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野启一郎
日本小说家、文艺评论家、音乐人
1998年获日本芥川文学奖
2009年获日本艺术类文部科学大臣新人奖
2010年获作品获法国双叟文学奖
2014年获法国艺术文化勋章
2017年获日本渡边淳一文学奖
主要著作
《日蚀》
《一月物语》
《曙光号》
《本心》
2020年初日本新闻称，中国武汉确认发现一种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虽然进行了部分报道，但老实说，我并不知道这条新闻背后意味着什么。日本因在非典型性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出现时并未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传染性疾病的危机意识是欠缺的。如同“邻家有难”，我们却无计可施，更未料到新型冠状病毒同样会波及日本及各个国家。不仅是我，电视中发表意见的专家们这时也都持乐观态度。之后，有报道称，1月20日自横滨港口出发的“钻石公主号”豪华邮轮，在香港下船的乘客中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紧接着，船上多名乘客被确诊感染，以致邮轮返回横滨，乘客无法上岸，事态扩大，紧张感随即蔓延开来。2020年2月2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通报说，“钻石公主”号邮轮新增新冠肺炎感染者14人，其中乘客5人，乘务员9人，邮轮共计感染705人。
虽然这只是两年前的事情，却好像已经过去了很久。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之一便是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失常。虽然并非当时所感，此后，每当记忆重新唤醒时，总能想起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贝尼托·塞莱诺(BenitoCereno)》这部小说的开头。作品描述一艘从智利·瓦尔帕莱索出航前往西班牙的商船，因途中遭遇黑奴叛乱，船只被抢，于是漂流至无人岛圣·玛丽亚港，由此展开这篇并不太长的小说。美国马萨诸塞州出身的主人公卡普顿·阿梅泽·德拉诺，为保证自己船只的淡水供应，偶尔会在这座岛停靠。清晨，雾霭中一艘来历不明的巨轮闯入他的眼帘，他惊讶不已。船上没有悬挂国旗，他觉得十分蹊跷，但看起来又不像是海盗船。文中有这样一句暗示性文字：“存在皆幻影。幻影则预示着更深的幻影的到来”。
一番轻描淡写地观察过后，船首前方发现“有暗礁冒头”，令故事情节骤然变得紧张。如果放任船只前行便会就此触礁，此前不以为然地瞭望前方的船员们惊奇地认定，那其实是一艘遇难船，于是放下救生艇前去查看。故事从这里开始，将解开关于那艘巨轮的秘密。一番轻描淡写地观察过后，船首前方发现“有暗礁冒头”，令故事情节骤然变得紧张。如果放任船只前行便会就此触礁，此前不以为然地瞭望前方的船员们惊奇地认定，那其实是一艘遇难船，于是放下救生艇前去查看。故事从这里开始，将解开关于那艘巨轮的秘密。赫尔曼·梅尔维尔是公认的美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以惊心动魄的海洋小说闻名于世。我认为，这种带有象征性的故事开头，其摄人心魄、精妙之处就在于，虽是长久以来漠然处之的社会问题，但当人们意识到事态突然严峻起来，暗礁近在眼前时，才仓促间找出解决之法。对应新冠，正如“钻石公主号”靠岸横滨港口后是否让感染者上岸，政府才做出判断一样。纵观小说全貌，船只触礁与否，终究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但是把小说主要人物生生拉进未知的故事中去，这无疑是摆在小说家面前的小障碍。于日本人而言，在如何处置“钻石公主号”的重要时刻，就如同发现“暗礁”冒头，时间被分割成之前和之后两段。而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说到被封闭在船内无处可逃的人们，我会想起2016年9月韩国海运公司“韩进海运”的破产事件。航行中的货船，在驶入国外港口时，因无法用现金支付港口服务费，导致货船在海上进退维谷。
处于密闭空间无所逃遁的人，是作为小说家的我长期关注的事。我的长篇小说《曙光号(DAWN)》已被翻译成中文，其中的一个事例颇具意义。在六名宇航员乘坐飞船往返火星基地之间的三年时间里，他们是始终封闭在一起的。(日)平野启一郎 | 译者：赵秀娟，新星出版社，二零一三年二月版忍受密闭环境需要承受很大压力，即便是现在,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也会在地面反复进行该项训练。在宇宙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为了保护人类，飞船空间必须是密闭的。然而，人类的精神需要保持平衡，不能持续固定某一种关联，而要开放其他的某些关联。我并不认为，这种封闭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毋宁说，正因为现代社会中的事物具有普遍开放性的缘故，才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另一面。“开放”和“封闭”，有其物理性和信息性的两方面，分而合之地综合全局考量是十分必要的。从物理移动上来讲，根据人类非洲起源说，人类的历史本就是移动和定居的历史。时至今日，让国家主义者感到挫败的一点也在于此，即便是将一国的历史神化，相对于人类学，会有更长的10万年单位的时间轴线将历史相对化。比如，战后被废止的日本“皇纪”，以神武天皇这一虚构神话中的即位定为纪元元年，如此计算2022年则为皇纪2682年。保守派因其时间之“悠久”而引以为豪，但人类自非洲走向全世界，跨越了十数万年，或者说，生息于日本列岛三万八千年的现代人类，对照人类移动历史，其“悠久”也几乎只是最近之事。据日本记载，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出现于公元前660年，所以日本就将公元前660年作为纪年的开始。法国文学中，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的主人公拉斯蒂涅和司汤达《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俄国文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或是日本夏目漱石笔下的《三四郎》等等，这些负笈出走家乡进入都市的青年人的故事是近代文学的常套。主人公们屡屡经历着过往故乡中的我和如今城市中的我，这样割裂开来的自己。因为人口流入地是城市，流出地是地方，所以呼应“开放”和“封闭”，城市是开放的，地方大多是闭塞的。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这样的状况在今天仍旧存在，读余华的《活着》和阎连科的《年月日》，时代虽然在变化，但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差异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随着新闻媒体的发展，闭塞的地方也很大程度地开放了。十九世纪的法国，埃米尔·德·吉拉丹创办了综合性报纸《新闻报》，为了吸引更多的地方读者，他在报纸中开创性地设立了小说连载。根据资本主义分工制，全国性网络在形成过程中，信息的传播就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里所说，人们不必物理性的面对面就可以和国内公众普遍共享，从而形成国家认同感。在我生活的年代，电视的影响很大，所以同一年龄段的人们之间，不管你是东京的也好，还是地方的也好，都有些共通的感受。(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译者：吴叡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六年八月版进入二十一世纪，加快“开放”进程的无疑是网络。就小说而言，作者设定什么样的作品舞台，变得越发艰难。也是因为对于同一件事，作品人物携带的信息量，相比于过往的封闭性社会明显要多出许多。比如，在日本的地方城市，如果有一户家庭陷入贫困，在现今社会，我们不可能把它简单归结成个人的能力问题。因为他们既是当地的经济主体，同时也是被裹挟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劳动者。如果小说缺乏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认为他们的贫困不过是个人问题的话，那这位作者恐怕会被看作是令人畏惧的新自由主义者。这种多重视角的创作手法，绝不会沿袭十九世纪的小说写作手法，将城市或农村放进一个封闭的秩序空间里，对社会进行隐喻式写作。亦或是，某地方发生一起杀人事件，如果是近代以前的话，这应该是有限区域内的问题，但随着新闻媒体的发展，它将演变成全国性新闻，加之网络的普及，又给案件叠加了一层级的言论空间。当小说人物面对某些神秘事件时，往往觉得不用网络搜索一下就显得不自然，但检索出来的信息是否正确，是不是虚假信息有时又会让人产生混乱。因此，作者面对的是小说内部信息量的剧烈增长，而且今后我们将处于虚拟世界和物理现实频繁往复的境地，文学世界由此将变得愈发膨胀不可收拾。然而，读者面对文学世界越发膨胀的现实，他们是不是在要求小说篇幅的增长呢，却又不尽然。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过量信息的曝光，需要参与投入的事情持续增加，闲暇时忙于聊天、打游戏、听音乐、看电影，国内外旅游等等，留给小说创作的时间在逐渐变少。小说要求的是技术上压缩文本中的过量信息，这才是小说家设计把控的领域。像这样，着眼于大环境信息量骤增这一主题进行写作的日本小说家，我想起安部公房的名字。他的代表作《砂之女》和《燃烧的地图》就是将主人公掌握的信息与大环境之间的差别进行主题化描写。关于小说主人公们所处的状态，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所以会给人以“荒谬”之感。安部这样的感受，归根结底与他少年时期在中国东北的经历有关。当时既得不到日本国内的足够信息，另一方面，也无法获知中国东北以外的信息，安部就是在这样一个闭塞且不确定的现实中成长起来的。由此，他将战后东京，充斥在城市生活中的信息和个人之间的非对称性升华为小说的主题。安部公房的荒诞小说已被定型为一种写作风格，时至今日还有众多追随者。然而，现代社会中环境和个人的关系则恰恰相反，个人拥有对大环境的了解—或者可以通过访问网页做深入了解—信息的过量恰恰也是问题，并且这些信息往往在虚拟环境下是真假难辨的，令人们感到“荒诞不经”，且苦恼于是否确有其事的不安之中。如果缺乏这种认识，则小说恐怕是无法精确把握住“现代”这个时代脉络的。那么，小说是否只能专注于开放性的环境呢？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所谓“开放”，说到底不过是被赋予了新的条件，“封闭”是与之相伴而生，或是经计算规划出的，零散存在的。我在《曙光号(DAWN)》里想要描述的其中一点就是，地球上物理移动和信息交流已经如此发达，一方面，载人火星探测是集高科技精华于一体的项目，另一方面，在宇宙飞船这样的密闭环境，居然有小规模团队身居其中，分工协作，简直像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原始共同体，这是何等奇妙的反差。地球上人们的目标越发多样化，复杂化。而探测飞船的目标是飞到火星再返回，这样唯一的使命。实际上，“封闭”，对于“开放”而言，是需要人为干预的。此前，我在和建筑师事务所SANAA的建筑家西泽立卫进行美术馆建筑话题的对谈时，对其说到的所谓美术馆实则是“封闭的开放空间”这句话颇有印象。这是何意呢？如果说美术作品是开放展出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话，那么它们并未被妥善保管起来，或者是说，它们只能被极少数群体(即富豪)接触、观赏。因为美术作品只有集中到美术馆这样封闭的空间，才能达到对大多数人公开的理想状态。如此，引发我们对“开放”与“封闭”进行重新思考的，是因为新冠肺炎的流行。这段时间，加缪的《鼠疫》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热切好评，日本也在大量再版该作品，而与原著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现代城市中的人的移动与信息的传播。我有一个癖好，就是将最近三十年来的日本与世界的变化，对大约每十年为一期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加以划定和厘清。1990年代，苏联解体(1991年)导致东西方冷战的终结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1991-1993年)。2000年代，2001年的“9·11”美国发生同时多地恐怖事件和互联网的加速扩充。2010年代，2008年金融危机后遗症和日本“3·11”东日本大地震(2011年)。2020年代，新冠肺炎流行病和俄乌战事。虽然，这未必与中国公众对于时代节点的划分相吻合，但不管怎么说，新冠疫情的发生，无疑是全世界人们共同面临的灾难。疫情期间，各地的书展和文学研讨会纷纷停办或延期举办，2008年以来由中、日、韩三国连续举办的东亚文学论坛也无法继续举办。但是线上进行的活动也不少，其中经常成为话题的就是，作家们是否都要创作新冠题材小说。在这期间，社会上发生了许多个人的故事。疫情过后，也许很多读者并不愿意回望那段过去。正因如此，小说才更应该描绘那段过往的人和事，但针对这样的全球事件的共通性及其差异，应该如何去探讨，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作答的问题。这次疫情，更让人震惊的特征之一，并不只是信息的传播，而是人的移动规模之大和流动之繁。其威力涉及世界各个国家。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其实病毒流传于我们平素几乎注意不到的遥远国度，也存在于与我们平时交往的群体之中。直至数日前，本应存在于印度、南非的病患者体内的病毒，当你从家附近的车站乘上公交，旁边乘客的咳嗽中也可能混杂着病毒，这样的惴惴不安是真实存在的。而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之策，从最初直到当今，成了“开放”和“封闭”之间的平衡。全面封控和海外禁航，这在新冠之前，是基本不现实的做法。环保活动家为了节能减排，请求人们减少乘坐飞机出行，其诉求虽然能够理解，但仍很难实现。在疫情中短暂期间内，却都被实施了。当然，政策性的“封闭”限制了人的行动，影响了人们的正常工作与生活。但是对于老人和有基础疾病、重症化风险高的人群是一种有效保护，因此，这是必要的举措。尤其是在推出了疫苗，掌握了一定治疗方法，病毒自身毒性变弱之前，“封闭”是可以接受的政策。另一方面，网络使交流便捷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跨越国境的联结变得更加紧密。近期，我自己也参加了线上的国际文学研讨会，和海外朋友用ZOOM交流的机会也很多。在新冠以前，虽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和物理距离相距较近的人们进行交流。但是，当我因新冠情绪陷入消沉，想把事情与人诉说的时候，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几位在海外居住的亲密朋友，在被要求克制外出而居家的这段时间，我和他们交流了几次。有时还会边喝着小酒边聊天。尽管网络已经如此发达，但我和常联络的朋友因为物理上的条件限制而被隔绝，这让我感到惋惜。无论是参与电视、电台节目，还是接受报纸采访，多半是线上进行，我和社会的关系，没有被完全切断，只是联结的方式改变了。这种变化，新冠结束以后恐怕也会某种程度持续下去。这段时间，有不少人因居住环境恶劣，苦于住在狭小又昂贵的出租房里，趁此搬离了东京。被要求居家隔离期间，本就封闭在家庭空间之中，人们甚至还要求尽量不和家人碰面，寻求独自一人的更加封闭的空间。为了缓解这种情况，不得不逃离东京，找寻低价且适宜居住的宽敞房子。据我所知，那些人迁往了轻井泽、福冈、镰仓、庄内、甲府等地，移居的地方的确是五花八门。自2014年以来，包含外国人在内东京的人口迁出数首次超过迁入，单就日本人的统计来看，1996年即是首次反转。但是，之前的三十年间，因为城市聚集效应，地方迁出量持续走高，这将缓解三十年来向东京聚集的走势。不管怎样，在每日通勤的前提下，只在一定范围内的移居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对，出勤思维方式反转的主要原因，是普遍认同完全远程办公模式造成的。从2020年5月开始，日本总务省就发布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东京都首次出现迁出人口超出迁入人口，到7月至9月，迁出人数越来越大于迁入。日本广播协会在11月3日援引调查结果报道，东京都4月至9月迁入大约19.44万人，迁出将近20万人。9月份，整个东京都地区迁出者较去年同期增加12.5%。搬来东京的人则较去年同期减少11.7%。东京市内，公司取消办公室，缩小办公场所的事例很常见。在工作时间，同一大厦内职员聚在一起共事，这样的想法会被说成“过时”。但是我也经常听说，因年龄差距及对事物理解的不同，不面对面办公就无法工作，多数经营者们还是倾向回到传统模式。试想，如果这种远程办公真能固定下来，像中小企业和私人经营企业主们，兴许也能跨国开展业务。比如出版业，是传统本土化产业。然而最近我在和波兰的研究学者交流中得知，她的英语论文编辑工作就外包给了一家印度公司，印刷是在波兰国内进行。在日本，因为日语这种语言的特殊性，轻易不能这样去做，但像写真集的美术设计和书的装帧等工作，今后也许可以交给海外的设计师。我自己的书也在海外被翻译出版，有些感觉比日本的图版平面设计水平更高，当然，中国一定位列其中。
我的长篇小说《本心》，描绘了未来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虚拟现实技术在日本的广泛应用，从而审视“开放”和“封闭”的问题。这是新冠之前就开始连载的小说，开始时有读者反映跟不上小说的情节设定，但因疫情爆发外出困难，读者反而拓宽了对虚拟空间的理解和想象力，连载过程中颇受好评，作品出版时也受到热议。《本心》，文艺春秋，二零二一年五月版
网络不仅延伸到了物理世界，网络更是将虚拟演进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小说信息量再次陡增，其可能性相应也变得更加广阔，舞台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刚才还在宇宙空间穿行，下一个瞬间就已经在南方海滨悠然休憩，瞬间的情景转换变得轻而易举。与《神经漫游者》中代表性的赛博朋克[1]不同，虚拟现实不再是荒诞的冒险之举，而是设定在更日常化的互动沟通空间。人类在现实世界中被与生俱来的外貌、性别所带来的影响所束缚，但在虚拟空间，人可以通过技术化身为任意外貌和性别。
我认识的一位男性朋友，在虚拟空间里他扮演成女性，在街上行走时，不时会突然被污言秽语骚扰，或被触摸身体，这样的经历使他深感震惊。他坦言，这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身为女性在社会生存的不易。换位思考这件事以前总是时时被人提起，但现在可以如此真切地感受。这种模式今后可能被引入到学校作为教学手段，有助于通过教授方式消除歧视和差别待遇，让人们感同身受地进行思考，从而实现崭新的自我开放。
经历过新冠疫情，人们对“开放”和“封闭”的再意识，理应在今后以各种方式实践其社会意义。[1] 英文Cyberpunk，是“控制论”、“神经机械学”与“朋克”的结合词。大多描绘在“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结合”的未来架构中，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状态下，社会层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崩塌。说明：本文原载于《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年04期，译者李钰。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