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燕山樵夫之歌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一）
——基于一场“思想战争”的法国战后思想史
文/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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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本文是“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卷《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中的一章，主要阐述法国战后的左右之争：雷蒙·阿隆与萨特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战争。有人曾认为20世纪有三场大辩论意义重大，兰格与米塞斯、罗尔斯与诺奇克、萨特与阿隆，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与冲突涵盖了社会经济制度、伦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三大战场，对人类社会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不管从持续的时间来看，还是从影响的范围来看，无疑占据着20世纪思想斗争史的首位，其内容广泛地涉及到哲学、政治、历史、文明、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世界秩序等各个方面，对当下的思想和理论建构有重大的启示。本文六万余字，分八个部分展开，现授权本号分八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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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萨特的世纪及其挑战者
第一回合：冷战与意识形态的大决裂
第二回合：左翼的分裂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三回合：三大事变与左右之争的激化
第四回合：阿尔及利亚悲剧与民族主义考验
第五回合：关于五月风暴的争论与反思
第六回合：“古拉格群岛” 与左派的危机
最后回合：历史没有终结
   引 言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思想界便一直处在剧烈的动荡与冲突之中。连绵不断的革命进程与其说是社会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爆发，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毋宁说是法国长期陷于思想分裂与意见纷争的结果。基于不同思想和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对法国政治生活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与政治变迁。以“德雷福斯事件”为标志，1埃米尔·左拉发出的“我控诉”，就像是对法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集体出场的召唤，也是预示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垄断着国家的思想、知识和意识形态生产的共同体迅速进入到左右之争的轨道。诚如美国学者托尼·朱特所观察到那样，20世纪的法国始终处在涣散飘摇之中，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19世纪的情形——法国第四共和国只存续了短短十四年，政府平均每半年更迭一次。他受雷蒙·阿隆的启示，把法国20世纪以来这些显而易见的症状统称为“法兰西病症”，认为它们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来源于因为意识形态一分为二所导致的“左派”和“右派”的分野。由此形成了一个人们普遍共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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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之争及相关的政局不稳，是法国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深深植根于各种政治记忆之争，植根于有关‘真实的’法兰西历史道路的各种叙述之争。”2
在法国左右两派的世纪之争中，让-保罗·萨特与雷蒙·阿隆无疑是这两个对立的思想阵营的旗手，前者高举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毛主义的旗帜，将罗伯斯庇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式的革命者奉为大众的榜样，终身都在为抗拒资本主义的邪恶而向往着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后者则高举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将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视为自己的理论前驱，终身都在为抵抗极权主义制度而坚守着宪政民主的立场。在萨特和阿隆的身后，是穿越了20世纪法国的两条不同的政治和思想轨迹，以及被他们浓重的身影所笼罩的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如何书写发生在这两位“小同学”之间的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战争”，是法国思想史叙事无法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是有先见之明，他在1943年就认为：“在法国，总是存在分裂和党派斗争（除非受到一种共同的压力），将来还会存在；这就是对话。多亏了这种对话，我们的文化才得以保持平衡：一种百花齐放的平衡。”3为证明这个观点，他把帕斯卡和蒙田、克洛岱尔和瓦莱里视为他们时代思想对立的两极。纪德“忘了”提醒人们的是，在他的时代，思想对立的两极是由雷蒙·阿隆和让-保罗·萨特构成的。
萨特的世纪及其挑战者
历史学教授米歇尔·维诺克在其撰写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一书中，用三个法国思想家的名字来象征20世纪的三个时代——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和萨特时代。他认为：“莫里斯·巴雷斯是德雷福斯事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的象征；安德烈·纪德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象征；让-保罗·萨特是法国解放以后这一时期的象征。”4对于萨特时代之所以能够取代纪德时代的依据，维诺克是基于萨特在战后几年已经形成的巨大公共影响，这不仅体现在萨特统治着国家的主要舆论舞台，以致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还在于他从纪德那里接受的不是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份名单。在二战造成的法国的思想和文化废墟上，萨特是携带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文学成果以及《存在与虚无》这部存在主义哲学巨著，为法国重建精神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因此，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列维更愿意把法国的20世纪称为“萨特的世纪”，他所看到的居于“绝对主宰地位”的萨特，不仅拥有当时绝无仅有的公共影响力，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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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是这一代人中的惟一。他以独一无二的能力，尝试了绝对的作品，在他之后，任何其他人都不曾作过这种尝试。”
比如，梅洛·庞蒂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却不是一个作家、戏剧家，也不是一个艺术家，“尽管他想努力改变自己，可他仍然无可救药地只是一个教授”。加缪是记者、是作家、是戏剧家，甚至还是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哲学家。至于雷蒙·阿隆，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和梅洛·庞蒂一样，不是一个作家。正是基于这样的比较，列维为赋予20世纪以萨特的名义而得出结论：“总之，在这一代人，只有萨特擅长于所有文体。只有他一个人占领了所有可供占领的阵地。”“萨特是惟一使当时的文学和文化空间达到饱和的人。”5更有甚者的是，这位哲学家还把萨特与戴高乐相提并论，认为萨特是另一个戴高乐，而戴高乐则是创造历史的萨特，他们构成了20世纪一对真正的作家和政治家的联盟。
以萨特的名字来命名法国的20世纪，这并非是思想史家们的溢美之词。雷蒙·阿隆的回忆录曾记载了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所抱有的宏大理想：与黑格尔齐名并尽力超过黑格尔。6这是萨特为自己所做出的历史定位，此时，他和阿隆一样只有二十几岁，但改造法国思想世界的种子已经植入在他的志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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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的终身伴侣，他们互相忠实于对方的思想而不是身体，由此为法国开创了一种新的两性关系——对萨特的过人之处下过定义：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也就是同时成为卓越的哲学家和文学家。7
萨特显然完成了这个世人无法完成的使命，按照列维的说法，这是在伏尔泰或雨果的时代都不曾有过的事情，而萨特的历史性出场，“斯宾诺莎—伏尔泰—萨特形成了一条轴线”，再加上具有与司汤达和雨果相媲美的文学成就，萨特无疑成了法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集理论家和天才文学家于一身的人”。8
从“萨特的时代”到“萨特的世纪”，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更是一个事实判断，至少有两个现象学事件可以用来证明萨特在战后法国的巨大公共影响力。一个事件是发生在1945年10月29日，萨特在巴黎举行了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完全出乎所有媒体预料的是，演讲大厅被无数听众挤得水泄不通，许多妇女因为室内空气稀薄而出现晕厥，这是公众渴望了解萨特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这部艰涩的哲学专著的创作意图，也是公众盛情迎接他“介入”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个象征。就演讲稿本身而言，这不过是“一部应景之作”，是《存在与虚无》的通俗版，只是标志着萨特“知识分子生涯的第一次转变”。9但就是从这个演讲开始，萨特的世纪可以用存在主义来命名了。或者说，一个存在主义时代到来了，其繁荣的标志不仅仅是萨特出版物的畅销，而且还涌现出存在主义的生活方式，诸如存在主义咖啡馆、以黑色为标记的存在主义服饰，成为巴黎流行的时尚。萨特的哲学被“当成是生活的实用手册或求生指南”，10抽象的形而上学被演化为浪漫主义的煽情风格或愤世嫉俗的生活姿态。
另一个现象学事件是，1957年，法国著名的新闻周刊《快报》，就1945年萨特创办《现代》杂志以来所形成的思想新浪潮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您被要求在下列作家中指出对您这代人有特别影响的一位，您会选择谁？”结果是大多数年轻人把萨特放在首位，其得票数远远高于安德烈·纪德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1这个事件被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认为是萨特“荣耀”时代的到来，甚至可以被视为同伏尔泰和左拉一样，在生前就被认为是一个神话的开始，它不仅体现出人们对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体现出萨特在法国公众中的实际影响力。
在确定谁能成为法国的“世纪之人”时，列维提出了他的一个看法：“谁能从精神上站在由当时最有吸引力的力量汇聚而成的焦点上，不管是依靠本能还是依靠算计，谁就是‘伟大的知识分子’。”12他认为萨特就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但他似乎并不清楚萨特究竟依靠何种“秘术”让世界围绕着他的轴心而转动。这个问题对于其他观察家来说也是存在的。萨特在1944年以前还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他的文学作品尽管已有极大的影响，但他的《存在与虚无》并没有多少人能读得懂。萨特在1945年突然“爆红”，究竟是在何种时代条件和社会机制下产生的？法国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究竟为萨特势不可挡的崛起提供了何种温床？
托尼·朱特观察到，法国二战之后的十年间，左翼阵营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诉求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其重要性体现为大多数法国政治思想家都受其影响，这一现象在西方国家独一无二。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一个实例，在二战过去二十年之后，一位斯洛伐克犹太人约·朗格尔惊诧于她在巴黎的经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其经历的否认，对历史证据的视而不见，以及对放弃正统的革新论神话和乌托邦的拒绝。”她毫不客气地认为，这个被困在时间舱的群体“是早该消亡的物种”。13朱特是试图借助于来自东欧国家那些饱受共产主义迫害的异见分子的亲身体会，以揭示他们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巨大认识差距，解释为什么诸如萨特这样的文化英雄可以在“布达佩斯遍体鳞伤”之时，依然在国内广受追捧、声名显赫和备受尊重。这类“法国病”，正如雷蒙·阿隆在其《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完全得益于法国长期的左翼传统，即得益于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三个“神话”：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三个神话导致的后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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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14
在法国的政治辞典中，自“德雷福斯事件”形成“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以来，“‘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是同义语”，15随后它又和共产主义紧密相联。斯大林格勒之战对于扭转二战局势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转化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光环。更重要的是，法国共产党在1945年成为法国第一大党，这是共产主义在法国凯歌行进的具体体现，它自称是“法国知识分子”政党，其政治势力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建树和影响，诸如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和艺术家毕加索在战争结束后宣布加入法共，成为当时的标志性事件。战后完成政治觉醒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更是纷纷被吸纳到法共的各级组织中。萨特领导的《现代》杂志也不例外，其左翼的立场也是根据共产主义的坐标为自己定位：如果不是成为共产党人，也必须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萨特是从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取了灵感，同时，他的理论与行动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来自左翼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左翼和共产主义的联盟，在法国知识界形成了双重优势，进而形成了一股在年轻人中广泛盛行的进步主义潮流。朱特在他的著作中引述了社会学家雅尼娜·韦尔代-勒鲁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老派的左翼知识分子可能会将选票投给共产党，甚至寄希望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将来，但是他们无法全然忘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无法忘却苏联在30年代令人伤脑筋的内部档案。然而，对于更年轻一些的人而言，他们不在乎过去发生了什么，并急于将其抛之脑后；他们所看到的是，党派发起的政治运动回应了他们自身对进步、变化和剧变的渴求。”16年轻人渴求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在萨特的理论中得到了回应，萨特把革命上升到绝对命令的高度，波伏娃对任何场合的改良主义的蔑视，以及对借由一场轰动性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发生方式的社会变革的希望，成为一种他们同时代人所共享的感情，也成为“萨特世纪”最坚实的和最广泛的心理基础。
在萨特形成的空前的话语攻势下，形形色色的各种右翼思想和理论都显得相形见绌，只剩下招架之力。雷蒙·阿隆对此深有体会：“在法国，左派享有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温和的或保守的党派也绞尽脑汁从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饰语。人们彼此比试着谁最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17在这种思想结构中，几乎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挑战萨特的话语“霸权”。即使是萨特左翼阵营中的亲密战友，如加缪和梅洛·庞蒂，先后与萨特决裂，公开著文批判他的共产主义倾向，但在萨特的反击之下他们都不敢恋战，实际上承认了他们不是萨特的对手。加缪是在萨特的公开责难下加快了退出政治写作和公共生活的步伐，直至他1960年意外死亡才让萨特恢复了对他的友情与善意。
在所有萨特的反对者中，只有阿隆才是萨特的真正挑战者，他从1947年与萨特分道扬镳之后，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起批判萨特的重任，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全世界，萨特都是以一个作家和一个伟人的形象活在我们心中。我认为我们有权利不受任何约束地评论他和描写他。”18阿隆终其一生都坚守着这个立场，不是屈服于而是挑战萨特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此捍卫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法国战后由左翼知识分子开创的“光辉的30年”，实际上是阿隆与萨特“思想战争”的30年，更确切地说，是阿隆持续批评萨特的30年。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阿隆看起来根本不是萨特的对手，他是处在思想界的边缘地带，不是时代的中心人物，也不是公众舆论的代言人。在代表着重建法国时代精神的哲学和文学领域里，阿隆还没有创作出足以和萨特相匹敌的作品，这是他从不讳言的事实，他坦承与萨特雄心勃勃的构建原创性和体系性思想比较起来，存在着差距。即使阿隆认为萨特哲学是一个失败，但他还是认为这是一个辉煌的失败。在无情地批评萨特的同时，阿隆从没有忘记真诚地赞美这个强大的对手。托尼·朱特说得对：“阿隆一直是萨特最好的、最富有同情心的读者和批评者。”19 1940年代末期，《快报》主编赛尔旺-施莱贝尔曾试图把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定为《让-保罗·萨特与雷蒙·阿隆》，这遭到了《法兰西晚报》主编拉扎雷夫的反对，他认为：“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20阿隆赞同这一看法，他从没有想过把自己的著作同萨特的著作进行比较，尽管他也承认从1968年以来，人们把他和萨特置于一起研究“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离奇了”。21他自觉地意识到了与萨特长达三十年的争论并非是个人之争或门户之争，而是关系着法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知识分子的前途，用他自己的话说：“身处的从来就不是一场善恶之战，而是一场更优更劣之战”。22对于萨特来说，他终其一生都对阿隆刻意保持着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他从不认为这位“小同学”具有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公共影响力，也不愿意在电台和电视台上与阿隆进行公开对话，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宁愿与女人谈琐碎的小事，也不愿与阿隆谈哲学。但是，在众多观察家的眼里，萨特和阿隆作为法国战后左右两翼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无可替代地占据着这一时期法国思想界的中心位置。西里奈利在研究萨特与阿隆的竞争性思想关系时就认为：“萨特和阿隆是双重意义的世纪文人：他们没有远离尘世，以酝酿和雕琢他们的作品，相反，两人都融入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尽管这一选择是在不同时间作出的；于是，他们通过表明立场和参加辩论，接受了汹涌热烈的20世纪。”23
事实上，这两位法国思想斗士的世纪之争所制造的巨大的历史惯性，早已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屏障，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依然持续震荡，其意义对于理解中国当下的思想斗争依然具有重大启示。
本文注释：
1“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于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同僚诬陷犯有叛国罪，被军事法庭宣判革职并处终身流放。1896年，新任情报官皮尔卡在调查中发现，真正的罪犯不是德雷福斯而是他人，但军方蓄意包庇真正的罪犯，不对此案进行平反，由此引发社会公愤。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推动了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法国分裂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的两大阵营。1899年8月，案件重审，德雷福斯仍然被判有罪，但改判十年徒刑；9月19日，总统决定赦免德雷福斯，以平息民愤。1906年7月，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德雷福斯被平反，恢复名誉，并晋升为少校。德雷福斯经此事件而成为“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相关的参考书籍超过了一千两百种，此外还有电影、戏剧、诗以及一出三部曲歌剧。“德雷福斯事件”最具标志性意义在于让左拉名垂史册，使其成为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事务的典范，同时开启了法国知识分子分裂与斗争的历史。参阅[美]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郑约宜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2[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章乐天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3转引自[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孙桂荣、逸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4[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孙桂荣、逸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5参阅[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0-74页。
6参阅[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杨祖功、王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7参阅[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95页。
8同上书，第95页。
9参阅[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8页。
10[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27页。
11参阅[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只是分子：萨特与阿隆》，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12[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119页。
13[美]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李岚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页。
14[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5[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第2页。
16[法]雅尼娜·韦尔代-勒鲁：《为党派服务》，转引自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第51页。
17[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4页。
18[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693页。
19[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252页。
20[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694页。
21同上书，第694页。
22转引自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267页。
23[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10页。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二）
—— 第一回合：冷战与意识形态的大决裂
文/鲁越
  第一回合：冷战与意识形态的大决裂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声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德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缓缓落下，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二。”这个演说标志着“冷战”的肇始。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正式提出以“遏制”苏联为战略中心的杜鲁门主义。同年7月，美国政府正式启动“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决定连续四个财政年度对西欧各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支持它们战后重建。苏联及其东欧国家对美国的“遏制”战略迅速作出反应，同年9月，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两个阵营”理论，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的政治军事同盟正式形成；1955年5月，苏联及其东欧国家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冷战将欧洲一分为二，也将法国思想界一分为二，雷蒙·阿隆将此定性为意识形态的“大决裂”，米歇尔·维诺克对阿隆提出的这个关键词作了精辟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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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着不可调和的两种世界观、两种历史哲学思想、两种生活和政治体制的两大决斗者之间的全球性的对立。”1
阿隆的《大决裂》一书发表于1948年，该书粗略地勾画了世界政治和法国政治的轮廓，阐述了三个重要的主题：一是美苏两强的全球对抗，二是马克思主义堕落为苏维埃主义，三是法国民主制的危机。2阿隆试图向法国读者阐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法国虽然与外界隔绝四年之久，归根结底仍属于西欧这个整体，属于大西洋文明。在美苏的全球对抗之中，法国不可能置身于外而保持中立，在冷战的两极世界里，法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阿隆之所以这么认定，不仅是因为法共在战后法国居于第一大党的地位，对法国未来政治走向具有重大影响，而且还因为戴高乐将军及其后任的执政者都在表面上反对共产党，实际上却迁就苏联的政策而不时抵牾美国的政策。整个法国对于冷战的暧昧立场，导致了法国知识界的巨大思想混乱，在左右两派的剧烈思想冲突中，“对苏联的立场成了知识分子的分界线”，尤其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对美国文化反感，苏联却得到了他们的同情甚至对他们有吸引力，毕竟这个国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在那里取得了胜利。”3于是，法国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一个异数，从其政治领袖到思想领袖，均同情苏联而反感美国。
按照托尼·朱特的概括，在1944年至1956年间，法国知识界对斯大林主义出现了四种反应：第一种就是简单的拒斥，以雷蒙·阿隆为代表；第二种是简单的接受，以阿拉贡这类法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三种是持摇摆立场，以埃德加·莫兰为代表；第四种态度最为复杂，以萨特为代表，他们不想成为共产党员，却愿意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萨特曾特别强调：“苏联因其目标而拥有特权（为全体的正义和自由），并且，据此区别于任何其他的体系和政权。”4在他看来，西方世界无以提供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因此，在苏联迫使人们通过其在布达佩斯的野蛮行径去直面这种社会主义时，即使感到迷惘，那也是人类别无选择的选择，“没有什么可构想的状况能够使得我们放弃对共产主义未来的信仰”。5
比较而言，萨特所代表的这类共产党的同路人，比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尽管他们也清楚，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和现实的苏维埃政权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但后者毕竟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迈进，他们更愿意为苏联的革命和政权模式提供一种历史的和理论的论证——“苏维埃共产主义本身既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自明的真理的支持，同样也是后者的确证。”6梅洛-庞蒂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选择和萨特站在一起，他在1947年发表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为当时饱受指责的苏维埃政权的暴力和恐怖政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辩护，认为“对共产主义或苏联的任何批评”和“对民主政权的任何辩护”都必须置于“整体性”理解之中，也就是“不能通过脱离背景的孤立事实作出判断”。他依据列宁关于不应该把普遍历史的观点用于每一个地方历史的插曲中这一看法，断言苏联目前曲折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总体历史的揭示，也许就显现为唯一可能的道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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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萨特主导的强大的左翼语境中，冷战在法国思想界所造成的一分为二的后果，不是以北大西洋组织的政治标准来建立一个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向西欧蔓延的统一战线，而是左翼知识分子与苏共及法共结成了政治和思想联盟。
以撰写《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而闻名于世的朱利安·班达，曾经强烈主张知识分子超越阶级和党派之争而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反对被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政治激情”所左右，认为知识分子作为普遍性存在的价值在于其是“抽象的公正、抽象的真理、抽象的理性”的象征，“知识分子高扬的就是这些永恒的东西，这些人类的共性”。8但是，在冷战的时代氛围中，班达却完全“背叛”了这个立场，选择相信共产主义，选择与苏联站在一起。他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两个阶级阵营和它们在我们的国土上所各自代表的东西之间，法国必须做出选择。”9也就是在苏联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和它的形形色色的敌人之间作出选择。班达和萨特一样——尽管他们始终不和，对法国现实的民主制度的高度不满，转化为对苏维埃制度充满想象和期待，他们把解放工人阶级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在萨特决定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时，他对“同路人”的定义是：“一个试图在这个党的组织之外思考问题而希望党能利用他所发现的真理的人”。10但是，从法共到苏共，党的大门最初却并没有向“同路人”开放。在党的理论权威们看来，只有他们才是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真理并行使对它的解释权，任何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说，当然包括存在主义，都是属于资产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按照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要求，知识分子只能是成为党的人而不是党的“同路人”——“一个共产党知识分子只能有一种态度，那就是完全地、毫无保留地站在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政治立场上”。11
从1945年至1948年，萨特一直是处在被法共点名批判的名单里，而且还成为苏共批判的对象。1948年8月，苏共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召开了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西方堕落”的报告中，对萨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谩骂，说萨特是“会打字的鬣狗，会用笔写字的豺狼”，12萨特成了必须被打倒的假进步主义的典范。然而，正是在共产党人的批判声浪中，萨特反而更加坚定地决心成为他们的同路人。1949年1月法国发生了“克拉夫琴科案”，1950年11月发生了“鲁塞案”，13在这两起著名的案件中，萨特均站在了法共领导的《法兰西文学》的立场上，强烈谴责克拉夫琴科和鲁塞对苏联集中营制度以及各种反人类行为的揭露，指控他们为了抹黑苏联而不惜造谣。1950年1月，萨特和梅洛-庞蒂联名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们生命的岁月》，强调他们不想在受害者中间做出选择：在希腊也有压迫，在法国殖民地也有屠杀，为什么要在苏联集中营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这在梅洛-庞蒂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已有阐释：既然“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和德雷福斯事件都没有影响雅典和法国的‘人道主义’名声”，同样，“没有理由要给苏联适用不同的标准。”14
萨特迈向共产主义的关键性一步是他在1952年发表了《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文，此文写作的直接动因是萨特为了支持法共领导人雅克·杜洛克，后者为抗议美国李奇微将军访法而被捕，萨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用波伏娃的话说是“怒发冲冠”，从而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共产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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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后来在纪念梅洛·庞蒂的文章中写道：“经过十年的深思熟虑，我终于面临着决裂的时刻，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刺激。用宗教用语来说，这是一次信仰的改变。”15雷蒙·阿隆把这次“改变”视为产生了另一个“萨特”，一个原来信奉存在主义主体、个人和自由的萨特转变为一个信奉集体至上的斯大林主义者。
原来横亘于萨特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与共产党之间的鸿沟被彻底抹平了，他和共产党人一样成为暴力的崇拜者，“他不仅将共产主义的暴力视为必要，将其看作是‘无产者的人道主义’的客观表述以及原始的正义，还将其视为某种可敬之物。”16基于这样的暴力史观，苏联所发生的一系列以暴力为主轴的历史事件，如集中营、大审判、大流放和以数百万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萨特眼里都算不了什么，这些都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必要代价。1954年，萨特首次访问苏联回来后在法共机关报《解放报》上发表文章，宣称“在苏联，人们完全有批评的自由，我们的接触是非常广泛的、开放的和自由的。”他甚至大胆预言：“到了1960年左右，1965年以前，如果说法国经济可能仍然裹足不前的话，那么，苏联的生活水平则将会比我们高出30%到40%。”17此时的萨特，对于苏联的感情已达到了热爱的程度，而对反共人士的感情则达到了憎恨的程度，他的名言是：“反共的人是一条狗，我坚持这样看，我将永远这样看。”18波伏娃代表他还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同苏联的友谊从来不是通过沉默来表达；苏联人民所做出的牺牲已经证明了，领导阶层是他们意愿的化身。”19这等于是在说，斯大林及其党的领导阶层就是苏联和苏联人民，反对斯大林主义，就是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冷战在战后法国制造的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的巨大错位，即法国在政治上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在思想上却被以萨特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引向了苏联，这充分表明要改变“萨特时代”的错误导向将会是多么的艰难。左翼旗帜下几乎所有共产党的同路人都认识不到雷蒙·阿隆提出的意识形态“大决裂”的迫切性：“苏联把欧洲的一半苏维埃化了。为了维持欧洲的平衡，必须有美国参与，因此大西洋联盟是外交平衡的必需品。”20这意味着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同时也是对势力范围或统治权的选择，归根结底，是对社会政治制度的选择。阿隆提出意识形态“大决裂”，一方面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外交政策上的考量，他在1950年柏林举行的世界保卫文化自由大会上指出，要阻止苏联冒险发动新的战争，取决于满足两个条件：“（1）不能让苏联获得某种优势，哪怕是最初的优势，否则冒险的诱惑会令它无法抵挡。希特勒就没有抵挡住这种诱惑。轻信人民之父的智慧将是危险的。（2）阻止苏联在政治上取得成功，这会增强它的力量，从而使所有平衡的希望破灭。”21另一方面，阿隆之所以高度警惕苏维埃政权对于西欧国家的潜在威胁，就在于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极权主义的两种历史形态，当法西斯主义随着纳粹帝国的彻底崩溃而失去其制度性土壤时，欧洲乃至人类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就不是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未来返潮的假设，而是唯一地来自于现实中的斯大林主义。所以，在阿隆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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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任何行动都意味着并且导致人们就苏联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在谈论历史的同时，回避历史现实的束缚。”22阿隆毫不隐晦地向世人宣布自己的立场：苏联模式是人类社会的一场噩梦。23
阿隆对斯大林主义坚持不懈的批判，并非单纯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毋宁说他从1930年代以来对极权主义政治现象的持续的系统的研究，为唤醒冷战时代的人们起来参与一场新的思想斗争提供了最充实的理论准备，他把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法国内部的变革共同置于欧洲历史进程中予以思考，体现出20世纪法国思想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同时也为自己塑造了以一己之力来抗衡由共产主义和左翼结盟的思想潮流的斗士形象，坚定地捍卫了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阵地。
1930年，阿隆赴德国留学，在确定未来的研究计划时，其初衷是想促进法德这两个欧洲大国的和平相处，但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运动的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和扩张性必将为欧洲带来一场战争。此时，尼采关于20世纪的预言——以意识形态名义进行大型战争，给他以巨大的理论启示。1934年，欧洲弥漫着浓重的和平主义气氛，阿隆却对此保持冷静。1938年，阿隆出于心理和历史直觉，认为第三帝国的领袖有本事冒天下之不韪，作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这个政权创造的表面上的丰功伟绩已经超过了俾斯麦。1939年，阿隆在法国哲学年会上提到德国和苏联这两个极权制度有可能成立联盟。同年6月，阿隆参与编辑的一本论文集《专制时代》出版，他在评论文章中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质性作出了精辟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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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地排除一切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公民投票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闹剧，借此叫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主权托付给总揽大权的主子大人。其次是个人自由：德国公民、意大利公民和俄国公民，都没有任何办法对滥用权力的行为提出申诉。公职人员、共产党党员、地方上的纳粹头头、法西斯支部书记，都是上级的奴仆，可是对老百姓却如豺狼虎豹。再就是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科研自由，一切自由都销声匿迹。在英国的民主生活中，有这么一句值得钦佩的话：反对派是为公众服务的，而在极权国家，反对派则犯了罪。”24
阿隆虽然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置于同一个极权主义谱系，但在二战前他还是把纳粹帝国作为欧洲的首要威胁，意识到需要借助苏联来对付德国，并且他个人还处在马克思主义的浸润之下，坚守着左翼的立场。到了战后，阿隆承认自己在战前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苏联政权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认为意大利的和希特勒的极权制远远不如苏联的极权制，后者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一是国家吃掉公民社会，二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变成教条，强迫知识分子和大学信奉。”25阿隆确认自己从1945年起，“摆脱了一切左派的偏见”，26不会再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当然也不再认为现实中的共产主义制度会比法西斯主义制度表现得更为仁慈一些。针对战后法国许多知识分子和萨特一样对苏联抱有类似的幻想——“苏联同西方协商，时间长了就能使苏联起变化，转而信奉我们的价值标准”，阿隆认为这完全是对真实情况一窍不通，他明确告诫这些知识分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三人想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苏联的极权主义“本质上以往是、将来也许仍然是要向全世界传道的，所以是要侵略全世界的。”对于阿隆来说，苏联问题是他所处时代的总问题，“如果避而不谈苏联，势必歪曲对形势的分析”。27他在讨论1945年6月波茨坦会议和1945年9月巴尔干的局势时，曾两次提到在分界线上落下了“铁幕”，28这无疑是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的先声。
正是从1945年开始，阿隆在诀别左翼立场的同时和萨特在《现代》杂志上进行合作，但合作关系只是持续一年多时间便终结了，他们基于巴黎高师的同学关系和在二战时期曾参与抵抗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共同经历，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长久合作的基础，分道扬镳完全是因为“道不同不相与谋”。1947年春，阿隆投身于法国著名的右翼报纸《费加罗报》，这标志着阿隆和萨特的彻底决裂。至1977年，他们两个人的分裂和思想冲突构成了西里奈利所说的主导了法国20世纪思想史的“30年战争”。“思想战争”围绕着一系列时代主题而展开，最主要的分歧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苏联和美国的根本不同的看法，其实质就是阿隆在1948年指出的意识形态的大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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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把共产主义和苏联划上等号的同时，他是把美国和世界上最邪恶敌人也划上了等号。“美国对于萨特而言是‘绝对的恶’，而对于阿隆来说则是‘相对的善’”。29意识形态的大决裂在冷战体制中被实际转化为对立的两极——美国和苏联，他们分别代表着两类根本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历史哲学。
在美苏的两强对峙中，法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边，本来是不言而喻的，按照阿隆的说法：“只有美国才具有必要的资源能提供我们奇缺的原料和机器。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友谊对我们起决定性作用。”美国的援助（在萨特的词汇中是“侵害”）“加快了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30但在萨特及其拥趸的一系列反美宣传中，美国庸俗的消费主义在加速法国的堕落，美国被他们描写成是一个疯狂的邪恶的国家。萨特在1953年发表于《解放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让疯狗咬了。我们要断绝与它的一切联系，否则就会轮到我们被咬而发疯。”31波伏娃则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美国大兵：“七年前，我们曾经爱过他们，这些身穿土黄色军装、看上去如此和善的士兵，他们给我们带来自由。现在，他们却在保护一个为地球各个角落的独裁腐败政府——李承晚、蒋介石、佛朗哥、萨拉扎尔、巴蒂斯塔等——撑腰的国家。他们的军装，意味着我们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一种致命的威胁。”32这些完全丧失理智的言论，在阿隆看来，是因为他们在伦理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是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个“世俗的宗教”蒙蔽了双眼而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
在冷战塑造的美苏对立两极的世界里，阿隆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完美无缺，相反，他认为“美国的模式是不完善的和庸俗的”，33但他深信美国作为欧洲自由之子，是大西洋文明的象征，自由和民主是其成功的基础，是其扩张和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秘密所在，当然也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最强大的物质力量。而苏联制度则被阿隆定义为“意识形态制度”，共产主义作为建构其历史合法性的唯一意识形态，实质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它把意识形态看作某种教理，或一种反对宗教、否定宗教的真理，一种最高真理，党员是传教士，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最大传教士，他的讲话就是向整个苏联下达的绝对命令。正是基于对意识形态分裂的深刻理解，阿隆在《大决裂》中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和平不可能，战争不大可能”。35和平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美苏两大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根本没有调和妥协的余地，苏联领导人从不承认敌对他们的行为含有合理的、正义的因素，维护共产党一党统治在国内的永久地位，和由此而来的编造外国敌视的神话，这一切决定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及其和西方国家的对抗性关系，指望在意识形态冲突的前提下实现欧洲的和平，那是幻想。阿隆对此明确指出：“只要俄国人民还被禁锢在愚弄谎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牢房里，只要他们还像围城中人那样忍饥挨饿，行动不得自由，那么冷战尽管有起有落，和平则仍然是毫无希望。”36战争之所以也不太可能，是因为美国对西欧国家提供的军事保障和在核威慑下形成的武装力量均势，使得铁幕两边的战争机器都不敢轻易启动，核战争的后果使人类倒退到石器时代的恐怖预期，为避免战争创造了最大的约束条件。
阿隆的《大决裂》似乎验证了尼采作出的“以意识形态名义进行大型战争”的预言，冷战所开创的美苏之间的对决，在法国思想界开启了阿隆与萨特长达30年的“思想战争”，以《大决裂》为时间轴心所展开的不同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争，是这场“思想战争”的第一回合。阿隆和萨特在这一回合中谈不上谁输谁赢，但他们各自代表的思想阵营却不是处于均势状态，阿隆不得不面对着由共产党人、左翼知识分子和中立主义者结成的神圣同盟，他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被各种势力蓄意边缘化。但是，阿隆并没有因此在他坚守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阵地上后退半步，也没有从策略上考虑向他强大的对手作出哪怕是部分妥协，他就像是一个西西弗斯式人物，因为深信历史最终将站在自己一边而不惜周而复始地努力把真理的巨石推到山顶。战后的时代以萨特命名，如果没有阿隆在场，时代的精神天平必将失衡。《大决裂》之后，阿隆在他的笔端下很快又酝酿出更为激烈的思想风暴，再一次席卷法国思想界。
本文注释：
1 [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59页。
2 参阅[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02页。
3 [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杨祖功、海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133页。
4 转引自[美]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第162页。
5 参阅同上书，第162页。
6 同上书，第172页。
7 [法]梅洛-庞蒂：《人道主义与恐怖》，《梅洛·庞蒂文集》第3卷，郑琪译，张尧均校，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70页。
8 [法]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品），2017年，第92页，93页。
9 转引自[美]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第217页。
10[法]让-保罗·萨特：《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萨特哲学论文集》（《萨特文集》哲学卷），潘培庆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11转引自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56页。
12参阅同上书，第73页。
13“克拉夫琴科案”是指苏联前驻美国外交官克拉夫琴科于1944年叛逃美国，后在美国发表了《我选择了自由》一书，揭露苏联体制内各种反人类暴行。法共主办的《法兰西文学》强烈抨击此书和作者，认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造的阴谋，旨在恶毒攻击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克拉夫琴科起诉《法兰西文学》。法共理论家加罗蒂出庭作证时说：“这是一部带插图的反共产主义和反苏联的百科全书”，是反对苏联的“十字军远征”。但法庭最后判决克拉夫琴科胜诉。有研究者认为，虽然《法兰西文学》输了这场官司，却赢得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鲁塞案”是指作家大卫·鲁塞在1949年11月12日《费加罗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救救苏联集中营里的流放者》，要求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负责前往苏联调查集中营的实际情况。这篇文章也遭到了《法兰西文学》的猛烈攻击，该报指责鲁塞“庸俗地把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搬到了苏联”，以此来篡改事实。鲁塞认为他遭到诽谤而于1950年2月起诉《法兰西文学》，次年1月赢得了这场官司。《法兰西文学》认为，虽然它在法庭上输了，却取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因为它“折断了在法国知识界抨击苏联的左翼批评家的翅膀。”相关信息资源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275-277页。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82-89页。
14[法]梅洛-庞蒂：《人道主义与恐怖》，《梅洛·庞蒂文集》第3卷，郑琪译，张尧均校，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03页。
15转引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287页。
16[法]让-保罗·萨特：《共产主义者与和平》，转引自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第166页。
17转引自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129页。
18转引自[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王文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
19转引自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第213页。
20[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33页。
21转引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288页。
22转引自同上书，第310页。
23参阅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74页。
24[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219页。
25同上书，第219页。
26同上书，第220页。
27[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221页、224页。
28参阅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182页。
29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277页。
30[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290页。
31转引自同上书，第439页。
32转引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278页。
33[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74页。
34参阅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90页。
35[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03页。
36同上书，第404页。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三）
——第二回合：左翼的分裂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文/鲁越
第二回合：左翼的分裂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萨特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法国当代伏尔泰。1960年，以萨特为首的121位知识分子宣誓支持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独立，从而挑战了法国的宪政和法律秩序，戴高乐总统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说出了那句震惊法国的名言：“我们是不会逮捕伏尔泰的。”当“伏尔泰”的桂冠戴在了萨特的头上时，亦有人认为“雷蒙·阿隆可能是我们时代的孟德斯鸠”。1阿隆的确是把孟德斯鸠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虽然他坦承自己永远不会成为孟德斯鸠。在与萨特不对称的思想战争中，阿隆之所以被人誉为“当代法国思想伦理上和逻辑上的精神支柱”，2是因为他终身坚守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立场，“他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和世界大战的世纪中为了捍卫自由和理性而斗争”，3为法国思想界贡献了庞大的理论著述。阿隆生前发表了四十余本著作，为《战斗报》、《快报》和《费加罗报》等著名报刊撰写了四千多篇时政评论文章，他在法国政治进程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从思想产品的性质和效应来看，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无疑是阿隆著述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多亏了《知识分子的鸦片》我才得救，才治好我的病，或许这不过是幻觉。对这本书的攻击，于我而言几乎不足以介意。我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也许我会同人生言归于好。”4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对于阿隆的重要性，它使阿隆摆脱了中年丧女的心理剧痛，也使他再次成为思想斗争的焦点，几乎所有的左翼作家都出来抵制这本书，“对于阿隆的排斥达到了顶点”5——这是法国左右之争的转折点，战后左翼思想的垄断性地位因为此书出版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阿隆在1952-1954年期间撰写大量时政评论文章基础上完成的一次理论突破，原来构想它是作为一本评论文集的导论，但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磅礴的思情便喷涌而出，成为一部向共产主义和左翼的思想联盟宣战的独立著作。阿隆认为，这部著作表明了左右两大集团的竞技状态：“自命为左派的人对我大张挞伐；自认为右派的人则赞成对‘名人要士’进行论战。”6著名的《快报》周刊试图在两大集团中采取超脱态度，在充分肯定阿隆这部新著的“现实意义、某些分析的精彩独到和作者的个性”的同时，强调该书对“左派的神话”的批评并没有说清楚“左派”的定义。这在阿隆看来有点可笑，因为自命为左派的不同群体之间从未有过深刻的统一性，一代又一代左派的口号和纲领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当人们把斯大林和共产党都视为左派时，要对左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就变得非常困难。按照阿隆在书中陈述的标准，法西斯主义是伪右派，斯大林主义是伪左派，它们都不能和真正的右派与左派相提并论。所以，《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思想锋芒主要针对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分子”，“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7很显然，这些人就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党的同路人，他们构成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力量。阿隆针对这个思想群体提出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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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8
事实上，在阿隆提出上述问题时，左翼思想阵营中的两个重要代表，即萨特的亲密战友加缪和梅洛-庞蒂，也开始质疑共产主义与左翼的思想同盟关系。加缪在萨特的思想和生活圈子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波伏娃真正的梦中情人，他帅气的形象和萨特“丑陋”的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致波伏娃和萨特都为他所倾倒。9萨特在1945年决定“介入”政治，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加缪的影响，后者在1944年参与编辑《战斗报》成为法国沦陷时期抵抗德国占领军最著名的地下报纸，在该报转为公开发行时，萨特是第一个荣获署名的作家，他的名字被套上粗体，横贯每一期报纸的首页上端。这就是说，加缪为萨特制造了战后的第一波名声。但是，从加缪决定和萨特合作的第一天起，他就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持怀疑和拒绝的态度，用美国研究者罗纳德·阿隆森的话来说：“共产主义将成为加缪的敌人和萨特的行动指南。”他们两人最鲜明的对立在于，加缪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暴力，尤其是反对革命暴力，而萨特则逐渐向暴力特别是革命暴力敞开襟怀。10
1952年，加缪发表了《反抗者》一书，阐述了反抗“国家恐怖主义”和“非理性恐怖”的基本立场，揭示出20世纪的极权神权政治的实质就是国家恐怖，革命也不再是解放、正义以及精神跃进，而是“自由的死亡，暴力的统治和精神的奴役”。11在揭露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本质时，加缪表现出来的理论勇气和彻底性丝毫也不弱于阿隆，他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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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法西斯主义的宗旨与俄国共产主义的宗旨等量齐观是不正确。前者表现为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后者更悲情，由受害者颂扬刽子手。前者从未梦想过解放全人类，只想解放一部分人去制服另一部分人；后者，在其最深刻的东西，旨在解放全人类的同时临时性控制所有人。我们不得不承认后者的伟大意图。”12
加缪的《反抗者》无异于就是对萨特的反抗，是对支持激进思潮的革命神话发起的直接攻势，也是对法国主流的左翼思潮的一个严重挑衅，因此才会引起萨特的极度愤怒，并促使他迅速作出了与加缪绝交的决定。在致后者的信中，萨特用几近羞辱的语言指责了加缪的自负、脆弱、阴郁、浮夸、轻佻和妄自尊大，以及用教训的口气批评加缪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同时没有提供一个替代选择，却完全回避就加缪提出的那些理论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他最后是以空前的傲慢拒绝再回应加缪的任何质疑，试图以“沉默能使这场争执淡出人们的记忆”。13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评述了发生在萨特与加缪之间的这场“著名的争论”，他认为争论双方共享着同一种价值观念，两人都是人道主义者，都希望减轻人们的苦难、解放被压迫者，所以，“在本质上，加缪同样属于思想正统的左派。”14两人之所以发生重大分歧，就在于他们尽管都认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均存在着罪恶，“但加缪希望揭露两大阵营各自的罪恶，而萨特却希望，在不否认东方阵营的现实的情况下，只揭露西方阵营的罪恶。”15在加缪和萨特基于同样的左翼立场却发生的不可调和的争论中，阿隆认为“加缪的思想虽然不算独树一帜，却是有道理的。”16他赞同加缪提出了一些使萨特难以答复的关键性问题，比如，能否从“必然性”和“历史的目的”这类说法为“夺取政权、集体化、恐怖统治以及以革命的名义建立的极权国家”提供辩护？萨特是以“历史有意义吗”这类反问和“历史没有目的”这类断语来回应加缪的问题，这样的回答在阿隆看来，显然“不太符合诚实谈论的规则”。在萨特试图回避的地方，阿隆打入了一个楔子——他说出了加缪没有说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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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怀疑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赋予‘历史’一种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确定普遍的价值观念或者无法理解整体，那么又如何选择这一意义呢？任何决定，如果它没有参照永恒的规范与历史整体性的话，它就只能是随意的，同时它还会造成人与人或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战争。而且，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仍无法在交战双方之间作出决断。”17
在和萨特的争论中，加缪与萨特共享的左翼价值观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包括他们在感情上的某种联系也让他的理论行动显得有点顾此失彼，这也就是阿隆所说的“萨特对最新问题的看法与加缪的相关看法并不一定是互相冲突”。18或者如托尼·朱特所说：“加缪矛头的真正所指当然不是左翼，而是政治极端主义本身。”19因此，当加缪的《反叛者》一书公开问世后，左翼对他的批评让他伤心透顶，尤其是萨特断情绝义的批判几乎是毁灭性的——迫使他从此退出公共生活，远遁北非；而来自于右翼对《反叛者》的高度评价却并不能让加缪感到欣慰，因为他并未从左翼阵营中出走，他只是试图把共产主义从左翼联盟中清除出去。惟独对于来自阿隆的批评，加缪表示理解，因为阿隆正确地解读了他的著作的核心思想：“斯大林式的革命事实上背叛了打抱不平的精神。他们深信自己顺应了历史规律，是为了一个既是不可抗拒又是有益的目的而工作的。因此，他们问心无愧地成为刽子手和专制暴君。”20所以，他们两人很快达成了默契，共同选择诉诸真理而不是坚持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加缪说过这样的话：“倘若最后我觉得真理在右派一边，我便会转投那边。”21这种只屈服于真理的思想品格最终会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加缪曾被誉为是“一个卑琐至极的时代最高尚的见证人”，他在左翼普遍迷失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幻觉中始终保持着理性的清醒，在无数人久久迷途难返的地方找准了前进的方向，他和阿隆最终走向和解称得上是法国左右两翼建构共识的一个典范。
在加缪反抗萨特之后，萨特的另一个亲密战友梅洛-庞蒂也加入到反抗者的行列。按照维诺克的说法：“最后的分裂，也是最严重的、最深刻的分裂，先是隐蔽的，既而是公开的，那就是梅洛-庞蒂与萨特的决裂。”22 1955年，在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问世当年，梅洛-庞蒂出版了《辩证法的历险》这部特殊的哲学专著。和加缪《反抗者》的随笔性质不同的是，梅洛-庞蒂试图在这部著作中体现出一种理论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既表现为一种深邃的哲学批判，从“知性的危机”中阐述知性的客观性与道德悲情二元论之间的深刻矛盾，揭示出历史作为暴力的天然场所是如何通过一种尚未预先规定其规律的历史而成为这一规律；同时也抛弃了加缪在批评萨特时所带着的温情脉脉的面具，公开将萨特的名字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梅洛-庞蒂“反抗”的意义在于，他是对自己发表于1947年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的自我清算，该书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所作的辩护在《辩证法的历险》中被基本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判断：
“苏维埃社会完全远离了列宁所确定的革命标准，连有效妥协的标准这种观念也已经被抛弃了，其结果是，辩证法面临着重新回到对立面的简单同一”；
“一种完全自愿的共产主义看起来完全建立在领袖意识基础之上，因而是黑格尔式的国家的复兴，而不是国家的消亡”；
“苏联不是无产阶级政权”；
“无产阶级在其中什么都不是的历史不是一种人类的历史”；
“没有无产阶级会来扮演马克思主义为它指定的统治阶级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就是历史哲学的失败”。23
这些否定性判断是在批判萨特的共产主义观后得出的，萨特的问题在于，他理解的共产主义政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为之辩护，与现实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几乎完全是对立的，这证明了他从辩证法的角度为共产主义提供的辩护是失败的。梅洛-庞蒂精辟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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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毁灭在萨特那里公开地、在共产主义者那里隐蔽地完成了。共产主义者们建立在历史进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基础上的一些相同的决定，萨特把它们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非存在的基础上，建立在从虚无出发把无产阶级创造为历史主体的决定的基础上。”24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梅洛-庞蒂确认萨特的“介入”始终是向着恶并将他们共同引向了“最初的陷阱”——根据共产主义对一种希望的承诺（乌托邦）或者威胁（历史的惩罚），来描绘一幅共产主义千年盛世的蓝图，进而对作为共产主义现实阶段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历史性辩护。梅洛-庞蒂决心从这个陷阱中走出来，他不再相信在人类目前的知识状态中会有一种理论分析能够提供一种绝对真理，而是选择相信把一种作为政治的革命确立在道德之上只能是更不道德。为此，梅洛-庞蒂主张坚持一种“非共产主义的立场”，强调这是认识苏联最起码的前提，也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现代批判的条件，认为“这种意识的觉醒以及它所要求的行动，乃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的任务”。25这无异于是正式向萨特宣布：告别共产主义并行使对它批判的权利。
加缪和梅洛-庞蒂先后与萨特分道扬镳，无疑是法国左翼阵营的一次重大分裂，至少使萨特如日中天的思想光芒暗淡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导致颠覆性的后果。萨特根本没有回应梅洛-庞蒂的挑战，他后来只是惋惜在他们之间这场持续很久却并不成熟的友谊突然消失了，由此在心上留下了一个永远流血的伤口。波伏娃则是以轻蔑的口吻谴责梅洛-庞蒂用右派《震旦报》提供的论据制造了一个“假萨特”，从而站在了资产阶级一边，她重申了“左翼知识分子应当跟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他们两人之所以无视来自加缪和梅洛-庞蒂的批评，是因为这些批评更像是左翼家庭内部的一次争吵，和左右之争有性质上的区别。雷蒙·阿隆认为：“在《人道主义与恐怖》和《辩证法的历险》两部著作之间，梅洛-庞蒂跨越了一个很大的距离，但是并没有到赞同我的地步，不过他同我的观点已经很接近了。”26两人的认识差距在于，梅洛-庞蒂对他以往观点的修正仅限于“从向往苏联的偏见转变到非共产主义的立场”，试图用“完全中立”的态度，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同时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这对于阿隆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批判性审视的不仅是作为“世俗的宗教”的共产主义，而且是整个左翼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他要挑战的是“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这三头不可侵犯的“圣牛”，也就是要揭穿三大政治神话：“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因此，阿隆和萨特各自都很清楚，只有他们两个才是真正决定左右两大思想阵营谁胜谁负的理论对手。
《知识分子的鸦片》在法国战后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和思想体系的整体性批判，是对“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和“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的深刻反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良心、一个国家的大脑，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如果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整体性思考发生了重大偏差，且缺失纠错机制的话，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在阿隆撰写这部著作之前，左翼因为掌握着时代的政治正确的话语权而几乎是不可挑战的，“左派的神话”基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话语，始终对法国的政治演变有着深刻影响。阿隆分析了左翼在法国根深蒂固并且源远流长的社会原因，从大革命时期反对王权的专断、特权制度或行会组织的“旧左派”，到第三共和国结束之后宣称生产工具是公共财产、经济生活应当由国家来组织的“新左派”，显示出左翼传统在指导思想和追求目标上的某种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无产阶级”概念并赋予其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则进一步“保证了新旧左派之间的连续性，又表明他们之间的决裂”。27因此，阿隆否认一成不变的、贯穿不同历史阶段的、受同样的价值观点鼓舞的、为同样的愿望而团结在一起的左派，从意识形态上看，左派从来不是清一色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左派是1.0版，第二共和国至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左派是2.0版，到了战后的萨特时代，左派是3.0版。以萨特为首的左翼运动不仅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以来左翼的政治和思想遗产，而且因为拥有了共产主义同路人的身份，占据着法国思想的制高点。由此导致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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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让左右对立具有这么高的地位，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让左右对立的含义如此模糊不清”。28以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思想混乱，左翼成了“法国在其伟大时代曾经存在过整个世纪都为之而战的惟一主题”，那些保守主义者，还有那些既不愿意承认右派也不愿意承认左派的中立主义者，都纷纷在左翼的意识形态中为自己寻求合法性证明。
这个荒诞的局面在阿隆的著作中即使没有被立即打破，也至少被证明将不可再持续下去。
在阿隆看来，左派的神话隐含这“进步”的理念，并暗示着不断运动的构想，而革命的神话能够最集中地表达左翼所期待的旧世界灭亡和新世界诞生的愿景。马克思所承诺的由“无产阶级”来承担革命的使命的理论方案，完成了左翼在思想上和道德上的双重突破：一方面赋予革命的暴力性质，认为“惟有暴力才能塑造未来”，这是萨特能够长期坚持暴力革命史观的终极理论根源；另一方面赋予无产阶级以一种集体救世主的角色——按照萨特的界定，“无产阶级在历史中负有一种独特的使命”，29于是构造出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天选阶级”的神话，“这一阶级之所以被选中，主要是因为它为拯救人类遭受了苦难。”30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从来就不存在着一个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本身因为其成员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而始终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工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所有制没有关系，当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时，这些不满仍然存在。共产党人之所以非常愿意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天职”，就在于他们自认为是无产阶级的化身，只能唯一地由他们来代表无产阶级承担起集体救世主的角色。党和无产阶级构成的天然的统一体，赋予了党的权力的永久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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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指出，正是基于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左翼犯下了三个历史性错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工人不幸的科学；将共产主义视为无产阶级的内在哲学；将阶级斗争和新世界降临视为人类新的福音书。
苏维埃政权亦是借助于这些错误的历史观念而在法国的左翼语境中具有了神圣性质，它被视为是世界左翼力量的大本营，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唯一现实成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体现。正如萨特以三段论的方式宣布：无产阶级是象征剥削的末日与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唯一的历史动力；工人阶级是通过共产党，也只能通过共产党，才变成无产阶级的；因此，人们应当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视为一体，并且，把它的政策视为唯一可行的政策来执行。31这类言论的实质，按照阿隆的分析，不过就是历史的幻觉，革命的神话成了乌托邦的藏身之处，对无产阶级的空洞承诺堕落为对以这个阶级名义实行专制的无耻辩护。
在左翼被普遍笼罩在共产主义的幻觉中，阿隆对革命史观和阶级史观的深刻解构，无疑为法国知识分子在混乱的思想氛围中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把阿隆的著作和加缪与梅洛-庞蒂的著作置于一起阅读的话，便可发现他们的思想差距究竟在哪里。加缪和梅洛-庞蒂与萨特的决裂，仅限于他们抛弃了对苏联的崇拜，转到了一种非共产主义的立场，他们不能接受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却因为痛恨资本主义而幻想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共产主义。革命对他们而言，依旧是一种绝对命令，是自然的结果和应有的秩序，选择革命就是选择善。这意味着他们还没有从左翼的政治神话中走出来，还依然沉浸在革命的“政治激情”中。所以，阿隆的著作是期待对那些还迷醉在革命的鸦片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一支解毒剂，促使他们从“作为对暴政的证实的世俗宗教”中清醒过来。阿隆最为担心的是，共产主义作为“世俗的宗教”仍具有“预言论”的名望和力量，它激起的一小部分人的狂热仍有着极大的动员能力，他们在亚洲或非洲知识分子中广收信徒，“而西方理性的民主制尽管经常赢得自由选择，但是从来也吸收不到为事业的胜利做好一切准备的忠实追随者”。在共产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过程中，“苏维埃世界并不是它所犯错误的受害者，西方才是受害者”。32阿隆毫不讳言，民主制具有失败的可能，并导致专制主义，所以，他才会对怀着“普世观念”和“民族傲慢”的法国知识分子发出呼吁：“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33
《知识分子的鸦片》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的，它在法国思想界造成的震动是可以从左翼对它的激烈批评中得到证明，虽然萨特对该书的出版依旧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但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左翼人士向阿隆发起反击。按照巴维雷兹的描述，“左翼以少见的凶猛气势反击亵渎进步主义的罪行”，34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于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他在《世界报》上发表题为《知识分子的鸦片还是文人的背叛》的文章，指责阿隆“憎恨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已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攻击没有发生同样变化的人，寻求的是为自己辩护：他们犯了罪，他自己才可能清白”。35更有一些情绪激昂的批评者，他们直接指斥阿隆是“叛徒”或“小丑”。面对着一片抗议浪潮，阿隆表现得非常坦然，他并没有因为这本书遭受了平庸的批评而一蹶不振，事实上他内心很清楚，在这一次与左翼思想共同体的对抗中，他已开始逆转了左翼意识形态在法国思想领域中的霸权地位，左翼基于三个政治神话所建构的历史合法性遭遇了根本性的挑战，他由此享受到的孤立时刻，恰恰是与共产主义决裂的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他的时刻。托尼·朱特的看法有代表性：阿隆在这场以理性对抗历史的赌博中赢了，并在第一时间里被承认为这一代最伟大的异议知识分子，从而为法国公共讨论的新起点铺平了道路。
本文注释：
1 参阅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251页。
2 参阅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246页。
3  [法]尼古拉·巴弗雷：《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雷蒙·阿隆回忆录》序言，《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1页。
4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55-456页。
5  [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法文版序言，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6 同上书，第460页。
7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1页。
8 同上书，第1-2页。
9 波伏娃认为萨特是“又矮又丑的天才”，而加缪则是“如此闪耀，如此光彩夺目”，她在晚年承认萨特对加缪一见倾心让她害怕，尽管萨特是波伏娃所认识的“最坚定的异性恋者”，没有一点同性恋的倾向，但萨特对加缪的“醉心”仍然让她“忧心忡忡”。参阅[美]罗纳德·阿隆森：《加缪与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章乐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0参阅[美]罗纳德·阿隆森：《加缪与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章乐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1[法]加缪：《反抗者》，沈志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207页。
12同上书，第284页。
13参阅罗纳德·阿隆森：《加缪与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第204-213页。
14[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47页。
15同上书，第49-50页。
16[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24页。
17[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52页。
18同上书，第47页。
19[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182页。
20[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58页。
21转引自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194页。
22[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127页。
23[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第268-272页。
24同上书，第110页。
25同上书，第264页。
26[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49页。
27[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8页。
28同上书，第27页。
29参阅同上书，第65页。
30同上书，第62页。
31参阅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121页。
32[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293页。
33同上书，第300页。
34[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246页。
35同上书，第247页。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四）
——第三回合：三大事变与左右之争的激化
文/鲁越
第三回合：三大事变与左右之争的激化
1956年，是冷战以来的一个重要时刻。雷蒙·阿隆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56年，三件大事震撼了欧洲并扰乱了法国知识界：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几乎同时发生的匈牙利革命和英法远征。”1历史性事变是突如其来的，但它们显然是这个时代剧烈变革的产物，一方面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国家体系在冷战体制中长期对峙导致了一个局部突变，另一方面是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迎来了第一波亚非国家的独立浪潮，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新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看法，冷战的独特性就在于世界大战随时降临的危险根本就不存在，虽然美苏双方口诛笔伐，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政府都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球的武力分布状况，这种武力分布极不均衡，但基本上表现为不可动摇的力量平衡。”2这个判断显然和阿隆在《大决裂》中提出的“战争不太可能”的判断是相一致的。在《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这部重要著作中，阿隆对“战争之不可能”的原因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并没有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意图：“西方的目的不是要毁灭苏维埃政体，而是说服共产主义者各种不同的政体应当有容身之处，而无须彼此视为仇敌。”3苏联则是因为其政体下的特权阶级甚至平民百姓都拥有了房屋，即某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化而厌恶冒险，发动战争的动力像美国一样处于衰竭状态，《真理报》上大肆进行的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宣传活动只限于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在此背景下才能正确地估计阿隆所说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性质——由此构成的意识形态的剧变对西方思想领域的重大冲击：“使西方的公众舆论、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目瞪口呆。由于法国人是时间最长、最固执地拒绝承认古拉格劳改营的现实和苏联政体性质的人，所以这个震动就更加剧烈了。”4法共和萨特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究竟该对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弑父”行为作出怎样的反应？
在战后的一个时期里，法共几乎就是苏共的法国支部，两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都是按照列宁先锋党的原则打造出来的，全党上下都弥漫着对党的领袖的崇拜气氛。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的七十大寿，法共派出的卡车走遍了法国，收集各种珍贵的礼品和纪念品，然后作为法国人民的礼物统一送往莫斯科。法共发行的《共产主义手册》在一期专号里写道：“斯大林最大的成功：苏联人是如何赢得幸福的”。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则起草了题为“斯大林万岁”的社论。1953年斯大林逝世使许多法共党员痛哭流涕，法共报刊登满了各种纪念文章为这种悲痛推波助澜。没想到的是，仅仅过去三年，斯大林的伟大形象在“尼基塔”的报告中轰然倒下，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听到了一个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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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严格和坚持不懈地执行如下方针：阐明不能容许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地赞颂某个人，把他变成如同上帝那样具有神仙般品质的超人。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无所不能，他的行为万无一失。对一个人，具体说就是对斯大林这样的看法，我们已形成多年。”6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各种罪行以及对他的全盘否定，超出了法共可以承受的底线。从4月获得这份经过删节的报告到6月美国国务院发表报告全文的这段时间里，法共是在煎熬中度过的，当报告最终被确认之后，法共政治局立即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资产阶级的报刊发表了一篇据说是赫鲁晓夫同志所作的报告”。当然，这份声明没有对报告作任何否定，它甚至还谈到了斯大林的“失误”和“严重错误”，但整个声明对报告本身仍有所保留。法共在7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对报告进行讨论。7在阿隆看来，赫鲁晓夫的报告并没有讲出“真相、所有的真相、唯一的真相”，他所揭露出来的大部分事情在“克拉夫琴科案”和“鲁塞案”的相关报道中已有广泛披露，现在只是通过苏共总书记的报告得到了证实而已；而且，赫鲁晓夫也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没有放弃为了丑化斯大林而编造谎言。但是，“共产党人和接近共产党的人，甚至非共产党人都必须在两种态度中做出选择：要么公开宣布过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要么全然相反，抵赖自己写过的东西，硬充事后诸葛亮。法国共产党人迫不得已采取了第一种态度；或多或少赞成共产党的左派人物则宁可采取了轻率的态度。”8萨特就是属于后者，在法共羞羞答答地试图与斯大林主义划清界限时，他却愿意做法国最后一个斯大林主义者。1956年11月19日，也就是在苏联武力干涉匈牙利事变的第二天，萨特在《快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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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必须了解自己需要什么、究竟走向何方，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而不是一开始就大肆宣扬。从这一点来说，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许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在我看来，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先没有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不能对一个长期以来代表着一种社会制度的圣人进行如此直率的攻击，任何对他本人公开正式的谴责以及对他错误的详细揭露，都是疯子的举动。结果，人民群众了解了真相，但他们对此并没有作好准备。只要看看在我们法国，这份报告使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工人受到何种程度的震撼，我们就能意识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人民对理解这份可怕的报告多么缺乏思想准备，因为这份报告在列举斯大林罪行和错误的时候，既没有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作历史的分析，它是非常草率的。”9

萨特及其同路人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反应并不出乎阿隆的意外，对于他来说，事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法国左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麻烦，让他们深陷于斯大林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于，验证了他一年前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基本判断是符合事实的。1956年7月10日，阿隆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题为《他们一向是这样说的》文章，该文被西里奈利誉为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10阿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这篇文章，并引述了该文的结论：“赫鲁晓夫的报告不能为斯大林时代盖棺论定。歌颂这个伟人的话，也同样不算盖棺论定。但是对于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采取等距离的态度也是不公平的。当涉及大清洗、整批居民的流放和彻头彻尾捏造的供词时，反共分子是完全有理的。真理不会始终是中庸的。20世纪的专制暴行就是无度的。”11在重述这个结论之后，阿隆特别强调，他今后仍会以同样的措辞坚持这个结论。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不能完全推翻斯大林在萨特心目中的伟大形象，那么，发生在同年10月的匈牙利事变则让他有点忍无可忍。萨特自己的说法是：“在1951到1952年间我是同路人；1954年我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几乎就在这以后，随着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我就跟党决裂了。”12对于这次决裂，在西里奈利看来，是萨特在面对社会主义的最初崩溃时所陷入的混乱和疑惑中“恢复了理智”，尽管他为了不使左派力量感到绝望和迷茫而继续为斯大林主义辩护，但苏联政府“用大炮和坦克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反抗及其独立愿望”的行径，令他无法接受。11月8日，萨特在一份发表在《法兰西观察家》上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请愿书的标题很明确：《反对苏联的干涉》。阿隆则在“保卫文化自由大会”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该请愿书“以全人类良心的名义”呼吁联合国采取紧急措施，“以捍卫匈牙利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并保护这个英雄的民族免遭苏联军队的粗暴镇压和恐吓。”13从表面上看，法国左右两翼及其代表人物在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这个事情上达成了基本共识，萨特和阿隆站在了反抗苏联的同一个阵线，以致形成了列维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上少有的时刻，既可怕又壮丽”——“人们选择了先忘记表面上的争执，先忘记个人或邻里之间的争吵，忘记了虚假的隔阂，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无耻的行径。”14但是即便如此，左右两翼的出发点是大相径庭的，阿隆和他的朋友们坚持以“全人类的良心”的名义来对抗苏联的暴政，包括加缪在请愿书上也强烈谴责“莫斯科像沙皇时代一样，成了专制主义反动派的首都”，而萨特和他的支持者却仍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为匈牙利人民主张权利，请愿书的口气既节制又谨慎。列维准确地指出了萨特在这个期间所作所为的性质：“都是在调整傲慢的态度，在组合激烈的言辞，在小心翼翼地不让人认为他‘改换阵营’了，而且实际上是不想让人觉得他的决裂是不可逆转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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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6年2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横空出世到10月发生匈牙利事变，短短八个月时间里，苏联及其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巨大裂隙，但这并不意味着铁幕两边“谁战胜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法国左右两翼的思想之争也没有因此平复反而是进一步激化了。

对于阿隆来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反叛并没有改变苏联政权的斯大林主义性质，“政体保持原来的建制，但排除了斯大林身上那种病态的过激行为”，16苏联政府对匈牙利改革的武装干涉，充分表明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扩张性和侵略性，这一事实进一步向世人证明了阿隆的判断：“斯大林政权显然是最完备最彻底的极权制度，谁也超不过它。”17对于萨特来说，接连发生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尽管对他造成了巨大冲击，迫使他必须对以往全面支持苏联的话语策略作出部分调整，但他的共产主义立场却没有动摇。萨特在70岁时与米歇尔·贡塔进行了一次长篇访谈，后者提到了一个问题：你为何不对《共产主义者与和平》这篇重要文章作“任何自我批评”？萨特的回答是：“我当时不可能有别的看法，当时必须支持共产党，因为政府要阻止共产党发表它的意见。”针对贡塔提出的“为什么你今天仍然认为你在1952到1956年间的立场是正确的”这个问题，萨特表态：“这是因为我仍然认为在冷战年月共产党人是有理的。苏联尽管有我们知道的种种过错，那时候它毕竟是受迫害的，它还没有能力在战争中抵抗美国，所以它要和平。因此我们当时可以认可共产党人的言论：大致上，他们指责美国的也就是我们指责的。”18可见，在苏联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危机时，萨特根本没有认真反省他的共产主义与反美立场，也没有认真思索苏联制度上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反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正是处于苏联制度的核心，它没有被这个制度篡改本质”。19在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萨特试图从哲学上建构起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认为存在主义保持着独立性，它没有在马克思主义中解体。20
正是因为仍然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萨特很快就与苏联政府言归于好，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匈牙利事变之后说过的话——彻底断绝与苏联的联系，迅速恢复了与苏共御用作家爱伦堡的关系，同意在莫斯科上演自己的戏剧，在报纸上重新发表赞扬苏维埃政权并批评匈牙利人民“不成熟”的文章。从1962至1966年，萨特先后访问苏联九次，用列维的话来说：“莫斯科没有任何改变，他却宽恕了一切”。苏联在萨特的文章中再次成为“惟一伟大的国家，只有在这个国家，‘进步’这个词才有意义”。21萨特对苏联的忠诚，让许多人都无法理解，这个本来对专制主义的诱惑具有免疫力的人，为何却与本世纪后半叶苏维埃政权表现出来的疯狂沆瀣一气？在斯大林主义显而易见的失败和苏联制度的极权主义本性中，本来是不难察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他却拒绝对此进行反省与思考，宁愿选择在斯大林主义的道路上狂奔到底。阿隆针对“萨特现象”说过，左派知识分子不愿了解世界，也不愿改变世界，只想揭露世界，他们拒绝从政治上考虑问题，钟爱意识形态，喜欢用文学方式表象理想社会，排斥研究现实经济的运行以及议会制度的运行，他们的见解基本上不是来自对客观形势的分析，而是靠想当然或假设，最后是为了“聊以自慰”而选择了极权主义：“他们对苏维埃制度的残酷事实并非看不见，也不否认，但他们说，这是为美好未来付出的代价。”22萨特不愿承认现实，只愿承认符合自己愿望的现实。
面对着苏联军队用坦克镇压匈牙利人民的事实而仍然不放弃自己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如托尼·朱特所说，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消化系统，强大到足以克服最令人痛苦的“信仰危机”。萨特做到了这一点。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时，苏联的共产主义还带着二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光环，这是它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它能够从思想上征服一大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所在，萨特为此选择成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是有其正当性理由。但是，在十年之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指控，萨特如果不能全部接受，至少也应该有所反思，而不能仅仅是选择轻描淡写式的批评，或者是选择遗忘。在1956年这个关键时刻，萨特显然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因为斯大林主义的倒塌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他决心以一以贯之的立场来证明“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某种他为之坚持不懈的东西”，以维护左派的存在和团结。在萨特的信念中，这个“坚持不懈的东西”就是斯大林主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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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和他的同时代人建立了一种所谓的“苏维埃革命现象学”，他们为了给共产主义编造一个合法性理由，首先是破坏了正常的是非判断标准，篡改了自身的知识和话语权，把已经公诸于世的关于苏联集中营、大流放和大审判等证据搁置一边，放在某种道德的次要位置而不予置评。
这种对时代也对自己的理论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萨特参与其间而具有了特殊的持续的影响力，并没有在对苏联军队侵入匈牙利的普遍谴责声中烟消云散，左派的“负隅顽抗”看起来像是和右派又一次打成了平手。用阿隆的话说，“古拉格劳改营还不足以说服存在主义者”。左右之间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分歧，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下并没有被消解，反而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的街头时被进一步扩大了。
阿隆从不幻想左派会因为其在政治上遇到的挫折而改变其意识形态立场，正如他从不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抱有幻想一样。他始终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左翼意识形态具有统一性——“共产主义信仰的内容与世界各地左派知识分子赞同的其他意识形态的内容几乎没有差异”，24斯大林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放弃过民主和进步话语，其制造的一系列恐怖性事件都是在人道主义、自由和民主的名义下发生的。作为一个丝毫也不缺少神圣词汇的国家机器，斯大林政权“是个既狠毒又有诱惑力的庞然大物”，25它在西方国家的民主危机中成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向往的对象，就毫不奇怪了。所以，在阿隆看来，意识形态的战争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结论部分中就认为，当美国的麦卡锡议员还在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以及法国知识界的名流们还在竞相去莫斯科朝圣的时候，“预测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似乎有失荒谬”，他本人还没有天真到去期待即将到来的和平。1956年对于阿隆的重要性在于，他欣慰地看到了自己以前一直被拒斥的理论预见正在被历史性事变所验证，他并不幻想奇迹的发生，他只是深信一个将共产主义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实现一党专制的政权，早晚会出现深刻的危机。
本文注释：
1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06页。
2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马凡等译，舒小昀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4页。
3 [法]雷蒙·阿隆：《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下，王甦、周玉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65页。
4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06页。
5 参阅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132页。
6 转引自[美]格雷弗·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马维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见附件，氏著：第341页。
7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13页。
8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07页。
9 转引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13-314页。
10同上书，第314页。
11[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09页。
12[法]让-保罗·萨特：《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萨特哲学论文集》（《萨特文集》哲学卷），第176页。
13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15页。
14[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532页。
15同上书，第533-534页。
15[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08页。
17[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45页
18[法]让-保罗·萨特：《七十岁自画像》，《萨特文学论文集》（《萨特文集》文学卷），施康强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85页。
19同上书，第394页。
20[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萨特文集》哲学卷，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页、第21页。
21[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535页。
22[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44页。
23萨特与人在其晚年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专门讨论了为何要对某种东西“坚持不懈”，这个对话显示出他对斯大林主义立场的坚守：“莱维：让我们谈谈知识分子这种对某种东西坚持不懈的需要吧。您如何解释这种需要把您，把您和许许多多其他人都引到了斯大林主义的礁石上去的呢？萨特：那不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已经跟斯大林一起死去了。今天，人们用斯大林主义来诋毁任何东西。莱维：那又如何解释知识分子需要坚持不懈地，我的意思是说，在那种破烂货里去找到支持和根据呢？萨特：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为社会寻找未来的问题。对社会来说，有必要阻止它今天这样到处乱七八糟的状态。我并不认为靠我自己，靠我的思想，我就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识别出那些正在试图前进的社会力量，我发现我是置身于他们中间的。”[法]让-保罗·萨特：《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萨特哲学论文集》（《萨特文集》哲学卷），第176-177页。
24[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296页。
25[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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