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式显示”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实际位置

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思想是在其作于1919-1921年，但于1973年才首次发表的《评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中真正引起了学界关注。伴随着此后海氏早期讲座的陆续出版，学者们日益发现了这种思想的重要性，而且发现其开端还要再往前追溯。

在这一问题域中作出重要贡献的T.克兹尔在其研究中断定，海氏1919年讲座《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是“形式显示”思想的发源地，而鉴于他所把握到的这一思想的关键性，他也同时就把《存在与时间》之形成史的开端定位在这个讲座中。(Kisiel,1997:22-40)按照G.伊姆达尔的更为细致的研究，海氏在1919年的这个讲座中虽然没有明确道说“形式显示”，但在那里已经有这一开端的清晰指示，即对“解释学直观”的思考，这乃是形式显示的前奏。(Imdahl,1994:307)凭借着这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克兹尔和伊姆达尔的观点逐渐成为了这种思想之“来源”研究的主流观点。

另一种主流观点出现在对其“去向”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认为这种思想虽然重要，是《存在与时间》的决定性思想，但只是海氏早期的一种思想，在其思想发生所谓“转向”后，这种思想就逐渐消失了，或者说被海氏放弃了。因此对形式显示思想之去向的研究向来很少突破1930年这一界限。

对于这两种主流观点，本文的立场在于：一方面，形式显示思想的起源还要更早，其开端应在其教授资格论文中。另一方面，形式显示之思并非简单地消失在后期海氏思想中，而是以有所转换的形式贯彻在其后期思想中。

一种为此的争辩和论证是必需的，但一切的关键却首要地在于，究竟何谓“形式显示”，“形式显示”对于海氏究竟意味着什么？倘若不真正澄清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所发现的“开端”不是一种“效应”？倘若不真正照亮形式显示的实际位置，我们又怎么能断定它在海氏后期思想道路上是否继续存在？

而要弄清“形式显示”在海氏思想中的实际位置，首先要做的就是澄清形式显示的实质含义。在1920/1921年讲座《宗教现象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中，海氏罕见地用一章篇幅详尽地阐释了“形式显示”思想的来龙去脉，当事人的这一自我阐释具有极为重要的指示意义。笔者此前已撰文对这一文本进行了阐析，指出“形式显示”在海氏思想中事实上具有“存在论差异”和“存在与人之关联”的双重意蕴，也正是它们使得形式显示成为海氏思想中的那条决定性的道路。(参见张柯：《论“形式显示”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实质含义》，《世界哲学》2016年第5期。以下简称《含义》)

凭借对实质含义的这一理解，我们才终于获得了一条主导线索，使我们能够更透彻地考察“形式显示”在海氏思想中所经历的实际位置。真正的、实际的位置在自身中具有聚集之力，无论是来路之情形还是去路之景象都能从这种聚集性的位置中得到真切观照。《导论》的第四章，作为“形式显示专论”，就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个位置，我们要通过对形式显示之意义的阐释来指明这一位置是如何确定的，进而据此展开前后两种向度(来源与去向)的考察，由此达成对这种思想之“实际位置”的统观和深思。

一、“形式显示”思想的定位

在《导论》第四章这个“形式显示专论”中，海德格尔已经给出了“形式显示”的定义：“有这样一种意义，它对于现象学阐释变成主导性的了，对这种意义的方法上的使用，我们称之为形式显示。这种形式显示着的意义在自身中承载着那种东西，正是依据这种东西，诸现象才得到观看。”(Heidegger,1995:55)

通过此前《含义》一文的研究，我们看出此定义的实质内容是：意义乃是关联，主导着现象学阐释的就是“关联(意义)”，但不是人与存在者之关联，而是那使人与存在者之关联得以可能的本源关联，即存在与人之关联。形式显示，作为一种本质性的区分目光效力于这种“关联(意义)整体”的自行显示。形式显示具有“存在论差异”和“存在与人之关联”的双重意蕴。

但对这一双重意蕴的澄清还并不等于对“形式显示”之实际位置的澄清，因为对“实际位置”的澄清需要对这种思想的根本意义作出解释，后者关乎这种思想的定位和取向。对于海氏而言，“形式显示”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形式显示指示着时间之本性，时间乃是理解存在之意义的界域。一言概之，形式显示指示着一条“存在与时间”之路。

对此的解释构成了《导论》第四章的结论部分。海氏是以一句看似平淡的话转接过去的：“我们要把赢得的这些成果运用到历史问题上去。”(Heidegger,1995:64)而所赢得的“成果”就是形式显示之双重意蕴：存在之区分与存在之关联。它们共同指向了这样一种定位：形式显示是没有成见的，“能做到这一点的恰恰是形式显示。形式显示作为方法要素属于现象学阐释本身。为何它叫作形式的？形式的东西是某种关联性的东西。显示则应预先显示出现象之关联”。(Heidegger,1995:63)。对“成见”的批判乃是对以对象性为突出形态的“现成性”的批判，这种批判贯彻了海氏的全部思想道路；而“现成性”之所以需要被批判，不仅是因为它违背了“面向事情本身”所要求的东西，不让事情如其所是地显示，更是因为它堵塞了一条生发性的道路，或者说，它截断了一条历史性的、时间性的道路。

因此，上述那句看似平淡的转接之语已经清楚地指明了，历史(时间)问题乃是“形式显示”的根本指向。这句话同时也揭示了形式显示的旨趣，并由此使整个问题语境首尾连贯：从“历史”问题而来要求“形式显示”(参见《含义》)，从“形式显示”而来回指“历史”问题。形式显示的定位因而就在于：作为存在之区分与关联的一体运作，形式显示同时是时间性的。这种共通性暗示着，时间即本源关联，亦即存在之真理。只有对此达成深入观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存在与时间》的本真动机，才能看出海氏1921年开始着手准备《存在与时间》的这一时间点(Heidegger,2015:22)与《导论》的时间点(1920/1921)，二者绝非巧合。

在这个结论部分中，海氏写道：“倘若历史被视为那种被形式显示的东西，那么就没有因此而主张说，把历史规定为‘时间中的生成者’的那种最普遍的规定预先确定了一种最终意义。对历史之意义的形式显示着的规定既不应被称作是这样一种规定，即在客观历史世界的历史结构特征中规定客观历史世界的那种规定，也不应被视为这样一种规定，即预先规定历史本身之最普遍意义的那种规定。”(Heidegger,1995:64-65)换言之，若以形式显示来面对历史问题，则这种对历史的形式显示着的规定就无关乎“客观化”与“普遍化”，无关乎那种理论性的“成见”，无关乎对“人与存在者之关联”的固执，而是要破除“存在之盲”，要以区分之目光发见历史之本真意义。

此前就已得到揭示的是，历史之意义乃是“存在与人之关联”(参见《含义》)，亦即“存在之意义”，但历史之意义无论如何都绕不过时间问题，反过来说，也唯有时间才能提供理解历史之意义(作为本源关联的存在之意义)的视域界限。因此，为了通达作为“人与存在之关联”而非“人与存在者之关联”的历史，时间问题应暂先地被悬而未决地理解为不固化，不落实，由此才有可能破除存在之盲，达成区分之目光。海氏因而接着写道：“‘时间性的’(zeitlich)暂先还是在一种完全不确定的意义上被采用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它说的是哪种时间。只要‘时间性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人们就可能会把这种意义理解为某种未作预先判定的东西；[另一方面]人们可能会认为：只要每一种对象性都是在意识中构成的，对象性就是时间性的，并且由此人们就赢得了时间性的基本图式。但是时间的这种‘普遍一形式的’规定并非什么奠基，而是对时间问题的一种伪造。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从理论性东西而来为时间现象预先确定了一个框架。毋宁说，时间问题必须如此得到把握，正如我们在实际经验中源始地经验时间性那样——完全不顾及一切纯粹意识和一切纯粹时间。”(Heidegger,1995:65)

时间性之意义的这种悬而未决当然也是一种“警告”和一种“防御”，其目的也仍是在于避免从“成见”而来、从理论性东西而来对时间问题作出预先判定，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不要局限在派生关联即“人与存在者之关联”中，而是要进入到本源关联即“人与存在之关联”中来把握时间问题，亦即要以形式显示来理解时间性之意义。作为人与存在之关联，这种本源关联就已经活生生地“切近”着，运作在人之实际生命的经验中，在这种“切近”中已经意味着一切，它绝不是运作在那种离弃生命的普遍化的理论性的“伪造”状态中，所以对时间问题的本真把握必须如此进行，“正如我们在实际经验中源始地经验时间性那样——完全不顾及一切纯粹意识和一切纯粹时间”。(Heidegger,1995:65)

海氏因而接着写道：“道路因而反过来了。毋宁说我们必须问：在实际经验中什么东西源始地是那时间性？在实际经验中，何谓：过去，现在，将来？我们的道路是从实际生命出发的，正是从实际生命而来，时间之意义被赢得了。由此，历史问题就得到了特性标示。”(Heidegger,1995:65)

伴随着这番话，“形式显示专论”正式收尾。海氏通过一个实际“位置”而明确地标识出了他的“道路”，这条道路要从“实际生命”出发，以此通达时间之意义并由此刻划出历史问题的本性。但若局限在文字表面，若仍固执于成见，这番表述的真正意谓就仍是难以理解的，或者说易遭误解，甚至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生命哲学乃至一种新式的主体哲学。海氏对其中的理解之难有清醒认识，所以他最后告诫他的听众：在接下来的正式考察中，“您们自始至终都会误解整个考察”。(Heidegger,1995:65)①

这条从“实际生命”出发的道路究竟是什么道路？“实际生命”乃是“此在”之前奏，它也必须在关联意义上被理解②。这条道路因而是一条赢获时间性并由此领会历史之本性的道路，而时间性以及时间性所效力的历史之本性皆指向了那种本源关联，即人与存在之关联。这种本源关联虽是那种本源的“同一”，但它的实际运作却需要一种本质性的“差异”，即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这条在存在之思中运作的道路，这条以时间为界域的道路，正是“形式显示”。

“形式显示”既本质性地是“存在”问题，又本质性地是“时间”问题。着眼于这种一体性，“存在与时间”这个问题以及这个“与”本身就必然会成为最值得追问的问题了。因此，在通向《存在与时间》以及由之而前行的种种向度中，始终运作着的必然是一条批判着现成性的道路，一条生发性的道路，最终也就是，一条形式显示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把时间本身思为显示(Heidegger,2013:206)，把时间本身思为存在之真理的最初显示(海德格尔，2012：456)，并由此把时间理解为存在之意义得以显示的界域(海德格尔，2012：475)，将是《存在与时间》最为根本的洞见，而且将一直拓展到“本有之思”中对“时间与存在”的追问。

通过对形式显示之定位的揭示，我们已多少指出了形式显示之思的道路性。在不断的回返与前进中，这条道路会在不同阶段经历不同命名，显现为不同形态，甚至会在无名中运作。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觉，始终只是同一条道路。为了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将对其“来源”与“去向”展开考察，它们同样构成了形式显示之路的“实际位置”。

二、“形式显示”思想的来源

就来源之向度而言，我认为克兹尔等人将“形式显示”思想的起源定位在1919年讲座的做法尚需修正。根本原因在于，“形式显示”思想的两大要素以及“存在与时间”的思路在海氏更早之前的思想中就已启程。

一方面，海氏的“存在论差异”不仅受益于胡塞尔的区分之思，更直接受益于H.洛采的“有效性”思想。而“有效性”这种区分之思恰恰是海氏博士论文(1913)和教授资格论文(1915)的决定性思路。(参见张柯，2012：29-53)

另一方面，海氏在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尝试从关联问题角度来理解逻辑之本质，理解为意义的关联之敞开性，并把意义理解为“关联性的”(Heidegger,1978:175)。这种对“关联”的密切关注在其教授资格论文中变得更加强烈，他开始把“意谓/意义”(Bedeutung/Sinn)明确解释为“关联”问题，并把“语言”本身思为“关联”而非表达：意谓问题乃是关联问题，是有别于实在之关系的本源性的“关联”，这种关联行为的特点在于“有效”，“意谓之研究的主导价值因而就是作为有效着的意义的真理”(Heidegger,1978:307)。海氏因此在司各脱的文本中看到了直接通向由洛采和胡塞尔决定性地塑形的“当代”哲学问题处境的关键思考：“意谓并非心理的实在，意谓也不属于一种实在的关联，并不是在这种关联中被造成的；意谓必须被理解为意向性内容，被理解为意向行为(通过灵魂所引发的意向)的成果。相对于被单纯感知的语词，被理解的有意义的表达是更多的，这种更多就存在于意谓行为中。”(Heidegger,1978:308)

这种意谓理论因而构成了对海氏哲思道路上的那个开端性的问题(“倘若‘存在’是在多重意谓中被道说的，那么哪一种意谓是那种主导性的基本意谓呢？何谓存在？”)的一种真切回应：意义的多样性来自意谓(意义)行为的统一性，意谓(意义)行为乃是“关联”。存在之意义问题乃是存在之关联问题。

正是在洛采的影响下，海氏把这种本源性的“关联”思为“有效”，也就是说，“有效性”对此时的海德格尔不仅意味着本质性的区分，而且意味着本源性的关联。而为了阐明这种与实在物之现成性有别的“有效着的真理”，首先有必要在“范畴学说”中区分各种实际性领域，而这恰恰就是该文第一部分的任务。另一方面，语言之本质也由此不再被视为表达，而是被视为关联，而且是本源性的关联。教授资格论文事实上的两大主题因而乃是“存在”与“关联”。但使这种关联之思得以呈现的，乃是在“存在”之主题中已经运作的区分之思。最终这也就意味着，形式显示的核心要素在教授资格论文中就已悄然启程。

此外，海氏本人在思想回顾中也曾指出，作为形式显示的根本定位和实际运作，“存在与时间”的追问之路就开端于此。

在40年代的《黑皮笔记》中，海氏对其教授资格论文作出了罕见的高度评价。他回顾道：这篇论文的“意谓理论”指向了语言之本质，“范畴学说”则指向了存在之本质，这两样东西作为扰动人的东西伫立在视野中，乃是决定性的。存在之道说已经敷设为笼罩在其思想最初经验之上的那种本真之黑暗，并且从此不再离开，这一点，对于他而言，乃是那还未被看清的思想之恩典；因为很快就从所有这一切中生长出了对存在之遗忘状态的经验，对“存在与时间”的思考正是由此而被带到道路上的。(Heidegger,2015:287)海氏继而特意指出了教授资格论文与《存在与时间》的独特的传承关系：“‘范畴理论’寻求的存在者之存在，即这样一种经验：存在本身始终是未被思的。‘意谓理论’寻求的是语言之本质，即这样一种经验：语言威临盛行而不是‘表达’，语言乃是存在之威临和存在之真理。”(Heidegger,2015:288)

对“存在本身始终未被思”的经验乃是对存在之遗忘状态的经验，范畴理论因而指向了“存在论差异”。对“语言乃是存在之威临和存在之真理”的经验乃是对存在之关联的经验，意谓理论因而指向了“存在与人之关联”。由此可见，1919年的“形式显示”思想并不是突兀出现的，而是早已有其本质来源。只有看到这一事实，我们才能理解海氏为何会在晚年的公开演讲中认为，《存在与时间》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动机，即“对存在中的多重之素朴的追问”(实即“形式显示”之路)，早在他踏上哲学道路之初时就已奠定了。(Heidegger,1978:56)

进一步说，克兹尔等人之所以把1919年讲座视为形式显示思想的起源，关键是认为其中论及的“解释学的直观”乃是“形式显示”之前奏，而且认为这种思想此前未曾出现。

但从1919年的这个文本来看，海氏对这种“解释学的直观”已有其特别规定，即明确指出“生命本身的内在的历史性构成了解释学的直观”(Heidegger,1999:219)，换言之，这种直观是被“历史性”奠定基调的。惟当我们固执于字面而不去追问这种“历史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才会断定形式显示之思仅仅源出于1919年讲座。反过来说，当我们看出这种历史性乃是关联问题，看出海氏在教授资格论文中就已经把逻辑学理解为历史精神，理解为生发着意义的精神生命，而“关联问题”，从语法现象中抽离出来而归置于逻辑学的“关联问题”，因此乃是精神之历史问题，是精神之生命问题，以至于教授资格论文最终成为一场与黑格尔的历史性争辩之开端(参见《海德格尔年鉴》第1卷，2009：309-320)，我们就会看出1919年的这个讲座并非形式显示思想之起源，而是本身尚有其深刻来源。

三、“形式显示”思想的去向

海氏文本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一旦他在某个或少数文本中对某个问题作了详尽深入的阐释，他往往就不会在此后的其他文本中再简单重复一遍这样的工作，而是径直加以运用或是直接推进。“形式显示”的情形也归属其列。在《导论》以专题方式对之作了深入阐释之后，海氏未再就此作专题阐释。

这可以被理解为，这个“形式显示专论”已经道说了这种思想的基本意蕴和根本定位：形式显示是存在之区分与存在之关联的一体运作。形式显示即本源关联之显示，它的道路即“存在与时间”之路。

同时需看清，“形式显示”这个术语在后期的逐渐消隐，并不是这种思想的消失，毋宁说，这种思想以不同形式不断延续并一再涌现。海氏所运用的术语在不断转换，在不同地域经历了各自适宜并因此不同的道说方式，但其中之“精神”，其最核心的东西，却始终一以贯之。从方法术语的变迁，如从“解构”到“重取”到“争辩”以至“转化”(参见张柯，2016)，从基本概念的变化，如从“实际生命”到“此在”，从“存在论差异”到作为差异之本源的“分承”(Austrag)，从“人与存在之关联”到作为共属活动本身的“本有”(Ereignis)，无不显示着这一点。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能以表面形式的起伏来判定一种思想的意义。对此，我们将从两个方面进行揭示。

从文本来看，在后期作品中，海氏再次强调了形式显示的两大意蕴，即形式显示乃是“存在与人之关联”的替换性表达(Heidegger,2008:6、233)，形式显示即“存在论差异”(Heidegger,2013:1351)。这清楚地表明形式显示之思仍在后期海氏的视域焦点中。

从义理来看，形式显示乃是《存在与时间》的决定性思想。对形式显示之去向的研究，必然就是对后者之去向的追问：

“形式显示”之路就是《存在与时间》的道路，即以时间来思存在之真理、以存在论差异来澄清人与存在之关联的道路。对此，海氏在思想回顾中明确予以确认：“在《存在与时间》中，根据存在之真理的问题，而不再是根据存在者之真理的问题，我已经作了一个尝试，试图从人与存在的关联并且仅仅从这种关联而来规定人的本质，在那里，人的本质在一种得到牢固界定的意义上被称为此一在。”(海德格尔，2002：824)着眼于根本意义，这条道路也仍是后期海氏的思想之路，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是笔直通向后期思想的，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阻挠与障碍。最大的障碍，按海氏自己的反思，就是关联问题易被误解，区分之思易被表象化，以至于看上去仍残留着现成性的先验因素。

一方面，固执于表象之思的人们易于把“人与存在之关联”理解为在现成着的人与存在之间附带发生的某种关联，就好像在两个作为对象的现成东西之间牵系一根绳子那样简单。另一方面，前期海氏的语言表述和《存在与时间》中“对先验的/超越论的东西的坚持”(Heidegger,2015:137)事实上也难以避免误解。虽然这种坚持并非“基于主体性”而是“从此在的那种绽出持存的本质而来得到经验的”(Heidegger,2015:137)，但其客观效应却是，存在易于被对象化(海德格尔，2012：475)，存在之真理问题易被混淆(海德格尔，2012：262)，最终这也就意味着，存在与人之关联不易获得真正澄清。在《存在与时间》之立意初衷与客观效应之间的巨大裂隙，在《存在与时间》之根本诉求与言说方式之间的巨大偏差(Heidegger,2015:262)，以及这本书所遭遇的大规模误解，使海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如何更适宜地道说和沉思这种关联问题，乃是思想必须克服的难题。

因此，所谓的海氏思想之“转向”，其根本意谓并不是道路的更迭，也不是所谓的“从人与存在倒转为存在与人”(Heidegger & Jaspers,1990:178、182)，而只是以一种更适宜的方式推进那条既有的道路，即以更适宜的方式道说和沉思那种本源性的“关联”。“本有”之思正由此而兴起。本有，作为存有(Seyn)之真理，作为本源关联，“并不是在存有和人之间张开的一种关联，仿佛此二者首先是无关系的存有和人似的。这种关联乃是存有本身，并且，人之本质存在乃是同一种关联”(Heidegger,2013:790)；这种关联的根本性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必须说，“人作为此-在被作为本有的存有所居有，并且因此归属于本有本身。存有既不围着人而‘存在’，也不是通过人作为一个存在者而摆动。而毋宁说，存在居有此在，并且唯因此才作为本有而本现”(海德格尔，2012：269)。

尽管《存在与时间》遭遇了巨大挫折，但这条“林中路”却仍是本有之思的必经之路；反过来说，尽管进行了转化，但本有之思仍是《存在与时间》的那条道路。在《黑皮笔记》中，海氏罕见地交代了“本有”思想的来龙去脉，指出这种“关联为本”的思想所要道说的东西就是《存在与时间》所要说但未说清的东西。他为此写道：《存在与时间》所欲道说的基本事情是，此在作为被抛置者归属于作为抛置者的存在。存在之关联问题事实上已经贯彻了《存在与时间》。存在自身的这种抛置着的、时间化着的本质，后来被命名为“本有”。于是，这种在《存在与时间》中按照不同阶段的清晰性被先行思考的存在之本质，就于1936年夏天(在做了两年的预备工作之后)在《哲学论稿》中得到了首次道说。(Heidegger,2015:176-177)这事实上也就是海氏在公开作品中一再强调的观点：《存在与时间》的道路尽管存在着种种障碍，但《存在与时间》的立场绝没有被放弃，“转向之思是我思想中的一种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是根据立场的一种变化而发生的，更不是由于对《存在与时间》之问题提法的放弃而发生的。转向之思的发生，乃是由于我一直坚持于那有待思的实事即‘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2011：143-144)，所以即使在今天，《存在与时间》的道路“依然是一条必要的道路，倘若对存在的追问应把我们的此在运作上路的话”(Heidegger,1977:1)。

从上述问题的考察，我们看出，在海氏后期思想中，前期的以形式显示为标志的思路只是“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得到了补充(er-gnzt)”，亦即得到了“成全”，但“唯有那发见整体者才能做补充/成全”，后期思想道路说到底只是对前期思想道路的一种成全，“这种补充/成全也只是带来对此一在的充分规定，亦即从存在本身之真理而来得到思考的人之本质的充分规定”。(海德格尔，2011：145)因此，海氏的思想道路始终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通过“区分”之思而运作于对“存在与人之关联”的不懈追问中，并在这种追问中实现了对“存在与时间”的不懈沉思。

最终，这条道路愈是在其多重性中显示出其单纯之素朴，“形式显示”的意义就愈发深邃，但也会愈发令人惊诧。因为难以想象的是，一种在启程之际就已运作的东西竟一直支配了此后道路之全程。而那路上之行人也未必能晓悟其所以然，因为“凡踏上思想之道路者，极少知道：是什么作为规定着的实事将他运作上路(仿佛从其身后克服了他)使其走向这一实事”(海德格尔，2000：1)。如此说来，思者之生命，也许只是在“征用”与“适用”中潜转往复，而思者之事业，也许只是在根本地效力于那“思想着自身的思想”。作为这种意义上的“生命之实行”，“形式显示”之路的丰富性就还依然未被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