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静
李小冉、李乃文、宋春丽、孙浩……年代剧《我们的日子》集结诸多演技派，在央视一套播出后收视率一度居全国同时段首位。
和此前的《风吹半夏》不同，《我们的日子》并未直接书写大事件，而是将大历史隐藏于背景之中，透过三个家庭的走向、小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出大时代的激情昂扬。
剧集最被网友称道的，是对八十年代的氛围塑造。
刘淑霞（李小冉饰）对诗歌的沉醉，让人想起那个全民诗歌的年代，怀念顾城、北岛、海子等诗人。
小叔的南下深圳，让人想起改革开放伊始之时，涌现出的南下深圳闯荡潮，那些人改变了命运、创造了历史。
三个家庭的浓厚情感，让人怀念或许边界感不足，但人情味满满的亲情与友情。
《我们的日子》透过三个家庭的走向、小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出大时代的激情昂扬
那时，旧秩序溃然倒塌，新秩序暂未形成。所以，它是一个探索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奇迹的时代。
人们愿意从影视剧中频频回望八十年代，或许是因为，即使我们难以遭遇这样的奇迹，但希望能够再度感受那种激情。
纯粹的情感
东北家属院，刘淑霞和母亲、丈夫王宪平、小叔子王宪安，以及自己的大儿子明中住在小小的两室一厅，腹中还有一个胎儿。因此，小叔子只能在客厅搭床，挂上一张帘子作为掩耳盗铃的隔档。
家属院中，还住着刘淑霞的好朋友傅莹及其丈夫东方玉树一家，好朋友方慧和杨大山一家。刘淑霞、傅莹、方慧总是一起上下班，没事便凑到傅莹工作的食堂一起剥蒜、“唠嗑”，她们约好生孩子时要守护在彼此身旁。
这是那个时代人际关系的缩影。或许是由于现实原因，导致大家无法在物理层面拥有太远的距离，加上还未被现代化城市浸染，人际距离更小，情感也更加浓厚。
刘淑霞、傅莹、方慧总是一起上下班，没事便凑到傅莹工作的食堂一起剥蒜、“唠嗑”
所以，在与刘淑霞闹别扭后，文化程度不高的傅莹愿意钻研诗集、写诗来打动刘淑霞，甚至省吃俭用攒钱给刘淑霞的孩子看病；在朋友夫妻吵架后，他们考虑的不是保持距离和保护自己，而是去陪伴、安抚吵架的小两口，“爱邻如爱己”。
这种关系的变化，作家李陀很有感触，他曾说，80年代重友情，“都是那种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可以信赖，可以交心”。他认为，那时的朋友可以争论，甚至以争论相激，以争论为乐。
的确如此，他们的行为放到今天，或许就是缺乏“边界感”，但正是这种边界的模糊，让他们之间的情感连接更紧密。
王宪平无数次地和东方玉树争吵，面红耳赤也不影响下一次继续喝酒聊天；东方玉树直接批评王宪平对妻子的态度不对，直指他自私，即使王宪平抬腿就走也不妨碍下一次继续批评。
在医生暗示王宪平的儿子明中患上不宜宣之于口的病症时，正站在王宪平身边的东方玉树没有任何避嫌的想法；在得知明中患上隐睾症后，东方玉树陪着王宪平喝酒，告诉他“你放心，我砸锅卖铁也要给明中治病”。
更重要的是，王宪平相信东方玉树真的能做到为了朋友砸锅卖铁，那时候的友情，纯粹直接又侠肝义胆。
更能体现两家人情感深厚的，是刘淑霞生下女儿雪花后回奶，傅莹索性让雪花住在她家，两个孩子一起喂。这是在当下无法想象的承担与付出。
对此，作家查建英认为情感浓度变化的背后，是生活方式的变化，“80年代中国人还没有这么普遍的各自为战的生存压力”，她认为，得有一定的悠闲时光，才能培养这种友情。
《我们的日子》剧照‍‍‍
八十年代的工厂职工们，确实有这种条件。剧集中有多次下班时的场景，工厂中的职工齐刷刷地下班，有几个停在厂区不走、想看路过女工的“混混”，还会被保卫科赶走。
工厂的职工们生活也很单纯，吃在食堂、住在家属院，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们无需面临市场的竞争和生存的压力，于是友情的功利性不强，更有利于情感的纯粹性。
这种情感纯粹到，愿意牺牲前途与利益。剧中方慧丈夫杨大山提拔成科长，被大家认为是“抢”了刘淑霞丈夫王宪平的位置。方慧没有因丈夫提拔而开心，而是责怪杨大山影响她与刘淑霞的友情。
当下，这样的友情难以重现。李陀认为，如今“竞争”和“个人价值”的意义歪曲到近于荒诞，流行的文化价值和道德标准从根本上排斥这种理想，“如今我们被紧紧织进功利主义之网，朋友的意义和作用也完全变了”。
或许，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代价。现代生活强调契约精神，甚至婚姻关系都越来越契约化，这间接导致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无论是轻易信任他人还是模糊人际交往的边界，都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悖。
但人类作为群体动物，是如此渴求情感。从这个视角来看，物质日益充裕、人际却日渐疏离的现代社会，并不一定能让我们更快乐。
向上的经济
剧中，刘淑霞、傅莹、方慧三人在1980年的同一天生下孩子，刘淑霞却因为心情不佳等原因母乳回流，当他们提及奶粉，咋舌称贵。刘淑霞小叔王宪安偷了两袋奶粉，之后也因为想要改善哥嫂窘迫的经济条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稳定工作。
另一边，傅莹为了让孩子能吃上肉，在食堂“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偷拿肉跟面回家，被举报后，她失去了国企中食堂员工的工作，伤心欲绝，无奈之下走上开饭馆的道路。
这便是当年“个体户”们“掘金之路”的缩影。1982年，《宪法》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吴晓波曾撰文称：“那个年代，正是大部分社会底层、未在体制内的人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人’。”
傅莹误打误撞地赚得第一桶金，饭店中客人络绎不绝，之后的几年还将饭店扩大经营。
王宪安的经历却相对坎坷，因为“投机倒把”被捕入狱。他的“投机倒把”，是贩卖国外进口货。
《我们的日子》剧照‍‍‍
那个年代，走私和“倒爷”蔚然成风。走私方面，不少地方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的情景，敢于冒险的人们在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倒爷”的出现则很大原因是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施行价格双轨制，他们可以利用价格差获取利润，“十亿人民九亿倒”的俗语可以窥见当时的景象。
出于对国营经济的保护等原因，全国各地都有和王宪安一样，因“投机倒把”罪入狱的商人，著名企业家牟其中就曾因此入狱一年。直至1997年，《刑法》修订案才删除“投机倒把罪”。
出狱后，王宪安再次放弃稳定工作——没有接受哥哥的安排去车间当工人，而是南下深圳，寻求“发财”机会。
从东北到深圳路途遥远，足见当时的深圳对全国人民的吸引力。那时，许多人去深圳找机会，商品和资金也都流向深圳，在《激荡三十年》中，吴晓波写道：“1979年，深圳最主要的银行深圳建设银行，存款只有381万元，到1983年，它已经有了7.19亿元。”
虽然曲折，但王宪安最后确实在深圳挖到第一桶金，并回到家乡做生意，而哥哥和嫂子的工厂却面临倒闭。
这就是大时代的特点，八十年代是国家的一次出发，也是一代人的再出发，不同的选择，导向了不同的命运。
那些留在国企内的，在人到中年之际面临失业，当年的名头与风光毫无意义。早年主动或被动走出体制“下海”的，虽然曲折，但多数都抓住了机遇，获得了不菲的经济回报。
那个鼓励勇气和拼搏的时代，也给了那个时代的人们以信心和激情，作家刘再复说，八十年代令中华民族再次拥有闪光的、充满活力的灵魂。
这种信心与活力，在1984年达到巅峰。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并在数日内走遍特区各地，当时的特区党委书记梁湘等人急切地期待邓公给予明确的肯定意见。虽然邓小平没有当场表明态度，却在数日后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让当时处于舆论漩涡的特区松了一口气，也让一些嗅觉灵敏的商人发现了巨大商机。
王石后来回忆南方视察那一天，“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同年，他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也成为万科的前身。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
这一年，全国各地都开始孕育着如今响当当的大企业：
张瑞敏被委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它将在张瑞敏的大刀阔斧之下凤凰涅槃，化身“海尔”；
已是不惑之年，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传志，离开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去了与科研所关系紧密的新技术发展公司——那个从小小的传达室发家的公司，便是如今的联想；
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则将当时连包装罐和商标都没有确定的新饮料成功推向洛杉矶奥运会，由此开始了健力宝的辉煌之路。
同样在那一年起步的还有“三九胃泰”“容声冰箱”“巨人集团”等等。
吴晓波认为，这是因为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以及深圳等地的示范效应，终于在这一年发酵。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启蒙的文化
时代铁幕缓缓拉开，和经济一样，文化也因改革开放而发生巨变。人们认为，八十年代是启蒙年代，是思想解放的“世纪元年”。
剧集中，刘淑霞最爱的是诗歌，即使和闺蜜们聊天气，她也要以诗歌作答“等我吧，我会回来的，等到大学纷飞，等到酷暑难捱”。无论是睡觉前还是和丈夫吵架后，甚至刚生产完坐在病床上，她都要拿着一本诗集。
八十年代，全社会都醉心于诗歌、哲学等宏大叙事。1980年，《诗刊》创立“青春诗会”，被称为中国诗歌界的“黄埔军校”。海子、北岛、顾城、舒婷……无数优秀诗人活跃在诗坛上，成为年轻人的心灵慰藉。
作家查建英说，在八十年代，人们像对待初恋、对待梦中情人那样痴迷地追求知识、追求创作，把阅读、探索、思索作为生活中最大的愉悦。
启蒙年代，文化的变化渗透入百姓的点滴生活。小叔王宪安因倒爷工作最先感受到变化。他穿着牛仔裤，给嫂子买来进口衣服，给哥哥买了当时鲜见的西服。入狱后，刘淑霞的女儿雪花去看望他，载歌载舞地表演着《冬天里的一把火》。
《冬天里的一把火》是台湾省歌手费翔的歌，他在1987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唱了这首歌和《故乡的云》，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
1987年春晚，费翔登台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的云》
他也是首位登上春晚舞台的台湾省歌手，他的爆红，是文化开放的标志。要知道八十年代初，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仍被视为“低级趣味”而被抵制，1984年之后，对港台音乐的限制才更加放开。
1986年5月，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嘶吼着“我曾经问个不休”，成为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标志。虽然这首歌唱的本是爱情，但却吼出了大家各自的疑问，作家王朔认为他打破了一种错觉，揭露了一些真相，“最重要的是他让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心灵”。
1988年1月，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文艺界的百花齐放，似乎是多年禁锢之后的反扑，是被压抑太久之后的集中释放。
虽然在那个年代成为风靡的偶像，被称为“摇滚音乐之父”的崔健却并不想把那个年代拔得太高，他说，八十年代是有启蒙性，但如果过于强调八十年代启蒙的价值，丧失了更新的创造性，对年轻人是一个误导，“真正的意义在当下，而漠视当下和持久的自恋同样危险”。
崔健早年间的演唱现场‍
确实如此，正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年代，而是确立研究对象的年代。
如果一味怀旧，便会忘记更真切的当下。
与其说八十年代是黄金年代，不如说它是宏大时代的前奏。八十年代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那些逝去的年代，让中国有了当下的光荣与梦想。
如果说，八十年代还是对现代化展开想象，在已经现代化的今天，理想主义被世俗化所替代成为必然。在充分的物质条件下，我们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小生活，小趣味，或许正是八十年代带给我们的遗产。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吴擎
值班编辑｜莫奈
排版 | 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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