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公元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磨店乡。2月15日是李鸿章诞辰200周年。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在他生活的晚清时代，对其讥讽、嘲笑乃至斥责之声，就不绝于坊间，所谓“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杨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等等，不一而足，直到20世纪80年代，主流历史教科书中还将其视为“大汉奸、大卖国贼”。然而，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在许知远看来，“没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遭遇的挫折和尝试摆脱挫折的努力了”，李鸿章的宠辱，与传统中国的兴衰一脉相连。
没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遭遇的挫折和尝试摆脱挫折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 1823 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没有外来者公然怀疑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18 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到了亚洲腹地。它的人口在 100 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多，比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地区都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的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它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在匆忙地追随中国的脚步。帝国对于海外的探险没有兴趣，当英国在印度的作为被传到北京时，清王朝开始实行海禁，陌生的东西总令人不安，那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 2000 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伏尔泰曾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它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延续了 1000 多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是因为外来者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国在 19 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国命运的悲剧性已蕴含在 18 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之一，另两个变化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它们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与人口的倍增。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权威式微；在马尔萨斯为世界的未来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 18 世纪末达到 3 亿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增长到 1850 年前后的 4. 5 亿，这既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与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了资源的明显紧张感，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当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郁了，而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还是改革者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的晋升之路被封死之后才去寻找新方向的。在 1895 年前，帝国的大部分精英对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彻底崩溃。在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的成长过程中，他会目睹一连串帝国在外来者面前受到的屈辱：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1857—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1 年俄国侵占伊犁；1874 年日本夺取琉球；1883 年—1885 年的中法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战事就会爆发。而帝国的基础在 1850 年代就曾显得脆弱不堪，欧洲的外来者不费多大气力就能够瓦解从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军防线，一些最富洞察力的头脑很快就发现，他们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强力；而一支用变形的基督教统一了思想的太平军则占领了最富庶的长江流域，那里是帝国财政与粮食的供给中心。但接下来却并非是帝国的崩溃，1860 之后的 30 年是中国社会一个复兴的时期，远非今日我们想当然的黑暗岁月。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经崛起，在中央他们以恭亲王与文祥为代表，能用更熟练的技巧处理对外关系；在地方他们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为代表，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的反叛。他们正直、勤奋、自我克制，重新树立了道德的榜样，他们大力挖掘人才，为官僚系统注入了生机；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引入让中国在处理对外事务上逐渐专业化，并赢得了某种尊敬；在军事上，更多的现代装备被引入湘军、淮军，包括机枪与克虏伯大炮；在 1860 年代，随着各路义军的逐个消亡，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新开垦的土地带动了新的移民；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工业，甚至中国商人在沿海贸易方面也开始赶上外国商人；新思想也开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译作品受到了手握政权的地方改革者的重视；被腐败与战乱所摧毁的地方行政系统重新运行起来，士绅再一次发挥起作用；教授传统儒学的学校大批兴建，继续为帝国提供稳定的思想教育……在面对中国社会的老问题上，改革派们的成效卓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新疆的平叛，让帝国的光芒在西北地区重新闪耀；山东的丁宝祯治理了黄河及大运河的水患，加强了地方团练，改革了盐政；李鸿章则建立了还算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江南制造局。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在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自 1860 年代开始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同治中兴”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国和日本同为专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 1894 年中日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 1870 年代分别了考察了中国与日本之后，很确定地说，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诸答案，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幻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眼中，黄金时代总是存在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他们采用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自身，都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原有的思维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着在内脏已经腐烂的身体上的光鲜皮毛，在任何一个考验面前，这种分离都如此明显，对于中国政治系统的官员来说，中日战场上的输赢，其重要性远比宫廷政治要小得多。改革虽然暂时扭转了内部传统部门的颓势，但不过是加固了那些本应被改变的体制，它使一个王朝延续了更多的时间，却没有向现代国家方向演变。像它所期待的康乾盛世一样，王朝或许可以击败来自内部的叛乱和来自中亚腹地的挑衅，却对来自海洋那边的挑战无力抗拒。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之后，就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而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再次迅速地回落到无能、腐败、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并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甲午之战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本身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的官僚体制时需要更多的技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这些变革者甚至意识到，他们还要创造一个“中国”的概念，然后去拯救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然而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政体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组织的支持。历史课本早已将 19 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旧很少，中国与外界最活跃的纺织贸易只影响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97% 以上的中国人仍在穿着土布织的衣服，农业与手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主体；现代国家应该拥有的公共系统只露出很少的迹象，更何谈现代交通运输、通信和教育系统；现代意识更是少得可怜，那些北京的改革者们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名同道听懂，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寻找到回避根本的变革的方式。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迎接变化；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仍可以相对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日本的历史学家堺屋太一发现，一个组织患有绝症的原因有三个：一，功能体的共同体化，功能体是为了达到组织的外在目标，共同体是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以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整个组织的外在目标；二，对环境的过度适应；三，沉醉于成功的体验。超过2000年的相对一致的历史，使得中国人极度适应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即使当一些新挑战到来时，他们也仍重复性地使用曾经有成效的老办法，比如“同治中兴”。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没有得到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 10 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已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 20 世纪初，中国已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受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的压力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 阅读原文 
