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这位美国学者这么说

先前的章节里，我们已经初步触及了“座架”（Gestell）与“技艺”（Technik）概念，但这些主题值得从批判的视角予以更多的关注。《关于技艺的追问》写于德国政府禁止海氏从事任何教学活动三年以后，那篇演讲稿至少部分可看成海氏为其阵营所进行的辩护（apologia pro sodalitate sua），他从“哲学”上阐明了 20 世纪 30 年代支持纳粹阵营的原因。1953 年，发表那篇演讲的同一年，他还参与编辑了 1935 年夏季学期课程讲稿《形而上学导论》，最终作为《全集》第 40 卷而得以出版。1935年课程接近尾声时，正值纳粹反犹运动如火如荼，达到顶峰。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纽伦堡法令颁布数周之前，海氏猛烈抨击了当时流行的“价值哲学”（他认为它“称自己为哲学”），并继续提到：

近来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甚嚣尘上的争论对于纳粹内在秉持的真理与伟大并非无关紧要。

海氏脑海中的那些“鼓噪者”很有可能以阿尔弗雷德·罗森堡（1893—1946）、恩斯特·克雷克（1882—1947）以及阿尔弗雷德·鲍姆勒（1887—1968）为典型。但与他们的哲学相较，“纳粹内在秉持的真理与伟大”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呢？1935 年海氏并未予以说明。然而，数年之后，编辑亟待出版的手稿之时，他终于对上述问题予以澄清，见下注：

海氏战后关于科技的反思不是其哲学生涯的画蛇添足，不是其哲学向现代世界的妥协，也不仅是某种社会文化方面的独白。它实际上是海氏后期思想的顶峰，甚至为探究其前期思想敞开了窗口。1953 年提及“行星科技与现代人类的相遇”之时，海氏或许也将自身的经历映入脑海之中。科技为其关于德国西南简单宁静的田园生活的浪漫憧憬笼上了一层阴影。海氏亲证了“一战”中科技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但潜伏其后的思想动机更令他忧心忡忡：通过人类图景里科技的更新换代主宰世界。经由理性化席卷一切的现代化浪潮里，海氏付诸一生始终关注的东西迅速在视域中隐退：人的不可计算性、隐秘的有限性，这是人类的内核，优先于理性、科学、技术，比它们更为深刻，是一切意义的最终源头。弗莱堡任职早期，海氏首先从神秘主义与最终的基督教末世论视角解析了人之隐秘的有限性问题（GA 60）。然而，1921至 1922 年，他由那一宗教现象学视角转向其为人熟知的关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重新诠释（GA 61-63），旨在廓清关于日常状态的绽出之生存且不带有宗教色彩的现象学。作为其早期思想的巅峰之作，《存在与时间》将个体自身比作有朽、被抛而开敞的深渊，如果接纳了本真的自己，就能改变自己生存的方式，并由此探究了绽出之生存的那个隐秘维度。

但那一点如何能改变社会？1933 年 1 月，海氏与时任德国总理的希特勒会晤，那个问题尤为海氏所关注。一个月之后，希特勒解散国会，篡夺权力，海氏果真认为稳固的法西斯政权就能帮助“现代人”克服某种程度的有限性，并抵御科技的猛攻吗？即便 1933 年海氏果真如此认为，甚至在集中营（达豪：1933 年 3 月）建立以及罗姆大屠杀（1934 年 6 月 30日）发生后不久，他仍坚持那个看法，然而，不仅身为思想家与哲学家而且身为理性而负责任的公民，海氏却如此愚蠢盲目，对此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1933 至 1945 年海氏居住在一个怎样的星球之上？卡尔·雅斯贝尔斯曾于 1933 年追问海氏：“怎样设想如希特勒那样的莽夫能够统领德国”？海氏这样回答：“教育并不意味着一切。且看其美妙的双手！”，遑论海氏 1933 年及其后所犯下的那些丑行（勾结盖世太保，排挤同侪，拒绝指导犹太博士生），以上所有这一切，皆与《存在与时间》的教导相互对立。

至少缘于“一战”的亲身经历，海氏开始关注科技，由于对恩斯特·荣格《劳动者》一书的精微研究（参见 GA 90），那一兴趣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得到加深。1936 至 1938 年写就的《哲学论稿》（GA 65）及其它著作中曾零星出现过关于现代科技的评论，但对这一问题最集中的讨论出现在 1953 年《关于技艺的追问》这篇演讲稿中。海氏的朋友，巴伐利亚州议员埃米尔·普雷托尤斯，时任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艺术学会主席，邀请海氏重新出山，出席主题为“科技时代的艺术”会议。那次演讲中，海氏更愿意从哲学的视角讨论科技，而非艺术（尽管在演讲的尾声，他简要提到了艺术）。如前述，他认为，哲学是“关于存在者本质的知识”。因此，海氏迅速回顾了作为朝向目的的手段（他称之为“工具式”或者“人类学”进路）的科技，以便通达它的本质。为了廓清他对于技艺及其本质的理解内容与讨论方式，笔者将从如下三个主题解释那个文本，它们分别与所有问题结构的三个环节一一对应：它的 Befragtes,Gefragtes 以及 Erfragtes.

海氏借以寻求其本质的事态究竟是什么？换言之，他如何描述其探究的对象？那篇演讲稿标题里的“技艺（Technik）”概念究竟意指什么？指的是科技吗？抑或亚里士多德所说作为“理智德性”之一的“技术”（τέχνη）？还是作为某种“逻各斯”的技艺之思？我们将在海氏关于那个主题的现象学描述这一论域之内聚焦以上问题。

海氏似乎预设了当时的听众知道他所说的“技艺（Technik）”含义。但我们呢？他所举的例子甚少而单薄，而且那些例子皆与其关于前现代德国的田园牧歌相对，“机械农业”与农耕生活相对，莱茵河中央的水电厂与横穿河流的木桥相对， 现今的林场业与跋涉黑森林的樵夫（某个人的“祖父”）相对。上述对立的前半部分皆折射了西方文化的堕落，此乃海氏未尽之言。海氏对此究竟秉持何种观点？通过“技艺（Technik）”，他指涉所有那些新兴的机器吗，包括填充了我们钱包、口袋以及桌面乃至我们生活的那些数码产品？或者他指的是使那些产品得以运作的程序？或者指程序员的运思？或者指使用那些程序的数字化机器？还是指使用那些产品而必须掌握的技巧？《关于技艺的追问》演讲发表九年之后，在 1962 年 7 月 18 日举行的另一个演讲里，海氏区分了机器、机器制造的产品以及运行那些产品的演算理性。然而，他认为那三者，不管单个还是整体地看，皆无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技艺的本质。倘若技艺并非指涉机器，而是制造它们的运思，那么约公元前 200 年制造的阿基米德螺旋抽水机、1756 年生产的詹姆斯·瓦特蒸汽机以及 1947 年制造的威廉·肖克利晶体管这三个产品在智能层面又有何区别呢？那么约公元前 2500 年苏美尔人制造的算盘与现今计算机神经系统科学使用的、运行速度比个人电脑快九千倍的电路板在演算之思层面又有何区别呢？

《关于技艺的追问》中，海氏使用了三个术语：das Technische（技艺者）、die Technik（技艺）以及 das Wesen der Technik（技艺的本质）。关于技艺者，他似乎意指制造产品的工具（机器），并非某个特定的机器，而关涉现代任何一个。那么，技艺者与技艺有何不同？技艺指的就是目前英译本标题所说的“科技”吗？实际上，海氏似乎常常混淆作为“朝向目的的手段” （使产品得以运行的机器）的科技与作为“人类活动”（掌握产品所需的技巧以及技巧掌握活动本身）的科技。鉴于此，模棱两可、含义多变的“科技”概念涵盖了一切（产品的技巧、程序、工具、进程以及制造），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谓的科技“经济”所遭遇的情形。然而，海氏的技艺概念更有可能是亚里士多德 τέχνη 概念的现代翻版，它指的是“知道如何”，而不是“知道如何”的产品，即使那些产品，比如机器，生产出了更多的机器。技艺乃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践序列里“理智德性”之一，尤其指涉创造了程序并管理机器的“伦理”实践认知。因此，笔者将“科技”意指机器，同时将 Technik 译为宽泛而言“实践方面知道如何”的技艺，亦即与制作技艺 ποίησις 紧密相连作为制作运思的 τέχνη。所以，拨开表层假象，海氏在那篇演讲稿中关注的主题或者 Befragtes 并非那些“科技质料”（das Technische）或者批量生产的程序与机器（die modern Technologie）。他的主题乃是作为尤其以当代形式存在的存在者揭蔽方式的 τέχνη 本身。

《关于技艺的追问》将揭蔽的当前样态回溯至亚里士多德的 τέχνη 观念，即通过制作或者塑造活动而使存在者意义显现的人类能力，它与 ϕύσις 相对，经由 ϕύσις 自然存在者涌现自身。海氏断言，无论亚里士多德的 τέχνη 抑或它作为技艺的当代版本，我们仍通过它谈论ἀληϑεύειν（解蔽），指涉经由将之引入其 ἀλήϑεια-2，即前静观式的理智能力，并非通过思考或者语言，而是通过实践，通过将之塑造、转化而成为之前并不存在的存在者。海氏关于技艺的诸多内容应归功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尤其关于理智德性的论述。对那个文本不甚熟悉的读者可能会遗漏海氏论述里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必要花费时间予以温习。但对于那些对此已经相当熟悉的读者粗略浏览以下表格之后，便尽可略过当前章节。

根据上述两种不同的理知方式，就存在能够帮助我们最好地（ἄριστον）实现理知能力的两种不同的“德性”（ἀρεταί）。亚氏认为，所谓德性，指的是个体擅长从事某事的“好习惯”。我们可称之为“习惯能力”。亚氏将那些理智能力分为⑴三种“知道如此”的能力：关于最高原则的理智直观（νοῦς）、关于不变事物的论证理知（ἐπιστήμη）以及智慧（σοϕία）；⑵两种“知道如何”的能力：明智（ϕρόνησις）与技艺（τέχνη）。《关于技艺的追问》里，海氏仅关注“知道如何”：演算思维或者工具（手段—目的）理性。演算思维均关于某种前瞻，即时间上预先知道自己想要实现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前瞻性的“知道如何”这类习惯能力又可作如下区分。

第二类（海氏在演讲稿里予以特别关注），旨在改变事物而非人类的前瞻性或者演算式思想，比如将一捆木头转换成书橱，或者将一座山转变成露天矿，简言之，制作某个产品。对于这类演算思想，具有前瞻性的“知道如何”——引导制作过程的技巧或实践认知——就被称为“技艺”（τέχνη，拉丁文 ars），而那种关于产品的先导或者前摄活动则被称为“制作活动”（ποίησις）。一方面，制作活动与技艺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二者亦有差别，制作活动由技艺引导。（即使实现活动未能成功，艺术家的技艺仍是可信赖的，比如某个雕塑家熟练地设计了一座雕像并选取了一块完好的大理石，但他的制作活动搞砸了）。技艺乃是某种理知形式，因此也是某种揭示方式。它也是某种揭蔽的技艺：⑴事先预见某个欲求的产品；⑵知道完成那个制作过程的正确手段。经由技艺预见与揭示的对象首先是已经设计的结果：“事先选好”的产品的“形式”（εἶδος προαιρετόν），亦即具体制作之前就已经得到想象与设计的东西。当卡尔·马克思将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勤劳的蜜蜂对比时，其表达的意思正是如此：“最蹩脚的建筑师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如果正如《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解析与赞许的那样，技艺催生出古希腊的诸多荣耀，但对海氏而言，它却长久以来仿佛沉溺于正毒害现代世界的女巫所造的蜜酿之中。如今的Technik 已经不再是那种简单的 τέχνη，那种 20 世纪 20 年代在托特瑙堡海氏笔下描绘的农夫操习的技艺，他一边望着刚在黑森林里砍伐并拖拽回农舍里的圆木，一边吞云吐雾。海氏认为，如今的技艺是这样一种类似激素的 τέχνη：它掌控了这个星球上每个人的身体、心灵和生命，将人们从平静的乡村生活里拽出而陷入疯狂之中，使之与需要技艺之思和技艺之行作为唯一生存方式的世界“生命”疏离。这种非人性化的在世存在与揭示事物方式使曾经田园牧歌般美妙的一切扭曲成商品：消费品。盘剥世界迫使我们将所遭遇的任何存在者，人与物，仅仅就其提取可用性方面得到理解，它们被视为自然或人类“资源”，即可供开采、加工、储存、贩卖以及消费，而后又加以回收、再造、再分配以及再贩卖的原材料。海氏将这种螺旋下降的揭蔽方式称为“挑衅”（Herausforderung）。现代人受到了某种尚不可见的神秘力量“挑衅”，从而又“挑衅”其它的存在者，使之委身于某个能够得到流通、循环并消费的东西。以上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解释几乎毫无新颖之处，然而，海氏进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知道这一糟糕处境产生的方式及原因。他也理解了现代技艺的本质以及当今世界处于可怕境地的原因，而且并非依赖过往 25 个世纪经济、社会或者政治方面的观点研究，而是经由形而上学视角下审视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历史这一哲学方式得出那个结论。早在 1935 年，海氏就清楚地观察到形而上学将我们导向的危险陷阱：

脱缰的科技绝望地狂啸，常人无根基地抱成一团……精神的萎靡……世界昏暗，诸神隐匿……大地瓦解，人类被打回原形，一片混乱，只剩下平庸的卓越……精神遭到剥夺、腐化、衰减、压制以及误解……所有存在者沦陷为同一层次、同一平面，宛若一面黑暗之镜，不再反射任何事物，无法发出任何回音……还有冷漠而同一的浩瀚冗余物……猛烈摧毁一切境界以及一切创世精神动力的修罗场……产品物质关系的规制与统治……精神的工具化与曲解。

1935 年，海氏已经发觉这一切的毁坏最终归于一点：西方对于隐藏着的澄明之境这一人类本质以及意义根源的长久灾难性的忽视。他认为，上个世纪经济、社会以及精神方面的毁灭性打击正是我们遗忘了如下事实产生的后果：

那个深度，从中本质的东西始终往返于人类，迫使他们变得卓越并基于这个境界开展行动……（对抗着）猛烈摧毁一切境界以及一切创世精神动力的修罗场。

还有一个后果，即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灾难：

西方世界的精神力量陨落了，它的结构土崩瓦解，奄奄一息的文明显象在自身内部崩塌，它将所有力量引向混乱，在疯狂之中令其感到窒息。

海氏辨清了一点：上述发生的一切无法归咎于人类，亦不能追溯至人类作为始因。实际上，它最终与所谓充斥个人与社会决断、成王败寇剧情的人类历史毫无关系。毋宁说，当代已然或者正发生的非人化的揭蔽世界方式经由不可领会的“它”（es）而作为命运而被给予我们，那个“它”给出（gibt）或者派生了（schickt）一切赋义世界，包括我们如今正陷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盘剥世界里，“存在”乃是关于所遭遇的任何存在者的可生产性与可消费性。它伴随着对于有朽的被抛之开敞状态的彻底无视，而那个状态使得一切成为可能，包括那一崩塌式的揭蔽以及人之异化方式。被抛之开敞状态被给予“座架”（Gestell）即盘剥世界与技艺 epoché这一命运，经由这一本然的隐藏状态，上述一切得以发生。海氏如何抵达关于现代状况本质的洞见呢？主导其关于“座架”（Gestell）解析的方法又是什么？海氏并不乐意使用“方法”这个术语，而更愿意谈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μέϑοδος，关于某个主题的“追寻”。参照《物理学》第三卷第一章 200b13 的注释，海氏提到：

μέϑοδος：关于主题一步一步的探寻，并非后来某种方法论层面的“方法”。但是，如何具体开展关于现代世界境况的层层探寻呢？苏格拉底在《斐德罗》里提供了指导原则：

反思任何事物的本质时，我们应该首先判别想要认知并盼与别人交流的对象究竟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如果它是复合的，就一一列举其部分。

现代“科技”，无论以机器、思想倾向或者赋义世界等何种形式出现，都是相当复杂的主题。《关于技艺的追问》里海氏对于那个主题粗略而预备性的描述几乎无法适应其试图探寻“本质”的主题之错综复杂。那篇演讲省略了这个宏观的全球现象之多面元素，将它还原为某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式的悲叹，对于一般而言的现代性及其对于田园牧歌生活的侵扰进行控诉。然而，海氏能够轻易摆脱其现象学者这一身份吗？如果不能，现象学乃是某种关于活生生的经验丰富而可信描述的允诺，在这种经验中，我们与所追问的现象发生关联并受其影响。现象学质疑了自然态度，后者预设我们仅由“静观”事物便可理知其未来的生成内容，或者我们被赋予某种理智方面的 X 射线，它能在现象之复杂性得到充分揭示之前就直观到它的本质。显然，尤其是海氏眼中的现象学，认为事态是历史性的，总在具体情境之中生成——不仅属于个人，而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它们不可能在浅薄的轶事“描述”中得以明晰。

然而，海氏关于现代“科技”与技艺的印象主义描绘缺少历史情境之类的内容。里面没有涉及催生出（无论机械式、精神性还是赋义方面的）现代“科技”的多重历史性条件。相反地，我们从中仅得到关于农耕作业与机械农业，抑或现代林业与德国祖辈跋涉森林这些对立景象的草描图。它带有明显的地域与个人色彩，我们迫切想要了解这些系于海氏自身极其有限的经验世界的影射片段是否深刻地切入了探讨的主题对象。当然，他不必成为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政治科学领域的专家，从而提及现代科技如何蕴含在上述力量构型之中。诚然，那篇演讲提到了“最低消耗得出最高产出”这一经济学原则，同时《全集》第 65 卷里，海氏还粗略提到了社会方面的颠沛流离以及经济方面的剥削利用：“工厂的工人，被迫从家乡与历史中抹掉，被利益榨干”，尽管这一点很快在其精英式的絮叨中消失殆尽：“机械方面的规训：机器化与商业。这里发生了何种人的转化？”我们是否能作出如下假设：海氏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导向现代科技的历史决定性以及非决定性的那些因素？他在那篇演讲中已经将之视为前提？然而，如果他已经充分意识到那些因素，为何它们在那次演讲中未能发挥任何作用，无论在其关于现代“科技”的描述中，还是在其关于“科技”本质的解析里？那些独特的情境即在当代科技产生的那些新关系中运作的历史“世界”究竟是什么？何种政治和经济力量产生了那些世界并继续主宰它们的运作方式？这类问题将能展开关于现代“科技”更丰富而扎实的现象学描述，并能为其“本质”方面更合适的哲学廓清确立论域。

来源：托马斯·希恩 著，《理解海德格尔》，邓定 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170-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