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丨沉默之羊高歌之羊战后思想史中的加藤周一

作者简介

小熊英二

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日本社会学者

主要著作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引言

“你们这帮家伙，国民们都在浴血奋战的时候，你们就只会摆出一副袖手作壁上观的架子来吗？”1946年8月，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色川大吉当时还只是个学徒兵，这是他对文艺评论家荒正人发出的怒吼。色川二十岁时日本战败，后来参加了荒正人等人的演讲会。荒正人在演讲后的宴会上得意洋洋地炫耀：“早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战争的走向。”并说在得知德军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惨败的消息之后，就已举杯庆祝战争即将结束。对于荒正人的这种“壁上观”，色川表示怒不可遏。[2]

色川大吉日本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日本近代史、民众思想史。

东京经济大学名誉教授。

荒正人日本文艺评论家、主要以夏目漱石研究著称。

1954年，加藤周一曾写过一篇题为《论作壁上观》的论文。[3]文中记录了打仗时自己的回忆：“对于战争我曾经带着一种作壁上观的态度”(加藤周一，1974：21)。本文仅就加藤对于战争与政治的态度加以探讨，并对他的战后思想进行重新反思。

一、“旁观者”与“悔恨”

在谈论加藤周一之前，我们先来统观一下日本二战时战争与知识人的关系。当时日本对军队与军需产业的总动员导致了与备战无关的产业消失殆尽，只有那些坐拥不劳而获之财产的特权阶层方能在战争中做到隔岸观火。如小说家永井荷风靠着他过去的版税，评论家清泽洌靠着他的股票和地产投资等资产，才能以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来面对战争。

清泽洌日本新闻记者、评论家。以外交问题、特别是日美关系等评论见长。战后公开发行了其在太平洋战争下创作的《黑暗日记》。

但也恰恰是这种特权阶层的冷眼旁观成为了怨恨与憎恶的众矢之的。日本战败时，吉本隆明与色川大吉一样也是二十岁。吉本在1957年回忆道：“我从没想过我会有反战、厌战的念头。这种建立在其物质性特权基础上的旁观与逃避，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固然无可厚非，但我对此感到的却只有排斥与轻蔑。”[4] 1954年，法国文学研究者桑原武夫曾表示：“我其实并非力挽狂澜地求胜，一战场的学生时他说道：“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国令可违而良心不可违，凭心而行吧’。不，不是没办法，是不敢说。即使说出来，自己也必须要先批判国家的战争政策。我意识到了自身的胆怯与畏缩，在反省的同时，更是对一直以来自己的这种态度感到迷失。”众所周知，政治学家丸山真男将战后知识人的状态称为“悔恨的共同体”，因为战后的知识人心中都共存着这份悔恨之情。

桑原武夫日本法国文学文化研究者、评论家。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以上便是战败后日本知识界之掠影，而加藤去周一在其中又处于何种地位呢？

二、“星堇派”之怒

加藤在战后初期的评论中，总是透着一股强烈的愤怒。他于1966- 1967年创作了自传《羊之歌》。[9] 书中如此评述战争中的自己：“我本身是待在卫生所里的——工作的地方相对安全些，所以心中多少会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加藤周一，1968：206)。加藤出生于1919年9月，日本战败时为二十五岁。1943年9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后在医学部附属医院担任助手。战争后期，加藤身边的朋友——东京帝大法文系的学生们相继应征入伍，而那些将来有望成为技术人员的理科生，则可免除兵役。加藤因患有胸膜炎，得以延缓服兵役。加藤在《羊之歌》中写到，正是因为出于这种“过意不去”“一想到被送到(太平洋)小岛上送死的青年人，便再次诅咒战争。我对鼓吹战争及对此加以包庇的社会，感到愤怒”(加藤周一，1968：206)。战败初期他在评论之中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新星堇派”。

加藤周一日本评论家、小说家、战后日本代表性知识人。

“星堇派”是指那些借助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堇草(注：即紫罗兰)来歌颂爱情的浪漫派诗人。狭义的“星堇派”是以明治三十年代的“明星派”为代表。加藤在 1946 年发表的评论《论新星堇派》中，指出与自己同一时代的“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30年代后半叶的，那些生活在都市的20多岁的年轻人”所具有的一种共通的知识取向之时，使用了“星堇派”一词。[10] 并认为他们最大的特征便是对政治的逃避，即避开“狂热的日本主义者的咆性之作用”。加藤认为“肉体凡胎的卡珊德拉就算被特洛伊的战火伤及自身，但她仍不失理性”“就像不死鸟一般，几经重生，一次次出现在历史悲剧的舞台之上，证明着人性”。[11]

在这个时期的评论中，加藤频繁地使用了诸如“在波茨坦公告及生效后所带来的巨大力量，仿佛燎原之火，一下子唤醒了人民大众心中沉睡着的理性”“唯有为人民诉说、与人民共进退、到人民中去战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等措辞。[12] 这些文字中也可以感到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共鸣。除此之外，那种26岁的年轻气盛，以及战后初期那种“革命已近”的氛围更是呼之欲出。

三、

逃往法国

加藤并不是那种搞政治运动的人。1979年他曾写道：“我不喜欢政治”“不加入任何政党，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机构，不加入任何大众组织”。[13] 正如自传《羊之歌》一书中所述，加藤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医生之家，喜好文学与艺术。战争时期，他穿梭于富人们避暑胜地的轻井泽和位于东京的大学医院的两地之间。在当时“人民”的眼中，加藤一看便是身处“特权阶级”的。

『羊の歌』

岩波書店，1968年8月版

加藤1950年的小说《那是一个晴天》中首度披露了这些内容。这部小说以他自己的战争经历为原型，并记录下了东京遭遇轰炸时的惨状，不过主要笔墨还是用在对轻井泽人间百态的刻画之上。加藤邀请了战争时期起便一直心仪的法国文学家渡边一夫为该书作序。渡边对此书赞不绝口，称“读到这部作品，或许有人将其看做不过是那些逃到轻井泽的星堇派们的怨词詈语”[14]，但这也是“对于太平洋战争的一种记录”(渡边一夫，2009：v) 。此外，渡边认为，面对“这部出自所谓星堇派之手的作品，我们不应该跳过小说的写作技巧不论，而只去揪着作者的态度或精神的层面加以指责和嘲笑”(渡边一夫，2009：vi)。

面对渡边的序，加藤在后记中亦回应道：“渡边一夫老师所赐大序，对于在下的粗陋之作而言实在受之有愧”(加藤周一，2009：243) 。战败后，加藤在《论新星堇派》中对“人民”加以称赞，而对于沉溺“白桦树干”(加藤周一，2009：18)和“避暑胜地之孤独游戏”(加藤周一，2009：23)的星堇派进行了批判。但孰料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写成的小说在别人看来却有着“避暑胜地之孤独游戏”和“星堇派怨词詈语”之嫌。

1979年，加藤的著作集在收录那些战败初期的评论作品时进行了补充。[ 15]认为这些文章“过于造次，充斥着憎恶、轻蔑、弹劾”等字眼。“这些话我是为谁而写的呢？或许不是写给别人，而是写给自己的。”加藤战争初期的评论文或许可看作其在无意识间对战争时期的自身所进行的一种自我批判。

『ある晴れた日に』

月曜書房，1950年3月版

《那是一个晴天》出版于1950年3月，此时的加藤已年过而立，青春不复。且针对日本共产党的赤色分子清洗之风盛行，战败初期那种革命将至的氛围也已灰飞烟灭。三个月后的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我们已经无法再用“理性的胜利”和“历史的必然”去讨论当时的局势。也正是这一年，加藤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951年10月，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与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后第二个月，加藤停止了在日本的文学创作活动，前往法国留学。加藤在自传《续·羊之歌》中这样写到：“1945 年的秋天，踏上投身战后日本社会之路的我，却在1951年的秋天，踏上了去西方开眼之旅。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出发。”[16]

四、对“作壁上观”的自我批判

1954年1月，留法期间的加藤发表了评论《论作壁上观》。这段时期，加藤放弃去“西方长见识”，决定回国。在2004年的对谈中，加藤提到了当初为何回国。[ 17]“在法国与法国人公平竞争是十分困难的。”“就算被大家接受了，但我又不想只是被当成二流的英国人或二流的法国人看待。我想要公平地一决高下，那就只能采取一种日本人的立场。”第二年，加藤站在“日本人的立场”发表了讨论日本的《杂交文化论》，并回到日本。在这种念头日趋明朗之时，他在《论作壁上观》中写道：

有一个词叫作壁上观，指不进入某个社会的内部，而只在外部远眺芸芸众生。一旦进入社会内部，多少要承担起某种责任，要选择社会里的某一立场；而作壁上观者却不需如此。他们无需承担责任，也无需选择特定的立场，故能以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任何一种立场。

(加藤周一，1974：18)

加藤在这篇论述中写道：“作壁上观者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只不过这些判断毫无用处。”对于法国的社会问题，我自己比大多数法国人都能做出正确的预测。但是，由于自己是外国人，并不承担法国社会的任何责任，即使预测正确，但“对于法国社会而言并没有任何作用”(加藤周一，1974：19)。“不是偶尔不起作用，毋宁说正是因为不起作用才得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加藤周一，1974：20)。加藤接着写道，即使身处日本，“我对战争也是持着一种作壁上观的态度”。战争期间，身为医科学生的他“在社会上并没有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不属于需要担责的立场”。此外，“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全世界，都希望民主主义可以获胜”(加藤周一，1974：12) 。但“其实也并没有为实现民主主义做过任何实质的努力，不过只是在脑子里想一下而已”(加藤周一，1974：20) 。我一直都觉得日本会输，事实也证明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结果本身就是没用的，在社会上也不会起到任何实际的作用”(加藤周一，1974：22)。

1946年，加藤曾称赞卡珊德拉为“理性”的象征，但在这篇评论中却对其进行了批判。特洛伊人没有相信卡珊德拉的预言，将木马带进城里而导致灭亡。卡珊德拉是正确的，犯错的是特洛伊人。但是，“一直在与希腊人战斗的则是那些没有听信预言的人们，卡珊德拉并没有作战。尽管她或许‘期待’过特洛伊的繁荣，但却并没有为此付诸行动。她所做的只是作壁上观”(加藤周一，1974：23)。那么加藤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加藤在这篇评论中写道：“如果不以‘解释’为目的，而是以‘改造’为目的，遵循这个原则的话，就不应该作壁上观”(加藤周一，1974：20) 。从中我们能看到当时大为流行的萨特思想的影响。此外，加藤还举例说，他在巴黎同美国黑人诗人进行交流，他们尽管逃离了本国的人种歧视来到安全的巴黎，但他们这种人的话语也并不具有说服力(加藤周一，1974：23) 。但加藤也写道：“我并不是在去西方长见识的路上才想到这些的。”“在我踏上旅途之前，想到战争结束后我所说的话所写的文，发现里面存在着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这些想法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加藤周一，1974：20)。所谓“严重的错误”究竟是指什么呢？是指被战败初期的气氛感染而发的满口慷慨激昂？还是指没能动笔反省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缄默？二者均不是。加藤写道：“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对当时的我而言，没有更好的态度了。”“错误并不是指这些。”(加藤周一，1974：21)加藤所说的“错误”，是指将卡珊德拉定位为“理性”。

1966年9月14日在NHK教育TV上加藤周一与萨特（中间）、白井浩司（左一）进行鼎谈。

五、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在1954年的《论作壁上观》一文中，加藤论述了“推论”与“希望”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仅凭借逻辑推论能否推导出真相的问题。战时，在对比了日本与盟军的战力之后，加藤认为日本毫无胜算。日本战败后，加藤解释道：“我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预测，是因为进行了合理的推论(或者说是对情势进行了分析)”(加藤周一，1974：21)。然而在1954年，加藤却将之前的想法定位成一个“错误”。虽然加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的推论是正确的，若此，那日本侵华战争及中国的内战又如何呢？在这些战争中，获胜的反倒都是纸面战力处于劣势的一方。

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现象，牵涉到国民士气、国际支持、政治判断及思想正统性等诸多因素。据说加藤在读过英国历史学中的二战史后认识到“要对战争如此复杂的现象进行客观分析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加藤周一，1974：24) 。战争与实验室里的科学实验截然不同，仅凭对比纸面数据是无法预测出结果的。而有个人却准确地预测到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最终胜利，这个人便是被加藤称作“秀才型”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18] 加藤在《论作壁上观》一文中如此写道：

带有期待的观测会将期待与现实相混淆，而“作壁上观”着实带我从这样的错误中走了出来。可就算从这种带着期待的观测中解放出来，我们就能对战争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分析了吗？未必如此。至少我在战时所作的预测并不是仅凭合理推论而得出的结果。因此在战后，当我把自己的预测归功于合理的推论时，我错了。

(加藤周一，1974：21-22)

『加藤周一自選集』

岩波書店，2009年

加藤说他在战争期间希望民主主义取得胜利，并对此做出了预测。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期待并不是建立在形势分析的结果之上的，早在进行分析和推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我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所做出的分析和推论只是刚好与这一期待不相冲突罢了。”也就是说，先有着一种对民主主义取得胜利的期待，而分析与推论不过是在这种期待的基础上层层叠加而成的。即“判断并非源于推论，而是源于直觉”(加藤周一，1974：22)。这其中或许也反映出了日本战败后加藤的心路历程。1946年，加藤认为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理性之胜利，也是历史之必然。或许当时的加藤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推论，然而之后的发展却使他的预测落空。于是他重新思考，认为自己战时的预测可能“并非源于推论，而是源于直觉”。

在之后发表的《羊之歌》中，加藤将这一问题描述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医疗中，对于“期望病人痊愈(价值判断)”与“判断病能否痊愈(事实判断)”，二者必须要加以区分。事实判断中不包含“期望”，因为这不过是一种带着期待的观测罢了(加藤周一，1968：204-205) 。同样，缺乏“期望”的事实判断也毫无意义。哪怕病人痊愈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实施的诊断与手术也必须朝着痊愈的方向不断努力。先决定方向的叫价值判断，而朝着这个既定方向努力的叫事实判断。

然而人们一般认为，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推论的积累，并不包括价值判断。加藤在《羊之歌》中写道：“对学问而言，信念一文不值”(加藤周一，1968：205) 。医学传授了作为事实判断的技法，但却没有传授期望患者痊愈的“期待”。通过观测和推论，我们能够对物体的运动加以描述，可至于物体为何开始运动，最初一刻的推动力又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观测和推论就无能为力了。这是笛卡尔和帕斯卡曾面对过，萨特传承下来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同样摆在了加藤的面前。于是，笛卡尔和帕斯卡认为，观测和推论无法处理的领域便是信仰的范畴。先亮出结论的话，那么加藤认为这便是“文学”的范畴。

六、什么是“文学”

2000年加藤曾将“文学”与“科学”的关系阐释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19] 他认为：“文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对人生或社会的目的进行定义。”加藤举了一段中国古典文学中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为例。某日，孔子见到一头身负重担的牛，便提出想要将它解救下来。弟子则认为同样苦于重担的牛数不胜数，只救下来一头也无济于事。必须先统计并调查全中国牛的数量，想出一套能够阻止虐待的法律体系和补助金等方法。弟子这种观察虽然正确，但这在现实中无异于什么都没做，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加藤认为只有从“帮助眼前这一头被重担压迫的牛”之类的事做起，才算行动的开始。

当然，这里所说的“科学”与“文学”，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缺乏“判断基于数据的现状”的“理性操作与思考能力”，便会出现“危险”。然而，即便如此，“单凭理性的活动，也是无法发现目的的”。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去帮助“眼前受苦”的他者这一价值判断。

1945年东京大轰炸（昭和20年美军从日本桥上方拍摄的隅田川方向的景象）。

加藤的这种观念与他遭受东京大轰炸的经历有关。[20] 战时加藤曾穿梭于轻井泽与东大医院等所谓的安全地带。在加藤看来，这便是他唯一经历的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45年3月10日发生的那场东京空袭中，约有十万人死亡。东大医院也被投下了燃烧弹，火焰烧毁了好几栋病房楼。次日东大医院向受灾的市民们开放，而加藤也与其他医务人员及护士一起负责治疗伤员。这段经历对他而言，正可谓是帮助“眼前受苦的”他者。关于当时的体验，他在《羊之歌》中如此描述：

在那之后，我依然在医院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忘我地工作过，身边也再没有像上次那样忘我工作的伙伴了。那时被抬到医院来的患者，无论老人小孩、还是男人、女人，共同在爆炸中咬紧牙关，也算是共同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生死兄弟了。他们相互救助，弥补了我们的人手不足。而我们的工作本身也正是互相帮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伙伴之间的互相帮助。……轰炸机撤走后的那几天，我每时每刻都感到无比的孤独。

(加藤周一，1968：210)

加藤在2005年讲道：“那年3月10日，如果当时我不在东京都中心地带这所被投下燃烧弹的医院里的话，恐怕不会产生这种与受害者感同身受的连带感。”“倘若没有这种连带感，那么我对造成受害者如此凄惨的爆炸事件，以及对为爆炸背书的战争，还有对战争的人性、社会性、历史性方面的含义，也不会如此的执着。”[21]

这与丸山真男在战后所说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处，丸山曾说，“炸弹没长眼睛不会避开反战论者，不论愿意与否，身为日本人便背负起共同的命运。真的是一种命运共同体”。[22] 与丸山一样，加藤也认为自己之所以去批判大日本帝国和天皇制度，完全是出于一种国民的连带意识和“爱国心”。[23] 发表《论作壁上观》的翌年，加藤便在《日本文化的杂交性》中记述了“日本人必须站在日本人立场的原则”，即从“国民主义式的”态度出发，对日本进行考察。[24]

《朝日新闻》2018年12月17日报道。

事实上，加藤以这次空袭的经历为蓝本创作了一则故事，并将其写进了1950年出版的小说《那是一个晴天》里。小说的主人公“太郎”在东京的医院工作，摇摆于两个女性之间。一个是从法国归来的前钢琴家“明子”，为躲避轰炸被疏散至轻井泽的一家酒店；另一个“幸子”属于行动派，是出生于渔夫之家的一名护士。明子是一位对战争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女性，让太郎想起了“战前的学生时代”。但战时轻井泽的生活在太郎眼里却“感到虚幻”；与此同时，“在轰炸下一边吃着代餐食品，一边在东京同样过活的幸子”虽然并没有去指责战争，但对于太郎而言却是一种“更实实在在的存在”(加藤周一，1950：117)。

东京在遭到空袭的一个夜晚，太郎与幸子二人独处在狭小的防空洞。一颗燃烧弹飞落，医院陷入了一片火海，这时幸子想要爬出防空洞去帮忙灭火。对此，太郎表示“你去了也无济于事”，并试图挽留。因为他觉得“只有一两台手压泵摆明是没用的”“明知没用，还要冒险去做，我不喜欢这样做”。而那时，太郎也“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燃烧”，想要紧紧抱住幸子的身体。但幸子却对太郎投去了一种“半分惊讶半分轻蔑的冷眼”，便迎着燃烧弹飞奔而出。医院被烧毁，而幸子则再也没有出现在太郎面前。可孰料在日本战败前，幸子给太郎寄来了信，信中责怪道：“医院烧毁时，你怎么不从防空洞里出来呢。”太郎虽然觉得幸子误会自己“胆小、没责任心、懈怠”，但也“被幸子的话深深地刺痛了”。

加藤的自传《羊之歌》中，记录着他与农民出身的护士之间的交流，但却没有前文中的那个片段。虽然实际情况不得而知，或许是加藤将自己心中“观察”与“行动”的两种矛盾，分别赋予两位女性以这种文学化的形象。在前文提到的书中，加藤论述了“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将孔子想要救下这头牛的做法解释为“抱紧眼前的他者”(加藤周一，2009：249) 。小说中“太郎”想要“抱紧”幸子，而幸子却离他而去。这样的他者，仅凭观察和推论是遥不可及。

七、不背叛战死者

除了东京大轰炸，对加藤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还有另一个战争体验。那就是加藤在东京大学法语系的好友，后不幸战死在南方战线的中西哲吉。《羊之歌》中写道，加藤在得知中西死讯之时，“陷入了短暂的恍惚，回过神来，感受到的不是悲伤，而是心中难遏的愤怒”(加藤周一，1968：198)。正如前文所述，加藤在战败初期的评论中，将愤怒的矛头直指鲁莽发动战争的政府与其追随者“星堇派”。

加藤周一与好友中西哲吉、山崎刚太郎。

但在《羊之歌》中也这样写道：“此后随着时间流逝，另一个念头也时常在我脑海里萦绕。”那便是“如果活下来的不是我而是他，那他会想要做些什么呢？”“中西会以何种态度来应对这些置他于死地的人呢？”(加藤周一，1968：199)对于这个问题，加藤并没有给出直接答案，而是记录了一则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小片段：

加藤和中西在就读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的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中西曾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稿子。我想把这篇文章刊登在学生报上。”然而，文艺部长看到校正小样后便把加藤叫了过去，让中西删掉文章里“不妥之处”，但中西拒绝删除。左右为难的加藤不得不“为了保证报纸的发行，无奈将整个稿子都拿掉了”。

(加藤周一，1968：200)

如果上述记录属实，那此时的加藤俨然已成为了言论管制的帮凶。《羊之歌》中提到在二战期间加藤常做噩梦。梦到自己因为害怕被警察抓住而遭到严刑拷打，就“低三下四地坦白自己的观点有问题以求从宽，但又对如此低三下四的自己厌恶至极”(加藤周一，1968：166)。

二战期间加藤并没有像中西那样公开批判时局，而是沉迷于戏剧与音乐，对社会“作壁上观”。《羊之歌》中写道：“我虽然认为这场战争暴露了大日本帝国的真实面目，但或许真正暴露的是我自己”(加藤周一，1968：178) 。加藤在《羊之歌》中还这样写道：“在那之后，当我像只温驯的羊一样保持沉默时，心中却会想起中西”(加藤周一，1968：199) 。在《羊之歌》的后记中加藤提到了题目的由来。“一来是因为(我)属羊，二来是因为我身上多少有着和羊一样老实温驯的地方。”但除了这两点，书中的“羊”或许也包含着一种加藤对战时自身的自我批判。

2004年，加藤在访谈中说道：

……我有朋友死在了之前的战场上，他们的死和我的苟延残喘其实都纯属偶然。那些偶然活下来的人，杀死了那些偶然死去的人，我无法姑息自己默不作声地看着与战争相似的情形再次发生，这是一种对朋友的背叛。因为我知道，如果他还活着绝不会一言不发，让我整日只是谈论谈论美术的话题，我做不到。

(加藤周一、池泽夏树，2004：233)

另外，《羊之歌》中学生报的那个片段还有后文。中西的稿子被拿掉后，他又换了个名字在下一期报纸上再次投稿，署名是“空又觉造”(“看着吧，我还写”的日文谐音)(加藤周一，1968：200)。据鹫巢力回忆，加藤在任编委期间，《校友会杂志》上并没有出现什么署名为“空又觉造”的文章。[25] 但《羊之歌》中加入了这则带有文学加工色彩的轶事，也可将此看做是一种加藤不愿再继续沉默下去的意志宣言。

鹫巢力日本新闻记者、评论家。立命馆大学衣笠综合研究机构加藤周一现代思想研究中心顾问。

正如上文南原繁所引用的那样，对于战死沙场的亲朋好友，很多战后日本知识人都与加藤怀有同样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加藤可谓二战后日本知识人的典型代表。而这种心情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人才会懂。1996年有人问加藤“在那场大东亚战争中死去的人都死得毫无意义，这种说法你觉得妥当吗？”这个问题背后的语境是。我们不能在那些为侵略战争效力的日本兵身上寻找什么死亡的意义。不过据说加藤稍作思考后回答道：“死得毫无意义这种说法的确不对。”[26]

八、坦克和语言

1954年加藤创作了《论作壁上观》一文，1955年便回国。即便如此，他依然还是没能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如前所述，加藤既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也没加入任何组织，甚至都没有参与过任何的街头游行。1956年，他参加了日本教职工会的教研集会。集会合唱时，身边“所有的人虽称不上直挺挺，但也是齐刷刷地全体起立，庄严肃穆地歌唱”；而加藤则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谈了谈自己的感想。[27] 此外，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加藤也是明哲保身。他虽然参加了丸山真男等人的共同谈论，但并没有参与游行，而是撰写了永井荷风的文学论。据《续·羊之歌》中记载，他根据自己做出的事实判断，认为能够阻止安保条约改定的可能性小之又小，所以“自然不会产生什么挫折感”(加藤周一，1968：212)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他却失去了“一些朋友”(加藤周一，1968：213)。

这段经历让加藤产生了一种负罪感。他在《羊之歌》中写道：“1960年，当我在本乡大街上时，遇到了一队学生从大学正门走出来，手里举着‘反对安保’的牌子”。这时小学时经历过的那种“憎恶自己”的感觉涌上心头(加藤周一，1968：64) 。小学的时候，他和同级的同学们因违反校规而挨老师训斥，但当时只有自己说了谎所以才幸免于难。

1960年10月，加藤在安保斗争后选举战的白热化时期离开了日本，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日本文学。这个举动就如同当初1951年旧金山和会的下个月便奔赴法国留学一样。每当自己有可能被卷入政治骚动之际，加藤便会动身前往海外。据《续·羊之歌》所述，由于安保斗争他曾经认为“战后的这段时期将就此终结”，于是便梦想着“离开东京，遁入山中隐居”。但由于资产不足，只求“在偏僻一隅觅得一职”(加藤周一， 1968：217)。

然而就算他离开了日本，专心从事文学评论，加藤终究还是无法摆脱“政治”。从1966年到1967 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校园，反越战的“Teach-in(教学示威)”运动愈演愈烈。让加藤感到吃惊的是，在北美的大学“和学生一起并肩作战批判战争的，大多是文学部或理学部的老师”。根据加藤的记忆，“太平洋战争刚发生时，东京大学中批判战争的师生多集中在法学部和理学部，而来自文学部研究室的人少之又少，也几乎没有医学部和工学部的”(加藤周一，1979：89)。加藤或许认为，工学和医学缺少价值判断，是一门基于事实判断的学问，故工学家和医学家对价值判断毫无兴趣。[28] 而法学和理学则无法脱离哲学或价值判断，故法学家和理学家对价值判断十分敏锐。

1965年密歇根大学的“Teach-in”运动。

因此，不管是在北美还是在日本，最后能够成为战争批判者的都是理学家和法学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此文学系的反应却是不尽相同的。在日本，文学用来逃避政治。而在北美，文学家对政治则极为敏感。因此加藤得出了结论，即“文学，或用更为广义上的英语‘humanities’，是可以放在与人类价值息息相关的方式之下加以解读的。而这种可能性正是那些反越战的美国人所教给我们的”(加藤周一，1979：89-90)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历过这些的加藤才得以将“价值判断”与“文学”关联在了一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加藤同时代的不少知识人在文章中都提到，他们在看到越南战争的相关报道时，会回想起自己遭遇空袭的经历。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要数小田实。小田实在此之前便自称“怀疑主义者”，也没有参加60年的安保斗争。但越战唤起了他大阪空袭的记忆，所以后来他便站在了反越战的最前线。(小熊英二，2002：255- 306、551- 597)于是1966年起，加藤开始创作《羊之歌》回顾战争中的自我。他说自己无法对死在空袭中的越南人民坐视不理，而至于其理由，他表示“我找不到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加藤周一，1968：167)。加藤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思想，也一直延续到了之后的评论中。关于越南战争，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就算知道，也无能为力”，(加藤周一，1968：168)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对于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的坦克的口伐笔诛亦属无力之举的看法也是正确的。这就像在燃烧弹引发的大火中，用手压泵灭火的做法一样同属杯水车薪。而明知如此却依然笔伐不辍，这则是一种价值判断的问题了，因为加藤从中得出了结论，即“去高歌、去讲述，这便是文学”。(加藤周一，2000：249)《羊之歌》的“歌”或许就是象征着这种决心之“歌”。在加藤看来，文学和政治并不矛盾。亦如日本作为一个杂交文化的国家，西洋化和日本化并不相互排斥。就像加藤《杂交文化》一书的小标题那样，从中找出“日本的小小希望”。

《朝日新闻》2019年10月30日报道。

九、战后思想中的加藤

加藤周一是战争下孕育而生的思想家，也是典型的战后知识人之一。倘若没有经历过战争，加藤恐怕也仅仅止步于“星堇派”。相反，加藤的思想中并没有太多独创性的观点，而这同样是日本战后知识人的典型特征。他是以战争时期的那份悔恨为基点，从始至终都在不断追问“政治与文学”“西方与日本”“传统与近代”等问题。一边对政府保持批判态度，一边又保持着国民主义者(nationalist)的身份，这也是加藤与其他战后知识人的共通之处，称不上是他独有的特点。与那些理科出身的知识人一样，加藤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技术与人类”“坦克与语言”之类的对比项作为其思想的主轴，也不外乎是西方思想中传统思维方式的延续。

然而，加藤留给我们的文章即便现在读起来，读者依然会为之动容。并不是因为其文章逻辑有多么新奇，打动读者的是加藤在冷静的观察与明快的逻辑之余，同时还试图探讨观察与逻辑之外的部分。而加藤也正是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政治与文学，或者依照西方的说法“科学与信仰”之间挣扎。1979年，加藤这样写道：

我不喜好政治。但随着战争的爆发，政治粗鲁地闯进了我的世界。出于无奈，我不得不对周围的政治现象作出一些回应。我是以言论的方式来予以回应，而非其它那些如参加组织那种更为直接的行为。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通过文字，与政治发生着关联……

当然，单凭一己之文，自己的写作活动全然不会对国家的政治方向产生丝毫的影响。其程度之低，就如同一个人加入街头游行所带来的力量一样微乎其微。但是，如果谁都不上街游行，是没法向政府施压的……

然而，言论并非仅仅为了作用于某个直接的目标。例如独立刊行的《平民报》对日俄战争的反对，对于开战和整场日俄战争也丝毫没产生任何影响。……但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即当时并非所有日本人都丧失了理智。能为日本年轻一代带来希望和勇气，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 1968年夏天，布拉格市民的言论并没能击退苏联的坦克。但是，在看清坦克真正意义方面，却又是有效的。历史并不是无意义行为的连续，而是行为有意义的一种连续。1968年夏天，言论和坦克共同创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二者缺一不可。

(加藤周一，1979：391-392)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宣布失败。

在熟悉萨特思想、结构主义，或者制度史学的人来看，加藤文章的逻辑中或许找不出什么奇特新鲜之处，而加藤文章之力量亦并不在于此。他在《续·羊之歌》中对自己的日本文化论加以阐述：“近代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杂交文化’，这并非一种全新的看法。”然而，在主动承认“杂交”局限性的同时，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小小的希望”“至少对我而言，这种心态是全新的”。(加藤周一，1968：176)不仅面对社会、面对自身，抑或面对自己的作品，加藤在事实判断上总是冷静的，而加藤作品之价值也并不会因此而受损。

注

[1] 三浦信孝，鷲巣力，編.加藤周一を21世紀に引き継ぐために：加藤周一生誕百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講演録[M]. 東京：水声社，2020：55-79.

[2] 色川大吉 . 廃墟に立つ ―：昭和自分史【1945-49】[M]. 東京：小学館，2005：71 。关于加藤周一，除了鹫巢力的系列著述之外，还有以下注释中提及的前期研究。本文仅就迄今为止尚未论及的两个视角加以论述：①与其它战后知识人一样，加藤也受到其战争体验的影响。②“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二者的关系，成为 1954年以后加藤思想的主轴。身为战后知识人的典型代表，加藤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叶之前，主要以日本文化论或日本文学论的年轻评论家而著称。20世纪60年代以后，创作了『羊の歌』，且20世纪 80年代起其评论文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之后，才开始以时事问题作家而闻名。拙著『〈民主〉と〈愛国〉』(新曜社，2002)一书中主要着眼于20时代60年代之前，因此对于加藤并没有过多展开论述。故在本稿中就此加以补充。

[3] 加藤周一 . 高みの見物について. 雑種文化[M]. 東京：講談社，1974 。此文在成田龍一『加藤周一を記憶する』(講談社，2015：137)中被定位为“具有决定性的一篇”。然而，关于“希望”与“判断”后成为加藤思想主轴之事，成田并没有提及。

[4] 吉本隆明 . 吉本隆明全著作集：8 作品論II[M]. 東京：勁草書房，1973：139.

[5] 桑原武夫 . 敗戦前後. 桑原武夫全集：第5巻[M]. 東京：朝日新聞社，1969：216-217.

[6] 荒正人 . 第二の青春 . 荒正人著作集：第 1巻[M]. 東京：三一書房，1983：11. 论文末尾处标有日期 1946年1月5 日。

[7] 本多顕彰. 指導者[M]. 東京：光文社，1955：41-42.

[8] 南原繁 . 戦没学徒の遺産を嗣ぐもの. 南原繁著作集：第9巻[M]. 東京：岩波書店，1973：229.

[9] 加藤周一 . 羊の歌[M]. 東京：岩波新書，1968.

[10] 加藤周一 . 新しき星菫派に就いて. 加藤周一著作集：8 現代の政治的意味[M]. 東京：平凡社，1979：19.

[11] 加藤周一 . 一九四五年のウェルギリウス. 加藤周一著作集：8 現代の政治的意味[M]. 東京：平凡社，1979：38-40.

[12] 上文所列的加藤周一『一九四五年のウェルギリウス』及加藤周一『知識人の任務』，均收录于『加藤周一著作集』第8巻(平凡社，1979)。

[13] 加藤周一 . あとがき. 加藤周一著作集：8 現代の政治的意味[M]. 東京：平凡社，1979：391.

[14] 渡辺一夫 . 序[M]//加藤周一 . ある晴れた日に(岩波現代文庫版) . 東京：岩波書店，2009：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