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燕山樵夫之歌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五）
——第四回合：阿尔及利亚悲剧与民族主义考验
文/鲁越
第四回合：阿尔及利亚悲剧与民族主义考验
当法国知识界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变而陷于剧烈的思想动荡之际，法国国民则对同年7月发生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英法实际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回国有的举动更为关注，因为这直接侵害了法国的国家利益，极大地触动了法国的民族主义神经。和苏伊士运河问题相关联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自1954年以来，阿尔及利亚这个法国最大的海外殖民地正愈演愈烈地开展民族独立运动，并在1956年纳赛尔掀起的反抗英法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进入高潮，法国在失去对印度支那的宗主国地位之后，其非洲的殖民体系也处在加速崩溃状态。面对着世界秩序的重大变化以及地区性动荡所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法国知识分子如何阐明其立场和看法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是站在作为国家利益的合法代表的政府一边，支持政府的军事干预政策——这是国内的民族主义反应；还是站在反殖民主义立场，支持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这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选择，两者构成了新的思想冲突。阿尔及利亚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知识分子向何处去的问题。
雷蒙·阿隆发表于1957年的著作《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因为阐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而让他再次被卷入在一场“政治旋涡”中，他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看法，让“自由派人士”愤怒，而他不使用意识形态语言、不庄严地谴责殖民主义，则让左派不满。针对前者，阿隆认为自己早在1943-1944年期间就向朋友表述过这样的看法：“法国在战后不再拥有维持帝国的殖民统治的必备条件”，1他主张在法兰西共同体内立即给予印度支那三国独立自由，以此表明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阿隆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他当时也被“好战的气氛以及泛滥到巴黎的黩武思想”所“毒化”，自责没有果断地把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但他庆幸自己的“中毒”还没有到发狂的程度，他用孟德斯鸠的一段语录来充实自己著作的序言：“到处都该说真话，祖国也一样。每个公民都不得不为他的祖国献身，而谁也没有义务为国家去骗人”。2阿隆就是要在自己的著作中向法国人民说真话，面对法国舆论界尤其是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普遍抵触情绪，他意识到写《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是需要一点公民勇气。但真正的困难还不在于阐述“独立是不可避免”的看法，而是“要让人接受从哲学或历史上对这些运动的肯定，则是极端困难的”。3在法兰西帝国面临着失去其海外的最大一块领地时，阿隆把自己立场定义为“敢于放弃的英雄主义”，他想说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对于法国来说并非是一场灾难，而阻扰其独立则必将使法国陷于长期的战争之中。他向当时的法国政府（居伊·摩勒内阁）提出的建议是：
  //  
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建国权利，“如果法国人只赞成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战斗……不如英勇地放弃和撤出，免得进行一种违心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既没有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没有带来成功的可能。”4
阿隆提出的“英勇地放弃”的主张是需要勇气的，作为右派的戴高乐派曾对此大加讪笑，但他们后来还是自愿捡起这个说法为戴高乐将军最终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提供赞词。

在与右派的民族主义做斗争的同时，阿隆还需要回应来自左派的道德批判，后者的立场很鲜明，那就是无条件地反对殖民主义。这一立场看起来和阿隆一致，但是，左派不满于阿隆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只承认天平和计算机的判决的实证主义”，“只想说明既成事实的斯多葛学派宿命论”，最后是“通过通情达理的委曲求全走向失败主义”。5正如托尼·朱特所看到的那样：“阿隆完全忽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中的‘道德’维度，因此受到了责难：人们说他冰冷的逻辑思维没能把握住悲剧的真正核心。”6道德批判的制高点一如既往地被左翼知识分子所占据，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看法仍然以萨特为代表：“殖民主义正在自取灭亡。但它仍然毒化着环境，它是我们的耻辱，它蔑视或丑化我们的法律；它以种族主义危害着我们。我们的任务，是促成它的灭亡。我们惟一能够和必须努力去做的，是同（阿尔及利亚人民）并肩斗争，以便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同时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中解放出来。”7萨特对殖民主义的道德批判和阿隆对殖民主义的现实批判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批判模式，阿隆自觉地以现实主义方式探讨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服站在右派立场上的人，因为他们对从道德上谴责殖民化不感兴趣，“重要的不是说服那些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而是说服殖民主义者”。8
但是，对于萨特来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更像是他的一场战争，“是一项伟大事业和一个伟大人物的会面”，他为此长久地沉浸在对于反殖民主义战争的道德想象之中。

  //  
西里奈利在比较萨特和阿隆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时认为：“尽管他俩就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结论趋于一致，但结论的前提却大相径庭，而且他们的思维也分属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9可谓一语中的。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民族主义话语一直是右翼的意识形态，但阿隆在阐述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时却并没有被民族主义的魔咒所笼罩，相反，他以一贯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走出了左右各自的理论陷阱。他在回忆录中引述了别人对他的一个攻击性评价：“雷蒙·阿隆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敌人，他宣称，右派和左派的概念是思考各种政治现实的幼稚方式。”10阿隆事实上就是这么看待左右之争的，当左翼人士迷惑于阿隆的政治立场时——“是一个左派偏爱的右翼人物，还是选择了与右派对话的左派人物”？恰好说明了阿隆的政治立场超越了党派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具备一种勇气去毫不犹豫地公开讲出并毫不含糊地写出一些别人不敢推论的结论”。11更重要的是，在苏伊士风暴骤起时，阿隆就敏锐地意识到，法国人和英国人正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把世界舆论从匈牙利悲剧中转移开去，而且有可能鼓励了莫斯科的政治寡头们更加大胆地采取极端行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956年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对法国左翼所构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击，很快就被“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所分流。
1958年，法国第四共和国因为无法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而终结，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重返政坛担任总统。一个新的拿破仑式的强权人物主掌国家大权，让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备受鼓舞，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戴高乐派”，他们的口号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坚决反对阿尔及利亚从法兰西共同体中独立出去。在新的民族主义狂潮中，萨特和阿隆承受了共同的压力，他们都因为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而遭到了一些民族极端分子的生命威胁。1960年，萨特与120位持不同政见者签名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他的公寓因此被老兵炸毁。阿隆收到了两封匿名信，信中称已对他进行了地下“公安”法庭的审判。就是在这个时候，阿隆和左派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他和萨特在大街上相遇，互相握手问候，萨特还主动约请阿隆吃饭。但这个饭局永远没有实现。原因不仅在于他们以前长期存在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对立并不会因为暂时的共识而得以消解，而且还在于他们反殖民主义的不同理念会很快导致暂时的共识再次破裂。阿隆专门对此作出了解释：“由于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看法一致，本来可以恢复互相宽容的友好关系。但他为法农（Fanon）的书写了一篇序言——完全是出于仇恨和极端暴力——刺痛了我。”12这篇序言表明，他们两人之间基于根本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根本走不到一起。
弗朗兹·法农的历史性名著《全世界受苦的人》于1961年11月在法国出版，一个月后他因白血病去世。该书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宣言书，也是为受苦的人主张暴力的权利的辩护词。即使在法国自由出版的条件下，它起初也是在“有害国家内部安全”的主要罪名下被查禁了，由此可见这本书在法国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是多么的不合时宜。该书第一章在“论暴力”的题目下，明确提出：
  //  
“非殖民化始终是一种暴力现象”，民族解放、民族复兴和重建属于人民的国家，只能通过暴力——“被殖民者决定实现这个计划，把他变成动力，随时准备使用暴力。被殖民者从其诞生起就清楚这个变得狭小的、充满禁令的世界，对于他来说，只能通过绝对的暴力来进行诉讼。”13

法农为暴力声张的言论，无疑符合萨特由来已久的暴力史观，他主动为法农这本书撰写序言，声称法农是自恩格斯以来“第一个重新揭示了历史的推动者”，赞成法农指出的“抑制不住的暴力不是一场荒谬的风暴，也不是野蛮天性的死灰复燃，甚至也不是一种怨恨的结果：这是人本身的重新组成。”14从暴力的正当性出发，萨特重述了法农赋予给被殖民者的权利，那就是用暴力来摧毁殖民统治，用武器来驱逐殖民者，通过战争来清除战争本身和战争以外的殖民的黑暗。他甚至认为：“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就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15萨特是在法农的书中看到他们之间的差距：自己只是风暴的播种者，而法农才是风暴，是暴力的儿子，是每时每刻在暴力中汲取人道的人。
可以想象，在阿隆最初读到萨特的上述言论时他的内心感受何止是“受到刺痛”，这些言论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承受的知识和道德底线，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将暴力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承认了暴力史观的正当性，那恰恰是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所乐意看到的事情，他们也绝对愿意用暴力来镇压反抗者的暴力。如此一来，在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中产生的最大的暴力者就是历史的决定者，暴力之下怎么可能会有被殖民者的解放？所以，阿隆既反对萨特主张的反抗殖民主义的暴力——不管这种暴力是否以解放或独立的名义出现，也反对右翼戴高乐派主张的殖民主义者的暴力——不管这种暴力是否以民族或国家的名义出现。这两种暴力的主张看似对立，其实都是基于同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差别仅仅在于前者是指向非殖民化的“民族解放”，后者是要维护法国在殖民体系中的“民族利益”。阿隆看到了问题所在，他试图说服他的同胞，帝国的丧失并不会使我们的国家走向衰亡，必须警惕极端的爱国主义：

  //  
“失败主义，就是不再希望与民族主义和解。放弃主义，就是拒绝与取得独立的国家合作。堵塞我们前途的难道不正是那种断言人民渴望自治与法国在非洲的使命不相容的人吗？衰亡的国家是那些拒绝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国家。祖国的掘墓人以预防衰亡为借口，把爱国主义引向绝路。”16
对于阿隆来说，民族主义犹如致幻剂，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容易在民族主义中迷失方向。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加缪就是一个典型，他的名言是：“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必须保卫我的母亲”。17在加缪的心目中，“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国家从没有现实存在过”，18他既否认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又坚持不肯放弃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任何权利——因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以此表明了自己是一个“怀着良好愿望的殖民者”。在阿隆看来，加缪的态度的确没有超出一个好心的殖民主义者的水平，将祖国视为母亲的心结终于促使这个坚定的左派和右翼的民族主义者走到了一起，这个现象学事件被阿隆视为有教育意义：“为什么包括阿尔贝·加缪这样的人，当时都拒绝阿尔及利亚的所谓‘民族主义’，拒绝由少数积极分子推动但可能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独立愿望。”19阿隆很清楚其中的原因，民族主义既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作为一种民族心理结构，对国民具有超党派的巨大动员能力。“不管这种民族主义是现实的表现还是一个想象的国家都无关宏旨。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孤注一掷地想要召唤出一个政治实体，将它创造成一种现实。”20
由于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阿隆的政治身份变得有点模糊不清，在左派看起来他像是右派，在右派看起来他像是左派。他是一个戴高乐的支持者，但绝不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他在1958年就宣布和戴高乐派分道扬镳，却并不因此“把戴高乐将军与他的追随者混为一谈”。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戴高乐将军比任何人都更拥有重建和平的手段，尽管他对“用一个历史推举出来的伟人正统去代替民主正统”存有疑义，但他还是选择相信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已是大势所趋，戴高乐将军只有顺应这个趋势才是符合新的时代精神，也与维护法国的利益相适应。阿隆的期待没有落空，戴高乐将军在1959年10月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拥有自决权；1960年11月，将军又跨出一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将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之后到来”；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成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终结了，独立的结局符合阿隆一贯的预期，托尼·朱特把这一点归功于他的一个不变的共性：现实主义。面对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阿隆始终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实面貌，并且为它产生的问题给出可靠的解答，而那些把自己的使命局限于描述或警告世界的知识分子则备受他的谴责。

在“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中上演的民族解放与法国分裂的历史场景，把法国知识分子推到了前台，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超越了政党政治，使传统的左右之争的思想局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是右翼极端势力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崛起，而且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不惜与自己昔日最大的对手结盟。为继续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殖民体系，左右两翼终于找到了民族主义这个共同的语言。那些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知识分子，比如萨特和阿隆，却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相反，基于对独立方式的完全不同的理解——是选择暴力还是选择和平，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弥合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在阿尔及利亚危机造成的法国的巨大分裂中，是戴高乐将军的复出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他带来了阿尔及利亚的和平，这是左右两翼知识分子都共同承认的事实。阿隆一直主张的“英勇的放弃”由戴高乐实现了：“他有，也只有他才能有这种把放弃和失败最终转化为胜利的能力，这是一种法国战胜自身的胜利”。21
  //  
由于戴高乐政府的右翼性质，胜利同时满足了左右两翼各自的政治想象——左翼把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想象为他们政治理念的胜利，右翼则把戴高乐的任何一个行动都视为他们在思想界重新崛起的象征。

维诺克对这个新的思想局面作出了可信的分析：“1962年3月的和平，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胜利，但不是他们的胜利，因为，从总体上说，他们在1958年作了错误的判断。与此同时，埃维昂协议对意识形态上的右翼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惨败。不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给他们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们打破了左翼自解放以来建立的独领风骚的霸权地位。他们又开始存在了。”22
但是，
这个左右对立的分析框架显然并不适合于说明阿隆的政治立场，阿隆洞悉时代变迁并进行准确阐释的超凡能力让他摆脱了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阿隆只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如果说阿隆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时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萨特则在其想象的战争中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更加彻底和激进的革命者形象。他从法农的著作中汲取了双重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是对暴力的渴望与崇拜，将暴力视为改变历史的唯一力量，深信在合适的时空范围里，以他人为代价的暴力就是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则是建构了对“第三世界”的政治想象，这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给予他的重大启示形成了一种理论共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使得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的主题正日益取代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萨特绝不会做一个旁观者。正如西里奈利所看到的那样，萨特的政治参与在语义和立场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原来一再被强调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第三世界”和帝国主义的对立所取代，后者成为未来革命的根源。从这样的观察出发，诸如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就成了萨特想象的新的世界革命中心，“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从捍卫苏联——后者的形象自1956年起就受到了动摇——转而开始颂扬成为革命希望之所在的第三世界”。23
 //  
在这个所谓的“重新伸张正义”的进程中，萨特再次走在了前列，他从新生的卡斯特罗政权中看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新制度，或者用波伏娃的话说，一个真实的、自由的、负责的，总之是存在主义的社会正在古巴诞生。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个不受资本主义控制的第三世界将是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救赎者。

萨特日新月异的思想变迁对于阿隆来说，意味着他们之间的“思想战争”不会终止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动荡的时代给世界造成的巨大混乱会很快让他们在一个新的主题上发生冲突。
本文注释：
1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14页。
2 同上书，第522页。
3 [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52页。
4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21页。
5 转引自同上书，第531页。
6 [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245页。
7 转引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23页。
8 [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55页。
9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22页。
10[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31页。
11同上书，第530页。
12[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67-168页。
13[法]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页、第5页。
14[法]让-保罗·萨特：《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版序言，同上书，第23页。
15同上书，第24页。
16[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41页。
17转引自罗纳德·阿隆森：《加缪与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第296页。
18同上书，第300页。
19[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42页。
20转引自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244页。
21[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61页。
22[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183页。
23同上书，第335页。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六）
——第五回合：关于五月风暴的争论与反思
文/鲁越
第五回合：关于五月风暴的争论与反思
1960年代对于“萨特世纪”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十年。在经历了1950年代的冷战、匈牙利事变、苏伊士运河危机、阿尔及利亚战争和第五共和国成立这些重大的历史变革之后，萨特无论遭遇到多大的挑战，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他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空前绝后的地位。1964年，萨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他的世界性影响力的一个确认，而他拒绝接受这个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则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一个“不可招安”的人，对资产阶级的任何“收买”行为都予以坚决抵制。但是，恰恰是在萨特的声望达到历史的峰值时，一个新的思想潮流开始在法国思想界内部涌动，这就是结构主义思潮，其代表性人物包括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布罗代尔、索绪尔、罗兰·巴特、福柯、拉康等，他们共同的理论特征是支持不受时间影响的“结构体”（constract）对于人的主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支配性作用，由此宣告了萨特存在主义时代的终结。在结构主义的冲击波中，阿尔都塞倡导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保卫马克思”的名义下，与萨特展开了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斗争并取得了成功，至少是把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重塑为结构主义的理论重镇，他们的一系列讲座和课程正试图“欢欣地埋葬了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好像是一个胜利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失去时代的可怜残余物”。1这个情况表明——
  //  
萨特自战后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影响力，在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正在被消解，存在主义不再是唯一的思想标签，结构主义包括后来的后结构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范式，它们从哲学本体论的迷宫中走了出来，借助于对新的时代主题的研究和新的研究方法，最终导向对传统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和人本主义主体论的双重解构。
在新的时代氛围中，雷蒙·阿隆并没有被结构主义所预设的那些理论问题所迷惑，他继续关注对“工业社会”的研究，这是他从1955年以来持续进行的研究计划。冷战造成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对峙，最终是归结为生产力和经济的竞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苏联通过五年计划，展示了国民增产率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向西方发出了挑战。苏联要的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国民增产迅猛，劳动生产率直线上升，都胜过资本主义国家。”2这对于阿隆来说具有紧迫性，因为左翼思潮依然充满着反对工业理性的浪漫式造反精神，“1960年代对工业社会的批判甚嚣尘上正足以证明，人的激情可以轻易取代系统的控诉方式”。3这就是说，当苏东国家正开足马力在经济领域大干快上时，法国则重新陷入在新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工业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正在激起青年一代新的义愤。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时代足以动员群众的主题，几乎都给马克思主义占去了，诸如无产阶级的救世作用和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有一系列表述及其不同版本，而有关工业社会的各种研究“却拼凑不出一门主义堪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匹敌”。4正是基于这个现实的冷静的估计，阿隆尽管没有预见到法国即将到来的“五月风暴”，但当风暴真正降临时，他已经做好了思想与理论准备。
1968年的“五月风暴”，毫无疑问地是法国战后最大的政治事件，是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按照维诺克的理解，发生在1968年5-6月间那些出人意料的事件，尽管紧张激烈的程度颇具戏剧性，但“未必能对法国的社会和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使它们间接地导致了戴高乐将军在1969年全民公决中的失败以及促成了法国的大学改革。5但是，在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看来，“五月风暴”在大约40年之后，仍然是一个当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参照点，他列举的事实是，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承诺之一是他会超越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分歧，因为他的政治对手约翰·麦凯恩不停地爆料奥巴马在早年政治生涯中与“五月风暴”的前激进分子有密切的交往。沃林还提到了尼古拉·萨科齐和他的对手在竞选法国总统时都不得不对“五月风暴”的遗产表明立场，萨科齐将“五月风暴”称为法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承诺要与“五月风暴”所代表的对权威的无视和道德的无政府态势告别。更值得重视的是，“五月风暴”不仅造就了整整一代的“前六八分子”（ex-sixty-eighter），而且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政治反响的奇迹之年，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学生反抗运动。总之，在沃林看来：“这种事件会促使全面反省的浪潮迅速高涨，关涉到如何将30年前那场令人不安的政治骚乱加以历史化。”6
“五月风暴”的历史化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并得出何种结论，对于身临其境的人们其实并不重要，尤其是对于萨特和阿隆来说，身后的评价并不是约束他们行动的主要框架。按照西里奈利的看法，他们两人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未占据过首要位置，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习惯性的，依据他们的一贯立场展开。重要的是，“也许正是他们扮演的这些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给了他俩在1968年5月一次直接碰撞的机会。”7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因为——
  //  
在萨特与阿隆已经持续了二十年的“思想战争”中，还从来没有直接交锋过，萨特对于来自阿隆的所有论战性文章几乎都不置一词。但是，在“五月风暴”中，萨特前所未有地对他的“小同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由此揭开了他们两人共同谱写的思想史中的独特一页。
在“五月风暴”的整个过程中，萨特自始至终都对学生运动表示了公开而坚定的支持。5月3日，运动首先在巴黎农泰尔学院爆发；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号召总罢课和总罢教；5月8日，以萨特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5月10日，《世界报》发表了萨特领衔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其中写道：“我们在这里表达的对世界各地学生运动的支持——这个运动在辉煌的时刻震动了法国——首先是对谎言的回答，几个月以来，所有机构和组织（只有少数例外），所有新闻和传媒机构（几乎无一例外）都在竭力歪曲这个运动，曲解这场运动的意义，甚至千方百计想把它说得荒唐可笑……”。8萨特在接受卢森堡电台的采访时说：反抗体制“对于那些尚未进入父辈为他们建立的体制，或者不愿意进入这个体制里的学生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95月22日，萨特与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邦迪对话，鼓励后者“有一种东西从你们身上迸发出来，它让人震撼，它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它推翻了那些制造了当今社会的一切。我把这称为可能性范围的扩大。希望你们不要放弃。”10正如有人把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视为“萨特的战争”，萨特似乎也想把“五月风暴”视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风暴。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实际上也反映出萨特在青年学生中的巨大影响力：
“把您的愿望变成现实”！
“幻想掌握政权”！
“禁止禁止”！
“奔跑吧，同志，旧世界在您的后面”！
“当最卑劣的官僚主义者和最后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肠子扼住您的喉咙的时候，我们还会有难题吗”？
“我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我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11
丹尼尔·科恩-邦迪可以对上述口号作出权威解释，他在“五月风暴”结束后不久高度评价了萨特对于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我们当中没有人读过马尔库塞的著作。当然有些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许读过巴枯宁的著作，在当代思想家中，他们读过阿尔都塞、毛泽东、格瓦拉和昂利·列斐伏尔的著作，但是3月22日运动的政治激进分子都读过萨特的著作。”125月20 日，在索邦大学举行的声势浩大的集会上，萨特是唯一被容许在会场发表演讲的知识分子，按照理查德·沃林的描述，尽管学生心中充满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冲动，但他们还是渴望能得到萨特的认可。相反，运动前一直试图取代存在主义霸权地位的结构主义者，却在这场运动中声誉扫地，因为“结构主义没有上街”。阿尔都塞作为一名坚定的法共党员，遵照法共的指示从一开始就和学生运动保持着“安全而舒适”的距离，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只用了“15个词”来描述“五月风暴”。福柯因为在突尼斯教书而始终不在运动的现场，他实际上也不想在场。列维-斯特劳斯主要关心的是学生的无政府状态将使结构主义事业倒退二十年。拉康据说只是向学生们宣布：“你们将找到一个新主人”，“以最典型的结构主义方式暗示了一切政治变革都是妄想，人们最多也只能成功地实现领导权的变革。”13对于存在主义借助于“五月风暴”所取得的对结构主义的压倒性胜利，阿隆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两个对立的学派最终都走向了穷途末路： 
  //  
“当1960年代的风暴来临时，阿尔都塞的门徒们立即作鸟兽散，有的变成毛主义派，有的仍忠于党，还有一些人转向社会学。1968年以后，阿尔都塞模式似乎已成为过去，至少在巴黎是如此。大学生们的骚乱出色地扮演了《辩证理性批判》中正在经历熔炼的人群。萨特的‘实践’观点重现生机，但只不过昙花一现。到了1970年代，主观主义-存在主义和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同时凋落。”14
事实上，在五月风云际会时，结构主义者因为缺场而根本无法成为萨特的对手，真正成为他的对手还是雷蒙·阿隆。两人几乎是同时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去，分别扮演着支持者和批评者的角色。阿隆是在1967年12月正式辞去巴黎大学的教职，这是他不满于法国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之前他一直在报章杂志上批评法国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批评中等教育毕业考试太难，而大学入学考试则失之太宽，批评教师考试不足以保证教学质量，不利于培养研究人才，批评教授唯我独尊。但是，他并不主张以激进的方式改革大学教育制度。在学生运动爆发之后的第二天，阿隆看到暴力在升级，内心焦急，5月6日，他在一份谴责暴力的动议上签了字。5月15日，阿隆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个大学教师的思索》，公开站到“那些关心自己的职业胜过一场没有十字架的十字军远征，或者一场没有目标的斗争的教师”一边。第二天，他表达了想跟学生进行对话的愿望并对运动的前景提出警告：“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的这股浪潮本身所包含的危险多于希望，不过，这出戏的表演者拒绝传统的口号，跟那些古老的政党毫无瓜葛，这就使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15随后几天阿隆去美国访问，由于看到国内局势紧张，他于5月20日提前返回法国，立即着手撰写相关评论，“从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从观众变成了演员”。165月29日，阿隆和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科耶夫通电话交流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后者认为这不是一场革命，因为没有杀人，他由此对拒绝暴力的假革命满怀鄙夷。阿隆同意科耶夫对运动性质的判断，但绝不认可此人对于暴力革命的展望，他在卢森堡电台“意外新闻”节目中把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称之为一个“心理闹剧”，是一场模仿性质的革命。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阿隆不仅分析危机的成因，而且呼吁抵抗“学生权力的恐怖主义”，并且倡议“到了该组织起来的时候了，组织起来反对制造怯懦与恐怖的阴谋，在所有的组织之外，建立一个广泛的捍卫和改革法国大学委员会。”17
阿隆6月11日的倡议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沉默的大多数大多支持他，但激进的学生却激烈反对他，《世界报》转载了一个学生的声明，禁止阿隆继续在巴黎大学讲课。在对阿隆的猛烈批评声中，最让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一篇用过激语言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他指的是萨特刊登在1968年6月19日《新观察家》周刊上的那篇文章，题目是《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这是萨特著述生涯中唯一一篇把阿隆的名字写入标题的文章。文章写道：“当风烛残年的阿隆喋喋不休地向学生们重复他在二战前所写的论文的观点时，听课的人都不能对他提出批评。他行使了真正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绝非建立在名副其实的知识的基础上。” 文章结尾居然用了几近羞辱的语言来攻击一位世人公认的绅士：“现在，戴高乐应该赤裸裸地站在整个法国面前，雷蒙·阿隆也应该那样站在学生们的面前。只有当他接受了否定，学生们才可以把衣服还给他。”18萨特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仍然为自己斥骂阿隆的行为辩护，承认是有意为之：“我在1968年辱骂过他，因为我觉得他当时的立场叫人无法忍受”。“我以这种方式来表示他把自己置身于1968年5月预告的那个社会之外，也表示我同意把他排除在外。”19对于阿隆来说，这种攻击的质量和语调太低劣了，不值得他回应，他只是感到震惊的是，萨特这个“靠内心的独白而生活的人”怎么会堕落到这般卑微和粗鲁的地步，为什么萨特终生追求伦理道德，却陷入在仇恨的陷阱中长期不能自拔。阿隆引用了萨特和波伏娃曾经说过的话：“宁要共产党人，不要（戴高乐）将军”，他从这句话中证明了萨特自甘堕落的心理根源：
  //  
“倡导自由的哲学家从来没有认清或者不愿意看清共产主义的实质。苏联的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毒瘤，而萨特从来不这样认为，也从不对这样的共产主义进行谴责。他使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不同意他的错误观点的人。他在《涅克拉索夫》中嘲弄的，是与苏联政权持不同政见的人，而不是那些屈从于斯大林或赫鲁晓夫的文化官员。”20
阿隆和萨特面对“五月风暴”所形成的思想对峙，在他们已经延续了20年的“思想战争”中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阿隆依旧坚持他一贯的立场，如他的传记作者巴维雷兹所说，就像是个面对1848年革命的托克维尔，始终站在所有形式的激进主义的对立面，坚持以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应对社会危机，绝不屈从于某种普遍原理，而是凭着社会公认的诸种价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准则。1968年7月，在“五月风暴”消停之后，阿隆用了四天时间撰写了《难觅的革命》（也有翻译为《举世无双的革命》）一书，该书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批评者如一位“资产阶级”女读者在致阿隆的信中写道：“您诽谤这场革命，把它看作一场闹剧，一段令人悲伤的插曲，一场无关紧要和毫无意义的运动。……这说明，或者是您惯用的思维方法和对历史的评价使您丧失了理智，或者是您在使自己成为一场反革命运动的著名先锋，而这场运动反革命气焰要比戴高乐将军的反革命运动更加嚣张。”21在批评的声音之外，赞美的声音也不少，一些著名人物纷纷发表好评。安德烈·马尔罗认为《难觅的革命》一书十分精彩，“支持您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报纸的估计数”。弗朗西斯·蓬日致函阿隆表示百分之百地赞成他对5月发生的革命闹剧所作的分析。而让·吉东对这本书的“过分赞扬”让阿隆有点惊讶：“这是一部杰作，一件传世之宝，而且写的时机非常好。”22阿隆当然不会因为来自读者的截然对立的评价而调整自己的看法——
  //  
他个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如果说1958年第四共和国的覆灭是合法的，那么十年之后要取消共和国的合法性却是可悲的，开除一个普选出来的总统和开除一个国王不是一码事。
他坦承自己不是一个绝对的戴高乐主义者，但绝对无法想象一个学生领袖科恩-邦迪可以打败戴高乐将军。他主张法国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不是接二连三地搞革命，或者如戴高乐将军对他的主张所补充的那样：沿着革命的足迹进行改革。因为在法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大革命传统的国家，革命成了全民族难以摆脱的魔咒，由此形成了一个长期不得其解的问题：“法国是否充分地利用了它的革命或者它的所谓的革命？”23阿隆显然是想促使法国从革命的魔咒中走出来，即使难有作为，他也始终没有放弃理论上的努力。他在“五月风暴”之后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教师不是先知或煽动家，是学问而不是真理的掌握者，因为实证科学本质上不透露宇宙和人类未来的最后秘密。大学应该改变或死亡，你怎么说都行。但说到未来，大学只有忠于理想而死才会有未来，我们无权为了照顾下一代的情绪而牺牲理想。”24其实，阿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很少以理想的名义向社会作出承诺，但当社会久经考验并被几代人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屡屡在现实中遭到破坏时，他愿意挺身出来为维护古老的理想而战斗。
萨特在振臂一呼迎接“五月风暴”时，他远没有像阿隆那样承载着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他更多地像是为了迎接一个新的重大历史机会，以便来进一步验证存在主义哲学在结构主义时代并未过时。从现象上看，萨特的确成为风暴眼中的中心人物，不仅是阿尔都塞或福柯之流望风而逃，而且像阿隆这样的挑战者也被学生运动所抛弃，当时流行着这样的奇谈怪论——“与其同阿隆站在真理的一边，不如同萨特站在谬误的一边”。25这个荒谬无稽的说法虽然颇具讽刺味道，却真实地反映出萨特在学生中的巨大影响力，用阿隆的话来说：“他们对萨特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表现为一种近似于盲目的忠诚”。26萨特显然非常沉醉于这种被青年人崇拜的状态中，他在七十岁时谈到了1968年：“至于1968年，这是重要的。对大家都重要。但是对我特别重要。”27重要性就在于萨特在这场运动中有两个新的发现，一是重新发现了“左派”，他认为自己以前之所以靠拢共产党人，是因为不存在着比共产党人更左的力量，除了托洛茨基分子，而他们是“倒霉的共产党人”。“五月风暴”改变了这个局面，萨特从科恩-邦迪的身上看到了比自己更正确的因素：“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28萨特的另一个新的发现，是毛主义在学生运动中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毛主义取代了斯大林主义成为他的新的理论锚地。萨特承认，在运动刚刚爆发时，他并不清楚青年大学生们想要什么，像他这样的“老家伙”在运动中能干些什么，他只是跟在他们后面走，“到后来，我与毛派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我只是到了六十七岁上才彻底懂得，一个人与政治的真正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政治人——就任何人都有政治性而言——的真正处境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多亏毛主义我才能有这个彻底的了解……”。29对于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萨特也承认并不理解它意味着什么，但他表示愿意“重新见到它”，“更好地理解它”。30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钦佩毛主义者的革命狂热，在欧洲的工人阶级普遍丧失了革命精神、法国共产党更是堕落为资产阶级附庸的时代，青年学生的造反冲劲在一片犬儒主义的氛围中就显得弥足珍贵。
 //  
波伏娃后来代表萨特总结了毛主义者革命行为的三个直接特征：“暴力、自发主义和道德”，“毛主义者以其反强权的实践显示他们是唯一的革命力量，能够在组织严密的资本主义时代适应阶级斗争的新形式。”31
正如沃林的看法：“萨特赞赏的是，那些崇拜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主义者通过他们的行动试图使革命主义激情保持活力”，它让自己重新体验到前共产主义时期“自由哲学”的特征。32
萨特从崇拜斯大林到崇拜毛，完成了他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型，以往关于苏联政权的美好形象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以毛为代表的的第三世界的革命图景，“全世界受苦的人”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继承人。尽管萨特和波伏娃在1967年亲赴中国考察“文化大革命”后深感失望，按波伏娃的说法：“防止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赋予人民群众真正的权力，使每个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完人，我只能支持这些表达形式所描绘的计划。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给予中国像苏联在许多人心中所激起的盲目信任。”33但是，在“五月风暴”中，萨特由一个半信半疑的毛主义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毛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这个身份转变预示着他对左翼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了新的理解，既不是列宁主义的先锋党人，也不是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而是一个“行动”中的左派。他为此特别区分了“左翼知识分子”（a left-wing intellectual）和“左派知识分子”（a leftist intellectual），认为两者差异就在于行动：“左派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意识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可以使他免除虚无。他放弃了特权，或者尝试将其付诸行动。”34可以这么认为，“五月风暴”重塑了一个新的萨特，一个更加激进、更加好斗和更加革命的萨特。
1968年5月30日，戴高乐总统在获得军队支持的承诺之后从外地返回巴黎，发表演讲，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选举，“五月风暴”终于平息了。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是戴高乐将军？戴高乐派在六月的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重掌政权，这意味着将军再一次众望所归？但在次年的全民公决中戴高乐的宪政改革方案被否决，他黯然下台，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学生运动及其领袖是最终的胜利者？他们除了引发一场政治危机之外几乎一无建树，毛主义运动在几年之后就分崩离析了，其领袖人物也各奔东西，没有人再继续站在萨特存在主义的旗帜下面。至于萨特和阿隆，该如何总结他们政治得失的账单，则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即使在1968年这个剧烈动荡的年份终结之际，算总账的时刻肯定还没有到来，萨特还在谋划第三世界新的革命计划，而阿隆只是叹息“注重文科的高师从此不复存在了”。35
本文注释：
1 参阅[美]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24页。
2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562页。
3 同上书，第586页。
4 同上书，第587页。
5 参阅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210页。
6 [美]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12页。
7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36页。
8 参阅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211页。
9 转引自同上书。
10转引自同上书，第212页。
11参阅[法]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万家星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12转引自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214-215页。
13参阅同上书，第216页。
14[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832页。
15转引自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213页。
16同上书，第671-672页。
17同上书，第214-215页。
18[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689页,691页。
19[法]让-保罗·萨特：《七十岁自画像》，《萨特文学论文集》（《萨特文集》文学卷），第391页。
20同上书，第693页。
21[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696页。
22同上书，第697页。
23同上书，第704页。
24转引自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350页。
25[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70页。
26同上。
27[法]让-保罗·萨特：《七十岁自画像》，《萨特文学论文集》（《萨特文集》文学卷），第384页。
28同上书，第387页。
29同上书，第388页，389页。
30参阅同上书，第396页。
3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的仪式》，孙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32页。
32[美]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240-241页。
33转引自同上书，第228页。
34转引自同上书，第243页。
35[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706页。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七）
——第六回合：“古拉格群岛” 与左派的危机
文/鲁越
第六回合：“古拉格群岛” 与左派的危机
1973年12月，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授权巴黎的俄文出版商YMCA出版社出版他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同时，瑟伊出版社获得翻译此书的权利，索尔仁尼琴放弃了版权，以便使他的这部三卷本著作能以最低价格出售。1974年6月，《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的法文译本在市场公开出售，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成功，在几周之内就卖出了七十多万册，创下战后法国书籍销售的最高记录。撰写法国战后思想史的学者几乎都会提到这部著作的出版给法国知识界所造成的重大冲击。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此书时认为：“索尔仁尼琴使人难堪，惹人发火，正是因为他击中了西方知识分子们的敏感点，击中了谎言。”1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认为法国知识界在1973至1979年期间遭受了两次思想打击，一次是“索尔仁尼琴效应”，另一次是70年代末对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幻想的破灭。2贝尔纳-亨利·列维则强调了《古拉格群岛》的出版给萨特制造的难题，迫使后者再次必须对苏联集中营的历史事实表态。3在理查德·沃林看来——
  //  
索尔仁尼琴这部突破性著作敲响了“反极权主义时刻的钟声”，作者由此被广泛致敬为“我们时代的但丁”。4一部来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在法国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是前所未见的，它制造了左翼阵营的一次新的重大危机。
在《古拉格群岛》的俄文版刚刚问世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就发表了题为《一场反对缓和的反苏运动》的评论，指斥这本书的出版旨在“转移对资本主义国家危机注意力的运动”。另有作者在该报上发表文章称“索尔仁尼琴战役”的意义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强烈震撼”，资产阶级发动这场战争纯粹是为了起牵制作用，唯一目的就是诋毁苏联形象，以便更好地掩饰“西方国家人民生存条件的恶化”。5社会党由于和法共在1972年签订了共同执政纲领，该党发言人在谈到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这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时，不得不出言谨慎，而该党的御用作者则完全按照法共的调子鹦鹉学舌，把索尔仁尼琴事件视为是“首先被用做反对苏联的战争机器”，其次是“被用来反对左翼的团结”。6当《古拉格群岛》的法文版出版后，《人道报》用一句话作了概括：“这是一种用恐怖主义手法描述的法国大革命”。7而社会党的舆论则依旧是以审慎的立场来对待法共这个不可缺少的政治同盟者的激烈言论，对苏联采取理解的态度。或许就是基于左翼政治联盟的上述反应，维诺克认为《古拉格群岛》掀起的大论战没有触及政治领域：“这场论战主要是在知识界进行”，左右两翼知识分子对该书解读中所形成的重大分歧，主要是围绕着对极权主义的不同看法而展开。这也是维诺克所指出的现象：“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极权主义的批评才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不是在左翼知识分子当中，而是在中间派里。”8他所说的左翼知识分子当然是以萨特为代表，中间派则以阿隆为代表。
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确定知识分子的立场时明确认为：“在那些否认存在集中营和揭露集中营的知识分子之间有一条分界线。立场从分界线的这边跨到另一边就标志着决裂”。9因此，《古拉格群岛》的出版对于阿隆来说并不意外，该书只是进一步证明了他在三十年前对苏联政权性质的揭示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从“克拉夫琴科案”和“鲁塞案”到“古拉格群岛”，那些试图为苏联政权提供辩护的左翼人士，总是想在苏联集中营这个事实上混淆是非。阿隆为此在自己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  
“五十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拒绝倾听别人提出的问题。他们果然提出，集中营有‘好’有坏，有的集中营由于动机善良而光彩熠熠，另外一些还是集中营。在西方，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这种错误，总想找出理由来曲意谅解或革出教门。自称左派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大错特错，正如他们拼命拖着不承认有什么古拉格，让它把号称最仁慈的政权作为自己的隐身符。一方面是萦绕心头的左派团结与如何和共产党同志合作，另一方面是‘集中营的犯人’，两者当然不是势均力敌的。但据我所知，几乎没有法国人不为索尔仁尼琴的伟大而折服。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几百万电视观众欢迎他的祝愿，仁慈的、诚挚的和充满希望的祝愿，这种祝愿照亮了一个人的面孔和目光。”10
从维护苏维埃政权和左翼团结的双重动机出发，萨特从“克拉夫琴科案”和“鲁塞案”以来，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过苏联存在着集中营这个事实，后来即使不得不承认，也总是轻描淡写地谴责几句，或者把集中营泡在共产主义的道德水池里清洗干净。正如波伏娃为斯大林主义所作的辩护：从暴力与其所追求的结果的比较来看，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重大差别在于，前者是贬低人，而后者则从来没有忘记最初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成了萨特及其伴侣为苏联政权进行辩护的终极理由。依据这个理由，诸如集中营和武力镇压这类事情就显得无足轻重。1963年，萨特去布拉格访问，捷克的大学生们希望听到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讲一讲《自由之路》——这是他们多少年来一直在暗中手抄的书，没想到的是，这位“自由斗士”却大谈他的《辩证理性批判》和如何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大肆赞颂一番。1968年，“布拉格之春”再次被苏军的坦克所碾压，由此重蹈1956年布达佩斯的局面，萨特不得不出来对苏联政府进行谴责，但他却把杜布切克的改革视为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以及不同于“其他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运动”。11在萨特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放弃的原则，在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中，任何改革都必须符合这两个原则而具有合法性。因此，当法共作家阿拉贡前所未有地对苏军武装镇压“布拉格之春”表示强烈谴责：“它把粗暴干涉称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援助，这种援助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沦为奴隶”，12萨特则根本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萨特承认，他在1954年首次赴苏联访问时就知道这个红色国家存在着集中营，但他不知道斯大林死了之后集中营依然存在，尤其不知道这就是“古拉格群岛”。到了1974年索尔仁尼琴使“古拉格群岛”的真相大白时，萨特对苏联的看法并非没有改变，按照阿隆的理解，他至少是从一个完全亲苏的立场转变为一个“半亲苏立场”，这既是他长期疏远法共的结果，认为法共已不能践行其心目中的革命理想，也是对苏共的不满，认为苏共已经堕落为一个“修正主义”的政党。但是，这种立场转变却并没有改变萨特对苏联集中营的一贯看法。有人曾问萨特：鉴于索尔仁尼琴对“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非社会主义”提出了异议，并且他是在“寻求自由”，是不是应该支持他？对于这个问题，萨特的回答居然是：“索尔仁尼琴代表的是19世纪的观念，他的思想与现代的社会不适应。因此对于发展来说，他是一个有害分子”。后来他还补充说：“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产生于重大事件，仅仅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是不够的”。13萨特甚至认为，恰恰是因为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中待过，所以他已经是被苏联的意识形态彻底改造过了。这个荒诞不经的看法，在列维看来，证明了萨特“在很长时间里怀着居高临下、厚颜无耻和蔑视混合在一起的态度，对待人们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那些人”。14他还认为，萨特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宽宏大量，对别人非常慷慨，但惟独对于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却表现出极端的残忍，不愿意倾听他们的话，也不愿意为他们说一句好话。
自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来，法国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苏东国家的“坏消息”总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总是选择相信萨特对“苏维埃革命特权地位”的解释：“不管喜欢与否，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在于，个体需要与其运动结合并接受其目标才能理解它；总之，我们从它所追寻的东西出发来判断其行动，依据目的来评判手段；根据它所拒绝、忽视或否认的来评价它的其他做法。”15这等于是说，苏维埃政权因为掌握着一个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而可以对它所采取的一切反人类罪行予以赦免。但是，《古拉格群岛》的横空出世，彻底动摇了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让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从以往暧昧、迷茫的信仰状态中清醒过来，也就是阿隆所说的，“1970年后半期，控制宣传媒介的‘大知识分子们’或知识官僚们，终于公开放弃了半亲苏立场。”16他们也终于开始公开承认苏联集中营存在的事实，意识到“古拉格群岛”和纳粹暴政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具有同样的性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五月风暴”中诞生的号称“无产阶级左翼”的这批年轻的战士，也开始估量他们所犯下的错误，促使他们加快去除“政治先锋主义”（列宁主义及其幽灵们）的步伐，“意识到以左翼事业的名义实施的政治谋杀几乎等同于以右翼事业的名义实施的政治谋杀”。“突然之间，流行的毛主义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具有了全新的、不详的意义”。17
理查德·沃林所描述的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是“索尔仁尼琴效应”的一个必然结果。

问题是，在左翼普遍的信仰危机和政治觉醒中，萨特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然不愿意承认苏联这个所谓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按照波伏娃的说法，革命正在进行中，在莫斯科和古巴建立的制度，“改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这是无可怀疑的；在判断和接受“斯大林政策中罪恶的暴力”时，不能忘记当时“追求的目的”以及暴力的“意义”和“原因”。18所以，据此把萨特和波伏娃这两口子称之为法国最后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完全恰当的，但他们为何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仍然冥顽不化，对阿隆来说则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
  //  
“无论是今天的萨特分子还是明天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个大思想家会这么胡言乱语？为什么他肯对一些人物和事件自封为政治和伦理的审判官？为什么他使那么多青年人向往莫斯科和哈瓦那，而事后从不感到内疚？”19
事实上，阿隆在这么思考时，他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萨特的道德批判上，在经历了与这位“大思想家”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战争”之后，他开始深挖萨特的“斯大林主义情结”的思想根源。在1973-1974年期间，阿隆撰写了《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一书，着手对萨特发表于1960年的《辩证理性批判》进行“讲解、分析、评注和讨论”。20因为在阿隆看来，《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走向极权（整体）主义和暴力哲学的奠基性著作。
萨特把《辩证理性批判》这本书排在他的成名作《存在与虚无》之上，据说该书是他“在安非他命诱发的昏迷状态下”花了几个月时间创作完成的。21苯丙胺类药物显然进一步刺激了作者的高昂情绪，让该书形成了新的思想突破，不仅建构起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合体，而且还突破了存在主义基于一种“个人主义”叙事的人本主义逻辑，建立起一种“作为整体化的个体实践”的历史观。其核心观点按照阿隆的解释可以概述为五个基本命题：（1）本质上，或本体论上，历史现实是由行为实践构成的，而行为实践是由个人行动所构成的。（2）萨特拒斥任何形式的整体论，在总体、总体性或整体性关系中，只有个人、个人的行动、个人间的关系，而没有其他。（3）物的世界是一个总体性世界，人在其中也使自己客体化，由此使个人的行为实践被异化，成为客体世界的工具。（4）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导致个人置于人和他者的冲突中，由此需要形成所谓“团体行动”，团体行动是个人针对某样东西的共同行动。（5）从上述“行为实践”间关系的各种类型出发，就可能领会历史的总运动，也就是阶级斗争，“换言之，出发点是每个人的自由，而现实是所有人的异化，最终的观点就是要靠着团体行动——这些团体行动可以突然演变为革命行动——来征服异化。”22在阿隆的条分缕析之下，萨特从原来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走向一个整体主义者的思想逻辑被清晰地再现出来。阿隆后来又做过总结：“萨特通过他独特的、不能异化的自由向半屈从的转化，再现了个人实践的史诗；在第二阶段，自由的反抗逐渐陷入囹圄，甚至走向斯大林主义和个人崇拜。总之，我曾经感兴趣的，而且现在仍然感兴趣的是个人实践同整体的融合，是这些整体所具有的多种多样的模式。”23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毫无疑问地是整体主义最极端的形式，个人的自由在其中只能服从于共同的制约或服从于无限的层级。这是萨特理论中无法解决的悖论，从个人的自由出发，最后导向对整体主义的依赖与崇拜。他居然没有意识到，在整体主义的多种形式中，极权主义是整体主义的终极形式。
萨特“整体化的个人实践”观为一种“暴力哲学”或暴力史观开辟了道路，赋予了“暴力道德”以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为暴力的合法性所提供的理由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暴力是作为“整体化的辩证经验”而被写入历史哲学，“暴力作为资产阶级的存在，作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我们会看到被统治阶级在这个层次上也是一种实践）的派生关系，存在于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中；作为与资产阶级同一代的实践的暴力也存在于殖民之中”。24因此，他认为被统治阶级也应该拥有使用暴力的权利——“暴力的孩子是由父亲的暴力实践造就的”。25正是基于暴力哲学，萨特从来都是认为暴力是人民革命的应有之义，在他看来，“一个革命的政权应当摆脱某些对它有威胁的个人，除了死刑之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关进监狱里早晚还是要出来的；1793年的革命者杀人还不够多。”26他甚至在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让雇主流血”，“吊死他们”，“烧死教授”，“处死议员”，“剥了他们的猪皮”。27在任何一个正常人看来，这样的言论都足以证明萨特由于迷恋暴力而陷入在疯狂状态。阿隆从哲学高度上进一步揭示出萨特对暴力近乎病态的崇拜的本质：
  //  
“当代历史的动力和意义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与暴力辩证法是一致的”。“他对暴力和革命的选择既是哲学上的选择，又是政治上的选择”。“他纵容以良好动机为名的犯罪行为”。他由此质疑萨特“系统”地选择了暴力或者革命的哲学是否还配称“人类的辩证法”。28
阿隆对萨特《辩证理性批判》“迟来”的批判，再次在知识界引发了众多反响和激烈评论，有人撰文希望萨特“能够在为人正直的阿隆的感召下，从革命的教条主义中清醒过来，从对过去的耿耿于怀过渡到两人的对话上来。”29这显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事情，萨特一直试图把阿隆贬低到一个普通读者的行列中，对来自他的所有批评都置之不理。但是，在萨特无以计数的读者中，阿隆作为一个最严酷也是最认真的读者，无可置疑地改变了萨特的阅读世界，让许多人从其营造的对革命、恐怖和暴力的幻觉中走了出来。“索尔仁尼琴效应”之所以能在法国产生如此大的思想冲击力，与阿隆持续不断地批判萨特的革命史观和暴力哲学紧密相关。按照他的叙事逻辑，只要苏维埃政权仍然按照“古拉格模式”来统治国家和社会，它所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神话早晚会破产。
以1974年为时间轴心所展开的阿隆与萨特关于暴力哲学的理论斗争，可以说是他们三十年“思想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其后尽管也不时发生零星的冲突，但重要性已经处在递减状态，双方似乎都在等待历史的判决。《古拉格群岛》是第一份判词，它引发了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信仰危机，促使他们反省以往对于苏维埃政权盲目崇拜的立场，由此重新思考革命和暴力的历史价值。到了1970年代的最后几年，来自于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杀人场”的恐怖报告——波尔布特集团在1975-1979年期间杀死了约170万同胞，再次对法国左翼知识界给予了致命的一击。
  //  
红色高棉运动的主要领袖们几乎都有留学法国的经历，他们是在法国左翼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罗伯斯庇尔式的战士，视卢梭为精神领袖，把暴力与恐怖奉为革命的最高道德，他们是萨特名副其实的学生。
从1960年代以来，萨特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对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模式和毛主义的中国革命模式推崇备至，进而又将革命的目光转向印度支那，对红色高棉的共产主义实验抱有极大的期待。但让萨特不愿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他先后倡导的第三世界的革命模式或者是土崩瓦解，或者是难以为继，没有一个模式因其主张高尚的道德而成为人民革命的典范。托尼·朱特深刻地总结了这个时期法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向：“革命的恐怖的魅力并没有随着斯大林的逝去、索尔仁尼琴的往生，而消亡。只是在波尔布特的倒台和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庆典之间，人们才深深地意识到，革命的恐怖或许是一个研究的客体，而远非效法或崇拜的对象。”30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失去了1956至1974年的自我纠错机会之后，终于在1970年代末迎来了他们集体觉醒的时刻：共产主义对一切激进想象的统领终结了。
黑格尔说过，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时起飞。萨特和阿隆在他们最后的黄昏时刻该如何起飞？1975年，萨特预言自己还能活五年。1977年，阿隆突发心肌梗死，经抢救而活了下来。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死亡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每天都出现在眼前的东西。”31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会向历史再说些什么？
本文注释：
1 同上书，第858页。
2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67页。
3 参阅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536页。
4 [美]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259页。
5 参阅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245-246页。
6 参阅同上书，第247页。
7 转引自同上书，第248页。
8 同上书，第253页。
9 [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36页。
10[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859页。
11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71页。
12转引自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219页。
13转引自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538页。
14同上。
15[法]让-保罗·萨特：《斯大林的幽灵》，转引自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65》，第169页。
16[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51页。
17[美]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258页。
18参阅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582页。
19[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73页。
20[法]雷蒙·阿隆：《历史讲演录》，张琳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200页。
21参阅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201页。
22参阅同上书，第207-209页。
23[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837页。
24[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下，《萨特文集》哲学卷，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08页。
25同上书，第907页。
26转引自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552页。
27参阅同上书，第553-554页。
28[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842页。
29转引自同上书，第846页。
30[美]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65》，第392页。
31[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969页。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八）
——最后回合：历史没有终结
文/鲁越
最后回合：历史没有终结
1979年6月20日，这个看似普通的日子，却被许多思想史学者记录在他们的著作中。因为就是在一天，让-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在他们决裂之后的三十年里第二次握手。1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认真地记载了这个时刻：为声援“开向越南的船”这个人道主义组织实施救援越南难民的行动，萨特和阿隆共同参加了该组织的记者招待会，阿隆在与萨特握手的刹那脱口而出：“你好，我的小同学”——这是他们最初的身份定位，永远没有改变。他们握手的照片后来被一百多个国家买去转载，成为新闻报刊热议的一个主题。著名作家克洛德·莫里亚克把“小同学”错听成“老同学”，他为此谈了自己的感受：“这个词使我感到吃惊。在他们分道扬镳如此之久后，这个称呼显得流于俗套，不够味，别扭，然而仍然令人感动”。2阿隆则不这么看，他在致莫里亚克的信中专门对“小同学”这个称呼做了解释：“这是要抹去30年的分歧，重新回到50年前的一种姿态，因为在高师，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都互相称呼为‘小同学’”。3阿隆非常看重这次握手，因为当他看到萨特双目失明、近乎瘫痪时，心中充满同情和无限怜悯，他能感觉到这位“小同学”正向死亡走去。
波伏娃在《告别的仪式》这本萨特晚年编年史中也记述了萨特与阿隆“长时间来第一次握了手”的时刻，但她认为记者们宣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和解、意味着萨特在立场上开始接近右翼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萨特并不认为他和阿隆的会见有多重要”。4这是他们对阿隆一如既往的态度：在道德上始终藐视他的存在，在政治上和他永不妥协。波伏娃甚至把阿隆在致莫里亚克的信中所表达的对萨特的同情与怜悯解读成“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死人”，5这种偏执的心结在三十年后仍然没有化解，真是一个悲剧。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他们倒是并不在乎萨特和阿隆在握手的瞬间究竟会说些什么，他们看重的是这个事件的象征性意义：
  //  
“萨特—阿隆的积极行动象征着法国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意识形态的诉求已经丧失了优先性。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建构法国政治的左右分裂似乎已经丧失了它的至高权威。反而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情感占据了主导地位”。6
理查德·沃林的这个看法可以被这个时期的许多事实所证实，萨特晚年也的确表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思想变化。1974年8-9月，萨特在与波伏娃的对话中明确认为，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法共也不再是革命的，并且认为法共没有希望“焕发青春”或“发生改变”，年轻一代不会为党提供新鲜血液，反而只能使其更加僵化。7萨特对于“第三世界”革命的信心也在衰退之中，继对毛的文革幻想破灭之后，他与卡斯特罗政权也断绝了关系，因为该政权不顾他和其他众多著名人物的情愿，执意将古巴著名异议诗人赫贝托·帕迪拉判处死刑。诗人的死刑后来尽管没有执行，但萨特和卡斯特罗长达十几年的友谊宣告死亡。萨特能够和阿隆一起参加“越南难民之船”行动，表明他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支持印度支那解放事业的立场上转向了人道主义立场，意识到越南难民逃离的正是北越红色政权所施加给南越人民的大规模人道灾难。1980年1月，离萨特去世只有三个月时间，他在欧洲广播电台上发表声明支持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时呼吁抵制当年计划在莫斯科召开的夏季奥运会。
阿隆注意到了萨特从1968年以来所发生的思想变化，即从一个把革命和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等同起来的共产党“同路人”，转向毛主义所倡导的个人或集体实践的自发性，最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归宿——无政府主义”。同时，萨特也开始小心翼翼地与暴力哲学切割，“不再允许为了崇高的目的而犯罪”，转而“同情受专制政权，甚至是受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制政权迫害的人”。8阿隆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可能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钟声中走到一起。但是——
  //  
阿隆很清楚，和萨特握一下手绝不可能消除持续了30年的隔阂，他关心的是“我们之间的握手对于历史学家是否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是不是该到了总结他们世纪之争的时候了？尤其是在萨特去世之后，思想史研究者包括社会公众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萨特和阿隆两人之间究竟谁更能标志出那个时代的历史呢？”9
在托尼·朱特看来，阿隆的自由主义是在被延误了差不多30年之后才在其“自耕地”上繁荣兴盛，他在大部分成人岁月中一直是个孤独的背影，直到生命之火燃尽前夕才翻身。西里奈利也有差不多相同的看法，认为对萨特和阿隆的对比性研究“只有被放到70年代临近黄昏的历史背景下，才会体会出它的全部意义”。10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真理是在时间之流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在萨特和阿隆的世纪之争中，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前者的大部分预言一如前述都遭到了历史的否定，而后者对现实和历史趋势超乎常人的远见则不断地被证实。左翼知识分子基于革命、暴力和恐怖的政治梦想全都流产了，而自由知识分子则在阿隆的率领下实现了重要的思想突破，在法国深厚的左翼文化氛围中坚守并扩张了自由主义的理论阵地。
  //  
法国左右两翼长期失衡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阿隆持续不断的拨乱反正，终于达到了某种思想平衡，法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对革命和暴力近乎病态的崇拜，日趋被温和的、理性的和改良的进步主义思潮所取代，并且在反对苏维埃“古拉格”统治模式上形成了新的共识。
列维在《萨特的世纪》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萨特的后半生完全是在犯错误呢？这是不是说，他在斯大林时期和后来的毛时期，没有干好事，只不过是让他的名字和他的权威蒙受了世纪的耻辱，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盲目行为的受害者？”11列维自己认为“显然不是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同一时期可以列举许多情形来说明萨特还是伟大的、宽厚的、清醒的，他是小人物和社会底层的朋友，热爱正义、权利、自由和友谊，时刻准备为受压迫者的事业而燃烧自己。在列维的视野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萨特，一个是“好”的，无可指摘；另一个是“坏”的，迷失了方向，十足可悲，不断地犯错误，并引导着时代和他一块儿犯错误。两个萨特也可以称之为“早期的萨特”和“后期的萨特”，前者以《厌恶》和《存在与虚无》为代表作，塑造的是典型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形象；后者则是以《共产主义者与和平》、《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序言和《辩证理性批判》为代表作，塑造的是典型的革命者和共产党的同路人的形象。两个萨特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不断地互相腐蚀，互相传染，互相控制，早期的萨特预示着后期的萨特的狂热和对暴力的喜好以及对主体的蔑视。12列维关于两个萨特的看法表明，探讨萨特思想两重性的深刻根源，是思想史研究者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事情。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到过两个萨特的概念，即在一个激进的萨特的背后有时还是能够看到一个年轻时代的萨特形象，尤其是在萨特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阿隆注意到这位“小同学”正在试图重新接受一个“复数”的思想，那就是在与别人的思想交流中分享有别于自己的思想。萨特说了：“这是一种只有当我衰老时才可能想到的交流方式”。13但是，阿隆并不期待萨特在其晚年会有根本性的思想觉悟以及与别人平等讨论的勇气，他认为：
  //  
“萨特的灾难在于他总有一天要受到世人的谴责，因为他把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和丰富的情感都用来为不合理的事物辩护，他滥用自己的宝贵才智，试图向人们证明斯大林是不能反对的。”14
萨特确如阿隆所概括的那样，在任何时期都拒绝做任何自我批评，从不理睬别人对他的言论的奚落讪笑，他在晚年只承认过一个错误，那就是“不够激进，而不是因为过分激进”。1975年，萨特在与米歇尔·贡塔的长篇访谈中断然否决阿隆对他的所有质疑，尤其是认为阿隆对《辩证理性批判》的批判“歪曲我的思想以便能更好地提出异议”。15 1980年3月，法国《新观察家》周刊分三期连载了萨特和贝尼·莱维（“五月风暴”时期的学生领袖维克多的真名）的长篇访谈，这是萨特生前最后一次谈话，却被波伏娃认定是一个“屈打成招”的谈话，因为莱维“巧舌如簧，把萨特说得晕头转向，不容他静下心来下结论”。16她最不满意的是莱维以披露事实的名义扮演了萨特代理人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原来一直是属于她的，由她在掌控萨特的话语权。当访谈录以《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为题公开发表之后，波伏娃从萨特的反应中实际上知道了他对自己生命中最后这份文字记录是抱有很高的期待。萨特在访谈中首先表达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那是在莱维的“诱导”下确认人类的行动朝向未来的目标时最后都是毫无结果——始终存在着一种失败。但萨特强调他从不绝望，从不认为失败是不可抗拒地必然趋向那具有绝对因素的目的地，他在这个最后的谈话中仍然没有放弃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指明航向的使命，强调左派必须继续坚持激进主义的传统：“不论是什么情况，对我来说，激进主义似乎始终是左派的一个基本观念。如果我们拒绝激进主义，我们就在不小的程度上促成左派的死亡。”17不仅如此，萨特在回答莱维提出的“暴力是否证明是正当的”以及“暴力是否有助于制定法律和制度”的问题时，再次为暴力提供辩护，强调为了推翻被殖民和被奴役状态，除了用暴力解决之外，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同时——
  //  
萨特继续为革命提供道德证明，承认“作为革命的最终目的的道德观念可以设想为一种救世主义”，革命派要创造一个更令人满意和更合乎人性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和道德的社会。18他最后的期待是：“再一次把希望视为我对未来的概念”。19
阿隆在读到萨特这份对话录时，不能不感到遗憾：“表达这种真相的文章又是何等的贫乏，何等平淡无奇而又令人感到费解。”20他把萨特承诺给未来的希望视为“在人类历史上对救世主的期望”，因为萨特终生都在尝试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他所设计和想象的各种终极性的革命救赎方案，尽管看起来充满令人心动的愿景，最后都是随着他向往的共产主义革命模式的崩溃而成为政治幻灭的标志。对于阿隆来说，他绝不会去做一个萨特式的人类命运的预言家，而宁愿选择做一个冷静的理性的现实观察者，在对现实的批判中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提供建设性方案，这是他走出巴黎高师之后一以贯之的身份定位。1981年10月，阿隆决定为自己做一个三集的电视节目，节目是对自己理论生涯的总结，主线索是他和萨特“两个小同学之间历时30年的对话”，最后是要向观众解释：“我为什么会选择走一条与那些和我同时代的名人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21谈话节目的文字版被整理成一部著作——《介入的旁观者》，确定这个题目，显然也表明了阿隆对自己身份的清醒自觉。当“介入”这个词汇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专有名词时，一如托尼·朱特所说：“阿隆则用完全的严肃态度对待介入的本原含义，并且为它添加了一种执着和一以贯之的独特精神。”22阿隆是以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不屈从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压力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他最珍视的价值观是“真理”与“自由”，在他看来，这两个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谎言的憎恶深刻地体现在他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里，他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所揭橥的诸种历史真相，终于为他赢得了历史的名声——20世纪法国最清醒的政治评论家、最伟大的思想导师和最坚定的自由主义战士。
阿隆在生命行将结束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包括来自左翼阵营的思想对手和萨特拥趸的认可。萨特《七十岁自画像》的合作者米歇尔·贡塔在读完《介入的旁观者》之后，承认在30年的敌对之后，“长期把阿隆视为人所不齿的对手，把他拒之门外的左翼知识界，如今发现自己成了或几乎成了阿隆派”。他认为阿隆和萨特的对话代表着本世纪对立的两极，知识界的辩论在这两极中展开：“一个陈述所希望的、令人想望的东西，提出一个不确定的计划；另一个理智地用可能做到的事，用顽固的现实与之对抗，要人们警惕”。23但他最后还是为萨特进行了辩护，强调了被压迫者基于伸张正义的唯一权利而起来反抗时，他们的这一权利不能被否定。对于来自左翼的赞誉或误解，阿隆并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萨特和自己背道而驰的终极性根源：如何选择自己认为的最有利于人类的社会或政权——这是最初的最原始的选择。
  //  
阿隆始终认为，萨特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否认现实，却对自己要创造的未来一无所知。
1983年春天，阿隆的回忆录出版，这是一部费时四年完成的史诗性巨著，副标题是“50年的政治思考”，旨在突出作者与20世纪密切联系的精神历程。该书出版成为轰动知识界的大事，售出了数十万册，法国新闻界几乎一致交口称赞。阿隆在回忆录中所开放出来的磅礴思潮，迅速打开了人们记忆的闸门，让他们汇入到法国历史的主流中进行重新思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米歇尔·维克多，也就是最后与萨特对话的贝尼·莱维，致信阿隆表达他的敬意，他检讨了他这一代人在法国知识界的心理环境中曾长期远离阿隆的大部分著述，甚至将阿隆视为资产阶级的“看门狗”，但是，他最终认识到阿隆著作的价值所在：“随着知识分子的非马克思主义化，我们开始真正发现了你。回顾往事，我佩服你迎着风浪，顶住来自你的天然环境，来自知识界的压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单凭你早已有的把政治分析与感情分开的愿望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平静超凡的精神勇气。如今的报复多么痛快淋漓。”24法共专家雅尼娜·韦尔代-勒鲁在读了回忆录后也给阿隆写了长信，深刻反省以前受了蒙蔽而根本“听”不进他的著述，怕丢掉无法估价的左派标签而不能正视他的意见，现在她认识到：“读你书的时候，我想起尼采讲到作为强者被接受的人时讲过的一句话：‘不需要极端信仰的人最稳定。’而你的书是一部强者的书”。25这些迟来的赞誉和认可，是法国知识界还阿隆一个公道也是还一笔债，在阿隆被他们集体流放了30年之后，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这位自始至终都对苏维埃式意识形态及其制度绝不妥协的人，才是法国知识界真正的良心，他对思想世界和公共生活英雄般的贡献，谱写了法国知识分子“光辉的30年”中最灿烂的篇章。
1980年4月15日，让-保罗·萨特辞世长眠，按照波伏娃的说法，他平静地迎接死亡，对周围的友谊和感情心怀感激，对自己的过去感到满意：“该做的，我都做了”。26这是客观得不能再客观的自我评价？在萨特的灵车前往蒙巴纳斯公墓的路上，一股巨大的人流跟在后面，大约有五万人，有人说这是1968年运动以来的最后一次游行。在送葬的人群中，最伤心的是波伏娃，她和萨特是精神共同体，是他众多女友中唯一终身不离不弃的伴侣，死神却让他们永远分开。雷蒙·阿隆对萨特的去世同样怀有巨大的悲痛，他们在50年前有过约定：谁后走一步，就要为先去世的人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录上撰写一篇生平传略。阿隆深感遗憾的是，诺言已经不复存在，长达30年的“思想战争”无可挽回地摧毁了他们之间的情感基础。即使阿隆没有，萨特也肯定有，埋藏在心底的一些仇恨至死无法化解。所以，阿隆把公正评价萨特的权利交给了别人，从追思的悲悯情怀中走向了自己的终极思考，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之所以加速撰写回忆录的动力所在：在面临上帝召唤的时刻，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
1983年10月7日，雷蒙·阿隆因心脏病发作猝然而死，他在死神来临之前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回忆录成为出版界的盛事——“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这使得他在告别人世时毫无遗憾。巴维雷兹评述了萨特和阿隆不同的死亡方式：“萨特漫长的暮年不公正地给他整个一生涂上了暗色，阿隆则幸运地在心智健全时，带着因姗姗来迟而更加辉煌的成功的光环离开舞台。”27虽然阿隆的葬礼远没有像萨特那样轰动，但他的离世依然震惊了世界，亨利·基辛格表示“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加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向“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阿隆致敬。法国最著名的报刊纷纷发表纪念文章：《解放报》悼念文章的标题是“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世界报》为“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三个纪念版面；《新观察家》特别是《快报》发表了“一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大量报道。28在肃穆的安静的气氛中，阿隆被葬在和萨特同一个公墓——蒙巴纳斯公墓，这是象征他们最后的归宿，比邻同眠，永续他们生前不竭的恩怨。
让-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都走了，持续了30年的“思想战争”终于终结了，但历史并未终结，他们开创的20世纪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争，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还在继续进行着，苏东体制的彻底崩溃完全符合阿隆的预期，但未必是萨特终身倡导的革命的激进的左翼的意识形态的烟消云散，“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汤因比语）。令人欣慰的是，“作为一位法国爱国者和世界公民，作为一位共和派与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位政治思想中心人物和自由战士，阿隆对行走于21世纪历史之陡峭道路上的人而言是最好的旅伴”。29人们将持续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汲取智慧、力量和勇气，在他的鼓舞下对人类社会自由和民主的未来充满信心。
本文注释：
1 1960年某天，萨特和阿隆因为他们共同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在一次街上的偶遇中握手、互致问候并约下饭局，这是他们自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握手，但饭局没有后来始终落实。参阅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67页。
2 参阅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52-1053页。
3 同上书，第1053页。
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的仪式》，第135页。
5 同上书，第136页。
6 [法]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259页。
7 参阅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的仪式》，第486-489页。
8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56-1057页。
9 同上书，第1068-1069页。
10[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66页。
11[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555页。
12参阅同上书，第558-559页。
13转引自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64页。
14同上书，第1069-1070页。阿隆对这段话做了一个说明：在这里我应该说不能反对共产主义。
15[法]让-保罗·萨特：《七十岁自画像》，《萨特文学论文集》（《萨特文集》文学卷），第391页。
1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的仪式》，第139页。
17[法]让-保罗·萨特：《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萨特哲学论文集》（《萨特文集》哲学卷），第192页。
18同上书，第222页。
19同上书，第224页。
20同上书，第1066页。
21[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73页。
22[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267页。
23[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434-435页。
24转引自同上书，第436-437页。
25转引自同上书，第438页。
2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的仪式》，第145页。
27[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439页。
28参阅同上书，第439页。
29[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序言：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28页。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