总裁和中外专家，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分析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龙安志直言不讳地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则是中国的世纪。”也是在同一年3月16日，朱镕基还在一场私下聚会接见了他。十年之后，龙安志推出《朱镕基传》，讲述朱镕基如何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把中国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作为中国高层的座上宾，并以专业律师和经济学家身份担任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央行顾问，并担任过尼泊尔总理私人经济顾问的龙安志，在正值事业巅峰的2002年，却做了一个看起来疯狂的决定：关掉自己的法律咨询公司，开启长达二十余年的“寻找香格里拉”的探险之旅。

寻找“香格里拉”的三个阶段

为什么不再继续做投资咨询工作？为什么要去寻找“香格里拉”？这是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困惑。对于第一个问题，龙安志的答案很明确，但对于第二个问题，却是一边寻找一边才逐渐有了明确的答案。

面对第一个问题，龙安志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逐步完善，中国进入WTO，已经变得非常国际化了。我在这方面除了赚钱之外，事业上没有新的突破。与此同时，我发现与我拥有的物质文明相对比，我在精神层面上有些迷失。于是，我想逃避这种所谓的物质文明，去追求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而当时中国社会的环境也是这样，从过去非物质社会，突然进入到了一个过于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许多精神文明也在消失。我想我应该更多地接触中国社会，做点事情。”

在2020年的另一个公开场合，龙安志给出了更直接的表达。“出于道德原因，我决定结束我在《财富》500强企业的律师工作。他们对环境的漠视以及社区和文化的破坏是我的主要关切。作为一名律师，我是公司的一位内部人士，可以看到管理层如何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们应该代表的股东操纵股票价格。作为律师，我再也无法促进这些利益。因此，我决定去寻找香格里拉。”

面对第二个问题，龙安志坦言不同阶段的探险得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寻找香格里拉，也是在寻找中国文化的根，“从西藏到青海，再到云南，我走了很多地方，为的就是搞清楚文化的根是什么，最后结果是找不到香格里拉。”到了第二阶段，他选择将香格里拉放回到它可感知的“起源”上，既然这个概念最早是希尔顿提出的，希尔顿的所有资料又来源于《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的探险家洛克（Joseph Rock），那么通过洛克的报导，是否就可以找到香格里拉？最后发现，香格里拉可能是一个拼错的字，原本应该是香巴拉。这个概念带有相对论，核心意思是香格里拉不是可以寻找的，而是需要用心去创造。

经过十多年的探险，眼见环境被破坏得如此严重，龙安志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态危机，也是一个文化危机，他对香格里拉的理解也进入第三阶段，他说，“香格里拉其实是一股力量，告诉人们只有改变意念和措施，才可以改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与十一世班禅对话

龙安志显然并没有停留在意念和精神层面，而是不断在切实的行动。这期间，他不断推出有关藏地的游记，比如《寻找香格里拉》、《与神山对话》、《香巴拉》，基于更广泛传播的考虑，执导相关纪录片，比如《寻找香格里拉》、《香巴拉经文》等。在游记和纪录片中，龙安志寻访了不少美术家、舞蹈家、音乐家、时装设计师、作家、流行歌手、摇滚乐队、环境保护者、藏族活佛及普通牧民等。

在所有的对话者中，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给龙安志留下深刻印象，他还以对话为核心于2009年出版了《西藏黄皮书》一书。1995年12月8日，经中国政府批准认定，确吉杰布继位，其后三任总书记都先后接见过他。在书中，十一世班禅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对消费主义、对文化与传统的重要性、对如何才能创造出人间香巴拉，给出了自己的洞察。

确吉杰布说，“对环境的尊重是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尊重环境，而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追求一时的物质财富与享乐。”“盲目追求消费与物质积累，只会导致奢侈消费与本末倒置，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沮丧。的确，对物质主义的追求使得人们发展了规模经济。国际贸易的流通，造福了人们的生活。毋庸置疑，期望每一个人都变成和尚是不现实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只追求物质主义肯定会让人们的生活失去平衡。”

“如果我们把树根砍掉，那么树枝如何能够获得水分，树叶如何能够鲜嫩翠绿，花朵如何能够盛开，种子又如何能够使得物种得以延续？我们必须保护文化与传统，它们正是我们未来的‘根’。我希望并号召所有国家中的所有人都能够保护各民族的文化与多样性，这样才是保护世界的遗产。为了人类，这是所有人、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这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网络体系之中，事物都是有联系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整个宇宙之中存在的事物也都是有联系的。我们彼此息息相关，在这个庞大的宇宙网络之中相互影响。”

此外，龙安志也不断以新的模式恢复和发展藏族的文化传统工艺，开发生态旅游，将古旧藏族建筑修复改造为精品客栈，同样的修复改造，也作用于北京四合院。早在1995年，经过漫长的法律程序，龙安志购买了位于北京东四的一座残破四合院，后来又陆续购得两座，当时正是中国大拆大建的时期，很多四合院被作为拆除对象进而改建为高楼，龙安志却将这些老物件当做宝贝。现在回头看，足见他的先见之明。目前他在北京有三座经过精心修复的四合院，2008年时任尼泊尔总理还造访其中一处。“我感觉到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被拆迁了，跟那些四合院一样被拆迁了，为了钱，把最宝贵的东西全拆平了。”龙安志在央视一档节目中这样说。

新冠疫情作为加速器

随着藏地探险的深入以及与不同人的对话，让龙安志从“寻找香格里拉”转向更大的方向——寻找莲花生大士。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莲花生大士像玄奘一样，助推中国与南亚于8世纪间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和交流。莲花生大士曾多次在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和中国西部之间旅行，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往来。他的工作涵盖了文化，哲学和科学领域，被认为是藏传佛教的创始人。

为了寻找莲花生大士，龙安志开始频繁游走于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家，2018年龙安志和他的制作团队推出纪录片《寻找莲花生大士》，详细记录了整个寻访过程。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龙安志不时举办线下活动，其对于莲花生大士的热情，显然已经远远超过曾经的“香格里拉”。他说，莲花生大士可能是量子物理的创立者，他的八个化身代表着八个量子能量。它们可能是根植于神秘咒语中的密码，也许是穿越在平行宇宙间的量子通讯，还有足以改变物质的光能量，和储藏在宇宙空间中的知识。该片推出后，在国际上斩获了不少奖项。

在寻找莲花生大士的过程中，龙安志还在同步进行着另一场“寻找”——寻找功夫。2020年12月18日，由其执导、历时两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寻找功夫》，在北京三里屯CHAO艺术中心举行了北京点映及主创见面会媒体专场。在这部80分钟的纪录片中，导演龙安志作为“寻找者”出镜，实地造访北京、天津、河南、香港、美国加州等地，深入少林寺、陈家沟、精武镇等武术胜地，采访各国武学大师、年轻武俊和资深学者，从一位资深功夫爱好者的视角，探索功夫的起源与发展、武学思想与中国精神，以及功夫对世界各国格斗术的影响，探讨功夫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此外他也坦言，希望借由“功夫”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也希望在中美关系极速恶化的当下，能提供一把打开中美交往新大门的钥匙。最近一次与他对话时，他给出了更直接的解释，“功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后继无人，正在被丢掉。”

同样是在2020年，龙安志在疫情爆发初期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拍摄三部以莲花生大士为背景的故事片，《莲花生大士：香巴拉存取密码》是第一部，讲述了一名资深喜马拉雅探险者被情报人员拘留并遭受盘问和酷刑的故事。情报人员代表着竭尽所能维护现有秩序和自身利益的一方，被捕的探险者和他所寻找的“香巴拉”则被视作潜在挑战者和危险。通过这一故事片，龙安志将很多问题贯通起来，并试图完成莲花生大士的现代转化，也就是将其理念更多用于解释当前世界和人类面对的急迫问题，比如经济大萧条、战争、气候危机、环境恶化、水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莲花生大士的一些语言和他的哲学思考需要落实到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上，否则永远都是遥远的存在，是不贴地的。”龙安志说。

而通过巧妙的故事设计——情报人员与被捕探险者在一个狭小空间的对话，该片也将不同思维模式导向的张力与冲突最大化。“一方是哲学的、非线性的思维在看问题，一方是西方的、非常逻辑的角度在看问题”，龙安志说，这也是当前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一种既定思维模式的主导下，不能容忍更多模式的存在。“每一个国家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要拒绝这种‘模式’，即使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们都迷信这些模式——什么你必须私有化，货币自由化，当然还有贸易与民主。但是这些经验适合一国并不一定合适其他国家。各国国情不相同，当情况类似或相关的时候是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都没有单一的模式可循，也不应该有单一的模式。”

为什么要进行莲花生大士的现代转化，以及如此直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和现实问题上来？龙安志坦言“三年前爆发的疫情是加速器”。一切都像以前一样重演——只是这次更大———等待下一个触发事件，将使整个牌屋崩溃，这次是新型冠状病毒。另外根据在亚洲各种文献中出现的香巴拉预言授记，释迦牟尼佛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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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世界处于一种混沌状态，被称为卡利年代（争斗时）或“毁灭时期，末法期”。“我们现在或多或少处在这个时代。”龙安志说。

而今，虽然在各国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持续三年的疫情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世界的混沌状态似乎并未因此变得清晰，反倒愈发地被一层又一层危机笼罩着。同样的，20年前，龙安志基于“道德原因”和对精神世界的向往开启藏地探险，希冀通过寻找香格里拉找到新的出路，现如今，随着铁路的通达与互联网信息的无限流动，人们对于作为实体的藏地已经不再陌生，但精神的匮乏与每个人内心的战争却愈发剧烈，尤其面对迫在眼前的危机与冲突，龙安志也常常忧心忡忡。

今天我们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卫荣一直自我提醒的，或许这也可以我们每个人基于不同前置条件的追问：今天我们是消费主义的囚徒吗？今天我们是科技的囚徒吗？今天我们是自己的囚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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